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就在周恩来病势渐重之际，邓小平重新崛起，分担了周恩来的重任，成了“周恩来第二”，成了江青新的政敌。

邓小平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成为周恩来的副手。

只是由于他复出不久，邓小平在中共“十大”只是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未能进入政治局。

中共“十大”结束才三个多月，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出任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说：“邓小平是回政治局——他原先就是政治局委员。这次，是政治局请他回来，不是我一个人请他回来。”这是因为毛泽东事先跟周恩来等商议，得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支持。

于是，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这样，邓小平复出后，迈上了第二个台阶：由国务院副总理，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在党、政、军三方面，邓小平都担任了重要职务。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邓小平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他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坛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阐述外交政策，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这是邓小平复出后，在国际上公开亮相。

此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谁前往联合国时，江青激烈地反对邓小平去。

这样，毛泽东在写了那封“不见还好些”的信后第七天——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不得不再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三月二十七日见了毛泽东此信，江青不得不收敛了。

邓小平从联合国回来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更为活跃了。他陪同周恩来，接待了一位又一位外国国家元首的来访。毛泽东会见外宾，邓小平也总是在侧。

周恩来住院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工作由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形成新的党、政、军“三足鼎立”的局面。

不过，王洪文虽是党的副主席，职务高于邓小平，可是论政治经验、工作能力、理论水平，他怎能跟邓小平匹敌？

另外，邓小平的个性明显不同于周恩来。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敢于发表意见，任何时候都不追求时髦口号”；“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不顺从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周恩来对邓小平无限信赖。当年，在勤工俭学时，周恩来便与邓小平在巴黎相识。半个世纪的友谊，彼此亲密无间。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在一九八〇年八月回答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三〇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虽然周恩来不得不躺在病榻上，邓小平却在政治局里成了新的“周恩来”，而且他不顺从江青的那股“激流”。于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又构成新的冲突方是邓小平，另一方是江青——江青联合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毛泽东警告“上海帮”虽说江青已经几度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她依然我行我素。

她以个人名义，给各处写信，送“批林批孔”材料。名曰“放火烧荒”。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江青召见“梁效”、“唐晓文”写作组。她“启发”道：“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江青跑到天津煽风点火。她在天津一次次发表讲话，不时提及“揪现代大儒”，鼓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江青所说的“现代大儒”、“党内的大儒”，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

七月五日起，“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江青的意图：吹“女皇”，批“宰相”，批“现代大儒”。

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春，开始患老年性白内障。他的视力明显减弱了，他却默默忍受着。他的病情，只有负责毛泽东医疗组工作的周恩来、汪东兴知道。那时，连江青都不知道。

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打破惯例，亲自出席了会议，这意味着会议异乎寻常。

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当着那么多在京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在此之前，毛泽东只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批评她，给她留了“面子”。

毛泽东说道：“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显而易见，毛泽东事先听到了别人对江青的意见。

毛泽东又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见毛泽东这么说，江青只得表态：“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江青话里有话，因为她知道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是“内部钢铁公司”，意即表面上话不多，骨子里很硬，亦即“绵里藏针”。江青乐得顺水推舟，把毛泽东对她的批评转到邓小平头上。

毛泽东追了一句：“当众说的！”江青也不含糊：“说了算！”毛泽东转向与会者，说道：“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会议的记录，还记述了夫妇俩以下的对话——江：“不大好的就改。”毛：“你也是难改呢。”江：“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毛：“不开就好。”江：“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此时，毛泽东又转向与会者：“他们都不吭声呢。”于是，周恩来提起了这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因为毛泽东当时批评过江青在会上的发言，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江青一听，马上插话解释。

毛泽东指着江青道：“此人一触即跳。”江青反攻周恩来：“我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其实，那个大会是江青筹划的，此时她把责任朝周恩来头上推。

“我讲你的脾气。”毛泽东又朝众人说道，“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接着，毛泽东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批评“上海帮”、“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的话，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颇为尴尬一因为谁都知道，“上海帮”指的是这三个从上海起家的人物。

