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艾米·帕克多次想生个孩子，可总是不成功。“这段路寸草不生，”她笑着说。因为奎克莱依家或者欧达乌德家亦无所出，帕克夫妇便采取了一种回避现实的态度，故意装得没有孩子也亲密。他们宽慰自己，这所整洁的、斯坦和奎克莱依家的小伙子们建造的房子，并非封闭他们生命的盒子。当然，他们仍很年轻，他们的弱点只偶尔暴露，还可以像作梦一样打发掉。即使环境已经迫使他们开始思索，也是纠缠不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清理那一团思想上的乱麻的工作进展不大。他们也祈祷。祈祷的多少要看他们信仰的强弱变化了。他们相爱，有时候激情满怀，偶尔也抱着一种怨恨。他们也许不像过去那样，总希望厮守在一起，而是更珍视静谧的时刻，甚至缅怀过去的忧伤。有时候他们相互安慰：“就像现在这样，我们也可以过得挺好，”斯坦·帕克说。“要是有了孩子，他们到头来责怪你一辈子。”确实如此。艾米·帕克通常是个快活、勤快的年轻女人。她到门廊外头摔打掸帚，或者坐在一截树干上剥豆子。如果生命的浪潮在她内心深处涌动，那地方也没人觉察到这些。大家都尊敬她，也喜欢她。只是有时候，她眺望着周围的景色，一张脸上充满饥渴的神色，或者担心房顶被狂风掀掉，不过只是偶尔这样。就这样，帕克夫妇在这一带继续受人尊敬。要说挖个坑、砍棵树，或者紧要关头给马钉掌，谁都比不上斯坦·帕克。他只消用临时凑合的工具，就可以在比别人短的时间内干完。当然，他这是从他父亲那儿学来的。如果什么时候，有一首诗或者有一种对上帝的幻觉几乎在他脑袋里形成，谁也不会知道。因为人们并不谈论这种事情，或者说你不会注意到这儿的人有这种习惯。到班加雷的半道上，盖起一座教堂，供周围的居民们做礼拜。有些人去，在那儿祈祷，唱音韵缭绕的赞美诗。与其管这叫做礼拜，还不如说只是一种比较文雅的活动，至少对大多数人是这样。由于受她的教养中比较文雅的那部分的影响，艾米·帕克也去做礼拜。她喜欢唱那种悲哀的圣歌。如果说她敢于有什么越轨的举动，那便是在心里琢磨丈夫的肩膀何以变得那样遥远。她心里纳闷，穿着节日的礼服，呆在教堂里的时候，斯坦在想些什么？她从脸上撵走几只苍蝇，还有恼怒的阴影。她为他内心深处的那些感受而懊恼。那种感受比她自己被那悲哀的赞美诗所激起的渴求更加微妙。她的声音缠绵徘恻，多少有点春心荡漾。她有一瓶香水。到教堂做礼拜时，她把瓶子晃晃，往身上洒了一点儿，给热烘烘的马鬃和尘土也平添了一股香气。当她张着丰润的双唇唱歌的时候，她看起来纯明透亮。她的本质也毋庸置疑。可是对于斯坦，你就有点儿说不出个所以然了。这男人自个儿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他脑子里头一片混乱，因为妻子正瞅着他，此外还得注意应付做礼拜说的那些话。他的身体——他在某种程度上为之羞愧——使他带着几分尴尬与谦卑联系起来看待。但事实上他是愈发谦卑了。当他没能攀援到那祈祷的顶峰时，他就上下打量自己，或者打量教堂靠背长椅的木纹，发现这二者都有瑕疵，而且没有多少希望可以加以纠正。尽管有时候，在篱笆外面马儿戴着嚼子咀嚼的时候，在听到某句突然给人以启迪的话的时候，在鸟儿衔着杂草在檐下筑巢的时候，在有人突然说了几句包含了那么多承诺的话的时候，静谧也确实降临。这静溢也许是上帝的恩赐。帕克夫妇的日子过到这时，他们的邻居奎克莱依老爹死了。那是一个落霜的早晨，他在上厕所的路上，摔倒在酸模草丛中。他躺在那儿，等到大家发现，已经死了好长时间了。几位有经验的女人给他洗了身子，他被放在一辆大车上，一路颠簸送到墓地。墓地在一块白草萋萋的草地上，那是班加雷的公墓。死者留下的寡妇这时也只是勉强支撑着出席葬礼。她把一束金盏花插到一个广口瓶里，可是当天就被山羊给叼走了。这样一来，那逝去的老人连那束凋零的花的最后一点哀惋也没有得到。当天晚上，送葬的人们回到他们各自居住的地方。大家都把奎克莱依老爹忘到了脑后，除了他那又老又疯癫的遗孀，又丑又温柔的女儿，以及斯坦和艾米·帕克。这桩事时常把他们搅得心神不定。黑暗中，他们相互搂抱着，一起抵御死亡的可能。他们息息相通，精神上壮大了许多。他们爱抚的手使对方的身体又暂时获得一种生命的活力。除了这种死亡的暗示，他们的生命是坚定不移地存在于世。现在他们已经有一小群奶牛了，还有两头牛犊，一头胖乎乎的小公牛。帕克夫妇转到以养母牛为主。金黄色的灯光是他们点燃的晨曦，银白色的雾气从他们的嘴里吐出来，在脸前飘逸。他们像身边嘎吱嘎吱的洋铁桶的把手一样僵硬，穿过落满寒霜的院子去挤牛奶。日于艰难的时候，斯坦·帕克到班加雷筑路队干活，周末才回家。他越发沉默寡言，越发干瘦，也越发冷漠了。铺路用的石碴于的尘土扬在脸上的皱纹里，但是他们存起了一些钱。艾米挤牛奶，然后把牛奶送出去，送到班加雷以北的地方。那儿现在定居下来的人越来越多了。斯坦一连几个月给阿姆斯特朗先生干活，赚了不少钱。阿姆斯特朗先生是个有钱的屠户。他在这儿盖了一座别墅。他飞黄腾达，已经到了绅士的份儿上，而且可以用那红砖别墅表示他的显要了。这座别墅建在离帕克家一英里远的地方，周围是花园。月桂树做成的围篱，树影婆娑，曲径通幽。有扇窗户镶着彩色玻璃。还有一座女人的石雕。那女人用一双手羞羞答答地遮掩着赤裸裸的身子。斯坦·帕克在屠户的花园里干了一阵子，通常是在那周围干活儿。他砍木头，给宰了的鸡鸭煺毛，烧树叶儿，给那些椭圆形的玫瑰花花坛和长方形的美人蕉花坛锄草。这些花坛把花园装点得绚丽多彩，但没有什么特色，跟普通公园一个样。但屠户很满意，他觉得这已经很壮观了。他裹着皮革制成的护腿，焉然是一副乡村绅士的派头。他跟仆人们说话时总是快快活活，随随便便，边说边揉搓着口袋里头的钱。这种态度使得斯坦·帕克不由得垂下眼睛。别的仆人却利用了主人的信任，不是变得贪心不足，就是变得目空一切。但是屠户觉得这是自个儿用钱买来的——被敲诈或者被伤害的特权。看到斯坦·帕克做出来的是另外一种反应时，阿姆斯特朗先生自己反倒觉得很窘。他不住气地干咳着，东瞅瞅，西瞧瞧。不过他很尊敬帕克。他本来已经够慷慨大方的了，如果斯坦敢再朝前迈出一步，他准会付给他更多的工钱。当斯坦·帕克不再受雇于他，回自己的农场干活的时候，阿姆斯特朗先生有时候喜欢骑着马过来。他斜跨在他那匹挺壮实的马身上，告诉这位曾经是他的雇工的男人和这阵子在帕克家帮工的那位名叫弗利兹的德国老头，怎样割高粱，怎样堆放。然后，阿姆斯特朗先生心满意足了。他那张刮得很干净的脸和他的皮护腿都闪闪发光。他拿一串树叶遮挡阳光，眺望着这块土地。他的态度表现出对一位家业永远不会增加，更不能和他相比的小户人家的屈尊和赞许。逢着这样的时候，他特别愿意对那位德国老头表现出一种带着优越感的关心。同时，冷嘲热讽，开开玩笑。一方面因为他是个外国人，另一方面因为屠夫很难说清楚这老头在帕克家确切的地位和身份。有一天晚上，弗利兹背着一卷行李来到这地方。得到允许之后，他在帕克夫妇原先住的那个小棚屋里一张简陋的床铺上睡了一夜。那阵儿，他正生病，肚子咕噜咕噜叫得挺凶，便在棚屋里面住了下来。他用一种麸子和糖浆的混合物治肚子——到底是什么毛病，一直没搞清楚。他不断通告病情，帕克夫妇常给他一两个先令和一块煮好的胸叉肉。他们喜欢他那双德国人才有的清澈的蓝眼睛，而且对他的态度的持久性立刻认可了。“这儿有把椅子，弗利兹，你可以用，”艾米·帕克说。“有点摇晃。不过毫无疑问，可以派用场。”弗利兹干许多活儿。他帮着挤牛奶，烫洗那些大罐子，还能出去送一趟牛奶。大多数早晨，他屋里那盏灯最早划破院子里的黑暗。傍晚，他把那张椅子搬到门口，坐在他种的那行盛开的向日葵中间。葵花籽晒干以后，他就嗑那里面的仁吃，把黑色的、尖尖的壳吐在地上。就像一只该死的鹦鹉，人们常说。他们对眼前发生的这个滑稽而简单的行为大加嘲笑，而且希望这种行为不发生才好。因为凡是他们经验之外的事情，都没有权利存在或者发生。这个德国老头却说：“葵花籽的油对身体有好处。”他不介意别人的态度。谁也驳斥不倒他的信念。于是人们都摇着脑袋，朝那些葵花籽壳生气地撇着嘴，转身走了。弗利兹来了没多久，雨季就开始了，而且从来没有这样下过。刚开始，倒很正常。像平常一样，阴云朵朵；像平常一样，时断时续。间隙当中，还可以晾晾被单。那些无法放牧的母牛，也可以饱餐冰凉的嫩草。“这雨可要下个没完呢！”弗利兹说。“是呀，是要下一阵子，”斯坦·帕克淡淡地说。因为眼下这雨和他还没有多大关系。他踩着一摊摊的稀泥走了过去。德国老头却因为还要下的暴雨摇着脑袋。母牛迟钝地凝视着他那双明亮的眼睛。等那细雨霏霏、水雾淡蓝的“蜜月”过去，雨开始正正经经地下起来了。在那可怕的、无休止的雨幕笼罩之下，人和动物的生命都显得那样短暂，那样无足轻重。尽管在暴雨来临的最初阶段，雨终究还只是雨。人们的皮肉把它当水来接纳，人们在心里嘟嘟哝哝地抱怨。但总觉得迟早要下完。可是情形糟透了。房子简直不成其为房子了。似乎只留下一个雨水抽打着的尖尖的屋顶。人们一到夜晚便不再干活，他们侧着身子坐着，一张张脸又黄又瘦，倾听着那如注的雨声，怀疑着各自心里的动机。雨总在不停地下着。在他们的睡梦中下着，冲刷着他们的梦境，撩拨起他们的恐惧和愤怒，让他们在睡乡那灰蒙蒙的雨水中沉浮。“听，艾米，”斯坦·帕克半夜里醒来说，“厨房又有地方漏雨了。”一只铁桶传来滴水的声音。