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面临审查延安杨家岭修建大礼堂，人来人往，大闹太杂了。

一九四二年夏初，毛泽东和江青迁往延安枣园。毛泽东住在靠山的一排窑洞里，江青则在枣林中一幢平房里居住。她和毛泽东分开住，据说是因为毛泽东工作忙，生活没规律，常常通宵达旦工作，而她则严格地按规律作息，不愿让毛泽东扰乱她的生活规律。

延安的整风运动开始了。那是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重要讲话开始的。

毛泽东处于风华正茂的年月。紧接着，同年二月八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反对党八股》的演讲。

五月二日起，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很少露面的江青，出现在文艺座谈会上。

毛泽东讲话时，她坐在前排显眼的座位，在她的往昔的同行们面前显示了她今日的地位。

整风运动从整顿“三风”，即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开始，逐步深入，转向审查干部、消除内奸。

在审查干部时，干部们要回顾自己的历史，清理自己的思想。

江青作为一名干部，自然，也要过这一关。对于她来说，这是第三次接受组织的审查了——第一次是刚进延安时审查党籍问题，第二次是为和毛泽东结婚审查她的历史。前两次审查，都很顺利地通过了。

这一回，她却遇上了麻烦，虽说她已是毛泽东的妻子，还是审到她的头上。

事情的起因，恰恰正是在于她跟毛泽东结婚，变得引人注目：共产党人从爱护自己的领袖出发，向组织上报告江青的历史问题，表明江青不宜也不配作为毛泽东夫人；国民党报纸则借江青的历史问题做文章，指桑骂槐……各地的共产党人，通过不同渠道，向中共中央反映了江青的历史问题。

其一是来自新四军军部的电报，明确地写着“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伟斯、兆琼的《“神剑”与沉镣——杨帆传略》一文披露：“一九三九年，杨帆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副军长项英有次看了一张报纸上登载蓝苹（江青）在延安时的一些新闻报道，他指着报纸问杨帆：‘蓝苹在上海的情况怎样？’”

“杨帆如实谈出了他的看法，还声明：‘蓝苹被捕是实，是否自首不清楚。’项英则要杨帆把讲的情况和意见写一份书面材料，并拟了一份电报打给康生，电文末尾他加上：‘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杨帆，五十年代曾以“潘杨案件”震惊全国，“潘”即潘汉年，“杨”即杨帆。

杨帆原名石蕴华，江苏常熟人氏，一九一二年生。他出自名门，自幼喜爱诗画、一九三二年以初中文化水平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三五年夏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任训导处秘书，介入戏剧界。

一九三七年三月，他改名殷扬来到上海，八月加入中共。

杨帆在上海影剧界活动，跟唐纳等均熟悉，所以知道蓝苹。他也认识蓝苹。

一九八九年出版的《杨帆自述》一书中，他这么谈及往事：

那是在一九三九年，第三战区国民党办的一个报上登载了蓝苹（即江青）在延安的一些所谓新闻，我当时担任军部的秘书，和项英同志经常接触，项英同志问我是否知道蓝苹其人，我如实地说明我在上海时认识她，而且和她原来的丈夫也认识。

唐纳曾是《大公报》副刊编辑，也是电影演员，经常写电影评论和介绍话剧等文艺活动；唐纳还参加了我任主席的“上海影评人协会”的组织，我们每周都要碰一次头或在一起聚餐。江青是一名影剧演员，原是党员，被敌人逮捕过，但是否自首我不清楚。我也讲了关于她个人生活作风等情况和一些看法。项英同志要我把讲的情况和意见写一份材料，并拟了一份电报给延安的康生。电文上他最后加上“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的一句话。这件事，我再也没有对别人讲过。

当时项英打电报给康生，是因为康生兼任中共中央社会和情报部部长。

为了这份电报，杨帆后来吃尽苦头，这将在后面述及。

除了项英、杨帆的告发之外，其二是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也发来电报。

一九三七年杨帆在上海影剧界从事地下工作时，是受沙文汉领导的。沙文汉在解放后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也曾受“潘杨案件”的株连。沙文汉夫人陈修良，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她在一九九〇年发表《刘晓在上海》忆及刘晓的情况：

一九七九年，他到上海治病，我几乎每星期都去看望他一二次。在这期间他还能记起旧事，断断续续地同我谈了他的遭遇和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从他的谈话中我了解了不少过去不太清楚的问题。

他说：“我们弄到这种地步（引者注：指刘晓在”文革“中被整），是同江苏省委时期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的事有关。”一九三九年周总理（引者注：这是人们对周恩来的习惯称谓，尽管他在一九四九年才成为总理）曾打来一个电报给省委，问江青的历史情况。我们省委负责人联名回电，一致反对，认为江青历史上不清白，生活腐化，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妇。这个电报落在康生手中，江青当然会知道，于是种下了深仇的根。

刘晓是湖南辰溪人。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参加过三次武装起义，和周恩来颇熟。

此后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多年。一九三二年被派往福建，曾任中共福建代理书记。

他参加了长征。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奉中共中央之命，前来上海，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共上海党组织，建立中共上海临时委员会。“临委”之下，设立群众工作委员会。“群委”由五人组成，其中之一便是陈修良，另一位则是王洞若——江青正是通过王洞若这一关系，得知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从上海来到西安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鉴于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当时上海市属江苏省），刘晓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张爱萍、沙文汉、王尧山为领导成员，周恩来为了了解江青的政治历史情况，理所当然发电报给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刘晓等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也就联名回电，反映了江青的问题，同样认为“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妇”。刘晓还注意到了江青在上海时跟崔万秋的来往。

第三个向中共中央反映江青历史问题的是严朴。

笔者采访了严朴之女严昭（严慰冰之妹）。严朴是江苏无锡人，出身望族。

生于一八九八年。他反叛家庭，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一九二八年曾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一九三三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参加了长征。一九三五年秋和潘汉年一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一九三八年三月回到延安。

严朴在上海工作多年，曾通过各种途径得知江青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反映。

此外，原在上海影剧界工作的中共党员周扬、袁牧之也先后进入延安……康生成了江青的“护身符”江青的日子，变得不大好过。而对着组织上的审查，她唯一的王牌那就是求助于毛泽东。

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目击了这一幕：

不久，三查、三整运动开始了。那天，我服侍她吃饭，盘子里有一条贺老总送来的鱼。她吃一筷子，给我夹一筷子，我不吃，她不依。我只好吃了。那时天天吃黑豆，吃口鱼真是极大的享受。我有些感动，可心里也嘀咕：今天是怎么了？