江青连忙辩解道：“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江青的意思是说，纪登奎也搬入钓鱼台。纪登奎不是从上海来的，而是来自河南。江青想开脱“上海帮”之名。

毛泽东仍坚持对江青的批评：“你那里要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毛泽东在政治局说这番话，是因为他已察觉江青在搞“四人小宗派”，也是表明他开始对王洪文失望——他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他当面向他们四个人指出，希望他们能够改正，“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只是他的批评并未被王、张、江、姚所接受。

江青提及的纪登奎，毛泽东常常称他为“老朋友”。纪登奎本是一般干部，他怎么会成为毛泽东的“老朋友”了呢？

据纪登奎在一九八八年一月自述：说起来话长，那是五十年代初，那时我不到三十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夕，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斗。一九六七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我连忙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

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问我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我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坐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

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以后，我被调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选我当中委、九届一中全会选我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

纪登奎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老朋友”，受毛泽东信任。“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在毛泽东身边。林彪的动态，由他直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所说的“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他去吧”，这句话当时就是跟纪登奎谈的。

纪登奎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被安排住进了钓鱼台。

江青盘算着“组阁”也许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习惯”，面临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他往往要离开首都北京。他要让斗争的局面明朗化，这才回到北京整肃。“文革”前夕是如此，他差不多在南方杭州一带住了一年；“九·一三事件”前夕也是如此，他巡视大江南北，跟各地领导打招呼、“吹风”。

眼下，他在亲自主持了那次批评“上海帮”的政治局会议之后，他走了，离开了北京。

他先是去湖北武汉，下榻于东湖宾馆。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在武汉，大夫确诊他患“老年性白内障”。虽说这是老年人常见的眼疾，手术也简单，但必须待其成熟才能动手术。这样，他就不能不暂时忍受视力日衰的痛苦。他的生活由张玉凤照料着。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抵长沙。他下榻于中共湖南省委大院西边的九所六号。那里原叫陈家山。是一片丘陵地，中共湖南省委在那里盖了一个招待所，叫“九所”，专门接待重要的客人。“九所”有六幢小楼。毛泽东过去在九所三号住过，这一回住九所六号。

他喜欢长沙，因为他是湖南人，而且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又正是他信得过的华国锋。那时华国锋已调到中央工作，仍兼管湖南，毛泽东在湖南的一切，都由华国锋一手安排。这一回，毛泽东在长沙长住，直至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才离去，一共住了一百一十四天。

北京果真面临着严重的斗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小宗派”为一方，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为另一方，激烈地斗争着。双方争斗，围绕着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展开：自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以来，已经十年了。按照宪法规定，四年换届一次。如今，已经逾期六年了。

四届人大已是个“老话题”了。早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毛泽东就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

筹备四届人大，引发了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林彪争当国家主席，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惨败，最后以“九·一三”事件告终。

这一次重提召开四届人大，又面临着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江青取代了当年的林彪，野心勃勃，着手“组阁”，抢夺那几项重要的职务：国家主席——刘少奇屈死已经多年，国家主席一直空缺。由于毛泽东明确反对再设国家主席，自然，谁都不敢吱声。

委员长——三届人大选出的委员长是朱德，眼下已是八十八岁的高龄老人。江青要让王洪文取代朱德。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病重住院，来日不多。江青要让张春桥取代周恩来。

江青的如意算盘是：毛泽东已是垂暮之人，她将是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这样，加上未来的委员长王洪文，未来的总理张春桥，中国的未来便是属于她的了！

她还着手预拟各部部长名单，让她的一批党羽、亲信去占领“要津”。

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出版的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借古喻今，把话说得明白不过：“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像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此处，倘若把刘邦换成毛泽东，吕后换成江青，晁错、张汤、桑弘羊换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法家路线换成“文革”路线，那么，就成了江青“组阁”的写照。