那是他们放在第一个漏雨处接雨水的。现在木柴上又传来滴水声。雨水开始光临他们的小屋了。起初只是一点点，但确已来临。“我们还有一两个盆儿呢，”艾米笑着说。她正躺在他们那张没遮没拦的床上，挨靠着丈夫的身体。她或许可以拿他的身体来抵挡一阵子雨，不过也没有多大的信心。“把那个破铁盆放到那儿，斯坦。我先前还想把它扔掉呢。幸好没扔。它还能盛点水。把它放过去。”于是她听见他的脚踩在地板上面的声音。只一两步。她心里觉得一阵宽慰。但这种宽慰没有维持多久。因为不一会儿，她就又听见那渐渐沥沥的雨水声。连绵不断的大雨占据了他们的全部生活，连他们自身也被排除在外了。他们披着麻袋，从院子里跑过，去做一天里不得不做的活计。他们的手指在母牛的***间，习惯地滑动着，挤着牛奶。可是与那如注的、景色壮观的大雨相比，那实在是一条可怜的、白色的细流。那天，斯坦·帕克从城里回来，那匹马疲惫、瘦弱，似乎掉光了毛的腿浸在水里，挽具的皮带也泡得胀鼓鼓的。他说：“乌龙雅河水上涨，人们都被困在中国坪上了。”“我们在山上，”他的妻子说。她试图保持心中的温暖与自信，稳坐在她的山上。她把熨斗贴在面颊上。今天是她熨东西的日子，她不想听乌龙雅的洪水。“是啊，”丈夫说，“我们是在山上。可是中国坪上那些可怜的人们该怎么办呢？”“我也不希望中国坪有谁遭到不幸，”妇人说，一股热烘烘的被单的气味从她那个充满决心的熨斗下面升了起来。“我不过随便说说罢了。我们住在山上，我忘了阿姆斯特朗先生说过这山是多少英尺了。我总是记不住数字。”她冲那冒着热气的被单用力地把熨斗推了过去——或者说是冲那绵延不绝的雨推了过去，反正是一回事。所有的行为，或者所有的事实，都突然归结为雨。雨仍在下，而且还要继续下。在他们头顶之上，雨水从屋脊分开，然后顺流而下。只因为得到了那块铁皮屋顶，他们才可以在雨的华盖下生活，并且相互斗嘴，不想接受对方的意见。“我饿了，艾米，”男人说。“有东西吃吗？”他站在那儿，向窗外望去，望着那密集的雨幕。“有啊，亲爱的，”她说。“有一小块挺好吃的腌猪肉，还有块苹果馅饼。不过等我干完了这点活再给你拿。”于是，在那令人惬意的被单的气味和厨房的温馨中，这妇人又一次控制了自己的丈夫。是啊，如果他们的孩子活下来，她也不会管得比这更严的。她心里很是高兴。但是男人正朝屋子外面眺望，看那茫茫雨幕。妻子不知道，他的思想早已从她的身边溜走了。他仿佛正站在一块小小的高地之上，那下面便是乌龙雅先前那条河。这条河他以前没有见过，但听人说过。他想起那个腰里系着围裙的老太太，那两三个比较年轻的女人，那个细高的男孩，那群羊，那些奶牛，还有那些黄眼睛的母鸡，拥挤在最后一个小岛之上，脸上都是同样一副遭了灾的表情。这小岛便是他们先前的高地。牛在那已经看不到河道的黄乎乎的大水中游泳，闪闪发光的角在水中沉浮。除了那位老太太在用掉光了牙齿的牙床吞咽洪水前，对上帝大声抗议外，已经不能从牲畜的哀叫声中分辨出人的叫喊声了。而人们被黄乎乎的洪水卷走时，高举着的胳膊就像牛的角一样地安详。“怎么了？”艾米·帕克问。她已经把那盘喷香的腌猪肉端过来，放到厨房的桌子上面。“你不来吃吗？弗利兹和我喝过之后，茶已经放了一会儿了。不过，你喜欢喝浓茶。”“是的，”他说。男人在桌子旁边坐下，吃妻予端上来的饭。她挨靠着他，让她身上的暖气和他那显而易见的寒气交融在一起。他抬起头望着她，一双眼睛在微笑。这正是她所希望的。是这场雨把你搞得心烦意乱，她在心里说。我们俩总是有话可说，或者几乎总是，即使什么话题也没有。她望着窗外的雨，暂且镇静下来。因为她已经把他们的行为全部归结到这个简单的原因上了。雨继续下着。简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把脑袋藏起来喊一声“喂，我在这儿呢！”斯坦四处张罗着干活儿的时候，雨水顺着手腕流了下来。但是在斯坦看来，这场雨已经不再仅仅是和他个人有关系的事情了。已经下了这么多个星期，确已超出个人的范围了。因此，当德国老头跑来对他说，母牛不吃东西，因为草上有冲下来的淤泥，牛只是闻一闻草，可就是不吃。他觉得这简直算不了什么问题。他甚至觉得这母牛已经不是他的了。这几个星期，他的责任感已经被雨水从他的心底冲走了。如果他要采取什么行动，那只能是为了别的什么人的利益。后来，消息传来，乌龙雅镇请求人们自愿帮忙，给被洪水围困的人们运送物资，把妇女和儿童运走，帮助灾民渡过难关。于是，斯坦·帕克跟欧达乌德以及区里别的男人们，一起出发去那条大河。去运用他们的力量，去打听、传播些小道消息，甚至说不定会被淹死。总之，不管怎么说，那暴涨的洪水似乎是将他们从樊笼中释放出来了。这些男人们坐着皮博迪先生的马车，喝着欧达乌德带来的一瓶酒，唱着、笑着，向那条大河驶去。斯坦·帕克却沉默无语，因为无话可说。淫雨之中，他紧裹着外套坐在那里，等待着见识那条壮丽的大河。直到它终于出现在眼前。“啊！”他们都在大车上惊呼，变得沉默不语了。那浑黄的大水被灰蒙蒙的雨抽打着，泛起层层涟漪，横在他们眼前。这里先前是一块平原，现在是水的世界。洪水从窗户涌进房屋，在一个建筑物的尖顶下面旋卷着。死树枝头栖息着小乌，就像风向标。当大车到达乌龙雅镇的时候，镇长穿着油布雨衣，正忙着指挥救灾。一些太太身穿雨衣，在艺术学校给灾民们分粥和面包。自愿来救灾的人们被带到一艘平底船跟前，介绍过这地方的地形之后，就让他们朝红山方向划去。人们断定，那儿的两个农场被洪水围困了。洪水的世界寂然无声。划船的人们也都缄口不语。因为有一种庄重的感情攫住他们的心，也因为他们的肌肉和筋骨还不适应眼下的工作。他们激动不安的呼吸声和雨丝丽线落在洪水上的刷刷声交织在一起，他们的心像桨叉那样单调而十分沉稳地冬冬冬地跳着。“我们这是上哪儿去呢，迈克？”奥塞·皮博迪问道。“没什么特别的去处，”欧达乌德说，他的呼吸声就像是在空气里浇了金属一般，沉甸甸的。里斯·多克放了个屁，大家都笑了起来。当他们划着船，穿过先前的伊拉瑞加牧场时，大家的心绪都好了一点。密匝匝的树枝划着他们绷得很紧的肋骨。相互冲撞的洪水和黄乎乎的旋涡戏弄着他们那条不大灵巧的小船。但人们还是那样默默无言地划着。让他们这样在洪水中漂浮现在看起来显得奇怪。除了斯坦·帕克，谁都开始觉得这很奇怪。到了这时候，斯坦·帕克心里明白，一个人是什么事情都能碰上的。他也明白，并不只是乌龙雅镇镇长指给他们这条平底船的方向，他们才到这儿来的。他划船的当儿，被洪水淹没了一半的世界，对于他已经变得如同自己的思想一样地熟悉。他接受了他们这种陌生而又无法避免的地位。然而，对于这种地位，他又不能做出什么解释。事实上，倘使见到那位灾情调查官，他大概只能冲他羞怯地笑笑。他记起了那些他从来没有说过，但也从来没有忘记的事情。他记起妈妈被埋葬之前的那张脸。当她的头颅展示了那双眼睛过去一直深藏着的东西时，他感到，对于她周围的那些事物是否坚不可摧，有点把握不准了。但是，在汹涌的洪水所造成的这个散乱的世界，在那水中漂摇的树木之下，显然，所谓坚不可摧是不存在的。划船的人使劲儿划船。他听着伙伴们的呼吸声。那声音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当他们在那流质一般的树下划船的时候，树叶窸窸的声音似乎潜入他湿淋淋的皮肤，离他更近了。后来，奥塞·皮博边喊了起来。右边，靠近一座蚁家，有一个圆鼓鼓的东西在沉浮。他们向那个方向划去，发现原来是个男人软绵绵的尸体，身上的衣服被洪水浸泡得全都成了黑色。那人光溜溜的脸被鱼儿一点一点地咬啮着。这原本是预料之内的事情。“哎！”划船的人惊呼着，把尸体打捞起来放在船底。他们充满活力的皮肤不相信死亡。他们的鼻孔大张着，渐渐发自，软骨看得清清楚楚。就像那些动物在地底下发现死亡的迹象，但依然拒绝承认。斯坦·帕克弯下腰，用一条麻袋盖住了那张泡得像橡皮球似的脸。然后，他们都干咳着清嗓子，有人往水里吐唾沫，别人便也学着他的样子吐了一口。他们继续向前划行。当他们划船前进的时候，一幢幢房屋里面先前静谧、平安的生活的七零八碎，从身边流过。有一张空荡荡的椅子，一块咬过几口的奶酪，一叠变得像蜘蛛网似的信件，一块黑莓茎秆编成的跪垫，一顶羽毛浸在水里的帽子，一个婴儿用的便壶，一本在伊泽基尔那一章打开的《圣经》。所有这些东西漂过来又都漂走了。倒是他们那条船，是静止不动的。还有他们撞上去的那座房子几乎是静止的。“喂！”欧达乌德把脑袋伸进一个窗口喊道。“屋里有人吗？是邮差来了，还有消防队，合二而一了。”大伙儿都笑了起来。眼下，他们做什么都很一致。在那静俏俏的屋子里，桌子已经摆开，似乎正准备吃饭。一只蜗牛在桌布上慢慢地爬着。椅子在一汪水里泡着。那水是从一扇敞开着的门涌进来的不速之客。洪水至少是团结一致的。只是人走了。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当他们手扶着外面的墙壁，绕着那幢房子划船的时候，欧达乌德觉得不妨把手伸进去，拿一瓶壁橱架上放着的酒，喝上几口，这也是为了血液循环嘛，最后干脆把它放到船里带走了。有人说这是偷窃。“不是，”欧达乌德嘴巴湿润润地说道。“谁都看得出，这道理像大白天一样地明白。把这瓶酒留在这儿毫无价值。把它留在架子上，可以说跟扔了一样。”大家都不是那么贪杯，便不再答碴儿了。一个泥泞的小屋里，盥洗池边放着的一副紧闭的假牙。然后，船划走了。