“见鬼了！”江青忽然愤愤地骂了一声。我一怔，她安慰说：“不是说你呢。”

“我是说有些人呢，对我的党籍发生了怀疑。我明明是一九三三年入党，硬说我是一九三五年！”

我什么话也没说。长期为首长当特务员和卫士，我知道首长都有这个习惯，心里有不痛快的事总要找人一吐为快。和同样的首长不便发牢骚，有时是可以朝我们这些贴身卫士发发的，我做出认真和同情的表情听她说。

江青自己仍在那里嘀咕，发泄郁积心底的愤懑。说三查运动查来查去竟查到她的头上，查起她的历史来了。有人就是想搞她。她说：“那时，是个姓王的介绍我入党的，名字我忘记了。现在这个人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见我始终不吱声，即忽然望着我说：“对了，他们还说我对你好，给你衣服。我给过你吗？”王弢是黄敬的入党介绍人。江青似乎不是王弢介绍加入中共的，因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一九七七年十号）《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之二》中明确指出：“一九三三年二月，江青在青岛由俞启威（黄敬）介绍加入共产党。”“没有！”这下子我憋不住，叫喊起来：“谁说的？”“你看，这不是造谣吗？”江青没讲是谁说的，她只是为了证明其他事也都是造谣。她咬着牙说：“有些人吃饱了不干事，整天琢磨着整人。运动一来就上劲。”

“整么，这次你整别人，下次别人也可以整你！”那天饭后，江青询问了毛泽东近来的生活情况。她是生活秘书，管我们卫士组这一摊，按理说我应当随时向她汇报主席的生活起居。这一次江青问得很细，可以看出，她是想摸清主席近来的情绪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愉快？我隐隐感觉到，江青担心她的历史问题传到主席耳朵里去。

第二天早晨，我送工作一夜的毛泽东回卧室休息。进门时，发现江青夜里睡在毛泽东的房间里，拥被而坐，还没起床。

我便退出屋，侍立在走廊里。

屋里隐隐约约传出他们两口子的谈话声。开始声音不大，是江青向毛泽东诉说什么，毛泽东的声音显出不高兴，不耐烦。毛泽东有几句声音很大：“按组织原则办，谁也不能特殊！”“你在上海既然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心里没鬼还怕审查吗？”后来，嘀咕变成了争吵。江青嚷道：“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还少吗？他们多次登报说你和朱德被击毙了，也有照片，不止一张照片，能相信吗？”又听到说：“这些人跟国民党反动派唱一个调子，他们想干什么？”我听到毛泽东声音很大的话：“你这个人混……”江青还在哭嚷：“我不过一个小小的行政秘书，犯不着他们兴师动众，他们搞我其实为了整你，矛头是指向你的……”毛泽东吼起来，打雷一般：“滚！你给我滚！”我慌忙走远几步，距门稍稍拉开点距离。刚站稳，江青已经披衣冲出窑洞，哭哭啼啼，从我身边一阵风似的走过去，直奔周恩来的窑洞。她跟毛泽东闹别担总是找周恩来哭诉。那天她在周恩来那里一直呆到中午十二点。出来时，恢复了平静。

周恩来是解决矛盾的能手。

午后，我去服侍毛泽东起床，毛泽东心事重重。皱着眉头抽烟，良久，叹了一口气：“唉，江青是我老婆，要是我身边工作人员，早把她赶走了。”这种时候我只需听，无须讲话，毛泽东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心里烦闷时，希望有个人听他诉说，说一说心情可以好受一些。

“没办法，跟她凑合着过吧。”毛泽东吸一阵儿烟，想一阵儿心事，冒一两句。

“我跟你说，我现在有些事很难办，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唉，草率了。”李银桥的这一段回忆，非常形象地勾画出当时的情景。

江青无法求助于毛泽东，就求助于她的那位同乡——康生。

康生这人，向来心狠手辣。他领导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可是，他对江青却截然不同，因为他知道，有这么一位女同乡在毛泽东身边，对于他大有好处。

康生又一次保江青过关。用朱仲丽的话来说，康生成了江青的“护身符”！

后来，康生甚至把谁告发她、告发些什么事情，都告诉了江青。当江青“露峥嵘”的时候，那些曾经向中共中央反映过江青历史问题的人，也就一一受到了狠狠的报复。

变娇变骄了生了女儿李讷，又过了政治审查大关，江青的地位日渐巩固，日益得意起来。

小心翼翼的“新媳妇”的日子过去了。

她开始呵斥身边的小保姆。

她在屋里装了电铃，动不动按电铃，支使公务员、警卫员做这做那，服侍她。

她对伙食要挑挑剔剔了，关照炊事员该这么做，该那么烧。

她越来越娇，也越来越骄。

她不再那么“腼腆”。她像得意的“公主”一样，出现在延安的舞会上。她不论地面如何高低不平，总是能够保持优雅、熟练的舞姿。这时，她成了全场的注意的中心，人们在悄悄议论着：“呶，你瞧，到底是上海来的电影明星！”她显得益发得意了。

她喜欢骑马。本来，她不会骑马。正因为这样，她在从西安到洛川途中，连日降雨，汽车不能通行，她不得不骑马时，显得神情异常紧张。如今，她把骑马当成一种很好的消遣，喜欢在延安招摇过市。

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曾回忆，在延安城外，“一个女孩骑着白马过来了，有点快，使人感到有点紧张。我不知道她是谁，回去一形容，人们齐声说，嗨！那就是主席的新夫人。”她很得意。她所企望的，就是引起人们的注意，引起人们的羡慕：“呶，那是主席的新夫人！”她觉得过瘾，犹如当年在上海舞台上成为众目睽睽聚焦的目标一样。

周恩来的右臂，只能弯曲六十度。在众多的照片上，周恩来总是曲着右臂。他的右臂骨折，是坠马所致。坠马之际，江青在侧。

关于周恩来坠马，有着种种传说：其一，“在延安，有一次江青要跟着周恩来出去。一条狗突然从路边窜出，吠叫着扑过来。江青惊慌失措，拨马便逃。那田埂小路又窄又弯，她的马撞到周恩来的马上，周恩来一头摔下来，右臂就摔断了。在延安医治无效，党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去莫斯科治疗。”

