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又见茨中

作者:刘建华

|

类型:都市·校园

|

更新时间:2019-10-06 16:27

|

本章字节:8554字

茨中,是维西县在澜沧江西岸的一个小村子。这个村子之所以出名,是这个村子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天主教堂。我于2001年调到迪庆州工作时,与州委书记张百如同志一道造访这个村子,当然也要去参观这座天主教堂。陪同我们参观的县委书记谢志林、县长余胜祥以及宗教局的同志介绍:法国传教士早在100多年前就在此传播天主教。前仆后继,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执著地在“荒蛮之地”撒播天主的“福音”。茨中教堂是1909年由名叫亚历山大·迪朗和杜贝尔纳的两个法国传教士建起来的。当时,澜沧江上游一带十分闭塞,且藏传佛教十分兴盛,为传播天主教,就引发了宗教纷争,发生了流血冲突的“反洋教案”。在这场教案中,这两个法国传教士有幸逃脱杀戮,来到茨中。但在此要建起一座天主教堂并且争取信徒,难如上青天。这两个法国人居然都办到了。这当中,有清朝政府对当地信众进行镇压以及对法国人予以赔偿的因素,但你不得不叹服这些洋人宗教信仰的坚定和传播教义的执著。这座教堂1921年建成后,曾经是“云南驿区”的主教座堂,下设两个分堂,还办过一所学校和一个修女院。1951年曾作为小学校址,1984年还给教会。1997年,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第三批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这个村子,最早只有20多户人家,现在有80多户了,汉、藏、纳西三个民族杂居。有的信奉藏传佛教,有的信奉天主教,有的信奉纳西东巴教。据说甚至夫妻二人分别信奉佛教和天主教的人家都有,两个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同床共枕,居然相安无事,各得其所。我们看到天主教堂边就是藏传佛教的玛尼堆和经幡,虽不协调,但自成一景,各有千秋。


在澜沧江边,茨中村掩映在核桃林的浓荫之中,教堂这个地方是一块较平坦的土地。登上教堂塔楼,茨中村尽收眼底,风景这边独好。关于这块土地的取得,有两个说法不一的故事。


故事一:“反洋教案”后,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针对这场两种宗教信仰引起的流血冲突,采取的态度是屈服于法国的强硬,派兵镇压佛教僧俗民众,对天主教会予以巨额赔偿。逃到茨中的这两个法国传教士要求赔偿土地,清朝政府官员问:“你要多少土地?”传教士答:“只要一张牛皮大的土地。”“一张牛皮大的土地,这么少?准了!”官员十分痛快地答复。谁知传教士拿着土地批文到了茨中,将一张牛皮剪成细绳,用牛皮绳圈地。狡猾的传教士使了一个小计谋就让清朝政府官员上了一个大当,获得了一块相当可观的地皮。茨中教堂就是洋人用一张牛皮剪成细绳圈出来的地。因此,在这边远的荒凉之地,也被烙上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的屈辱印迹。


故事二:逃到茨中的两个传教士找到当地首领,要求给一块土地建造教堂。首领为考验传教士对宗教的献身精神,就开出一个苛刻的条件:用他们二人中的一颗脑袋来换。两个传教士回去商量后,都争着为宗教献身。最后的结果是年纪大的传教士说服了年轻的传教士。第二天,剩下的这位传教士提着血淋淋的一颗头颅找到首领。首领惊愕之余,只好答应给土地。问传教士要多大一块土地,传教士说只要一块牛皮大的土地。以后的故事就和前面的故事相同了:传教士用牛皮绳圈出了一块可观的土地。


两个故事,前一个反映了中国近代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华民族的屈辱;后一个既反映了传教士英勇悲壮的献身精神,还给中国人留了一点面子。我宁可相信后一个故事是真的。但是前一个故事有一定的史实可查:阿敦子(今德钦县)确实在上世纪初发生了“反洋教案”,清朝政府确实派兵镇压,确实给了洋人赔偿。而且有一个传教士在教堂修造过程中,监工时从塔楼上摔下来死了,他的遗体安葬在教堂的院子里,后来去世的另一个传教士也安葬于此,至今两座坟茔完好。真实的东西,往往并不浪漫,甚至还很残酷。但正因为残酷,还得有浪漫的梦想。残酷的现实与浪漫的梦想才构成了丰富的人生。有如这两个传教士,他们远涉重洋,沿着艰险曲折的茶马古道,在人烟稀少的澜沧江峡谷传播宗教的所谓“福音”,环境的艰难和险恶可想而知,没有超常的毅力和勇气,怎能完成这个使命?毅力和勇气来源于坚定的理想或者美丽的梦。人是需要理想的,我们与其说是靠现实活着,不如说是靠理想活着。


由于要赶到德钦县城,第一次的茨中之行,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来去匆匆。对村貌、教堂等来不及仔细探究。这个澜沧江边的小村庄,有着十分厚重的历史。对我来说,它依然神秘。我遗憾地离开茨中时,决心再抽时间来探究它,然而一别就是两年多了。


