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玛·福斯迪克从服装店给丈夫打了个电话。她在那儿很可笑地生气，为一件在她看来很要紧的衣服上一个不值得一提的小毛病。电话间四壁贴着厚厚的、烟灰色的绒布，散发着淡淡的烟草味儿和别的女人留下的香水的气味。塞尔玛不用香水，因为她洒了香水总觉得鼻窦不适。此刻，她皱着眉头，敲打着电话机上那块丁字形的电木片。那玩意儿似乎正和谁合谋跟她作对。“哦，达德利，”经过一番“周折”之后，终于接通了电话。“这一下午，我在理发师那儿可折腾得够受。为了那件衣服还在‘格梅因’费了一番口舌。你是知道的，这件衣服早该做好了，可他们还没做完。”“是的。是的。是的，”达德利·福斯迪克说，或者是她正朝里面说话的那个“机器”发出阵阵回响。“所以，我打算，”她说，“到俱乐部随便吃一点儿东西，然后去听我在广告上看见的一个音乐会。”她的声音十分清晰，而且充满了长期训练而获得的信心。你在没有忘记自己的某一个本领是怎样学来的之前，运用起来总难得心应手。而塞尔玛·福斯迪克终于忘记了。“很好，亲爱的：”达德利·福斯迪克说。“如果你愿意，就去吧。”他会跟她在家时一洋，漫不经心地吃自己的晚饭。为了躲开那位年老的女仆拘谨的呼吸声，也许会吃得更快一点。“我觉得这样对我好一些，”塞尔玛说，同时因为自己的艺术感受力而对着话筒微笑。“这是一个挺好的音乐会。”我还不能回家呢，她轻轻地拍着电木话筒，心里想。我还不能，或者还不想。就好像她被生活可能突然强加于她身上的责任吓倒了。“那么好吧，再见，”她的丈夫——那位律师说。他在那个瞬间，或者别的什么时候，都没有什么奢望。“希望你玩得快活，”他说，完全出于对礼仪的尊重。塞尔玛·福斯迪克没再说什么就挂了电话。让丈夫扮演父亲的角色玩，似乎总是一种耻辱。于是，她拿起她那双好像受了屈辱的手套，离开那个漂亮的服装店。她直勾勾地向前望着。烦恼使她把高雅也错当成趣味低下了。她当然还要为她的衣服付钱。不过，穿的时候看上去总是不那么舒坦。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削瘦的妇人，穿一身黑。她的长袜很高雅，价格也昂贵，可是这并不能给她增加多少色彩。她走路的时候，特别是下台阶的时候，颇有特色地伸开腿，站稳脚，就好像她以为稍不小心就会摔倒似的。自从她的朋友马德琳·菲希尔死了之后，塞尔玛越发懂得了寂寞的滋味，而且发现自己的血液循环很不好。倒不是友谊使她血液流动。相反，因为友谊使她逐步认识到自己对于那些被认为是必须的行为的技巧一无所知，而使得血液经常在血管里停止流动。尽管到这个时候，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就连她的朋友菲希尔也不会。到后来，她的目光总是瞥向自己的内心深处。后来，菲希尔太太死了。到底是怎么死的，福斯迪克太太一直没能弄清楚，没能使她自己满意。因为，事实上，菲希尔先生，或者菲希尔家里的任何随从都没有给她以体贴的接待。实际上，有时候她不得不在那儿看家具。因此，她永远也不能确定她的朋友是不是只是由于年老而自然地死亡。福斯迪克太太拎着她那只鳄鱼皮小包，沿着暮色笼罩的大街走着。在俱乐部，她跟几位女士同桌，慢慢地吃裹有面包屑的煎鱼。“明天晚上见，”欧文思·约翰森太太说。“好的，明天晚上见，”福斯迪克太太微笑着说，颇有点儿心照不宣的意思。她心里想，如果马德琳·菲希尔还活着，会不会说些讥消的话，损害她的荣誉。因为，福斯迪克夫妇刚刚得到去政府大厦参加宴会的机会，跟与他们地位相同的绅士们一起吃饭。大家同样地富足，或者同样地贫穷。因此，他们一天到晚想着穿什么样的衣服才能更适合这个场面。