其二，“有一天下午，周恩来要去党校上课，江青建议毛泽东让她一块去。她想骑马，也可能想让听众看到她同周恩来一起来，她认识毛泽东之前，在那里是谁也不注意的普通一兵。两人骑马回来时，周恩来和江青沿河岸走，周在前，江在后紧跟。比周恩来小十五岁的江青（引者注：应为小十六岁）不像周讲了那么长的课很累，图痛快，非要快跑不可。江青的马多挨了鞭子，突然，前蹄踩住了周恩来坐骑的后蹄。周的马直竖起来，把中国未来的总理摔在硬实的地上，右臂折断，落了终身的缺陷。”

其三，“有一种说法是，周来找毛，毛有别的事要做，不愿那天晚上去中央党校讲马克思主义。毛让周代他去，并让他的夫人江青陪同。在去党校的路上，江青用力抽打她的马，跑在了前面。当他们来到一片玉米地时，田边的小路非常窄，只能通过一匹马。突然，江青勒住了马。这样，紧随其后的周，要么撞上她，要么践踏庄稼，要么也突然勒马。于是周就紧紧勒住了马缰，马的前蹄腾空而起，周摔下马来，为保护头部，他伸出右手，于是右臂在地上折断了。肘部凸出的骨头清晰可见，鲜血喷涌而出。江青却装做什么也不知道似的回到了延安。周说毛一直不知道这件事与她有关。”

其四，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传》第二十四章《到苏联疗伤》载，周恩来坠马，是到中央党校去做报告。因为延河水涨，他们就骑马。途中，周恩来骑的马受惊，把周恩来摔了下来。他的右臂撞在石崖上，造成粉碎性骨折。警卫人员立刻赶上去，周恩来已经自己站起来，用左手扶着骨折的右臂，痛得咬紧着牙关。

警卫人员扶着周恩来步行到党校会客室。中央卫生处立刻派几个大夫赶来，给他先作了简单的包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这一段记述，是根据当时在场的警卫人员蒋泽民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致胡耀邦的信以及当时在场的另一警卫人员王来音一九七九年六月口述材料而写成的。这一段记述，没有提及江青。”

其五，一九九二年四月五日，笔者在延安革命纪念馆访问了该馆研究人员米世同。他在此馆工作多年，据他回忆，一九六五年成仿吾回延安时，他曾问及关于周恩来惊马事。成仿吾的回忆，谈及一些重要史实，似乎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周恩来传》更准确些：周恩来惊马，是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晚。他去中共中央党校，为的是给“华北联大”师生送行。

“华北联大”即华北联合大学，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在延安宣告成立。该校由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校、工人学校、安吴青训班等部分师生组成，共约一千五百人，由成仿吾任校长兼党团书记。中共中央决定，该校到晋察冀根据地办学。因此，该校一宣告成立，师生们便准备离开延安，前往晋察冀根据地。

七月七日是“七七事变”纪念日，“华北联大”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宣告成立，那天毛泽东前去作报告，号召：“深入敌后，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到底。”七月十日，周恩来前往“华北联大”作题为《中国抗战形势》的报告。“华北联大”在延安无校址，借用中共中央党校，那时，中共中央党校设在延安城西北处小沟坪。毛泽东、江青、周恩来都住在杨家岭。杨家岭离小沟坪不远，中间隔着延河。

那时，延河水涨，周恩来骑马，江青骑骡，带着警卫员，过了延河。过河之后，遇一小沟。周恩来在前，江青在后。周恩来的马已过小沟，江青的骡过沟后，习惯地往前蹦跶一下，正好撞上周恩来的马屁股。马受惊，一下子把周恩来摔下。摔下处是石岩，使周恩来右臂骨折。

警卫员火速前往中央党校，一边派人救护周恩来，一边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对江青大为恼怒，在电话中责怪江青不慎使周恩来受伤。当夜，江青吓得不敢回杨家岭。直至翌日毛泽东气消，她才敢回去……成仿吾是重要的当事人。他的回忆，可供参考。他于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七日在北京逝世。

除了喜欢跳舞、骑马之外，江青独自在家时，抽起烟来。她在上海时，已经会抽烟，不过偶尔抽抽。这时，遇上烦闷之际，她便抽烟，只是不大在人前抽烟，因为当时陕北年轻女人很少抽烟的。

江青并非“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她的个性倔强。在“新媳妇”的日子过去之后，她渐渐显露“本色”，不再对“老板”言听计从了。那时，她在陕北，一直称毛泽东为“老板”。她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断跟毛泽东发生口角。

本来，夫妻之间，意见不一，争几句、吵几句，也不足为奇。可是，江青往往不顾场合，在工作人员面前，跟毛泽东争吵。毛泽东毕竟是领袖，江青这样哗啦哗啦地当众吵架，使毛泽东甚为不快。当她的声音越来越高时，毛泽东会大喊一声：“闭嘴！”一听这话，江青才收敛了一些。

最使毛泽东不悦的是，她骂他“士气”、“土包子”。其实，这句话倒是反映了她灵魂深处对延安的鄙视，她还是向往上海那十里洋场的“明星”生活。

在充满“土气”的陕北生活了将近八个年头，江青终于有机会重返那灯红酒绿的所在……借牙病飞往重庆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时半，重庆九龙坡机场上热闹非凡。事先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前来机场接客的人是经过周密研究的。内中国民党代表张群、邵力子、王世杰、周至柔、傅学文、陈诚等，也有民主人士，有郭沫若、章伯钧、张澜、潭平山、左舜生，还有那位沈钧儒……几十位摄影记者在那里摆弄着照相机镜头。

下午三时半许，一架银色专机从天而降。舱门打开之后，一位穿着蓝灰色中山服、个子魁梧的人物，手持白色巴拿马帽，挥动着，向人们致意。

“毛泽东！毛泽东！”他的出现，使机场沸腾了。

陪同毛泽东一起由延安飞往重庆的，有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有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先生，还有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

毛泽东此行，为的是和蒋介石举行国共和谈，史称“重庆谈判”。当晚，蒋介石便在歌乐山山洞林园举行宴会，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洗尘。

宴会结束之后，毛泽东便下榻于林园。

林园有三楼三底的西式房子四幢。毛泽东住在二号楼。蒋介石也住在林园，跟毛泽东比邻而居。据云，为的是便于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毛泽东去重庆进行重大政治活动，与江青无干。可是，她竟在毛泽东去重庆之后，也去重庆了！