“船员”们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似乎只留下肋骨和两条胳膊，而把整个躯体留在了身后。就像那些逃难的人们把他们的房屋留给洪水一样。他们只有打个手势，吁吁喘气的份儿了。划到一个地方，斯坦·帕克看见一棵树权上卡着一个长胡子老头的尸体。但他没有跟别人说这桩事。他只是划船。那条不大灵便的船儿，也接纳了所有这种“忽略”。很快，那个仰面朝天死在树上、没有面部表情的老人，便消失在颠簸的船儿和浓浓的雨雾中了。有一所房子在一座高岗上，现在那里成了一个小岛。一个盘着挺重的发髻的瘦小但很机灵的女人向“岸边”跑来。“我还以为你们永远不会来这儿呢！”她喊道。“我一直在这儿等啊，等啊。爸爸坐着孩子们去年夏天做的一条小破船走了。我对他说：‘你疯了吗？你可千万不能坐那玩意儿走。’可他看见有头公羊卡在一棵树上。”她站在岸边，脚下是洪水的泡沫和漂浮着的破柴烂草。她那大张着的嘴巴因为兴奋沾着一点白沫。“你们有谁看见我爸爸了吗？”她问道。“一个白胡子老头。”谁也没看见。“现在好了，”她说。“我就说过嘛，他们总会从城里派人来帮我们的。我已经把东西都打成包了。”她跑了起来。“可是爸爸怎么样了呢？”她半道停下，踮着脚尖儿说。他们说，也许她父亲已经在哪儿上了岸。“是啊，”她说。；“但愿如此吧。还有机器，你们知道吗？我得带上我的机器。”“什么？”里斯·多克问。“啊，”她说。“缝纫机。”她从走廊里抱出缝纫机，小腿碰在踏板上，擦破一块皮。“我只关心三样东西，”瘦小的女人说。“那两只山羊和这台缝纫机。山羊已经没了。”“缝纫机也保不住了，太太，”欧达乌德说。“要不然，我们就得都沉到水底。”“那好了。我就呆在这儿了，”那女人说。她的名字叫威尔逊太太。她开始大声哭了起来，手指头抓着缝纫机的铁部件儿。因此，大家只得硬把她拉到船上，就像拉她的那只柳条包。那里面塞满了她的东西，还拦腰捆着一根带子。“你们不该这样，”她哭喊着。“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事。先是丢了山羊，现在又丢了缝纫机。”“啊，”她摸着船底麻袋下面那堆鼓鼓囊囊的东西，很平静地问：“这是什么？可别是具死尸。”正是，他们说，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个可怜的年轻人。“我从来没见过死人，”她若有所思地说。“就连妈妈死的时候，我也不在跟前。我到莫斯维尔布鲁克去了，和亲戚们呆在一起。这台机器就是他们送我的。”她又哭了起来，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斯坦划船的时候，眼前坐着的这位妇女，又使他从对于死亡和洪水深沉的思索中回到他自己。他咬着嘴唇，看起来显然是因为划船费劲儿。但是实际上是因为他没敢把她父亲的死讯告诉她。他心里说：要告诉她，不过再等一会儿，现在不。他继续划着，满怀着对于别的那些划船者的友谊和那位妇女的怜悯。她穿一件旧罩衫，上面是开着小紫花的校形图案。斯坦·帕克想起烤面包的日子，仿佛看见面团在他们的大铁盆里发了起来。妻子揉面团的时候，脸颊发烧。整整一天，他光顾划船，还一直没想到过她。可是现在，划船的时候，能想起她来真叫他高兴。这天晚上，皮博迪老先生回他们那个区，斯坦让他捎话，说还要在外头呆一两天，看能帮点什么忙。从山区来的自愿救灾队在一家马车行的马房里过夜。他们睡在散乱的马槽里。新垫的干草直往脖颈里钻。整整一夜，马厩里、睡梦中，他们又抓又挠，辗转反侧，嘟嘟哝哝地抱怨。欧达乌德在橡树酒店喝了点儿酒，就躺在雨地里睡了。他说他是为了吸点新鲜空气。但是大伙儿抓着他的腋窝、脚脖子，硬把他抬了口来。然后，大家又在暖烘烘的睡梦中辗转反侧起来。马儿呆在黑天鹅绒般的夜色之中。人们都忘记了马厩里雨水的滴答声。斯坦·帕克半夜醒来一次，想起他一直没跟人说过那位瘦小女人的父亲已经死亡，甚至当朋友们带着她和她那个柳条包离开洪水上岸的时候也没说。他没法讲出这件事来。有些事情你是没法说的。想到这里，他又心安理得地入睡了。在马厩那暖烘烘的饲草里，在那细雨连绵的夜晚，睡得更沉了。天还下着雨。欧达乌德太太说。这是一次全国性的灾难。农场都被冲垮了，许多可怜的人无家可归。总督的妻子向人们募捐。太太们公开出售一些小玩意儿和她们存得太多的东西，因为灾民和孤儿们没有面包填肚子，尽管那些政客们在视察的时候——当然是坐着船——讲起话来也都滔滔不绝，许愿要发放补助金，还有别的什么，最好是能给人们一块像样的面包和一条能保暖的裤子。“因为，”欧达乌德太太说，“空气对肚子没半点好处，除了放出来是个屁。可是空话呢？连屁股也遮不住，甚至连刚落地的、狗娘养的小崽子的屁股也遮不住。”然后她拢起滑落下来的头发。头发上也沾满了雨水。艾米·帕克这三个夜晚独自躺在床上睡觉，在那张一边暖和、一边冰凉的床上辗转反侧，两只脚贴在一起揉搓着，听着从厨房顶棚落进脸盆和水桶里面的雨水声。她说：“这讨厌的雨简直把我腻烦死了。”“听我说，亲爱的，”欧达乌德太太说——话里已经颇有点煽动的味道了，“我们去看洪水好吗？”“跑这么远？”艾米·帕克说。“我可从来没有到过乌龙雅。”“啊，那可是个好地方，”欧达乌德太太说。“那儿有四家酒店，一个面粉厂。有一次，我们还在一个大帐篷里看马戏团演出。不怎么远。我们可以随身带点儿干粮。亲爱的，那会是一次短途旅游呢！我们干嘛要呆在这儿？”帕克家走廊前头的玫瑰看起来已经很茂盛了。这玫瑰是他们从先前那所旧棚屋前头移过来的。雨水冲刷着粗壮的枝干，又被黑色的刺分开。凋谢了的玫瑰花变成褐色，落了一层，在雨水中腐烂着。“这儿的生活真够呛，”艾米·帕克说。“四周一片泥泞，等着雨停。”“你手里切圆白菜的工夫，鞋就发霉了，”欧达乌德太太说。“也许我们能在那儿见到他们，”艾米·帕克说。“肯定能！”欧达乌德太太说，“他们那些自愿救灾的人全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敢打赌，酒店老板请他们喝不花钱的啤酒呢！因为他们从水里打捞出那些可怜虫。”欧达乌德太太直说得这位年轻女人为自己的丈夫激动起来。他的那张脸是最勇敢的。她仿佛又看见他坐在皮傅迪的马车里，连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似乎不属于她，而是属于所有那些男人们。就这样，男人们一起坐着马车走了，好像他们为女人们感到羞愧。“不过，如果到挤牛奶的时候赶不回来，我可不能去，”她抱着一线希望说道。“我问你，如果赶不回来，又有什么关系？你们不是还有那个德国老头吗？他要是连奶头也不能扯一扯，连牛奶也不能送一送，要他干嘛？就让他排命往肚里塞东西吃，呆在那个破屋子里头，把裤子都撑破吗？”于是，再无话可说了。她们坐着欧达乌德家那辆带弹簧的马车，在那条黄泥土路上颠簸着，朝乌龙雅进发，车轮溅起朵朵水花。那匹马甩着它那稀疏的鬃毛，践踏着泥泞的路面，就好像它乐意这样做似的。不管怎么说，开始的时候，连它的骨头都失去了往日的愤懑。甚至它喘气的声音都是欢乐的。欧达乌德太太说：“在我跟你说过的那个马戏团里，有一位小姐在两匹白马的屁股上跳舞。从这匹跳到那匹，还穿过一个大铁圈。乐队奏得抓抓叫。哦，我真喜欢看马戏。能叫人消遣。他不喝酒的时候也喜欢看，就像那次。啊，就在我跟你说过的那个马戏团。我们花了三个便士才在一块草地上坐下——或者说，那是一团乱草，人们一直在那上面乱踩——我们坐在那儿吃我们带来的小馅饼。他越发变得不要脸皮了。你听我说，他喝了大概不超过一品脱。哦，也许是两品脱。你知道他那个样子。他是在‘橡树酒店’，或者是在‘葡萄串酒店’喝的？这倒无关紧要。总之，他喝醉了，扯起裤子，要骑那匹总爱猛地弯腰跳起的小马，我挽着他的胳膊。‘抓牢点儿，’我说，‘你这个不安份的东西，你还没看够那些马戏，那些小丑，那些杂技演员吗？’我说：‘如果他们摔断了胳膊或腿，那是因为他们赚的就是这份钱。我可不是花三便士来看我自己的丈夫摔断骨头的，欧达乌德。’啊，听我说，帕克太太，当时真是糟糕透了。我又是个对当众出丑最反感的女人。不管怎么说，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乐队演奏起来。他们用一根绳子吊起一个皮肤浅黑的西班牙姑娘。那姑娘拴着一个脚趾头从顶棚上吊下来，嘴里还叼着一个鸟笼子。‘那儿，’我对我们家那位说，‘瞧呀！’我说，‘我们花钱就是来看这个的。’可是，帕克太太，他已经醉得厉害了呢，注意不到顶棚下面的表演。他站都站不稳。这之后，他就摔了下来。我一边给他撵脸上的苍蝇，一边看马戏，我是花了钱的嘛。唉，那马戏真好看，我永远忘不了。也忘不了那天夜里，大象和猴子身上的那股味儿。”欧达乌德太太赶着马车向乌龙雅驶去。她挥舞着鞭子，抽打着眼前的景色，统帅着她的过去和现在。可是艾米·帕克，这位被统帅的妇人，被女邻居的夸夸其谈镇住了，一路上沉默不语。为了防雨，她披着麻袋，那样子简直毫无生气。她在湿乎乎的麻袋下面，握着自己那双热烘烘的手。鞭声脆响，马车颠簸。篱笆向后退去，篱笆上的铁丝挂着水珠。天空在头顶旋转，有一阵子，露出一片蓝色。但是飘飘忽忽，犹疑不定，从那蓝色的穹隆，鸟笼子一定会掉下来。在令人炫目的阳光像一把把刀剑胡乱砍下来的时候，阴沉冷峻的山坡上风雨飒飒，仿佛是表示心中的懊悔。