与此同时，福斯迪克太太孤零零地坐在那儿听音乐会。当弦乐器奏响，金色的雨水从她的肩头流下。直到现在为止，她还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完美无缺的，她的两只脚踝交叉着，白皙的皮肤上淡蓝色的血管很清楚地显现出来。这皮肤似乎好多年没有用处了。她怀着一种谨慎的、颇为优雅的满足等待着。她的胃里没装多少食物，她的神经也很平静。我觉得自己的心情从来没有这样好，她心里想，除了那件衣服惹人恼火之外。她皱了皱眉头。这件衣服早该做好了，这家叫“戈梅因”的服装店实在太讨厌了。有几支乐曲福斯迪克太太早就知道永远不听才好，她甚至会以憎恶之心对待它们。这时，一个神情严肃、眼睑发黑、手拿提琴的犹太人被欢迎出来演奏一首协奏曲。福斯迪克太太把手里的节目单卷成一个很细很细的圆筒。如果可能的话，她真想让自己也变得更细小一些。她把两个胳膊肘抱得更紧，两条聚精会神的大腿间的距离也缩小了。这样压缩着，她或许会得到赦兔，腾空而起。但是对于自己的灵魂，她却束手无策。这个灵魂仍然被拴在那里，宛若拴在一根骨头上的气球，仍要做高尚的挣扎。那犹太人开始演奏，起初温柔地抚摸着音乐的肌肤。此时，他对它尚且把握得住，别人也都把握得住。塞尔玛·福斯迪克低下头——现在她已是满头华发——屈从于这种逢迎了。她心里纳闷，如果有那种机会，她会表现出怎样的柔情啊！并非什么肉欲，而是一种虚无飘渺的东西，在天赐的音乐之风中摇动。音乐当然是她的爱。即使把她所有的虚假部分减掉——这个部分很多——仍然有些节奏简单、感情强烈的短句可以使她与之交融，并且在余韵中理解它挚朴的精髓。如果张开嘴，音乐就会从嘴巴进去，并且一直顺着喉咙钻到肚子里，该有多妙。她坐在那张合乎规格的椅子里打起瞌睡来，姿势十分别扭。她听着音乐。当音乐的卷须依照固定的图案爬到***周围的时候，音乐进入***的部分。犹太人演奏着。更大的困难在等待着他。尽管他曾经以妇熟的技巧，甚至带着几分天才，演奏过上百次，但是有那么几段总让他望而生畏。就在他明白已经度过难关的一刹那，汗水从他的肩肿骨和腿窝流了下来。期待之中，他的身体开始和着音乐扭动，尽管血还没有从他的一双黄眼睛里喷射出来。这支乐曲确实征服了那些敢于演奏它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也征服了那些听曲子的人。塞尔玛·福斯迪克在这场攻击面前垂下了眼睑。由于自己逼近了崇高而感到震动，并且因之而惊恐。几乎任何一个人在他的一生的某个时候，都可能被抬高到连他自己都不敢想象的高度。因此，这个妇人看了看便退却了。她对眼前的局面了解得那样清楚，感受那样强烈，禁不住热泪盈眶。当然，她也可以几乎马上就把这种局面忘到脑后。她的一双手被花得生痛，不是被她自己的指甲，而是被那令人生畏的山峰。就在这时，音乐把这个犹太人带到——几乎是扔到——乐队指挥的脚下。有的人被这个夸张的动作逗得味味地笑了起来。可是塞尔玛·福斯迪克这时简直被这首乐曲摧垮了，或者吓坏了，手里那张卷成小街的节目单掉到了地上。她的邻座看了都朝她皱眉头。她是个穿着质地考究的黑衣服的可怜巴巴的女人，发青的耳垂上镶嵌着很小的钻石。这之后，她悲伤地倾听着，或者被那音乐拨弄着。乐曲伸出来的枝权在她身上横扫而过，悲凉之情进涌而出。所有那些已经成熟的面孔都准备从这些树枝上跳下来。她从牧场上走过，腰肢纤细而略略倾斜。那是j种属于她个人的悲哀或者病态，注入到这音乐之中使她无法忍受。她平日里的种种毛病都翻腾起来，显露出真实的面目。她在那张很不舒服的椅子上侧身而坐，希望设法溜出去，可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还有紫罗兰。