就在此文发表不久，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就召开四届人大发出了《通知》。

《通知》指出：“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中央认为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适宜的。”《通知》以黑体字醒目标出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就在这份传达了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通知》下达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一九七四年十月七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抱病出席了会议，因为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作为总理不能不亲自过问。

会上，江青突然提起了所谓“风庆轮事件”，要邓小平当场表态，导致会议不欢而散……“风庆”号万吨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建成之后，交通部远洋局担心国产的主机、雷达不过关，建议该船跑近洋。在“批林批孔”中，江南造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轮远航。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远航归来，回到上海，上海的报纸便以“自力更生的凯歌”借此做了许多文章。

十月十三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上关于“风庆”轮的报道，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她写道：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泽东、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张春桥写了批语：“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王洪文、姚文元都批道：“完全同意。”江青要借“风庆”轮事件，攻击国务院，攻击周恩来，特别是攻击邓小平。

江青对邓小平，恨得牙齿吱吱响，内中的原因是十几天前——十月四日，王洪文接到张玉凤的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王洪文亲笔记录的毛泽东指示如下：“谁当第一副总理？邓。”毛泽东的意见非常明确，在未来的四届人大上，将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第一”两字表明，一旦周恩来病故，继国务院总理之职者是邓小平！

这下子，完全打乱了江青的“组阁”计划，她怎不恨这个邓小平！

在十月十七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手里拿着“风庆”轮事件的传阅材料，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质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邓小平没有搭理她。

江青这“钢铁工厂”发火了，又当面追问邓小平：“你到底是什么态度？”至此，邓小平实在忍无可忍，回敬道：“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邓小平气极，拂袖而去。

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张春桥称这次政治局会议为“二月逆流”；姚文元则在日记中称“已有庐山会议气息”。

当夜，江青在钓鱼台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商。为了争取“主动”，江青派出王洪文于翌日直飞长沙，向毛泽东告状。因为江青知道，十月二十日，邓小平要陪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飞往长沙，拜晤毛泽东。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王洪文在特别法庭受审时，这么说道：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上，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召集我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句匕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翌日，王洪文急匆匆在北京——长沙之间飞了个来回。他上午九时起飞，下午二时见毛泽东，傍晚回到北京。他所以如此仓促，如他在法庭上所言：“因为去的时候没有报告政治局，也没有报告总理。”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一番“告状”之后，并没有表示支持江青。当时在侧的张玉凤，在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八日写了如下证言：“谈话结束时，毛主席对王洪文说，那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毛泽东此言，又一次奉劝王洪文不要跟江青搞“四人小宗派”。

江青派出王洪文去长沙“告状”，碰了一鼻子灰！

毛泽东告诫江青“不要由你组阁”一计未成，江青再生一计。

十月十八日夜，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又约见了王海容、唐闻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刚从长沙回来的王洪文在侧。

江青知道，丹麦首相后天飞往长沙时，将由王海容、唐闻生陪同。她要王海容、唐闻生作为“直线电话”，再为她向毛泽东传话。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特别法庭审问王洪文的记录中有这么一段：问：“你从长沙回到北京以后，都向谁传达了去长沙的情况？”答：“回来后即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了去长沙的情况。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又通知了王海容和唐闻生来参加。”王洪文还说，他去长沙，“实际上是阻挠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毛泽东：“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恩来在医院并不真正养病，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都是一起的，周是后台。……”王海容、唐闻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翌日——十九日，便向周恩来原原本本作了汇报。

二十日，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从北京飞往长沙，王海容、唐闻生同行。

接待外宾毕，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也转告了江青的话。

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泽东还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江青在十七日发起挑战，在十八日。二十日连遭失败——不论是王洪文回来，还是王海容、唐闻生回来，都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坚决地支持。