江青去重庆的借口，乃是“牙疼”。她的龋齿发炎，这本是小毛病罢了。不过，“牙疼不是病，痛起来要命”，她哼哼唧唧不已，非要去重庆治牙病不可。毛泽东总算同意了，只是说好了条件，即在重庆不能公开露面。

于是，她搭上飞往重庆的飞机，带着女儿李讷，从延安飞到了重庆。在她来到重庆时，毛泽东已从林园迁至红岩村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而江青则和李讷一起住在张治中家桂园。

她，“穿一件短袖上衣和裙子，挺像大专女学生的制服，短发没有烫，只留着前刘海。她不像刚从窑洞里出来的人，是一位标致的青年妇女。”虽说她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毕竟引起张公馆里知道内情的人的注意。她结识了张治中夫妇，逗着张治中的四小姐张素秋玩。“在重庆，她的身份当然瞒不过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员。她逢人便要指指牙齿，说自己是为治牙病而来，似乎也生怕别人议论。”

她在重庆既兴奋又遗憾：兴奋的是，毛泽东成为万众瞩目的人物，成为和蒋介石平起平坐的谈判对手。她感到她的地位随着毛泽东而猛然升高，已成为中共“第一夫人”。特别是听张治中手下的一位内勤说了一句“她比宋美龄漂亮”，使她兴奋了好几天；遗憾的是，宋美龄作为蒋介石夫人，在各种公众场合出尽风头，而她却不能公开露面，不能出现在记者们那照相机镜头前。

她当然明白毛泽东为什么不许她公开露面。

一个多月前——七月一日至七月五日，中国民主同盟和国民党的六位参政员，即褚辅成、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冷御秋、博斯年，由重庆飞往延安参观、访问。内中的左舜生，曾向毛泽东提出见一见江青，被毛泽东婉拒。

左舜生此人，跟毛泽东同庚，湖南长沙人。早年曾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这是五四时期左翼团体，李大钊为会刊《少年中国》编辑部主任，左舜生为评议部主任。

不久，内部分化，左舜生倒向右翼，提倡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一九二五年，左舜生成为中国青年党首领之一。一九三〇年与陈启天在上海创办《铲共》半月刊。

他和崔万秋颇熟。一九四一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他出任秘书长。他是作为中国民主政团参政员访问延安的。

从延安归来，左舜生写了《记民主同盟政团延安之游》一文，内中谈及希望见江青一面：

“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的，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七月五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引者注：即李讷，当时五岁）来送我们，两只美秀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毛泽东托辞江青生病，不让左舜生见她，显然不愿让左舜生回重庆后张扬他和江青的婚姻。从左舜生的文章中亦可看出，“江青”之名的含义，他在当时便已知悉。

毛泽东婉拒了左舜生会见江青的要求，理所当然，不让江青在重庆公开露面。

然而，江青却悄悄背着毛泽东，约见正在重庆的唐纳！

唐纳拒见江青江青进入延安之后，仍与唐纳有过联系。

“据当时与唐纳比较接近的一位苏州同乡说，蓝苹曾有一个短时期逐月从延安托人捎送十元钱接济唐纳。每当唐纳收到此款，照例必先从中抽出一元，与贫困的知友们聚首‘打牙祭’，权且在国难中相德以沫，苦中作乐。”

这“一个短时期”，是指一九四二年唐纳在重庆颇为潦倒的时候……当江青离沪去延安时，唐纳成为《大公报》战地记者，沿沪杭线采访。这时，他改用笔名“罗平”，发表了许多战地通讯。他在一九三七年底到达武汉。

那时候，上海影剧界群星汇聚武汉。唐纳仗着他在影剧界人头熟，又有组织才干，倡议组织附属《大公报》的“大公剧团”，得到热烈的响应。导演郑君里、应云卫，演员赵丹、白杨、舒绣文、张瑞芳、顾而已、金山，都参加了“大公剧团”。

唐纳自己编剧，写出抗日话剧《中国万岁》，由应云卫导演，于一九三八年夏在武汉维多利亚纪念堂及大光明戏院上演，轰动全城。

就在这时，唐纳爱上了话剧女演员陈璐。

一九三八年十月，唐纳与陈璐一起，经香港返回上海。

在上海，唐纳改用笔名“蒋旗”，发表多幕话剧《陈圆圆》，又写出多幕话剧《生路》。

这时，陈珊进入电影界，在金星公司出品的《乱世风光》中，饰演舞女柳如眉。

《乱世风光》由柯灵编剧，吴仞之导演，罗从周摄影。

唐纳为陈珊取了个艺名叫“红叶”。据云，“红叶”和“蓝苹”相对。

虽和陈珊结合，唐纳仍怀念蓝苹。这时，唐纳所写的《千里吻伊人》歌词，据云是为蓝苹而写。这首歌当时由蔡绍序演唱，走红上海滩：天苍苍，海悠悠鸿雁在飞鱼在游。

人面不知何处去？

绿波依旧东流。

虽说唐纳人在上海，他的话剧《中国万岁》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排演，在重庆搬上舞台。一时间，山城关注，对此剧颇予好评。

唐纳和陈璐在沪生下了儿子红儿。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唐纳离沪赴重庆。

陈璐和红儿留在上海，据云陈璐改嫁盐商。一九四八年，陈璐曾在《国魂》一片中担任角色。《国魂》由上海永华公司出品，吴祖光编剧，卜万苍导演。

据夏其言告诉笔者。解放后陈璐曾带红儿找他，求他看在老朋友唐纳的面上，给红儿安排工作。夏其言把红儿安排在《文汇报》资料室工作。后来。转到了安徽工作。

唐纳来到了重庆，曾在应云卫的中华剧艺社做点工作，算是有碗饭吃。后来，剧社解散，唐纳陷于困苦之中。唐纳一度心境烦闷，又一次自杀而未遂。

江青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知道唐纳的困境，她托人每月捎十元钱给唐纳。

一九四四年，唐纳在重庆成立“中国业余剧社”，和冯亦代分别任正、副社长。

只是因上座率不佳，剧社又陷于困顿之中。

不过，当江青来到重庆医治牙病之时，唐纳却已从困苦中解脱，凭借他流利的英语找到新的得意之职。

据当时《电声周刊》的《唐纳楚村晋用》一文报道：“蓝苹的前夫唐纳，他原名马骥良，笔名罗平，现已易名耀华。他原先是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精通中英文，又写得一手好文章，是一位意识正确的影评人。也曾加入过明星、艺华及电通等影片公司主演过几部片子。”“他和前进影人蓝苹，曾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过集体结婚，然而，也许是为了他个性的懦弱，终于遭了蓝苹的遗弃，他一时曾恋恋不舍，闹了几次自杀的话剧。……”“现在，唐纳已在重庆，他得了友人介绍，荣任苏联大使的秘书常追随于苏大使左右，有时同搭飞机，甚为得意。今日唐纳，倘使想起往昔一度自杀于济南的情境，心中也会觉得哑然失笑吧！”不过，另据报道，唐纳是受英国驻华大使馆之聘，在英国新闻处工作。

