此外，还有一托派组织，出版机关报《战斗》，称战斗派。

这四个托派组织，到了1931年，成员大致如下：我们的话派一百二十人；陈独秀派一百人；十月派五十人；战斗派三十人。四派总共三百多人。

陈独秀派被逐出共产党，到了托派中却又被视为非正统！可是他们又反过来瞧不起正统派，以为那些从莫斯科新回国的学生没有革命经验，我们才有革命经验。论资历，那些正统的青年托派当然无法跟陈独秀相比。

托洛茨基来信了。据郑超麟回忆，信的大意是：我看到了你们各派的主张，认为并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分歧，那么为什么要分成几个组织呢？

于是，中国托派的四个组织，终于酝酿大联合。经过多次的谈判以至争吵，在1931年5月1日至5月3日总算召开了统一大会，选举七名中央委员，郑超麟当选了。陈独秀为总书记，郑超麟为宣传部长。统一后的中国托派组织，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

郑超麟一跃成为托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而彭述之仅为候补委员，尹宽连大会代表都未当上。郑超麟说及其中的原因，回忆道：一次在彭述之家里，陈独秀评论干部，曾说："郑超麟这个人没有领袖欲。"他这话隐含着另一种意思，即说别的人积极努力，也是想当领袖的。尹宽敏感，听出了这个意思，便回答说："郑超麟不是没有领袖欲，而是对革命不负责任。"那日谈话，我不在场，是尹宽事后到我家里来，告诉我的。我不积极，不努力，究竟是没有"领袖欲"，还是对革命不负责任直至今天我自己也还弄不清楚。陈独秀不愿在统一的组织中再同彭述之合作，因之不愿彭述之当选为大会代表。但在原陈独秀派中倒有不少的人拥护彭述之，这些人同时也反对尹宽。不让彭述之当代表，就不能让尹宽当代表。代表选举是陈独秀和何资深布置的。他们把我这个一向退后的、"没有领袖欲的"或"对革命不负责任的"人拉出来当代表，也就是准备(让)我加入统一组织的领导机关。

托派们花费了莫大的气力统一了组织，好不容易选出了中央委员，正准备跟中国共产党较量一番。不料，在统一大会开过后还不到三个星期，国民党一举逮捕了七名托派中央委员中的五名，还逮捕了一批托派骨干。在国民党看来，托派也是共产党，同样要加以消灭。总书记陈独秀虽然幸免，想重整托派旗鼓，但到了1932年也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南京。

郑超麟是在上海租界被捕的，被引渡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他被国民党法院判处十五年徒刑。1931年11月，押往上海漕河泾模范监狱。虽然模范监狱名声挺好，其实如同地狱。与郑超麟同时被捕的托派中央委员陈亦谋、候补委员宋敬修，先后病死于国民党监狱。尹宽生了一场大病，眼见就要死的，监狱当局才许可他保外就医。

1935年，刘仁静在北平被捕，押往南京。郑超麟回忆说：刘仁静立即投降，未曾判刑，送去反省院反省半年。……我关在南京军人监狱时，那里有个印刷厂，反省院的刊物也在那里印刷。我有机会看到一两期刊物，其中有犯人写的文章。我看了刘仁静的文章，也看了彭康的文章，都觉得很可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了。国民党迫于形势，释放一部分政治犯。共产党犯人获释，托派犯人也获释。8月，陈独秀、郑超麟获释……

在郑超麟先生的卧室墙上，我看见挂着发黄的全家福妻子穿短袖旗袍，儿子约莫六岁，穿西装。我问及他们家庭情况。

他告诉我，妻子叫刘静贞，结婚多年未育，直到他1937年出狱，妻子才怀孕。1938年生下儿子，取名郑弗来。弗来是法语中自由的谐音，用以纪念他出狱，获得自由。出狱后，他在上海一边继续参加托派活动，一边靠译文为生。他懂英法德俄四国外语，还懂世界语，他当时翻译了许多国外，以稿费维持全家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