我于2003年7月就要调离迪庆,再不到茨中,今后的机会恐怕更少了。我约着前来帮我搬行李的妻子一道,踏上了再访茨中的行程。


又见茨中,又见茨中。


这个村子其实比较秀丽。从对岸看去,白色的民居掩隐在浓绿的树林中,阳光下显得宁谧、温馨。一架铁索桥飞跨澜沧江,茨中村连上了对岸的公路,也就连接了峡谷之外的文明。虽然眼下公路还是沙石路面,但我知道一年后将铺设油路。村民的房屋大多还是土掌房,土夯成墙、土拍实后就是屋顶,也有殷实一点的人家建起了砖混结构的房屋。要是不注意房屋顶上挂着的经幡,村子里面的玛尼堆,茨中村没有多少藏族民居的特色。但是房前屋后绿树成荫,使这个村子生机盎然。但村内的道路就很差了,也就是一条勉强能行车的简单土路,汽车所过之处,扬起浓浓灰尘。卫生状况也不敢恭维,随处可看到牲畜粪便和垃圾。秀丽的风光,糟糕的环境,我们不能责怪村民们的素质低,而不懂得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谁不企望自己的家园整洁、家居舒适?这是天性。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忽视,这是我们对农民的欠债。农民渴求着改善他们自己的环境,他们的要求并不像城市人那么高。实际上,给一点阳光就灿烂。但这缕阳光何时照耀到他们身上呢?我在茨中村转悠,心中充满内疚和自责:在迪庆藏区工作两年多,想的是多上几个发展项目,让这个地方尽快富裕起来。当然也下了功夫抓几个县城的建设,但广大农村的规划和建设的确没有认真考虑。


作为分管建设的州领导,我是失职的。现在调离迪庆,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看来这个内疚与自责将伴我一生。


这里的村民其实比较开放。多民族杂居,世世代代融会贯通,都会说两种民族语言,汉语说得很地道。他们向往峡谷以外的文明与精彩,外出打工的人比较多。少数人家抓住游客不断增多的机遇,搞起了客栈和小饭店。游客在此既可以喝上酥油茶,还可以喝上农家自酿的法式葡萄酒。


这座教堂其实比较寂寞。百年来,这座教堂就这么孤零零地矗立在这里,漫长的澜沧江沿岸再也找不到同类的建筑了。1866年,在距该村15公里的茨菇村,法国传教士顾德尔建过一座教堂,1905年那场“反洋教案”时被烧毁。茨中教堂的主体建筑保留了欧洲的巴斯利卡风格,还兼有罗马风格,但四合院、飞檐、亭阁又是中式风格,是中西合璧的产物,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结果。庆幸的是这座教堂地处偏远的澜沧江峡谷,逃过了“文革”这场劫难,完整地保留下来了。我们到了教堂,大门紧锁,附近无人,几只鸡在门口觅食,两头小猪相互追逐。神父已经是当地藏民。我们让村民将他找来。这位皈依洋教的藏族神父与普通藏民没有两样。他说,只有在做礼拜或者有游客参观时,他才会出面。天主教信徒用藏语唱赞美诗,礼拜堂装点得较为精致,墙壁上、柱子上挂满了中式条幅,这是用汉字写的圣经,洋教已被本土化。由于缺乏维修,整座教堂破旧、荒凉。神父说,信教群众有四五百人左右,既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法国天主教会近年也来过,并给予了一些资助。但改革开放后的一次大一点的维修,则是地方政府拨的经费。今天不是礼拜日,教堂很安静。我们有时间从容不迫地参观、探究。两个法国传教士的坟茔虽然在院子北面沉寂近一个世纪,他们亲手种植的葡萄却在院子里生生不息,而这个品种在法国已经绝迹。香格里拉酒业公司依托这个在法国已经失传的葡萄品种,开发出“藏秘”系列酒,将这个产品成功推到法国市场。这是葡萄成熟的季节,我征得神父同意,信手摘了一颗葡萄品尝,并不可口。看来做酒可以,当水果吃恐怕不行。


用藏语唱“主啊”赞美诗的人数虽然发展缓慢,但在藏传佛教这么兴盛的地方,天主教居然得以存在并延续一个多世纪,让人有些困惑。一些资料分析,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这个地方确实偏僻,按照现在的说法是缺乏信息流。来了洋人,又带来洋教,让村民感到新奇。二是这个地方文化生活单调,按照现在的说法是一个“文化沙漠”。即使到了改革开放年代,我们对丰富农村文化生活这项工作也是忽视的。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自然就被天主教占领。三是洋人不仅带来了宗教,还让村民得到了实惠,他们用西医方法为村民治疗了天花。据说在天花流行的时候,当地人没有一个人死于这种可怕的疫病。他们带来了法国的葡萄,当地人不仅会种植葡萄,还会酿制法式葡萄酒,很多人家至今都还掌握法国神父酿酒的技术。虽然整个传教过程是艰难的,甚至充满风险,与当地宗教文化发生过剧烈的冲撞,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由于传教士的坚定和执著,天主教在此终于落户。


又见茨中,我怅然踏上归途。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我的思绪在峡谷里飘忽。一座孤零零的天主教堂,让我想了很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强盛,确实需要一大批富有高度使命感、富有高度牺牲精神的人来担负这个历史重任。我们的各级干部,如果都有对于理想信念的忠诚、对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坚定、对于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的执著,我们的事业何愁不成功?看来,建设农村,首要的任务是建设一支信念坚定、工作扎实的干部队伍。茨中村眼下就可以做几件让村民得到实惠的事情:比如对这个村子进行规划,开辟资金渠道,搞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让这个村子秀外慧中,富有特色;比如发展旅游业,建设旅游小村。除了参观教堂,还可以种植葡萄,运用法国人传下来的葡萄酒酿制技术,搞葡萄酒作坊,搞“洋为中用”的酒吧,让游客喝上地道的法国甘地葡萄酒……茨中村将在澜沧江峡谷“火”起来,村民将因此富起来。好事要真正办好,关键在于要有对老百姓充满厚爱的人来组织和实施,关键在于要将这些让老百姓得到实惠的事情坚定不移地抓到底。


想到这里,我又回到自责和内疚之中,我分管全州的建设工作,这方面的考虑确实太少了。我即将离任,眼下要做的事就是向有实力的一家企业推荐茨中村,能否采取市场化、企业化的形式来运作茨中村的旅游业,同时借此改善人居环境?我认为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