那时的唐纳，又另有所爱。唐纳在蓝苹、陈璐之后，爱上了女演员康健。

事情会是那么凑巧：在电影《中华儿女》中演刘二嫂一角的，正是康健（演刘二哥的是赵丹）。《中国电影发展史》版，把康健误为蓝苹，以至造成蓝苹经重庆进入延安的误传。

唐纳和康健，在重庆一度打得火热：“据当时在重庆‘中国工矿建设协进会’工作的话剧导演张铭（现侨居美国洛杉矶）回忆：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唐纳穿着高档入时的全白西服，借其女友康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员）登门造访张铭，请张专为康健推荐并排演一出话剧，冀以作为她在重庆的‘打炮戏’，其所需经费等将全部由唐纳承担。接着唐纳又为追悼其苏州的嗣母而于重庆罗汉寺大做其阴寿，曾邀不少亲友，以及诸如郭沫若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其时康健以主妇身份出现，与唐纳同戴黑纱而主持遥祭仪式。”

“抗战胜利后，不知何故两人又告分手。”

江青来到重庆，曾打电话约见唐纳，是确有其事的。

唐纳的老朋友徐铸成曾写及：“记得他曾在闲谈中亲口对我说，这位过气的演员（引者注：指江青），抗战时曾秘密到重庆治牙（引者注：应为重庆谈判时），还旧情未断，打过电话约他见面，他断然加以拒绝。可见，在他这方面，已经一了百了。”

崔万秋也和唐纳颇熟，也曾当面问过后来侨居巴黎的唐纳。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写道：“我在和唐纳聊天时，顺便问他上述传闻确否，他承认有这件事。”“从江青打电话给唐纳，我联想到她在上海时曾两度赴北平访问俞启威……”虽然唐纳拒见江青，出人意料的是，唐纳却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还对他说了一句话——这是唐纳一生中跟毛泽东唯一的一次短短的见面。

关于与毛泽东见面的情景，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唐纳在巴黎曾跟从台湾来访的老朋友陈纪滢说及。

后来，陈纪滢在《巴黎幸遇唐纳》一文中，记述了唐纳的谈话：“纪滢兄，您知道毛泽东到重庆的那一年，我仍在重庆。有一天，我接到张治中（当时是政治部部长）一张请帖，是在他家里开酒会，说明是欢迎毛泽东。当时我很觉奇怪，何以有我？可能因酒会后看戏，但看的是‘平剧’又非话剧，无论如何，轮不到有我！但我抱着一种好奇心理也去了。当主人介绍我与毛泽东相见时，说：‘这位就是当年的唐纳！’毛泽东一面显得惊讶，一面紧握着我的手，瞪着两只眼，说道：‘和为贵！’因为我不明了他的用意，支吾而过。另外主人给他介绍别人。”

陈纪滢的这一段记述，可以说是极为精彩和珍贵。在其他关于江青的传记中，要么没有提及此事，要么说唐纳“照着毛的宽阔、安详的脸”，“突然绕到摆满食品的桌子对面，步出大厦”，两人“没有握手”。

毛泽东的一句“和为贵”，道出了他和唐纳淬遇时的机智和幽默，也反映出他也知道江青往昔的婚事。据徐明清告诉笔者，毛泽东并不“封建”，并不十分计较江青往昔的几度婚恋。正因为这样，当黄敬因病来延安住院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江青曾几度去医院看望过黄敬。

唐纳拒见江青，其原因由于他“一了百了”，而且江青地位已经显赫，见她会惹是生非；他却去见毛泽东，那不仅为他持有请柬，名正言顺，而且出于“好奇心理”。

至于江青电话约见唐纳，多半是出于炫耀，倒不是出于私情。她是希望让唐纳看一看她今日是何等神气的“贵夫人”。她的好胜，她的好炫耀，向来如此。

江青在重庆住了一个多星期。她在那里，诸多不便，悄然搭飞机飞回延安。

毛泽东在重庆住了四十三天，进行了举世关注的重庆谈判，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由张治中陪同，和王若飞一起飞回延安。

写信慰问赵丹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一架从延安飞往重庆的飞机，由于气象恶劣，中途临时降落在西安。翌日，才飞抵重庆。

飞机上坐着周恩来。他是一月二十七日下午由重庆飞抵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然后又返回重庆。回重庆时，周恩来的专机上多了一位临时搭乘的乘客，那便是江青。

又是借口牙病，江青再度飞往重庆。

这一回很高兴，她得知郑君里在重庆，打电话约见他，郑君里倒是来了。

从郑君里的谈话中，她得知赵丹不久前离开重庆到上海去了。她未能见到赵丹，感到颇为遗憾。

赵丹，跟她同台演出过话剧《娜拉》，也同台演出话剧《大雷雨》。在《娜拉》中，赵丹演娜拉的丈夫赫尔茂，而在《大雷雨》中，赵丹演卡塞琳娜的丈夫奇虹，卡塞琳娜一角由蓝苹饰演。在举行六和塔婚礼时，唐纳和蓝苹、赵丹和叶露茜，是三对新人中的两对。

当蓝苹奔赴延安之后，赵丹和叶露茜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队。队长为应云卫，队员有郑君里、徐韬、王为一、沙蒙、顾而已、朱今明等。演剧三队四处宣传抗日救亡，从上海沿沪宁线到苏州、镇江、南京演出，又湖长江而上，到武汉演出。一九三八年，赵丹来到重庆，参加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华儿女》一片的拍摄。

一九三八年四月，社重远出版了《盛世才与新疆》一书。赵丹读了这本书，以为盛世才真的“开明”，真的“思才若渴”，便和叶露酋商量去新疆，还打算从那里去苏联莫斯科。

这样，一九三九年六月，赵丹、叶露茜带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以及电影界人士王为一、徐韬、朱今明等，一起取道兰州，前往迪化。