她正站在房子那边那条坑坑凹凹的混凝土铺成的小路上。盘根错节的忍冬灌木丛长得太繁茂了，延伸过来，一直爬上房子这边的砖墙。而这堵墙被紫罗兰映成一片蓝色。她看见父亲正站在那儿，这天早晨他没有刮脸。然而，那是父亲吗？是他吗？哦，爸爸！一阵恐惧涌上心头。因为她还从来没有这样呼唤过父亲，没有。谁也没有注意到她的这种极度的痛苦。因为对于像她这种小心谨慎的人来说，即使把所有的神经节都切断，也不会将这种痛苦表露出来。我必须出去，塞尔玛·福斯迪克心里说。她终于这么做了。当那才华横溢的演奏结束时，她擦着人们的膝头挤出去，嘴里吮着一块手提包里装的口香糖。福斯迪克太太渐渐走回到她那幢似乎是变得陌生了的房子。这幢房子白色的木头门窗和巨大的轮廓闪闪烁烁，就像一条船，在树叶和月光组成的深蓝色的大海里颠簸。因为在这个清冷的夜晚，风正徐徐地吹。她在踏上那条与坚硬的土地相联接的不长的跳板之前，长久地凝望着。她的两只脚在干燥树木头地板上留下白色的音符，几乎是立刻，一个身影推开一扇玻璃门，沿着走廊向她走了过来。红色的烟头照亮了那张脸。“是你吗，达德利？”她问。“是我，”他说。他们都有点尴尬。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这种关系是完全可能产生这种困窘的。“我试着给俱乐部打电话找你，”他说，“可是你已经走了。”“我不是对你说过要去听音乐会吗？”妇人提高嗓门说。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月光之下。那如水的月色沐浴着他们上了年纪的面孔和被这个环境包围着的躯体。“他们从家里打来个电话，”达德利·穆斯迪克说。他态度十分和蔼，那是从别的体面的男人那儿学来的。“哦，”她那张小小的嘴巴赶快说，“一定是父亲……”她没有再细问。“恐怕是这样，”达德利·福斯迪克说。“老头今天下午死了。”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塞尔玛心里想。刚才被音乐激起的崇高的感情一辈子也不会再回到心头了。“啊，天哪！啊，天哪！啊，天哪！”她似乎只会这样说，两条瘦长的腿从地板这头走到那头，留下苍白无力的脚步声。“葬礼什么时候举行？”她问。“我想，可能是明天下午，”达德利·福斯迪克说。“我得国去，”她说，“明天。一早就走。我自己开车去。我宁愿自己一个人去，达德利。你会理解的。花在路上买。”安排得圆满而且很有情趣。“可是，还有那个宴会！”她好像突然之间冻住了。“政府大厦的宴会！”“是呀，”达德利·福斯迪克说。因为老于世故，或者是由于残酷，他不想给她什么帮助。也许，乡村的葬礼，那种无足轻重的普通老百姓的小型葬礼——送葬的人穿着各式各样糟透了的衣服，坐在雇来的汽车里头，从枯黄的牧草间走过——很快就会完事儿，已经浑身无力的塞尔玛想。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对于她实在是太多了。她走进餐厅，喝了一杯苏打水。到了早晨，她的精力已经得到恢复，足以独自一人为父亲的去世而哀伤了。可怜的爸爸。她怀着一种迷恋想起他那双手，那是一双干体力劳动的人的手。她也想起他的沉默。她一直没能穿透这种沉默。并不是真的做过什么尝试，而是有时候她总怀疑那沉默之中包含着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当她开着汽车从郊外的景物中驶过，一种恐惧袭来，妨碍了她进一步思索。不管怎么说，对于她不会有任何大彻大悟的机会。当她向那幢被死神统治了的房子走过去的时候，恐惧攫住了她的心。