整个山坡上，浑黄的瀑流飞泻而下。透过被涂上一层光彩的树叶，太阳照耀着一串串绿中带黄的桔子，似乎在玩弄一种骗术，只一会儿便隐没了，又让位于蒙蒙细雨。到乌龙雅的路上，树期待地飘摇着，似乎有什么野兽会闯进来。“听，”帕克太太说，她的脖子蹭着湿淋淋的麻袋。“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欧达乌德太太。”“有人也在这条路上走呢，”她的朋友回答道。这时她们已经听见车轮滚动的声音。那声音很急促。“他要把马眼睛都打瞎的，”女邻居说。“没错，这小子不是抢了银行，就是老婆要生产了。”两个女人听着飞快旋转的车轮声很是紧张。她们直挺挺地坐在车上，脖颈显得又细又长。直到车轮拐过最后一个弯儿，她们才看见那是一辆轻便马车，车上并排挤着三个俗里俗气的小伙子。轻便马车溅起泥水，他们从座位上转过身来。“早晨好，太太们！”他们说，或者是挥舞着鞭子的那个人说。车慢了下来。“这是到发洪水那地方的路吗？”他问。“乌龙雅？”“到处都是洪水，”欧达乌德太太凝视着前方说道。“路都成一条了。”“哈！挺滑稽，是吗？”拿鞭子的那个家伙说。他是个块头很大的年轻人，镶着一颗金牙。“我们是体面的女人，今儿个出来逛逛，”欧达乌德太太说。“我们一直很快活。或者说，在你们几个赶上来之前很快活。”那个年轻人对着蒙蒙细雨，从牙齿的缝隙中间，挤出一口唾沫。另外一个小伙子笑了起来。“说下去，”他说。“我会的，”她说。“我还得添上一句，我们的车赶得不快不慢正好！”“哼！”年轻人捅了捅伙伴的肋骨说：“这么说，你没听人说我姥姥怎么死的吗？他们没法儿把她救出来，给淹死了。”“哼！”欧达乌德太太说。“你姥姥和什么张三李四！你们家完蛋的是你扔掉的那些空酒瓶子。”女邻居的这种鲁莽使艾米·帕克既兴奋又吓得发抖。她转过一张微露喜色的脸，紧张地望着路边的铁丝网。铁丝网上滴着水珠。“你他妈的说话太损了，”小伙子说。他穿着一件绿颜色的旧大衣，越发显得块头大了，尽管他的块头已经就够大的了。他把他的同伴——那个黑不溜秋，满脸通红，眼睛血红，但明亮、好奇的家伙挤得紧贴在那个坐在外手的小伙子身上，那小伙子便只好挤着车围栏。不过对于他，好像关系还不大。他很瘦。他是那种不爱说话，但是在该笑的时候，恰到好处地笑一笑的人：或者放声大笑，或者低声窃笑。他是个能煽动人心的人。“太损了？”欧达乌德太太一边摇晃着她那根细细的马鞭，一边说。“你还希望什么呢？也许是希望给你一束扎着缎带的紫罗兰？”艾米·帕克希望她不要再说了。她的女邻居简直是在走钢丝。她可受不了。于是，她转过脸，不再去看他们。那个大块头黑不溜秋的同伴，从绿大衣后头探过脑袋，只露出一张脸，下巴尖尖的，显得特别好奇。他说：“你，一言不发的那位。这场合你这么一声不吱可不大合适吧。我以前在哪儿见过你呢？是班加雷，还是在河沃尔的广告里头？”“我不去班加雷，很少去。”她十分懊恼，尽管血直往上涌。她无法也去走那钢丝。她很笨拙，浑身发抖。“我的朋友是一位夫人，”饱经世故的欧达乌德太太说。“她可是一直有人护着。她从来没和乱七八糟的人混过。”“如果这么一对漂亮的娘们也算得上什么贵夫人，我可就没得说了，”大块头说。这当儿，那两匹拉车的马儿相互之间不理不睬，它们浑身水淋淋的，松松垮垮、平平稳稳地走着。“坏小子！”欧达乌德太太忿忿地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家伙。”坐在马车外手的小伙子笑了起来。“听着，”穿大衣的家伙说，“我们座位底下有点儿货真价实的老酒。来找块干燥的地方聊聊天，你们看怎么样？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煮点儿什么，边煮边聊。”“啊！”欧达乌德太太手里抖动着缰绳说，“到处都是雨水，没法儿聊天。”“她对付得挺快，”那个瘦小的、眼睛通红的家伙说。他已经开始露出饥渴的、还有点狡猾的神色。他用那根一边长了个疖子的长鼻子唤了嗅。“啊，亲爱的，这算不了什么，”胖墩墩的女人说，“等我丈夫来了对付你们，这就算不了什么了。”“你丈夫又怎么样？”那个黑不溜秋、眼睛通红的小个子嚷嚷着。他越发饥渴难忍，比他的同伴还来劲儿。欧达乌德太太说：“我要是有时间，会详细讲给你们听的。可惜没时间，就只好简单点了。他是个块头非常大的人。听我说，身上的肌肉像南瓜。见了你们这样的人，鼻子里头就要喷火。我丈夫最不喜欢的就是那种白天得意洋洋，黑夜偷偷溜走的、鬼鬼祟祟的短脚鸡！就这些了，上帝保佑！”她很麻利地抽了一下她那匹马。马儿湿乎乎的耳朵耸了耸，在车辕上甩了一下尾巴，放了个屁，似乎表示抗议。轻便马车上爆发出一阵乱哄哄的、愤怒的叫骂声。声浪之中，那三个家伙紧紧地挤在一起，讨论对策，对于是动手来硬的还是对骂，意见有分歧。“揍她一顿！”有一个说。“丈夫！”另外一个人说道。“她说的是哪个丈夫呢？”坐在马车外手的那个家伙笑着，在坐位上挪动了一下身子。“如果你们想认识认识我丈夫，”欧达乌德太太说，“班加雷的哈勒兰警官会帮忙的。他刚好从山坡那面过来。他的连鬓胡子我一英里以外就认得出。”果然，那个高个子年轻警察骑着他那匹懒洋洋的栗色马，慢吞吞地走了过来。他的连鬓胡子亮闪闪的，因为打过发蜡，连一滴雨水也没沾。他的背由于长期骑马隆起了一块。轻便马车上那几个家伙脸色变得阴沉起来。车轮子先是跑了一阵，接着吱吱嘎嘎地走着，然后在你喘气的工夫，像先前那样，飞也似地跑开了。“早上好，哈勒兰警官，”欧达乌德太太说。“我们今儿个到发洪水那儿逛逛，瞧瞧能看到点什么。比如可怜的人们，还有那些不说话的牲口。我们还希望碰到我们的丈夫。这两三天，他们一直在这儿帮忙呢。”雨似乎变得有了一点暖意。在这蒙蒙细雨之中，和这位长着两条长腿、一口自牙、性格随和的年轻警官又快活地聊了一会儿，大车便载着两个女人，继续走那条泥泞的路。马戏团的故事和她自己刚才经历的危险，打破了艾米·帕克沉闷的生活，使她变得昂奋。与这位警官的邂逅又使她感到宽慰、快活。现在她在马车上安顿下来，准备在这条陌生的道路上，完成这次旅行的最后一段路程，又觉得几分凄凉。如果走到头，还只是树木，只是灰蒙蒙、湿淋淋的树木，她可真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来这儿了。她试图去想象她将要高兴地看到的丈夫那张诚实的脸。她试图重新燃起对女邻居的友谊之火。她依然坐在她的身边，颠颠簸簸。她知道，她还是那样了不起，经常做些令人惊奇的事。但是像她自己一样，还得一直走下去，漫无止境。“哦，亲爱的，”她说，在湿麻袋下面舒展了一下有点儿痉挛的四肢，“你说我们多会儿才能到呢？”“总有一天会到的。”欧达乌德太太打了个哈欠。她也觉得索然无味。路继续向前延伸着。欧达乌德太太披着那条蟹壳似的、硬梆梆的麻袋，样子如此之怪，简直可以说马戏团都会因此而不存在了。“有时候，”她说，“你已做的事情都让你莫名其妙。我记得，那次他让那匹白星眼大黑马——我从来不喜欢那匹马后来没多久，我们就把它卖了——踢到肚子上，差点儿踢死。我问他：‘你要我找神父去吗？’他被马踢得青紫，不过比起后来的黄色，那就算不了什么了。他肚子上捂着个热盘子或者热布子，整夜整夜地瞎转悠，把我都要折腾垮了。不过，我没垮下来。要知道，我紧张着呢！因此我就这么问他：‘我去叫个神父好吗？’‘叫个神父？’他说。他正痉挛着呢。‘经过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该怎样和神父打交道了。给我拿个大号的羊皮酒囊，穿上紧身背心，再拿本书。我宁愿要这些东西。因为，它们还没学会伸手要钱呢！’你知道，这是因为欧达乌德手头很紧。紧得就像贴在屋子四周的糊墙纸。不是我说他们的坏话。那些神父们这事上要一先令，那事上要六便士。要果一夜，就得付他一镑。我知道他的弱点，便说：‘好吧。’他说：‘给我倒杯朗姆酒。神父和酒二者不可得兼，如果必须放弃神父，没办法也只好如此。’他难受得浑身冒汗，身上的汗毛连一根也竖不起来了。欧达乌德是个汗毛很重的人。”现在这段路上的树木变得相当稠密了，乌云也比以前更加浓重了。它们仿佛经过一番密谋，笼罩着、包围着这辆小小的马车。马车爬上一道山坡，显得孤孤单单。“可他还是没死，”欧达乌德太太说，“尽管说了那么多不尊重神父的话。我可不愿让他死。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因为，帕克太太，有的人选择一条这样的道路，有的人却选择另外一条。”“这话是什么意思，欧达乌德太太？”艾米·帕克问道。她不能够，也不愿意帮助她的朋友。她手里的手帕攥成了一个球。“我的意思是，我们是在上帝的面前结婚的，”欧达乌德太太说。“我的意思是说，没有神父在场。既然他对神父是那么个看法。我的看法呢？我也从来不把宝押在神父身上。我总是这样说，有了上帝，也就有了神父。几个先令省下了。不过，谁能说得准呢？亲爱的，谁能呢？”“这么说，你和欧达乌德先生没正式结过婚吗？”帕克太太说。“傻东西，”女邻居说。“我跟你讲了这么半天，这么委婉地讲，就好像有人听了会生气似的，不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嘛！”艾米·帕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些话真够叫她目瞪口呆的。