二十多天后，江青再遭惨败。

那是十一月十二日，邓小平飞抵长沙。同行的有王海容、唐闻生。

毛泽东一见邓小平，就幽默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邓小平笑道。“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所指的，是十月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赞扬道：“好！”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毛泽东又道：“我赞成你！”邓小平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都不高兴。”毛泽东所说“她们”，指的是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道：“这个好。”邓小平谈及了自己：“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邓小平说的是毛泽东提议他担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罗。”也就在这一天，江青托王海容、唐闻生带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江青在信中提出，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她依然在“组阁”。

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写下这样的批示：（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的批示，给江青泼了一盆冷水。

十一月十九日，江青又给毛泽东一信：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江青一九七四、十一、十九江青自称“闲人”，其实她“忙”得很，她要“组阁”，当“后台老板”，怎么不“忙”呢？她的此信，分明是向毛泽东要官——你给了邓小平一连串的要职，却“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

翌日，毛泽东在长沙复江青一短函，话说得直截了当：527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李固、黄琼都是东汉人，李固曾任荆州刺史、泰山太守，黄琼则曾任尚书令、太尉、司空李固《遗黄琼书》是中国古文名篇。“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汗，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便出于此文。黄琼曾称病不愿入朝做官，后来由于公卿推荐人才前往京城。李因素来敬慕黄琼，写了与黄琼书。信中既批评了名士的孤傲，也指出名士往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毛泽东劝江青读李固给黄琼书，意在告诫她要谦虚谨慎，力戒孤傲，而且在“盛名”之下要意识到“其实难副”。

江青“组阁”终于失败江青受到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批评，知道自己伸手要官，已经要不到。她又通过“直线电话”——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提出，让王洪文当人大副委员长。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王海容、唐闻生写了如下材料：一九七四年十一、十二月（十二月二十三日之前），中央酝酿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把我们两人叫到钓鱼台十楼，要我们去长沙时向主席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同志之后。我们向主席报告后，主席对我们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的一句话，使江青的最后一次“组阁”计划，化为泡影。

终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抱病离开医院，和王洪文分乘两架专机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以求最后确定人事安排。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和王洪文负责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所以周恩来和王洪文前往长沙。

毛泽东见了王洪文，头一句话便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王洪文不好意思地赶紧说道：“以后不搞了。”大抵考虑到“上海帮”这一概念过分强调了地域性，容易产生副作用，这一回毛泽东明确地用“四人帮”这一准确的概念，含义即他早先说过的“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谈起了邓小平。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邓小平poliics比他强。”“poliics”，即政治。

毛泽东视力不好，仍用笔在纸上写着，写了人才难三个字。

“人才难得！”周恩来立即明白。

毛泽东点了点头。

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留下来，多住些日子。他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这样，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跟周恩来、王洪文两人进行了四次谈话。二十六日那天，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毛泽东打发王洪文到韶山参观，他和周恩来单独长谈，定下了人事安排名单。

毛泽东对王洪文进行了多次批评，并要他在长沙写出了书面检查，承认自己上次“长沙告状”是严重错误，并保证“不搞四人帮”。

毛泽东又一次谈及江青，他对周恩来、王洪文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周恩来和王洪文回京不久，中共中央便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一月八日至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主持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紧接着，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全国四届人大在北京举行，朱德主持大会，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安排了人事：朱德仍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仍任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为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在人大常委会二十二位副委员长之中，没有王洪文。

江青的“组阁”计划，完全失败了！

江青陷入极度的不满之中。王海容、唐闻生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写的材料中，这么说道：一九七五年初，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她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我们报告毛主席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们又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毛泽东对江青的这番话，可谓入木三分。

江青发动批判“经验主义”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出了长沙。他结束了一百一十四天在长沙的生活，回北京去了。