出乎意料之外，一九四〇年五月，赵丹和徐韬在迪化突然被捕。原来，盛世才并不那么“开明”！

叶露茜被迫从迪化返回重庆。等待三年，赵丹渺无音讯。道路传闻，赵丹死于迪化狱中，重庆各报纷纷载赵丹友人悼念赵丹的文章。

在极度痛苦之中，叶露茜得到桂苍凌的同情。他是江西庐山人，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加入中共，翌年加入左翼戏剧联盟，然后去日本留学。一九三七年回国后，仍从事左翼戏剧活动。单身的他，和叶露茜结合，南下云南昆明。桂苍凌，后来以笔名杜宣闻名。

一九四五年四月，赵丹在被囚五年之际，终于获释。他来到重庆，知道妻子改嫁，追往云南……无奈，他已晚了一步！

赵丹返回重庆不久，便去上海，主演《遥远的爱》。

就在这时，江青再来重庆。她从郑君里那里得知赵丹不幸的经历，便修书一封，寄给上海赵丹，表示慰问之意。

江青此信，在二十年后，惹出一番意想不到的风波。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日，香港《大公报》刊出唐琼的《江青给赵丹的一封信》一文，讲述了内中曲折传奇的故事：江青写的信，简直是定时炸弹，时效可长达三十年之久。

江青为了找回她三十年代给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几封信（引者注：江青给赵丹的信写于一九四六年），不惜以权威的特务手段，抄他人之家，并先后迫害郑君里、顾而已至于死命，一个死于狱中，一个自缢于奉贤干校，赵丹曾名列抄家对象第二号。

最近看到袁鹰的《写在送赵丹远行归来》那篇悼念文章，才第一次知道江青曾在一九四六年从重庆写给上海赵丹的一封信，并且即登在上海的报纸上。

袁鹰说，一九四六年春，他初次当记者（引者注：二十二岁的袁鹰当时任上海《世界晨报》记者），有一天，总编辑安排他访问赵丹，他俩在dds咖啡馆畅谈了一下午。赵丹从三十年代初上银幕，讲到抗日的号角声中走向大后方，从新疆的五年铁窗生活讲到回重庆，又回上海。

他对我这个小记者虽是初次见面，却一点也不见外，娓娓道来，如叙家常。

就是在那个咖啡馆，赵丹顺手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封信，那是江青不久前从重庆寄给他的信。

袁鹰忽然想起这件事后，描述道：“信中问候他的健康和工作，对他在新疆的遭遇表示同情，祝福他愉快、成功云云，信是写得够动人的……”他曾在访问的稿件中，引用这封信的全文。二十年后，也就是一九六六年，这封信使赵丹吃了不少苦头。办案人员拿着那张剪报，恶狠狠地质问赵丹，为什么要把江青的信登在国民党统治的报纸上？这是什么政治阴谋？要老实交代。

他俩重逢（一九七七）后，提起往事，赵丹指着袁鹰的鼻子说道：“幸亏我当时完全忘了，要是我想起来，坦白交代，你可要更加触霉头了。”江青写给赵丹的信，究竟什么内容？《世界晨报》不易查找，笔者倒是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七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查到了江青给赵丹的信的全文。

编者为此信加了标题《蓝苹致书慰问赵丹》，副题为《从坏处想到好的方面，人会愉快的》。

编者加了一段按语：“毛泽东夫人江青女士，战前以蓝苹的艺名蜚声于上海艺坛，她在电影方面曾演过《自由神》《都市风光》等片，舞台上的娜拉和《大雷雨》中的卡塞琳娜直到现在还留在观众的脑际。在《大雷雨》中，赵丹便是演她的丈夫奇虹而极博好评的。”以下是江青给赵丹的信的原文：阿丹：世界上是有着许多不合乎人们主观愿望的现实，这次，我满以为会看见你，可是恰巧我来不久之前，你离开这雾的山城，君里告诉了我一点你的情形，还给我一张你的照片，从照片上看还是那么天真热情，几年的苦难没有磨掉，这点是可贵的，也是朋友们高兴的。早些年当我知道你们去了这样一个地方（引者注：指去新疆迪化），我真觉得奇怪，不久又听到你们受难的消息，可以告慰你的，是所有的朋友都为你们着急担忧，据我知道，能够营救的方法，朋友们是都用了，可是，后来我们绝望了，我觉得黑暗将你们吞没了。去年无意间听一个朋友说，在一个宴会上看到你！我不信，而这个朋友又不认识你，无法证实，结果问了别人，才知道真真是你，并且仍然在工作着，这多么叫朋友们高兴啊！

对于你这次苦难，过去为你着急而且惋惜，现在则又替你欢喜，不是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说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你增加了这份人生的经验，这对于你将来的事业添了一份财富，从坏处想好的方面，人会愉快的，朋友，你说对不？

我这次来重庆是专门为了治牙病，几天之后我就回去。我希望将来看见你的时候，你有比以前更加成功的创造，你有比以前更加年青与坚强的工作精神，并祝你找到一个能够理解你，能够共同奋斗的伴侣！

紧握你的手！

江青一九四六年二月七日夜其实，就江青写给赵丹的这封信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可公之于众的，发表这封信，并无“政治阴谋”可言。二十年后追究赵丹“为什么要把江青的信登在国民党统治的报纸上”，其实大可不必。

关于江青两次去重庆，曾任毛泽东俄语翻译的师哲，曾回忆道：“江青两次去重庆，不知买了些什么，竟花了几百万法币来报销，我坚持不批。”