那株玫瑰光溜溜的枝干颤动着，上面栖息着几只小鸟，潮湿的泥土下过霜以后又蒸腾着水汽。她沿着那条小路走着，并没有将自己和她出生的这幢房子联系起来。一位腰里系着围裙的女人走到门口。她是雷的遗孀，塞尔玛几乎不认识。她想她的名字是埃尔西。她那张奶油色的脸扁平，相当迟钝，头发按照自己那个永远不变的发型束在脑后。她是一个长得不好看的女人。不过她的额头挺高，恬静而宽阔，使她显得有点儿与众不同。“母亲怎么样？”塞尔玛问道。如今她已经飞黄腾达，便害怕地意识到，在这幢房子里没有任何东西仍然属于她。“她在厨房里烤饼呢，”埃尔西说。雷的妻子好像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到惊讶。“你进屋去看看她吗？”她问。“是的，”塞尔玛说。“哦，我还买来一些花。”埃尔西立刻从车上取下花，捧在她那双结实的大手里，给这个瘦弱的女人带来一种举足轻重的感觉。她们站在台阶上，嗅着被压坏了的菊花难闻的气味。不过花开得很大，是很名贵的品种。“这花多可爱呀！”埃尔西对塞尔玛说。她确实爱花。因为，说来奇怪，爱是她的天职。而塞尔玛·福斯迪克对生活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仍然把握不住，最多允许自己被不近人情地领来领去。她跟着埃尔西走进这幢房子，这房子里尽管发生了这样一桩大事，但四面八方仍然向小鸟和树叶大开“方便之门”，还让人们可以在这里寻觅阳光。塞尔玛的无足轻重完全彻底地显露出来了。斯坦·帕克去世那天，一直在后花园摸摸索索地干点杂活，或者坐下来休息，大多数时候是坐着。他穿着一件她让他穿的褪了色的旧粗花呢外套。因为明朗、坦荡、变幻莫测的阳光很快就要从这附近消失，而将那无底的冰冷的水池和蓝色的夜的湖泊裸露在大地之上，老头便穿着外套、戴上帽子坐在那儿。他有一根黑色的拐杖，是别人扔了不用给他的。自从几个月以前中风之后，他就拄着它走路，或者把它靠在他那把椅子上竖着。艾米·帕克不说这件事。人们是不愿意谈论中风这种事情的，特别当倒在地上的是自己家里人的时候。她只是在他的手够不着这根黑拐杖的时候，把它递给他，而且做得自然，就好像谁也不曾看见似的。斯坦这样一个大块头的男人在得到上帝的默许倒下来的时候，竟是那样简单。他躺在那儿，被完全摧毁了。那天，芬莱森家的人正来他们这儿。杰克和莫利过来办点事儿，讲点奇闻轶事。时间大约是十一点，她已经把茶倒了出来。他们都口转头，长时间地望着斯坦，向他请教应该怎样行事。不是指眼下，眼下把一个人从地上扶起来，那是很容易的。而是指长远。看起来他们需要对将来怎么办得到斯坦的指点。可惜现实不会等待，它自身就是潜在的未来。但是没有听到什么人的口答。杰克·芬莱森走上前，抱起了斯坦。事情就这么简单。老太太役哭也没叫，她只是眼巴巴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可是从后来的情形看，她显然是受了惊。她不愿见人，生怕不得不对人们解释那些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事情。发生在帕克先生身上的事当然很快就传开了，因为芬莱森兄弟在场。他们总想把自己的亲眼所见告诉别人，因为长这么大，他们还从来没见过这种异乎寻常的事情。这周围有些人听了这事儿开始躲避帕克家。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在别人家出这种事情的时候袖手旁观。特别是这位“活死人”是个老熟人。这跟你在旷野里或大路上碰到一个陌生人倒毙并不一样。那种事可能是很刺激人的。