“哦，”她犹豫起来，因为欧达乌德太太在等她说下去，“我看你们这样结合，和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同嘛！”她说，或者是在违心地说。“哦，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欧达乌德太太说。“如果我跟丈夫操起东西对打，或者斗斗嘴，那是因为我们都喜欢那么做。唯一遗憾的是，我没能穿上雪白的礼服，戴上大檐帽，排排场场地结婚。”话到此也就结束了，但是结束不了。对于帕克太太永远不会完结。她们路过一所小棚屋。棚屋是用木头和铁皮搭成的。棚屋外面有两个小孩，光着脚丫溅水花玩。“那镇子也许就从这儿开始了，”艾米·帕克太太充满希望地说。既然她的朋友和先前不同了，她就该坐在旁边，看着她。可是她不能，她觉得脸上发烧。“到了城里，我就太高兴了，”她说。“简直腻透了。”欧达乌德太太没有答话，只是吧嗒了几下湿润的嘴唇，好像她对于“没完没了”颇有经验。年轻的帕克太太继续东张西望，寻找能够引起话题的东西。她愿意对她的朋友说些表示爱慕、叫她放心的话，可是总被一种什么力量阻止着。她们似乎被冲刷得距离更远了。雨水哗啦啦地溅在车轮的辐条上。这两个女人开始接受、承认这个距离了。车轮刷刷地响着从雨水中碾过。过一会儿我会补救的，艾米·帕克心里想。她是个热心肠的好人。过一会儿，她心里说，而不是现在。她仿佛已经被冲得太远了。她迎着强大的洪峰游泳，马戏团跳舞的人也在那激流中漂浮，还有欧达乌德赤裸裸的身子。欧达乌德太太在唱歌，因为心里烦闷。那条路似乎是在突然之间延伸到现在已经是一座孤岛的乌龙雅。公路的路面相当结实。车轮滚滚，马车从一群正横穿大路的羊群中间驶过。现在，肯定有希望见到她们的丈夫了。“你说他们好找吗？”艾米·帕克问道。她弯下腰，让手在羊儿油腻腻的脊背中间划过。“这地方不大？”欧达乌德太太回答。当她们从羊毛那暖烘烘的、给人以慰藉的气味中穿行的时候，共同的希望又把这两个女人联系在一起。她们好像是坐在不平的羊背上被驮过去的，她们听着羊粪蛋儿拉在地上的声音和青蛙的叫声，满意地舒了一口气。就这样，她们进了那座小城，经过面粉厂，经过那马戏团曾经在里面搭帐篷的围场，经过教堂自色的钟楼。钟楼上的大钟已经不走了。教堂下面，有人正被埋到那湿乎乎的、茂盛的茅草之下。“啊，天哪！真可怕！”欧达乌德太太说。她支棱着脑袋，又想看，又想转过脸去。她浑身起鸡皮疙瘩。想起她自己参加过的那些葬礼，这眼前的葬礼似乎也和她有关系了。可是艾米·帕克瞧着死者的亲属们撑着的纺锤形雨伞，似乎由于洪水的出现，在到乌龙雅的路上第一次睁开了眼睛。眼下，她还不至于死呢！她们进了城。店铺里摆满了金属器具、手套、椰子冰糕、已经蔫了的甜菜根。可是人们，甚至老年人，也都跑到水边看洪水去了。一位妇女手里倒提着一只莫司科维公鸭沿着小巷走了过来。“你们想象不出，”她说，“你们想象不出，那地方挤满了人。有遭灾的难民，有自愿来救灾的人。连总督也来了。他们正在橡树酒店那里晾被单，宰了满满一院子鸡鸭。”“我们是来找我们的丈夫的，”欧达乌德太太说。“斯坦·帕克和迈克·欧达乌德。他们是来这儿做救灾工作的。您见过他们吗？”她问。那妇人没有见过。“他们俩都是块头挺大的男子汉，”欧达乌德太太说。“我那口子还留着黑胡子。”但那女人还是没有见过。她的眼睛里一片茫然若失的神情。仿佛正在那神情背后，寻觅她自己的生活片断。一旦拼凑起来，就要讲给这两位来他们这个城镇造访的女人听。“星期五，我们差一点让大水给冲走，”那妇人开始讲了。可是她手里倒提着的那只鸭子从街面上抬起它多瘤的脑袋，嘶嘶地出声。可欧达乌德太太不是个爱听别人讲故事的人。“去看洪水该走哪条路？”她打断妇人的话问道。那女人回转身，把整个手臂伸出来，给她们指点，她那技在肩上的湿头发甩动着。她是个绝妙的传信人。“顺着这条巷子往前走！”她说道。她的门牙掉了，这话说出来就像从毒蛇的两枚毒牙中吐出来的信子。“第一个胡同别拐，第二个也别拐。看见那个阳台了吗？从那儿往右拐。洪水漫到那片公用地了。”那巨大的、黄色的猛兽已经掠过那块草地。“那块公用地已经淹了一半，”女人说。“已经到了特劳尼斯。洪水从窗户冲进去，把那套崭新的房于全毁了。”欧达乌德太太咂咂舌头，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同情。反正那匹顺从的马儿又继续朝那可怕的地方走去。在乌龙雅，人们的一切全都围着洪水转。不是看洪水，就是在帮忙。要嘛从那条载着他们从一场梦幻走到另一场梦幻的船上走下来。有的人已经解脱了，现在正被抬了下来。围观的人们大都回避这场面，不是怕倒胃口，就是因为他们害怕面对这些裸露的面孔。只有巴布·奎克莱依——他是跟姐姐多尔·奎克莱依一块儿来的——能够忍受死者脸上的“微笑”。“这老家伙挺好，”他边说边朝一个老头的脸乐呵呵地笑着，“瞧见了吗？”他说。“他挺好。你能看出，他挺好。”他触摸着老头脸上的“笑纹”。这正是斯坦他们发现的那个头朝下卡在树权上的老头。许多人，包括那些可以啪啪地抽着响鞭、可以摔倒四岁公牛的男人们都厌恶地走开了。他们都说，这种行为是不能允许的。所以，多尔·奎克莱依只得喝住她的兄弟，拉回他的手。他先前发现一块挺古怪的圆石头。这块石头是被无数次的洪水冲刷成现在的样子的。现在既然不能随便动手，他就站在那儿看他那块石头。他被围观的人们包围着。这小伙子个头挺高，可是没关系，他还可以低着头瞧自己的玩意儿。整个世界都集中在手心之上。那些看洪水的人一直议论纷纷。围观的人们一堆一堆地聚集在一起，脸上尽是激动的表情。不过也有些人说起话来带着一种权威和关心公益事业的热情。他们脸上一副认为自己能解决某个问题的表情。有的人说，应当向北开一条泄洪的水渠；有的人说，显而易见，这样的水渠，只有向南开才行。有的人对洪水有些经验，他们考虑到现在的情况——水位明显地不再上涨，风的方向，云彩的形状，再加上某种本能认为洪水一定会很快就退下去。一伙随员陪着总督。总督问些问题，表示他的同情，也显示出他的老练。他站在那儿，一只脚朝洪水的方向稍稍跨出一点儿。他只是为了站得舒服一些，因为他曾经受过伤。可是有的人看了不禁在心里问自己：这个姿势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他们看着他那只很秀气的英国靴子的靴尖，等待着发生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总督穿着质地十分考究、领口镶着丝绒的大衣，继续显示着他的老练。他头发花白，吸着一支雪茄。一团团蓝灰色的妙不可言的烟雾似乎“误入歧途”，和四周的烟气混合在一起。“当然，会拨给你们专款，还要发放一部分衣物，”总督对市长说。脖颈在那剪裁得很合适的领口内转动着，一双显示着受过良好教育的眼睛所蕴含的朦朦胧胧的同情越发强烈了。“不过现在，”出于对周围情形的尊重，他压低嗓门问道：“人们有足够的粥喝吗？”市长说，依他看，粥倒不缺，这得感谢一些地主和屠户们的慷慨。这件事由一些太太们照料，统由一位屠户的老婆掌管，有一位五金商店的老板借给几个炉子。市长站在总在身边，两腿叉开，膝盖有点打弯，两手下垂，十指分开，就像两串香蕉。这当儿，那熙熙攘攘的人群被激动的情绪或者好奇心驱使着，这儿站站，那儿走走。他们之中许多人披着麻袋。当然，不是因为贫穷，而是为了实际的原因。它们能挡雨。人群就像一幢幢哥特式建筑，人们的手都搁在胸前，抓着被在肩上的湿麻袋。有时候，那姿势很显眼，给人们一种做祈祷的印象。有的人确实在默默地祈祷，嘟脓些他们从教堂里学会的很不完整的祈祷文，或者东一句西一句，用他们自个儿的话来祈祷。但大多数人只是为了抓肩上的湿麻袋。周围是一股麻袋味。有的人肩上和胸前都留下一层淡淡的麸皮和细糠凝成的糊一样的东西。当他们来回走动着、闲聊着，或者站在那里的时候，他们敢于想象或者敢于回忆往事的话，你可以打开他们灵魂的“橱柜”，看一看那里面或者排列得整整齐齐，或者杂乱无章的东西。有的人感情过剩。比如说有一位杂货铺老板的妻子，没法克制对一位警察的渴念，整夜整夜地在被窝里辗转反侧，为了克制心中的欲念，连嘴唇都咬肿了。可是多尔·奎克莱依呢？她站在一片泥泞之中，除了制止兄弟去看一个中国人，几乎就没挪窝。多尔，这位一动不动站在那儿的多尔，灵魂的“橱柜”里拥有一缕灯光。当洪水涌动着拍岸而来，拍岸而去，她想起了父亲。她那淡淡的、要隐没了、但又终于没有消失的微笑，停留在修女们的脸上。从她们那里，她学会了铜版雕刻。她的家人很为此骄傲。多尔·奎克莱依和几个修女坐在一起。她们正埋头干各种编织的活计。修女头戴圆锥形的帽子，脸上毫无个性特征。她们教育了多尔，使她拥有至今还在照耀着的那缕黄色的光。可是人们皱着眉头说：“啊，瞧奎克莱依家这姐弟俩。”巴布·奎克莱依挤过来挤过去，找那个中国人，要嘛干脆停下脚步，直盯盯地、极其坦率地瞅着人们的脸，那神情就好像他显然和他们的思想糅合到一起了。这当然越发糟糕。“她应当管住他，”他们说。多尔·奎克莱依不得不从往事的回忆中挣脱出来，说道：“嘘，巴布！人家不喜欢你这样。来这儿站着，看那船上又运来谁了。”“雨很快就要停了，”他叹了口气说。他那双没有神采的眼睛又充满了愚蠢。“瞧，”他说，“要停了，雨下完了。”