“江青抱着几百万边币来找我，说她个人承担这笔费用。我不要她的钱，只要她讲清买了什么。当时，毛主席就在隔壁窑洞里。江青大吵大闹，我火气更大。这时，主席在我们窑洞前走来走去。我明白了，一下子掀翻桌子，拂袖而去，边币撒了一地。……”另外，笔者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七日《东南日报》上，见到一署名江青的诗《收获的季节》。此江青是不是彼江青，不得而知。照录于下，供读者鉴别：收获的季节江青我坐在田野的樟树下，成熟的稻禾呵款待我以最后的芳香……我眷恋地环顾四周，我的友人们都忧郁地低垂着头，在蒸热的傍晚的微风里，悲哀地摇曳着而沉闷地叹息：“啊，不久我们就要离开这阳光与土地，不久我们就要离开呵我们的诚恳的友人温情的眼睛与手臂，不久我们就要填进粮户的仓库那深邃的黑暗的囚牢……”农夫跨着迟重的脚步来到田里了他也是忧郁地低垂着头，被太阳，风和雨，改变了颜色的笠帽下，棕色的，瓦罐一样的脸半边涂着夕阳，额上，深刻着长久忧愁的褶皱……他悲凉地疼惜地叹息着，棕黑的宽大的手掌满握着禾穗……啊，收获的季节稻禾是忧郁的，收获的季节农人也仍然忧郁……江青从一九四六年二月中旬飞回延安之后，没有再去重庆。那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发生的突然事件，吓坏了她！那天，中共代表王若飞、博古，以及获释不久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从国外开会归来的邓发，同乘一架运输机由重庆飞往延安，十二点半，途经兴县时，撞在海拔二千公尺的黑茶山上，全部遇难……江青庆幸她早已回到延安，没有搭乘这一班飞机。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国共谈判终于破裂，在重庆签订的“双十协定”被炮火撕毁。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从此内战全面爆发。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延安上空出现成群的飞机，机翼上漆着青天白日标志。

炸弹倾泻而下，浓烟冲天而起。延安结束了平静。

屈指算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已经近九年。这九年的生活虽说是艰苦的，但毕竟是安定的，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平静地度过。说实在的，江青进入延安以来，还没有经受过战火的洗礼。

就在国民党的飞机涌向延安的那一天，胡宗南部队的十六个旅，共约二十三万人，分两路朝延安发起了攻击。

炸弹在毛泽东窑洞附近爆炸，猛烈的气浪朝窑洞袭来，震碎了门窗玻璃，把家具震得吱咯吱咯响。毛泽东毕竟久经战火的考验，对于隆隆飞机、轰轰爆炸声，置若罔闻，依然在窑洞里工作着。江青带着李讷躲进防空洞，大声地唱着歌，借歌声壮胆。

面对胡宗南部队的强大攻势，毛泽东避其锋芒，于三月十九日放弃延安。从此，江青跨上马背，随着毛泽东开始过着动荡的战争生活。

这时，由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分为两路。刘少奇、朱德率一部分中共中央委员进入晋察冀解放区，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受中共中央委托组成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则留在陕北作战，组成中共中央前委。

为了保密，毛泽东化名“李德胜”，如前所述，意即“离得胜”。

周恩来化名“胡必成”，“胡”来自他那长长的黑胡子，战争岁月他实在无暇天天剃须，干脆让它长个够，而“必成”则是“必定成功”之意。任弼时化名“史林”，取“司令”的谐音。陆定一则化名“郑位”，取“政委”之谐音。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每逢行军休息，周恩来总是活跃人物，他会用外国人讲中国话的腔调讲“吃花生仁不吃花生皮”，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江青已是主席夫人，不再当众唱一段，倒是出谜语给大家猜。七岁的李讷在江青的熏陶下，此刻成了“名角”。李讷会唱京戏，来一段《打渔杀家》，一派江青风度，会博得一片掌声，连毛泽东也夸奖她：“讷讷成了我们陕北小名旦罗！”江青呢，在一旁用嘴哼《隆格里格》，用这“口琴”代替京胡，为李讷伴奏。听见毛泽东夸李讷，她得意地笑了。

形势越来越严峻，带着孩子行军诸多不便。毛泽东和江青商量，让李讷随着中央机关一些家属、子女一起，东渡黄河，到山西去。组织上安排李文芳照料李讷。

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毛泽东在致长子毛岸英的信中，这么写道：

岸英：告诉你，永寿回来了（引者注：即毛泽东次子毛岸青，当时从苏联回来），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你现在怎么样？工作，还是学习？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你给李讷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来，身体好。我和江青都好。我比上次写信时更好些。这里气候已颇凉，要穿棉衣了。再谈。

问你好！

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这里提及的李讷“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便是指李讷托寄在山西。李讷画的画，使毛泽东在戎马倥偬中得到欣慰。

毛岸英是一九四六年从苏联回到延安的。他随中共中央宣传部撤离延安，来到陕北瓦窑堡一带。

在转战陕北的那些日子里，江青的职责仍是照料毛泽东的生活。

有一次，中央机关转移到陕北靖边县王家湾，这个小山村只十几户人家，贫农薄老汉腾出两间半窑洞，其中一间给毛泽东和江青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要开会，只能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开会。毛泽东要江青避开，因为这个会议是军事会议。江青不得不搬到别处去睡，被臭虫叮得浑身又红又痒。江青憋了一肚子气。在她看来，要她搬出去，要她回避军事会议，无非是那“约法三章”在起作用。

对这类事，江青非常敏感。有一回，毛泽东起草好一份电文，她想看一下，毛泽东当即收了起来，使她颇为难堪。

在不断的宿营、行军、再宿营的流动生活中，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起，到一九四八年三月，毛泽东总算得到暂时的安定，一直住在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

杨家沟也是一个小村庄，但是比王家湾要大，二百来户人家。看中这个小村，是因为小村不靠大道，来往的人不多，不易暴露目标。另一桩原因，是小村里有个“扶风寨”——地主庄院。这“扶风寨”在陕北那穷山沟里，是难得的“豪华型”窑洞。屋外，一排玻璃走廊，颇有气派。屋里，那窑洞四壁，竟漆着浅绿色油漆！

那炕的四周，居然还雕龙刻凤……毛泽东和江青，就被安排住在“扶风寨”里，住了四个月。这个连地图上也找不到的小村，一时间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

一九四七年底，就在这个“扶风寨”，中共中央召开了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毛泽东反反复复，改了好多回。最后交给江青誊清。毛泽东关照她在誊抄时，要做到“五不”，即不要写错字，不要写草字，不要写怪字，不要写别字，不要写简宇。这清楚表明，毛泽东非常看重这份报告，以求付印时不错一个字。这篇报告，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确实，这篇报告极为重要。毛泽东指出，中国已到了历史的转折点：“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在这里，毛泽东把蒋介石称为“匪帮”了，毛泽东笑了，蒋介石咒骂共产党为“共匪”，骂了那么多年，一次又一次地“剿匪”，如今轮到“原物奉还”，称“蒋总统”为“匪”了！

毛泽东断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处于“历史的转折点”。确实，毛泽东已稳操胜券。此后，才一年多时间，中共便赢得了全国性的胜利……城南庄的惊险一幕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离开了米脂县杨家沟。江青随行。三月二十三日东渡黄河。

