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半鬼敲门子夜，万籁俱寂。上海淮海中路的武康大楼三楼三室，响起了急骤的敲门声。

“谁呀？”保姆披衣起床，问道。

“开门！”命令式的男声。

“你是谁？”保姆又问了一句。

“开门！”毫无商量余地的命令口吻。

保姆刚把房门开了一条缝，一群凶神似的男女就拥了进来，约摸十几个人。一律便衣，男青年居多。进屋之后，立即把房门反锁。

时间：一九六六年十月八日午夜。

地点：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寓中。

郑君里和夫人黄晨都被惊醒。一人看管一个，郑家的人都失去了行动自由。

没有任何证明，没有说明来者是什么单位。在那“无法无天”的年月，他们拉上窗帘之后，就动手抄家了。

一个年纪稍大的男人，端坐在沙发上，用眼神指挥着。看得出，他是头头。

年轻人们打开郑家所有的箱、柜、抽斗。看得出，这是一批训练有素的人物，语言不多，动作熟练；把每一本书卷曲，用大拇指指甲按着书页，迅速地逐页翻卷过去，查一下书中是否夹着纸头；每一本线装的书，都用事先准备好的竹片挑开，查看折页之中是否夹着什么……他们带来好几个米色拉链包，凡是写有文字的纸头，尤其是信件，全被装进包里。就连黄晨的工作笔记，儿子的成绩报告单之类，也都囊括一空。

直到清晨六点，头头说声“走”，这群人呼啦一下子就撤了。

郑君里和黄晨赶紧来到阳台，朝下俯瞰：只见那些人三三两两分头而走，很快消失在人群之中……郑君里觉得这群人来得蹊跷，去得突兀，当即打电话给单位——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原海燕电影制片厂）。

“红旗电影造反兵团”的头头异常震惊：赵丹刚刚来过电话，说昨夜一伙来历不明的“红卫兵”闯入上海湖南路八号三楼他的家中，一直抄至清早才走。不抄财物，唯抄信件、笔记、日记、画报之类。

紧接着，顾而已和陈鲤庭两家，也打电话向“东方红电影制片厂”（原天马电影制片厂）告急。顾而已和陈鲤庭都是“电影老人”。顾而已导演过《小二黑结婚》、《燎原》、《槐荫记》等电影，还主演过许多影片；陈鲤庭导演了《丽人行》、《结婚进行曲》等影片，写了电影剧本《鲁迅传》等。

在上海坐镇的张春桥的妻子李文静，马上接到来自电影界的密报。

“歼七”追抄一封信一位军人领着我。漫步在上海市区一条幽静的马路，走进一座没有任何招牌的大门。

像绿绒地毯般的草地，整洁的水泥路，一幢幢小巧玲珑的两层洋房。

这儿是空军招待所——巨鹿路八六九号。

军人指着一幢小楼对我说，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就是在那儿跟“联合舰队”的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一起开秘密会议，写出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

军人又指了指另一幢小楼说道，当年“十·八”抄家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通宵坐镇指挥的，便是江腾蛟。

江腾蛟，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一九八一年进行公审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之一。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一九二〇年，江腾蛟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这个县出生了二百二十三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改名红安县。江腾蚊本是这二百二十三名之一，然而，后来他却成了将军中的败类。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当林彪下达发动武装政变的手谕，策划谋杀毛泽东主席，江腾蛟担任了上海地区第一线指挥。江腾蛟得意地斟满一杯酒，对“三国四方”——上海的王维国、杭州的陈励耘、南京的周建平和从北京秘密来沪的林立果狂笑道：我们都是属羊的，头上长角的……江腾蛟成为林彪的心腹，代号“歼七”。

江腾蛟的形象，那挺直的腰板像军人，而戴上那副黑框眼镜则像文人。他多年在上海空军担任领导，家住离巨鹿路不远的高很快地，她又获知，著名京剧演员童芷苓昨夜也遭突然抄家。

同时行动，同样手法，抄了郑君里、赵丹、顾而已、陈鲤庭。童芷苓五家，显然有来头。

然而，李文静居然事先不知道，事后也未接到抄家者的报告。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印发了第九十九期《文化大革命动态》，刊载《郑君里、黄宗英、童芷苓等家中被不知名的红卫兵搜去内部材料》。

这“不知名的红卫兵”究竟来自何方？受谁指使？

李文静急告当时正在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

张春桥、姚文元也愕然，不知何方神仙突然插手上海。

李文静后来这样回忆蹊跷的“抄家事件”：“一九六六年十月八日晚赵丹、郑君里等人家被抄，我们认为事关重大，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张、姚未回信，仅叫警卫员带口信说，你们不要管了。”（引自李文静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交代材料。）李文静答复电影界、京剧团的造反派：“不要管了！”“夜半鬼敲门”，这“鬼”来自何方？五位被抄家的上海文艺界著名人士，如同蒙在鼓中。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受尽***的郑君里，死于危难之世。

一年之后，一九七〇年六月十八日，顾而已也饮恨而逝。

他俩至死不知那次神秘抄家的主谋是谁。

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笼罩着中国大地的阴霾之气一扫而光，那个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的主谋落入人民的法网。