尽管大家一直议论洪水要退，大雨要停，可这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空谈。谁也不相信这种事儿会发生。许多人在心底甚至不希望这样。有的人顺着巴布·奎克莱依的手指向天空望去。这一天，天空第二次出现蓝色。但是那一片晴空也还是叫人忧虑重重，一团团乌云在翻滚，一队黑色的鸟儿就像一支箭从云中掠过。虽然连一只鸽子也没有，但那一队鸟儿使人们想到它们也会冲上云天。总督居然说了句笑话，那些保护他免受拥挤的人们听了爆发出一阵大笑。那一张张裸露着的面孔一旦不被已经习惯了的雨水遮盖，显得很有几分冒失。“那几条船好像要在这儿靠岸了，”欧达乌德太太说。“也许能找着我们的男人。”这两个女人，把车停在离人群稍远一点儿的地方，用链条把车锁好，在马鼻子前面挂了个草料袋——那里面的草料在离洪水很远的地方就开始往外漏了——然后，拖着僵硬的双腿，穿着沉甸甸的湿衣服，向洪水走去。艾米·帕克觉得，走了这么长、这么艰苦的路，走到头才能舒展一下她那笨重的身子，太有点儿滑稽可笑了。她把湿麻袋围在肩上，看起来怒气冲冲，其实并没有恼怒。“你看见斯坦了吗？”她问多尔·奎克莱依。“没有，艾米。没见。有些地方我们没去。”多尔·奎克莱依以为艾米在生气。因为生性谦卑，她也就听其自然，逆来顺受了。渐渐地，一切都正常，自然了。在那羞羞答答地露出来的第一缕阳光的照耀之下，艾米·帕克和她的朋友们一起，站在人群之中。这掩饰了她的笨拙和困窘，阳光渐渐变得更富于金属的色彩，更加耀眼。树木孤零零地困在闪闪发光的、棕黄色的洪水之中，噼噼啪啪地响着，闪着绿幽幽的光。一架风车旋转着，划破还残留的、灰蒙蒙的云霭。一条船开始向岸边划过来。人们极力辨认着船上的人，开着玩笑，甚至打赌。艾米·帕克突然被一种恐惧攫住了。这可能是丈夫坐的那条船。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她真不知道该对丈夫说些什么。周围那些陌生人那一张张面孔，不会比她丈夫的皮肤更使她感到陌生。而眼下，想到他的时候，唯一能够记起来的便是他的皮肤。“那是欧尼！”有人捂着嘴冒出一句。“那是欧尼·奥凯斯，没错！”“我们这些守活寡的，”欧达乌德太太说。“他们三天没刮胡子，又相距半英里，我们可认不出来。”“没错，是欧尼·奥凯斯，”那个很自信的男人说。然后，艾米·帕克带着一种淡淡的不在乎的神情，认出这正是那条船。她认出来了。风儿吹动着一缕头发，和她脸上的微笑搅在一起，那是一丝心领神会的微笑。因为充满了信心，丈夫的容颜又回到眼前，脸上的每一根线条，每一个毛孔，都那样清楚，就如她对自己的面孔那么熟悉。她把这张脸捧在手中，在心底吞噬着，入骨三分，一种渴求折磨着她，她赶紧朝四周瞥了一眼，看看有没有人发现她这种神情。当然没人发现。欧达乌德太太喊了起来：“看见了吗？我们的小伙子就在这条船上。你爱信不信。那不是我那个黑鬼吗，他划船那副德性，要把别人都挤到水里头去了。”船儿在一片愉快的气氛中划了过来，欧达乌德太太在想象之中，给它升起了风帆。有的人说，这次救出来的是丁格利斯一家人和玛丽·亨特。抱那只花斑猫的就是玛丽·亨特。那位是丁格利斯家的老太太，都瞧得见她脖子上的甲状腺肿块了。船划了过来。经过好一番拖拉、转弯，敏捷地操作、气喘吁吁地互相忠告，才终于靠到人们站着的岸边。斯坦·帕克很累，还在船上坐着。他抬起头，看见岸上的妻子。她穿着雨水淋湿的黑衣服，麻袋从肩上披下来，头发在风中渐渐吹干。他并不感到吃惊，也没有像别人那样，看见熟人或者亲戚的时候，招招手，开个玩笑。他只是那样深情地望着她，感觉到一种满足。“你现在难道就没有话对丈夫说吗？”“欧达乌德太太问她的朋友。艾米·帕克把目光移开。她已经看过他了，看过他的那双眼睛。她想，她还从来没有看得这样深沉。没有多少话要说。“别胡扯了，”艾米说，“别说傻话了。”她咬着风吹进嘴里的一缕头发，皱着眉头。于是，斯坦·帕克想起走进他们那间小屋时的情景。她站在搪瓷盆前头，从脸上把乌黑的头发拢到脑后。两条大腿洁白的皮肤现出一种绿色。夏天的阳光下，自玫瑰在窗口映照出一片朦胧的绿光。“喂！”奥塞·皮博迪探过身来说，“你的太太来了。”“是的，”斯坦·帕克说。于是澳塞·皮博迫不再想进入他这位同伴的思想深处了。坐皮博迪的马车从山里来的这伙人，决定当天晚上就回家。对于洪水的兴趣已经淡漠。有的人开始指指划划地说，水位已经下降。只下降了一点点，但一点点也是下了。站在黄乎乎的洪水旁边的泥泞之中很冷。人们开始慢吞吞地向街上走去。一个窗口后面亮起一盏灯。一位妇女在倒茶，她把茶壶提得高高的，那棕红色的茶水的细流好像凝固了一样。帕克夫妇在渐渐浓重的暮色之中并肩走着。“母牛怎样？”斯坦·帕克问，因为他觉得他该说点什么。“有德国老头儿照看它们呢。”在回去找皮博迪的大车时，当着朋友们的面，他俩谈话简直成了一种罪过。不过他们还是挨得挺近，衣服可以相触。他们答应给奥塞·皮博迪家的老太太带回一只猪腿。坐在车上等这只猪腿的时候，帕克夫妇似乎已经融为一体了。“驾！驾！”欧达乌德太太已经吆喝着打她那匹马了。她准备自个儿赶路，拉着丈夫和一两瓶酒。“凯拉尼山那边见！”欧达乌德太太喊道。在丁当的马铃声中，她驱车驶入那充满友爱的夜色之中。这整个夜晚都会充满友爱的。他们坐在大车里，传递着不知是谁的一卷薄荷糖。等那只猪腿的当儿，硬的手在黑暗中摸索着。艾米·帕克不喜欢薄荷味儿。她拿了一块，咬了一点又吐出来。然后把咬过的粘乎乎的那半块送到应该是丈夫唇边的地方。他笑着，用牙齿咬住那块味道很强烈的糖。薄荷味儿流遍全身，直到眼窝。“你是谁家的小孩？”有人问道。黑暗中，有个小孩在哭。“啊，是这么回事，”那家肉铺的老板娘说。她拿着用地方报纸的广告包的猪腿走了出来。“这孩子一直到处乱跑。哭了整整一天。‘你是谁家的孩子？’我问他。他不回答，只是瞅着你哭。‘那么，进屋吧，’我说。‘我给你好吃的饼子。’可他还是哭，跑过来跑过去。我说，我要去警察局，把他作为丢失的儿童交给警察，这当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可是，你们知道吗？人们似乎对这种事儿不能容忍。‘你就不能为这孩子做点什么吗？’他们说。就好像这是我的儿子。他就这么哭哇哭哇，好像这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圣诞节。喂，奥塞！这可是你们家老太太一辈子也没吃过的好猪腿！”那孩子还在黑暗中哭着。大车上的人们说，这孩子也许是洪水从哪儿冲来的。“如果他还这么号，还要被冲得更远呢！”第二个人发表了很诚实的意见。但是没有什么恶意。黑暗之中，只有容忍，友好和亲密。他们要回家了。艾米·帕克一定要看看那孩子。“让我下去，让我看看他，”她说。她得绕到大车那边。黑暗中，似乎正有某个打算在形成。她非得摸摸那孩子不可。“你叫什么名字？”她问道，把他拉到一缕灯光下面。那光是从肉铺里射出来的。肉铺现在已经彻底关门了。孩子沉着脸，一点表情也没有，嘴和眼紧紧地闭着。她伸开两只手，抱住那孩子，就像抓着一只鸟。“难道人们不叫你什么吗？”她问道，同时察觉到大车上的人们正在等她。他们挪动着身子、咳嗽、摆弄着缰绳。但是那孩子躲闪着，她只抓住他的磷磷瘦骨。“快走吧！”车上的人喊道，“天要亮了。”“上车吧，艾米，”丈夫也喊道。“那么，等把你带回家，我们给你取个名字。斯坦，”她喊道。“我们把这个孩子带走吧。”那孩子长久地凝视着她，好像在怀疑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艾米自个儿也没有把握。丈夫已经嘟嘟哝哝地抱怨开了。他们拿这个走丢了的孩子怎么办呢？“好吧，先留他一两天，”他嘟哝着说。“等我们把他的情况弄明白再说。”“好了，”她说。“我们很快就要快快活活的了。”她那愉快的声音在一片寂静中萦绕，倾听她的也只有这寂静。尽管她自个儿也开始对此怀疑起来，她还是扶那孩子爬过笨重的车厢板，上了大车。孩子没有表示反对，也没在那拥挤的大车上坐下。大车驶上归途，开始了漫长的颠簸。“我简直把星星是个啥样儿都忘了，”艾米·帕克说一她有一种很微妙的幸福之感。大片的天空还是阴沉沉的。但是没有阴云的天空中刚刚出来的、珍珠一样的星星在闪耀。当大车从一块块石头上面滚过去的时候，你简直可以吞吐那清冷的星星了。那星星颤动着、闪烁着，渐渐变小，但仍然存在着。“是的，雨是下完了，”一位叫特德·福斯迪克的人说。他是搭车回家。可是奥塞·皮博迪啪地一声抽了一下皮鞭，说，旱季到来之前，他才不信这雨会停呢！人们开始用梦呓般的声音，回忆这场已经成为历史的洪水，并且清点他们弄到的那些东西。因为一场大水，使得许多物品各易其主。这并无卑鄙可言，这不是偷盗。只不过是所有权的改变。就这样，各种式样的锅碗瓢盆、一块奶酪、一条绳子、一本世界地名词典，甚至一个坐浴浴盆，堂而皇之地到了坐在皮博迪大车上的这伙乘客的手里。帅b克家捞到一个崭新的娃娃，分文未花。”大伙儿友好地笑着，笑声里带着朦胧的睡意，然后又把话题扯到别的方面。但是艾米·帕克和天上的星星一起摇晃，斯坦·帕克望着那幽深的夜色，目光掠过簇簇树影，又陷入黑暗之中。那孩子坐在他俩中间，也许在听这些远离家乡的乘客们聊天。不过究竟他在想什么，谁也说不清。“你不冷吧？”艾米十分友善地问他，听起来，好像在做一种试探。孩子没有回答。