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乘汽车来到了山西兴县城西十五里的蔡家崖村，那里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司令员贺龙热情欢迎毛泽东的到来。

毛泽东住在蔡家崖一座大院里。这时，毛泽东的卧室里，放着一张单人沙发——在那样的小村子里，沙发是稀罕之物。据云，是从国民党军队里缴获的。

四月一日，毛泽东在蔡家崖对干部们讲话，这便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四月二日，毛泽东在蔡家崖接见《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即席作了讲话。据当年《晋绥日报》编辑纪希晨告诉笔者，他当时正好坐在毛泽东左边，作了详细的记录。如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就是根据纪希晨的记录整理而成的。

四月十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从山西进入河北西部的阜平县，住在城南庄。江青和他住在一起。在那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会议，开了十天左右。就在会议不久，发生了一桩重大的意外事件，差一点使毛泽东遭到谋害，江青也受了一场惊恐。后来，在“文革”中，江青无端嫁祸于聂荣臻……由于这一事件留给人们的印象太深的缘故，所以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毛泽东卫士阎长林在《毛泽东生活散记》一文中，李银桥在《卫士长谈毛泽东》中，都谈及此事。当然，由于事隔多年，彼此的回忆有些出入。综合起来，大致如下：

夜里，毛泽东起草通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

清晨，毛泽东工作毕，卫士李银桥给他服了安眠药，照料他就寝。这时，江青正起床，她住在毛泽东隔壁房间。聂荣臻也起床了，散步回来，遇上江青。聂荣臻住在后面的一排房子里。毛泽东刚刚入睡，城南庄北边的山顶上响起了防空警报声。

这里离北平不大远，跟延安不同。在陕甘宁边区，敌机一入境，马上用电话通知延安，那里老早就拉空袭警报。而这里只能在看见敌机时才拉警报，听见警报声时敌机已光临了。

卫士李银桥和警卫排长商量着“该不该叫醒老头”。他背地里称毛泽东为“老头”。叫他吧，他刚睡下，说不定为了喊醒他而发脾气；不叫他吧，敌机突袭，情况紧急。

他俩犹豫不决，便向江青请示。正好，聂荣臻也派范秘书来。商量的结果是不叫醒毛泽东，而是做好一切防空准备，找了一副担架放在毛泽东门前。一旦情况紧急，马上把他从床上放在担架上，抬往防空洞。

空***现三架敌机，兜了一个圈子，走了。

其实，这三架是侦察机。到了八时多，警报又响了，来的是轰炸机。

卫士们也摸透敌机的脾气，知道这一回来者不善，也就叫醒了毛泽东。毛泽东倒很坦然，一边穿衣服，一边还要抽烟。

“快快快，走走走！”听见敌机轰鸣声越来越响，江青尖着嗓子喊叫。

毛泽东仍要吸烟。这时，阎长林、李银桥、石国瑞、孙振国四卫士不管三七二十一，架起毛泽东往外跑。

聂荣臻也赶来了，指挥大家去防空洞。

他们刚出门，脚下的大地便猛烈一震，三颗炸弹一齐落在毛泽东屋前。只是炸弹没有爆炸，尾部的陀螺在飞快地旋转着。

毛泽东回头，要看看那炸弹。卫士们簇拥着他朝防空洞迅跑。

这时，又是一批炸弹扔下来。这一回炸弹猛烈爆炸，把毛泽东住的院子炸得黑烟冲天。

如果毛泽东晚一步离开那里，那就有性命危险……事后才查清，最初丢下的三颗炸弹，幸亏是“哑弹”——国民党兵工厂里的工人不满于国民党，往炸弹里装了沙子！

事后才查清，城南庄潜入了国民党特务，名叫孟宪德，当时担任军区后勤部所属的大丰烟厂副经理。在毛泽东来到城南庄之前，孟宪德已在那里。他最初想谋害聂荣臻，就收买了军区小伙房司务长刘从文，把毒药交给了刘从文。只是未得机会，刘从文没有把毒药撒在小伙房军区首长们的莱里。“这时，孟宪德得知毛泽东住进城南庄，就把毛泽东住房的方位密报保定国民党特务机关。情报迅速送往北平，敌机就前来轰炸毛泽东住房……此案被破获后，由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主持公审大会，宣布当场枪毙孟宪德、刘从文。”

江青明知是国民党特务作案，事隔二十年，在文革“中却诬指聂荣臻”谋害“毛泽东，欲置聂荣臻于死地……不过，所有有关人员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及陈伯达。当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秘书，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笔者在一九八九年采访陈伯达时，也说及敌机飞近时，他急忙朝毛泽东住房跑，遇上江青。陈伯达问江青：“主席呢？”江青答道：“在屋里，说服不了他！”陈伯达跑进院子，大声高叫：“飞机来啦！飞机来啦！”陈伯达进屋，催毛泽东快走。这时，卫士们便架起毛泽东往外走。……尽管种种回忆录中都没有说到陈伯达也在场，但是陈伯达的回忆是可信的：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夜，他被突然押送秦城监狱时，他在监狱门口大呼“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狱警不知他做过什么“好事儿”，向上汇报，传进毛泽东的耳朵。毛泽东记起阜平城南庄的一幕，陈伯达当年为了救他确实做过“好事儿”。毛泽东关照秦城监狱在生活上宽待陈伯达，因此陈伯达在那里生活上得到特别优待，吃得比家里还好……由于在阜平县城南庄发生那意外事件，毛泽东随即迁往阜平县花山村居住。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迁往平山县西柏坡。江青也随毛泽东来到那里。

在西柏坡，毛泽东紧握着刘少奇、朱德的手——他们已经一年多没见面了！

到达西柏坡的第四天——五月二十九日，周末，西柏坡的打谷场上举行欢迎舞会。

入夜，在汽灯的照耀下，毛泽东跳得很开心，江青成了打谷场上最活跃的人物。

几百个人围在打谷场四周看热闹。

这时，已是国共大决战的前夜。从七月开始，辽沈战役打响。紧接着，淮海战役、平津战役铺天盖地。毛泽东坐镇西柏坡指挥这举世闻名的三大战役。西柏坡这原本不见经传的小村子，从此载入史册——因为它是继延安之后的中共中央所在地。

一九四八年岁末之际，毛泽东在西柏坡为新华社写下了著名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开头，毛泽东便写道：“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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