老太太很高兴没人来打扰他们，高兴大家的关心仅限于礼貌的范围。这样，她便可以安安静静地看着他，在还剩下的这点时间里，全身心地去揭示他是否真的爱过自己，他是否明白她曾经给他造成巨大的创伤而使他蒙受痛苦。她还想知道，在这最后的时刻，还能不能在一个人应该得到的爱的范围之内去爱他。至于老头，他很高兴能坐在相当清冷的阳光下，当然，得严严实实地裹起来。很快，他就能拄着拐杖蹒跚地走动了。他有时候甚至到工具棚里，把那些工具移来移去，身后总是跟着那条黑狗。这将是斯坦·帕克养的最后一条狗了。它的年纪也很大了，受着口疮和疥癣的折磨。“所有的狗都喜欢斯坦，”他的妻子说，很悲伤地抬起眉毛。“它们总是跟在他的屁股后头转。我们刚来这儿的时候，养着一条红毛狗。那个懒东西，真叫我受不了。它连碰都不让我碰一下。后来，他又像拣小孩似地拣回一条小狗。就是现在这条，牙都掉光了，或者只剩下牙根了。还是黄色的。我跟你说，它喘起气来越发惹人讨厌。可是斯坦就是不把它扔了。我想，那是因为它理解他——如果有什么可理解的东西的话。”也许这条狗确实理解斯坦？它经常抬起那双浑浊不清的、温顺的眼睛，呲开紫红色的嘴——那上面的皱纹都已经消失了。如果它不那么肮脏的话，她有时候还会推操它几下。但更多的时候，却是把牛奶盆往草地上一放，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它那副可怜相，便拔腿离走。这条狗总是卧在斯坦·帕克跟前，啃着一只爪子上一块红肿发炎的地方。它是一条安静的狗，脖颈光溜溜的，没有什么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东西。一棒子就能把它打得趴下。这天下午，老头的椅子搬到了后花园的草地上。这里被冬天的大手抚摸之后，显得一片萧瑟。这后花园的草地很难说是一块草坪，而是围绕着灌木丛和树木形成的一个圆。这些树木花草都是老太太在她一生中信手栽下的，而不是按计划种植的。这花园很少能看到原先经过什么设计，但是在一片荒凉中，也自然形成了一种格局。很明显，老头坐在花园正中。树木以生命的庄严运动，从这个中心放射开来。树木那边是一个菜园。因为老头生了几个月的病，那里已是杂草丛生，只留下圆白菜干巴巴的筋脉和洋葱籽又抽出的嫩芽。所有的景物都像一个圆，环绕着这个中心。而这个圆之外，又是无数个圆。不管是月牙形的乡村别墅，还是一座未兴土木的牧场上一片赤裸裸的土地。在那土地之上，蹲着几只野兔，久久地观察着这高深莫测的景象。倒数最后一个国则是冬天清冷的、金色的苍穹，它包容了所有这些目光所及、有影有形的景物。老人向这苍穹眨着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他没有能力认识到自己是这个苍穹的中心。他在一片神秘的色彩之中认识到的这个宏大的、成功的“天象图”，使得他在椅子里挪动了一下。这时有个年轻人翻过篱笆径直向他走来。他不从路上走，而是践踏着苗床、花团。他那么自信，认为采取这种直截了当，“单刀直入”的方式就可以完成他的使命。老头看了很是气恼。一个星期以来，斯坦·帕克一直在萎缩。现在他懒得和人说话。他的皮肤像纸，在某种光线之下简直可以透明。一双老眼也已经不成形状，好像退化了似的。透过这双眼睛，你可以感觉到他对于客观世界有一种观察方法。而这种方法有可能是真实的。年轻人走到老人跟前时，老人故意不抬起头来，而是瞧着走过来的那双脚。这双脚正践踏着苜蓿草布下的棕黄色的“网络”。他立刻对着老人帽子上那枚圆形小徽章滔滔不绝地说起话来。他说：“我只是想和您谈一会儿，先生。我从这儿路过，看见您在这样美妙的天气里坐在这儿。”他称他为先生，非常有礼貌，也许是位大学生。