他十分拘谨地坐在那儿。在大车上，他们三个人——男孩、丈夫和妻子自成体系，都很拘谨。他们挤在一起，相互谛听着对方的心声。过一会儿，等猜疑暂时停息，睡意把他们淹没，他们或许还会怀着钟爱之情，融合在一起。艾米·帕克随着车轮颠簸。这一天经历过的事情，在她的脑海里时隐时现，不断翻腾。此刻，她被生活，被脑海里拥有的、她亲身经历过的这种种事件，激动得浑身发热。当她直挺挺地坐在车底板上，颠簸着，撞到大车坚硬的木栏杆上的时候，道路似乎漫无止境，但是在她的心底，很快就能走完这段路。甚至由于以往不成功的尝试而引起的郁闷，也因为她现在可能得到的这个孩子而烟消云散了。他们走过一座木桥。脸颊触到了片片树叶。那位叫特德·福斯迪克的男人唱着一首关于一位少年鼓手的歌儿。一路上，斯坦·帕克坐在车上，想着自个儿那令人尴尬的、难以言传的童年。他感觉得到紧靠在他身边的这个陌生孩子的愤怒。他不像妻子那样，想收养这个孩子。不过，他虽然不积极主动，但也不想拒绝。因此，大车平平静静地载着他，穿过茫茫夜色。他精疲力竭。他自己生活的浪潮顺着别的道路汹涌而来，忽涨忽落。或者，他推开一扇扇房门，走进他认识的那些人家。房子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朝他转过来，正期待着他能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行事。但是，他尽管表面上看起来稳健、可靠，实际上正如生活的洪流一样，萦回流动，变化莫测。他又转身离去，把他们扔在那儿，话到嘴边未能出口，惊讶地咧着嘴，露出一排排牙齿。他本想让人们满意，但总是不能。他本想赞成他们呆在那儿别走的主意，但是也办不到。他本想张开嘴宣布：“我来了！”那样，那些人就会窥视他们自己的内心，带着满意的微笑，发现这本是他们的初衷。他们会像五金商店摆着的一溜货物，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可是，他的星在闪烁，明灭不定；他的云在飘忽，满天飞霞。沿路，皮博迪大车里要下车的乘客陆续从那些还睡着的人们中间爬起来，活动着僵硬的四肢，爬了下去。很快，车上只剩下奥塞·皮博迪，帕克夫妇和那个捡来的孩子，空荡荡的，越发冷了。他们紧紧地偎依在一起。等到奥塞·皮博迪说到了，把他们平平安安送到家门口，那孩子便毫无遮掩地暴露在星光之下，暴露在他的“站台”之上。他站在那里，好像是在等待他的恩人们对他的命运做出什么样的宣判。这时，男人正从车上往下搬一样东西。夫妻俩因此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那是什么？”女人满腹狐疑地问道。“是个澡盆，”丈夫说。他笨手笨脚，澡盆还没拉出来，呼地一声碰在车厢板上。“这有什么用？”她问道。她的声音变得重浊起来，就好像这第二个问题分量太重了。“坐在里头洗澡呗！”丈夫回答道。“星期日上教堂的时候，把你洗得香喷喷的，”奥塞·皮博迪边说边朝黑暗处吐了一口唾沫。妇人说道：“我不知道这个澡盆是你拿回来的。你是怎么弄到这玩意儿的？”“它在那儿扔着，”丈夫边说边用脚尖踢了一下那个空澡盆。他虽然不是故意踢的，但听起来像是故意。“它在那儿扔着，”他说，“看起来谁也不想要它。我就拿来了。它总会有点儿用处吧。’“哦，”她有点儿疑惑地说。那个捡来的孩子在他们说话的时候，蜷缩在那儿，似乎是为了躲避天上的星光。“不管怎么说，”妇人说，“我们到家了。”听声音，她被这笔“不义之财”搞得精疲力竭了。“把你的手递过来，”她对男孩说。声音重新变得昂扬起来，但也带着一种危险的命令式的口吻。“你自个儿就能跳下来，是吧？你该明自，你已经挺大了。”“他当然能，”男人说。他正来回踱步，绕开澡盆，跺着脚。“他壮得很。”于是男孩照吩咐，朝他们跳了过去。他们跟皮博迪道过晚安，匆匆忙忙穿过黑沉沉的夜幕，经过一株枝叶丛生的玫瑰，走进一幢房子。走进那幢房子里面的一个房间以后，妇人放开孩子的手。那屋子因为一直门窗紧闭，非常憋气，伸手不见五指，一片跌跌撞撞的声音。这时，艾米只想着让自己重新熟悉这个“窝”。她在那温馨的黑暗中呼吸着，感到一种慰藉。“哦，我要和他聊一聊，”她在心里说。“不过要等一会儿，抓着他的手，坐在床边，讲讲动物的故事。”她已经知道了她将要捧在手里的那张小脸的模样，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大害怕再失掉他了。眼下她只想着找东西。找火柴。男人和女人都在屋里跌跌撞撞地摸索着。“火柴在这儿，斯坦，”她说。然后，他点着了灯。屋子里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还有一个黑乎乎的铁炉子，炉膛里是些死灰。“这是厨房，”男人说。他半开玩笑地、痉挛地用胳膊肘往里面指了指。说话的声调不像他。他只是觉得说说话向这孩子解释点什么是他的责任。然后，他出去小便，把澡盆放在一间小棚屋里。它就静悄悄地搁在那儿。帕克夫妇总是为这个澡盆感到不安。女人带着一种权威和宽慰，在她“失而复得”的屋子里来回走着，放着、挪动着一些东西，开始和那孩子谈话。没有她应该有的那种直率和温情，只是谈话。“我们要在这儿给你铺张床，”她说。“他一会儿就给你拿一张折叠床，然后给你找床单。不过，我们先得吃点儿东西。还有点冷牛肉。你喜欢、吃牛肉吗？”她问道。“喜欢，”他说。“有的人爱吃羊肉。”“我吃过一次猪肉，”男孩说，“上面是一层烤得很好的脆皮。”“也许是你爸爸养了口猪，”女人说。她很细心地用盘子和叉子摆出一个图案。“是汤普森先生宰了口猪，给了我们一些猪肉。”“啊，”她边说边留神听着。“汤普森先生给的猪肉，是吗？”可是男孩又把自己封闭起来，显得十分谨慎。好像他已经下定决心，就从这个夜晚开始，从乌龙雅那家肉铺外面开始，重新创造一个自我。很快他们便都坐下，保持着各自的静默，吃起东西。男人和女人咀嚼着食物。他们用一种满意的眼光瞅着屋子里的摆设。他们都不再去想那些让人兴奋得或者让人羞愧得难以承受的事情。在这个房间里，许多东西都是他们自己双手制作的、磨损的。这是些实实在在存在着的事物。但是这些东西哪一样都不属于这个男孩。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他那份牛肉和一些在牛油里很快炸好的凉土豆。他坐在那儿，看起来很瘦弱。过了一小会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玻璃，半遮半掩地拿在手里坐着。“那是什么？”吃过东西，他们心满意足地问道。“是块玻璃，”男孩说。“可怜的孩子，”女人在心里说。“我要跟他说话。不过，呆一会儿再说。”她不得不排遣那些令人伤心的回忆。至少要排遣一点儿。男人想起他的奶牛。但是在他心底，依然涌动着那浑黄的洪水，浮现着被洪水堵住了的房门，还有那架扔在“孤岛”上的缝纫机。“啊，”他说，“不知不觉快到挤奶的时候了。”于是他们一起开始上床睡觉。小男孩按照他们的吩咐，在厨房里睡。他什么都按他们说的去办。“晚安，斯坦，”女人说。“啊，这一天！”她把唇贴在他的唇上。她是他的妻子。她的唇湿润润的，那么熟悉。当他用肘子撑着久起身子，去吹蜡烛的时候，又想起他在船上坐着时，岸上居高临下站着的那个女人黑乎乎的身影；想起有一回，他急匆匆走进家门时，那个白中泛绿的影子，以及白玫瑰落在妻子大腿上的阴影。他很快就丢开这些念头。他累了，很容易变得烦躁。“是啊，”他打了个哈欠，“那些无家可归的可怜人。还有这个孩子。你看这孩子还可以吗？”现在，无法排遣的悲哀淹没了这个刚刚亲吻了丈夫的嘴唇、向他道过晚安的女人，她闻着蜡烛熄灭之后灯芯散发出来的难闻的气味。“我不知道，”她说。她在床上躺着的姿势简直让人不能忍受。“你非要把他带回来，”他责备道。她并没有感觉到曾经爱过丈夫这个男人。她已经忘记站在河岸上的那个时刻——他们升腾而起，从眼睛钻入对方的心灵。她期望被一种永恒的爱所充实。“是的，”她躺在黑暗中说。“是我的错。我把他带口来了。可是我不能不这样做啊！”这话丈夫没有听见，因为他已经进入梦乡。然后，她很敏捷地、轻手轻脚地爬起来，好像这个夜晚之前好久她就拿定主意要在这个时候开始行动。她穿过清冷的卧室，径直向厨房走去。“你在干什么呢？”她温柔地问。厨房里，炉子里还有火。男孩侧身躺着，透过他那块玻璃，看正在熄灭的炉火。他并没有抬起头来瞧她一眼，尽管对她的到来表示认可。“你还玩这破玩意儿，”她说。她穿着睡衣在床边坐下，不由得打了个寒战。“这是教堂上头的，”他说。“这么说，你们家离教堂不远？”“不是。这是后来的事儿。我和别人走散以后。在柳树林附近。我以为我要死了，”他说。“你是和家里人呆在一块的吗？”她问道。“我不记得这些事了，”他有点儿圆滑地说，仍然拿着那片玻璃照着玩。她看见那块玻璃给他的面颊涂上一层颜色。他移动玻璃的时候，皮肤上就出现一块流动着的鲜红的光斑。“这没关系。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她说道，用手抚摸着他，但是不抱多少希望。“你在这地方干什么？”孩子问道。“哦，”她说，“我住在这儿呀。这是我的家。”但是她觉得皮肤一阵阵发冷。她对她的这些家具什物又有点把握不住了。孩子望着她的手。