毛泽东决定回京，因为四届人大已经召开，北京的政治局势变得稳定了。再说，二月十一日是乙卯年正月初一，考虑到身过的工作人员回家过春节，毛泽东告别了长沙。

毛泽东的眼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向来是亲自文件的他，只好由张玉凤代读。

本来，这是机要秘书徐业夫的工作，可是徐业夫患癌症，不得不住院治疗了。

徐业夫是安徽人，戴一副金丝眼镜，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也擅长写文章。

他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深得毛泽东信任。他跟毛泽东有一共同嗜好——抽烟。毛泽东晚年患支气管炎，一抽烟，咳嗽很厉害。徐业夫让毛泽东试着抽他的四川雪茄。毛泽东看着这又粗又长的雪茄笑道：“说不定是个纸老虎！”一抽，果真咳嗽减轻，此后，毛泽东便改抽四川雪茄……徐业夫病重，使毛泽东失去了一位倚重的机要秘书。

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同意，从一九七五年初起，任命张玉凤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自从“组阁”失败之后，屡遭毛泽东批评的江青，气恼万分。她的本性是不甘寂寞的，不愿当“闲人”，总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她仍然在伺机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极度不满于四届人大确立的“周邓体制”。一九七五年二月二日，周恩来在送呈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写道：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实际上开始了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江青变换着手法，攻击周、邓。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江青在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讲话时，提出了新口号：“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她用“经验主义”影射周恩来、邓小平等富有经验的老干部们。

江青毕竟在宣传部门占优势。张春桥、姚文元开动了宣传机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抢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

邓小平当即注意到这一新动向，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新华社的一份报告上，写了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毛泽东还批示：“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遵照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月二十七日开会，“议”题便是批评江青。

江青在会上勉强作了“自我批评”。就连她自己，在两个月后写的检查中，也承认：“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看来，江青的问题不能不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能不解决——毛泽东在垂暮之年，力求“安定团结”，而江青恰恰是最不安定。于是异乎寻常，毛泽东决定在五月三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谈话。这如同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他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小宗派”一样，表明事态已经相当严重了。对于重病在身的毛泽东，这是他最后的岁月两次亲自出席政治局会议……不得不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知道毛泽东要召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抱病前来。

毛泽东的黄昏岁月，来往的人很少，政治局委员们也难得见到他。与他经常通电话的是周恩来。据张玉凤回忆，除了周恩来之外，别人几乎没有给毛泽东去电话，生怕干扰他的养病。即便是江青，求见毛泽东，也未必允见。只有王海容、唐闻生，倒是说来就来，说见就见。

正因为这样，五月三日，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时，周恩来说道：“大家快一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非常想念主席！”屈指算来，从去年七月十七日那次政治局会议见过面之外，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跟毛泽东“阔别”十个月了！

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打招呼。他握着陈永贵的手：“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引者注：指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自己一年中的时间安排）。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毛泽东的话中，包含着对江青占领下的那个钓鱼台的反感。

会议开始了，毛泽东言归正传：“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毛泽东接着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引者注：指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以王明为首形成的教条主义派别）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毛泽东说起了教条主义之害，思绪忽地从王明飞到了“鸡蛋”问题：“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毛泽东一番话，说得政治局委员们都笑了。

待大家笑毕，毛泽东正色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毛泽东强调“三要三不要”，他说：“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毛泽东又说：“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美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这时，江青赶紧插了一句：“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嗯。”毛泽东答应了一声，他由此说及了江青：“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毛泽东批评江青，说道：“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毛泽东批评的是江青以个人名义多次送“批林批孔”和别的材料。

毛泽东又提起了“帮”的问题：“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毛泽东最后说：“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三要三不要”。毛泽东曾用“三要三不要”警告过林彪，如今则是警告江青，警告“四人帮”。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五月一二十七日、六月三日两次开会，批评江青，批评“四人帮”。

在会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面对“四人帮”，作了严正发言。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也在会上批评了“四人帮”。

王洪文作了粗浅的检查。从此，中央的日常工作不再由他主持，改由邓小平主持——一邓小平成了毛泽东挑选的第四个接班人。慑于压力，就连江青也不得不写出书面检讨，原文如下：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二八、六、一九七六连“一触即跳”的江青，也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这确实是因为“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跌到了“文革”以来的最低点！她的日子，变得不那么好过了。