可是老头还是往回缩了缩像乌龟的颈子一样皱巴巴的脖子。“我一看见您，先生，就想给您讲讲福音里的故事，”年轻人说，“还有我们的上帝的故事。我想告诉你我自己的经验，告诉你，那些看起来最不可能得救的人也还是可以得到主的拯救的。”老头非常生气。“我过去是个养路工。我不了解您知不知道养路工帐篷里的条件，”年轻人说，眼睛里似乎充满了他的那些经验。而他眼下布道的对象——这个老头，却完全不在他的眼里。年轻的福音传教士开始非常彻底地揭露他自己。“一到周末就喝酒，嫁女人，”他说。“我们经常到最近的村落弄酒喝。大多数时候是葡萄酒。我们想酒想得要命，常常敲碎瓶口就喝。女人们经常顺着铁路线找上门来。她们知道我们的帐篷搭在哪儿。还有一些黑种女人。”老头很不快活。年轻人结束了他这种极度兴奋的状态之后，手心朝上伸出一双手，告诉老人他是怎样双膝跪在地上，上帝的恩赐怎样降临到他的头上。“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他单腿跪在地上，每一个毛孔都在冒汗。老头清了清喉咙。“我还说不上我是不是属于得救的那一类呢！”他说。那位福音传教士怀着年轻人所特有的疑惑微笑着。没有什么狡猾的手段能逃脱像蒸汽压路机那么强大的信仰。“你不明自，”他微笑着说。老头心里想，在你这样的年纪，如果能明白我这一辈子做过些什么样的拼搏，那就是奇迹了。”他朝眼前那块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他已经一动不动坐了好一阵子，觉得胸口有疾堵得慌。“我已经太老了，”他淡淡地说。他确实累了，想自个儿待着。“但是这种灵魂得到拯救的荣耀，”福音传教士坚持着，头发像平稳的波浪，“这种巨大的荣耀是任何人都可以得到的，只要你有这个要求，只要你伸出一只手。”老头烦躁已极，坐在那儿一言不发。那种所谓的巨大荣耀在下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他已经感到一阵眩晕。“您不会太固执吧，朋友？”“如果不固执，我就不会在这儿待着了，”老头说。“那么，您也许不相信上帝7”这位福音传教士问道。他已经开始左顾右盼，而且感觉到有必要再坦白一点自己过去的劣迹，给老头增加点“催化剂”。“我还可以给您看些书，”他打着呵欠说。老头被纠缠的时间够长的了。随后，他看清了这个世界，也许是由于任性，不管怎么说，是用他自己的一双眼睛。他大彻大悟了。他用手里的拐杖指着地上的一口唾沫。“这就是上帝，”他说。那口唾沫带着一种个人的色彩，在大地上发着很强的光。年轻人紧紧地皱着眉头。什么样的人都会遇着。“您瞧，”他说，“这儿有些书我可以留给您。您可以从从容容地看看。有一些读起来还蛮轻松的。”他的人性之恶又在唤他了。他还得上路，一直走到它的尽头呢：他走了之后，他留下的那些宣传小册子在灌木丛中被风哗啦啦地吹着。那条黑狗伸出干巴巴的鼻尖嗅着一本。老头还在凝视着那一口珍珠般闪烁的唾沫。一股巨大的、理解了万物的柔情，从他的胸中升起。在这种光照之下，生活中那些最模糊不清、最让人厌恶的东西，霎时间都变得那样清晰。他心里想，他们还能让我在这安谧与理解中一个人待多久呢？不一会儿，他的妻子果不其然就来了。“斯坦，”她走过来说。他知道是她，拖着那条不怎么好使的腿，踩得青草籁籁地响。“你听了一定不会相信，”她说，“刚才我在咱们那间棚屋周围的乱草丛里随便挖了挖，就在那株老白玫瑰先前长着的地方——现在我们不是把它移到这幢房子前面了嘛！你猜我找着了什么？找着了埃尔贝太太在我们结婚那天送的那个银擦板。你瞧！”“啊——”他说。这是个什么不相干的玩意儿？他已经把这个银擦板忘了。