那只手毫无目的地搁在他的胳膊上。看来，她还得学习学习，才能知道该跟这孩子说些什么。“你不想照照这个吗？”他问道。“这是我从一个窗户上砸下来的。”“砸下来的？”“别人谁也拿它没用嘛，”他说。“我想拿它照着玩儿。”显然，这是他的玻璃了。“一开始，它掉进水里了。可我硬把它捞了上来。你知道，教堂里头都是水。”她拿过那块玻璃，放到眼前，整个房间立刻沉浸在一片鲜红之中，还在燃烧的火炭成了一块散裂开的金子。“我给你讲讲那座教堂，”他说。“那里面还有鸟呢！都是从窗户上的窟窿飞进来的。那天，我大部分时间在那儿睡觉，躺在长椅上，头底下枕着一块人们跪上去做祈祷的什么玩意儿，一种坐垫吧，不过那玩意挺扎人。鱼就在教堂里游。我还用手摸了摸一条鱼。书在水上漂着。你知道，水流动，漂在上面的东西跟着流动。”“是啊，”她说，“是这样。”现在，当她在想象之中跟那小孩一起蜷缩在教堂里的靠背长椅上的时候，透过那块玻璃片看见的紫红色的洪水把她抓住了。那洪水里有死去的人和牲畜。一株株柳树下面，甚至有人的脸漂浮着。“你做祈祷了吗？”她问道，从眼前拿下那块玻璃。“没有，”他说。“没有什么好说的祈祷词了，在那座教堂，再也不会有什么祈祷了。”他们相互凝望着。拿开那块玻璃，他们的皮肤又变白了。“听我说，”她说，她的声音又把他们平平安安地带回到现实中了。“你知道，你可以住在这儿。如果你愿意。这就是你的家。”“不，不是，”他说。她把那块玻璃放到床罩上。“你最好睡吧’她对他说。她又变成一个有点笨拙的年轻女人，怀抱着一种从别人那儿学来的自信。她的声音本来应当充满热情，发自内心深处，但现在却刺耳，又显得浅薄。她不得不用这种声音表示她的意见。“明儿早晨见。你不冷吗？你知道，你得增加营养。你太瘦了。不过，食物会把你吹起来的。”那男孩看起来不想再跟她说话了。他把脑袋枕在胳膊弯上，侧着身子蜷缩在床上。她不会赢得这孩子的信赖。于是她起身走开，从那束仍然缠绕着她的红光中走过去，从那座被水淹了的教堂里已经归于沉寂的祈祷中走过去。她回到她的房间，和睡神搏斗一番。但是，她突然看见丈夫穿起了裤子。玻璃灯罩里的灯光很黄，平稳而柔和。“现在是什么时辰了？”她问道。“该起床了，”他说，声音像腰带抽打似的，没有一点柔情。“弗利兹已经从院子里走过去了。”实际上，她也听得见水桶那熟悉的、吱扭吱扭的声音，还有公鸡吵人的、让人无法再睡的啼鸣声。他们要去做那些必须做的事情。皮肤接触到早晨的空气和水都有一股凉意。他们都带着一种严肃的神情，在屋子里转过来转过去，各干各的事情：梳头、结辫儿、穿衣服。很明显，他们的生活从来没有什么有色彩的片断。他们轻手轻脚地快步穿过厨房，从那个在一张窄窄的床上熟睡的小男孩身旁走过。他们只是瞥了他一眼，好像生怕打搅了他似的、或者是为了别的什么原因。院子对面的牲口棚里，一盏风灯的光亮之下，那几头母牛的屁股影影绰绰，还有瘦小的德国老头那张脸。他等着向他们报告事情，听从吩咐。母牛嚼着草料。唾涎的气味以及母牛的喘息，盖过早晨清冷的空气，升腾起来。女人和两个男人坐在木墩上面，膝盖中间夹着奶桶，准备开始他们例行的“仪式”。“雨停了，”德国老头边说边挤着刚抓到手里的奶头。“是呀，”斯坦·帕克说，“真停了。”他用一块布擦了擦那头青灰色的母牛的***，然后把布挂在钉于上。“我知道要停的，”老头说。“你怎么知道的，弗利兹？”艾米·帕克问。“哦，”他说，“我知道。我能感觉出来。”然后，便是牛奶挤进奶桶时发出的音乐般的声音。“洪水怎么样？”老头问。“洪水太可怕了，”艾米·帕克说。“斯坦比我见得更多。我只看见一点儿。有的人失去了一切。”老头咂了咂嘴，那声音盖过了柔和的挤奶声。“我们带回个澡盆，弗利兹，”斯坦·帕克对他说。“是斯坦捡的，”妻子说。然后，他们坐在那儿，挤着一头头温驯的、个头挺大的奶牛那富有弹性的***，让牛奶射进桶里。斯坦·帕克一双脚生了根似地踩着干净的砖块，等妻子给他讲那个捡来的孩子的事情，可是看起来她还没有讲这件事情的意思，或者还没到时候。他们坐在那儿挤着牛奶，一层泡沫已经急不可耐地溢上艾米·帕克那只桶。这是个没完没了地挤奶的早晨。挤完之后，两个男人丁零咣啷地装着奶罐。母牛三个一群，两个一伙，漫无目的地凑在一起，已经挤瘪了的***在大腿间晃荡。然后，她从牛棚的围栏里跑出来，穿过院于，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他们那幢房子跟前。她气喘吁吁，在心里说：现在，他的一双眼睛该睁开了吧。她要对他说许多事情。在早晨明媚的阳光照耀之下，有可能完成夜里遭到拒绝的事情。她可以用爱的力量，强迫这孩子留在她的家里。她放慢脚步，以免看起来太蠢。而且尽量使自己急促的呼吸平静下来，做出一个微笑。可是走进厨房，她一眼看见那张窄窄的床上床单摊在一旁，冷冰冰一动不动地扔在那儿。她也没有费神去喊那孩子。她看见那块红颜色的玻璃，已经在床板上压碎，成了好几块玻璃片。不一会儿，丈夫回来了。他匆匆忙忙吃过早饭就去送牛奶。她已经把一切准备停当，放在他的面前。桌上放着皱皱巴巴的煎鸡蛋。他爱喝的红茶盛在一个蓝颜色的搪瓷壶里，等他享用。他开始切鸡蛋，那用力的样子就好像那玩意儿比鸡蛋硬得多，要嘛就是因为心不在焉。“朱厄尔再有两个月就要卖掉，”女人边说边从一家杂货铺送的月份牌上撕下两张已经过时的日历。“是该挤完它的奶的时候了。”“那孩子上哪儿去了？”再也没有比别人盘子里切得一塌糊涂的鸡蛋让人看了更觉得不舒服的东西了。“他不在了，”她说。“跑了。”“我们留不住他，”丈夫说道。“他不想在这儿住下来。这一点看得出来。他不属于我们。”“是的，”她说。尽管她不完全明白，也无法解释这是为什么。她无法解释怎么会有这种时候，你自个儿一定要为生活中那些高深莫测的事情去出示一些确凿的证据。现在，她在厨房转来转去，皮肤在阳光下十分苍白，因为起得早，越发显得形容憔悴。一双手做些迟钝的动作，无法和她曾经经历过的那些辉煌的时刻联系起来。这使得她皱起了眉头，把家什放到合适的位置，捡起一个灰不溜秋的土豆削起皮来。那土豆是前些时从篮子里面掉出来的。他吃完饭，把碟子推过去，然后说道：“艾米，”他尽量使声音和场合相符，以便打动她。“这样也可以，”他说道。“是的，”她回答道。“当然这样也可以。”他们很亲密。他们的生命之树已经长在一起，而且将继续下去。因为他们不可能从那共同的枝干上再分离开来。现在他们既已站在窗前，胳膊有意无意地相触，她便不否认他们共同生活的好处。经过这大清早疲惫的劳作——那也是一种收获——他也可以全身心地感觉到这一点。现在，母牛蹒跚着从树林中间走过。它们的尾巴摆动着，青紫色的鼻子嗅着淤泥里刚开始长出来的淡绿色的草，或者在金合欢树黑色的树皮上蹭着脖颈。他本来要说，你知道这个吗？还有这个，这个。这一切他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但是因为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这一切，他只能站在那儿，捏着她手上的皮肉。也许没有必要说出来，他从她手上的皮肉感觉到她已经领悟了这一切。她已经开始看见那簇簇树影，白色的树干。那些比较低矮的、枝儿粗糙的树木，在晨光下摇曳，向他们倾斜着。那因为重又变得晴朗而愈显湛蓝的天空似乎在游动，站在窗框旁的这一男一女好像也跟着天空游动了一会儿，他们的躯体在摇摆，他们的灵魂在游动，辨认着那些熟悉的国家。瞬息间，他们简直无所不能。然后，男人穿上他那双硬梆梆的靴子，又记起那些他必须做的事情。女人取掉台布，叠了起来；就好像她很喜爱它一样。她觉得心里很满意。如果想起那个捡来的孩子，她能记起来的，也只是借着昨夜的火光，斜眇一眼所得到的印象。至于她自己由于膝下无子所引起的郁郁寡欢，现在可以更坚强地应付了。“也许我们应该把这孩子的事情报告给警察局，”她说。他说，如果下午有时间，他就骑马去一趟班加雷。谁也没再听到帕克夫妇在乌龙雅发大水时捡到的那个孩子后来怎么样了。洪水很快就退了，只留下一片肮脏的黄泥滩和许多褐色的蛇。居民们清理出他们的家具和重新找到的他们自己的点点滴滴，渐渐地不再提这个话题了。只是有时候，在杜瑞尔盖，人们回忆起那一车崇高的志愿救灾人，去救那些洪水中的难民的情形。谁也不知道帕克家居住的地方怎么样以及为什么得了这么个名儿，反正从发大水那个时候起，官方开始管这地方叫杜瑞尔盖。阿姆斯特朗先生的一位朋友——一个教授或别的什么——说这个地名的意思是“富饶”。但是这地方的居民不太喜欢用这个名字，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太习惯，只是写信或者寄东西的时候用用。就好像有什么期待他们完成的事，他们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完成。艾米·帕克在写这个地名的时候，放慢了她那只总是鲁莽、粗心的手，若有所思地一边深呼吸一边念叨着这个字。当陌生人提到这个官方正式命名的地方时，她就收敛起脸上的表情。她依然用拥有这些土地的人们的名字来称呼他们这个地区。有时候，在这块被称之为“帕克家”的地方，她坐在开满白玫瑰的矮花丛前，一双胳膊因为无事可干而显得笨拙，两眼眺望着那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