江青的“后院”——文艺界起火江青处于守势，处于下风，处于退却。

就连她作为“旗手”的文艺界，也冒出了“异军”，对她放炮了！

种种“微词”，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批评江青了。

一九七五年七月初，毛泽东在跟邓小平谈话时说：（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没有诗歌。”毛泽东没有点江青的名，但用不着加任何注释，这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发表书面谈话：（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

缺少诗歌，缺少，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在北京文艺圈里飞快地传了开来，也飞快地传向正在北京的来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张天民。由他编剧的故事片《创业》，受到江青的蛮横批评。他在七月十八日，冒着盛暑，赶写了两封长信，一封致邓小平，一封致毛泽东。

他敢于斗胆给中国的两位大人物去信，是因为他的一位作家朋友拍着胸脯说：“你只管写，有人给你送。”他知道，在那样的年月，如果把信扔进邮筒，说不定会落到江青爪牙手中，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那位仗义的作家，便是白桦。

白桦为张天民找到了一位热心的送信人——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

贺龙受林彪迫害，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受摧残致死。“九·一三”事件之后，贺龙冤案得以平反。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贺捷生揣着张天民写的两封信，把一封致邓小平的信送至胡乔木处，很快转到邓小平手中。她又去找王海容，把致毛泽东的信托王海容转给毛泽东。

七月二十一日，张天民怀着惴惴不安之情，离开了北京。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张天民的信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手中之后，反应是那么的迅速，那么的强烈！

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五日作了批示。邓小平迅即在七月二十七日以中共中央（一九七五）第一八一号文件形式下达。

毛泽东批示全文如下：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

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的批示，引起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片欢呼！引起全国文艺界一片欢呼！

毛泽东所说“此片无大错”，指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所拍摄的《创业》一片。

此片上映不久，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中午，姚文元那里便接到江青秘书的电话——当时姚文元正在午睡，他的秘书作了记录，记录原文如下：遵江青同志嘱，打电话给文元同志：今天，《人民日报》用了极大的篇幅吹捧《创业》，我建议《人民日报》和《红旗》今后不要再登这类东西。

另外，我建议，对《创业》电影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这种评论权力我们不能放弃。可以评好，也可以批坏……江青的意思很清楚，要对《创业》电影“批坏”！姚文元马上照办，他给江青回话的电话记录原文如下：文元同志来电话：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中午我起床后就给人民日报打了电话，要他们以后不要登这类文章，要登要经我同意。我在电视上看了一半不到，给我的印象是很乱，不清楚……“旗手”下令之后，“江记文化部”的部长于会泳闻风而动，给《创业》定下十条罪状，打入冷宫。

毛泽东对《创业》作了批示之后，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于会泳等在钓鱼台十七楼开会。

江青说：“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呈主席，主席没批。另一封给邓小平转给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主席说无大错，那就是还有中错和小错，并没有说是优秀影片嘛！”一九七五年九月，江青到了大寨，在那里遇上张天民，她的火气大极了。

江青用道地的“江青式”特有语言，恶狠狠地说道：“张天民你多大？（张说我四十六了）那你还是个娃娃。你告我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有谁给你出主意？（张答，没有。）你必须给主席写一检讨，你既敢给主席写信，就必须给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谎，告了刁状。目前有人攻击文化部，给文化部施加压力，说文化部是大行帮，我替他们顶着，老子不怕。”至于她为什么说张天民告的是“刁状”，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四日，江青在大寨接待站说道：“张天民信上说，我看了第二天就停演了。我什么时候看过，什么时候说过停演，这告的是刁状。”江青又急、又气、又恼，是因为“后院起火”，她的“基地”——文艺界举起反叛的旗帜。什么“老娘”、“老子”、“刁状”之类话，从这位“旗手”嘴里冒出，表明她乱了方寸！

江青不甘心于她的失败。她要反击！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