一片片树影从他脸上闪过，妨碍了他的视线。周围是一片清冷的紫罗兰的香气。“我们还一直说是让卖药水的那个家伙偷走了呢！”艾米·帕克说。她那张脸显得很高兴。她总爱把人往坏里想，这就够糟糕的了。不过有时候，即使这种时候很少，人也是可以被解除这种怀疑的。“当然了，”她说，“已经锈得变色了，而且也没有什么用处。不过，我们从来也没用过它，”她说。她走了几步，又返回来，挽起他的一双手，就好像那是一样没有生命的物件。她望着他那张脸，说：“你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吗，斯坦？”“没有，”他说。她还能给予他什么呢？连她自己也怀疑这一点。她走了，到花园里闲逛，希望找到一些可以消遣的事情做做。清冷的、蓝色的树影开始透过亮闪闪的树叶，十分精巧地洒落下来。那几块卧牛石这许多年来一直躺在花园里，一方面因为太重了，无法挪动，但更主要的则是因为谁也不曾想起过它们。在这浓浓的、青铜色的夕照之下，它们在花园里显得十分巨大。一方面是松散的、正在溶化的巨石的阴影，另一方面是赫然耸立的矿物质的奇观。斯坦·帕克开始向家里走去，尽管他的臀部觉得很僵硬。我信仰这片树叶，他笑着，用手里的拐杖戳了一下那片叶子。那条狗拖着因为冬天而多毛的、满是尘土的尾巴，跟在老头身后。他慢慢地走着，看着大地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景物，看着太阳那触摸不到的光辉。现在，他已经把这一切尽收眼底。他走到他们那幢房子的侧面——那里灌木丛生，多节的金银花已经长得很高，延伸过来，爬到了墙上。他的妻于正站在台阶上。“怎么了，斯坦？”她问道。她那张脸现出惊慌的神色。我相信小路上的裂缝，他想。蚂蚁在这条路上聚集着，挣扎着爬上一道“悬崖”。挣扎着，就像清冷的天空中痛苦的太阳。旋转着，旋转着，但一直在挣扎，也一直充满欢乐，乃至使得他颤抖起来。现在，天空变得模糊起来。当他站在那儿等待身上的肌肉松弛下来的时候，他祈祷能把这个世界看得更清楚一些。于是它变得像一只手一样地清晰可见。显然，“一”是对所有数目的答案。任何别的数字都无法替代。“斯坦！”他的妻子叫喊着跑了过来。因为她真的害怕自己已经被扔下没人管了。在那条坑坑洼洼的混凝土小路上，他们拥抱了一会儿，两个人的灵魂缠绕在一起。如果可能，她真想把他拉回来，分担日后对她的判决。这种判决除了用“单独监禁”这样的字眼之外，眼下她还想不出一个更为合适的表达方法。因此，她用她的身体和意志所蕴藏的全部力量，紧紧地抱着他。可是他已经从她的怀抱中逃走了。“啊——”她哭喊着。他已经躺在了小路上。她看着他。他没法告诉她，她是不可能从他的脸上找到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的。她已经离得太远了。“好了，”他说。她抱着他的脑袋，虽然已经没有什么可看的了，还是又瞧了一会儿。艾米·帕克没怎么哭，因为她经常想象这个场面。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她已经是个很笨重的老太太了——穿着一只钩破了的长袜，怀着一种柔情从花园里走过，去叫那几个可以给她一点实际帮助的人。她希望能从中得到极大的安慰，从她的孙子——埃尔西的小男孩身上得到慰藉。她自己那朦朦胧胧的、难以理解的生活在他那双眼睛里终于变得清晰可见了。于是，她在这所空荡荡的房子的墙角拐了个弯，为那紧紧抓住不放的残存的爱情和习惯，啜泣了一会儿。斯坦死了。我的丈夫。在那座没边没沿的花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