“十·八”抄家案被列为“国案”进行审查，这才终于大白于天下……邮路。

他把女儿送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他已是个“老上海”了。

一九六四年，他出任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此后不久，林彪之妻叶群来到江苏省太仓县洪泾大队“四清”蹲点，亲手树起那个闻名全国的“活学活用”标兵——不识字的社员顾阿桃。江腾蛟侍奉叶群左右，忠心耿耿，被叶群看中了。以至当“文革”锣鼓敲响之后，林彪唯恐子女在北京不安全，秘密地派人把儿子林立果、女儿林豆豆送到上海，交给江腾蚊，如此推心置腹，江腾蛟已死心塌地为林彪卖命了……一九六六年十月初，已是南京部队空军政委兼七三四一部队第一政委的江腾蚊，接到空军司令吴法宪的长途电话，说有“重要任务”，当即秘密来京。

夜色苍茫。一辆轿车直奔钓鱼台十六号楼。车上坐着吴法宪和江腾蛟。他们刚刚进楼，叶群已坐在那里等他了。

没有寒暄，叶群开门见山：“江政委，请你来京，为的是要在上海执行一项绝密任务。”一种特殊的信任感，使江蛟故不由得挺直胸膛，大声地说：“我一定尽力去办！”叶群马上压低了声音，悄然在江腾蛟耳边说道：“是这样的：这项任务是江青同志前几天交办的。考虑到部队执行任务的保密性好，所以尽管这项任务跟空军业务无关，我还是考虑让你执行。任务并不太复杂。江青同志说，她有一封信，落到了上海的电影导演郑君里手中。你设法把这封信追回来，但不要惊动别人……”原来，就这么一桩小事，江腾蛟不由得感到轻松起来。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道：“光是抄郑君里一家，目标太暴露了。能不能同时再抄几家？”叶群不由得抚掌而笑，她也早已虑及这一点，只是故意不说出来。果真，精明的江腾蛟，也想到了这一步棋，跟叶群不谋而合。

于是，增加了四家，以便遮人耳目——赵丹、陈鲤庭、童芷苓、顾而已。江青曾说起，这些人也知道她在三十年代的一些底细。

世上曾有过“陪斩”。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则发明了“陪抄”。

为了绝对保密，叶群给这五家取了代号“老大”——郑君里；“老二”——赵丹；“老三”——陈鲤庭；“老四”——童芷苓；“老五”——顾而已。

抄家的主要目标是“老大”。其余“陪抄”的四家，估计也有“防扩散材料”。

叶群叮嘱江腾蛟道：“把信件、日记本、笔记本、画报，凡是文字材料，统统抄回来。然后，你亲自押送到北京，交给我。直来直去，不要让任何人插手。”江腾蚊不敢怠慢，唯唯领命。

翌日，江腾蚊就神秘地飞回上海……后来，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九日上午，江腾蛟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如下供认：“一九六六年十月初，吴法宪打电话叫我来北京，还说叫我保密。我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吴法宪让我上他的车一同去钓鱼台见叶群，……叶对我说，江青有一封信落到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这封信在哪个人手上不清楚，你可以回去组织一些人冒充红卫兵搜查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等五个人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等统统都拿来。叶群说要绝对保密。……”教导队冒充红卫兵朝沙发下看看，拉开茶几瞧瞧，江腾蚊在仔细检查着巨鹿路那幢小洋房，生怕暗藏着窃听器。

江腾蚊的干将——上海空军部队文化处长张彪，奉命来到。紧接着，组织处长袭著显、秘书处长刘世英、保卫处副处长陶崇义、军务处副处长蒋国璋，赶来报到。

六个脑袋，几乎凑在一起。江腾蚊轻声细语，交代了来自北京的绝密任务。但是，江腾蛟只说“首长指示”，并未讲明“首长”是谁，也不点明真正要追抄的是什么。江腾蛟又增添了于伶、周信芳两家，以遮掩真正的目标。

按照江腾蛟的部署，张彪负责侦察七家地形。虽然张彪的脚有点瘸，行动却疾如电，迅如风。只花了半天时间，他就把这七家周围地形、出入路线查个水落石出。

然而，神不知，鬼不觉，他的侦察不露形迹。

袭著显奉命组织抄家队伍。江腾蚊决定，这次以“上海市红卫兵总指挥部”的名义去抄家。袭著显从警卫排里挑了二十多名战士，假装红卫兵。不过，清一色的男青年，未免太“整齐”了。于是又从军内“可靠”的干部子女中，选了二十多人。

就在这时，张彪侦察回来了。他附在江腾蛟耳边，建议减去于伶、周信芳两家，原因是于伶家就在空军招待所对门，挨得太近容易暴露自己，而周信芳因主演京剧《海瑞上疏》，被当作“南方的吴晗”，不知抄了多少次家，已经没有“油水”了……江腾蚊觉得张彪言之有理，也就放弃了于、周两家。

夜幕降临。四十多名假红卫兵，穿着各色便衣，集中在上海东北角、离虹口不远的新华一村。这个新村，一排排米黄色的楼房，位于僻静之处，在上海并不显眼。

其实，那儿是林彪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据点。林立果来上海，常住那里。后来，王维国为林彪反革命政变秘密训练的敢死队——“教导队”，就住在新华一村，在那里进行格斗、捕俘和各种特殊训练……秘密会议在新华一村空军图书馆里召开。夜里，那儿无人问津。张彪面对四十多个假红卫兵，下达“战斗任务”：“我们空军有一份绝密文件遗失了。据侦查，落到了郑君里、赵丹、陈鲤庭、童芷苓、顾而已这五个黑帮分子手中。为了不打草惊蛇，领导上决定让你们化装成红卫兵，对他们进行彻底抄家。凡属文字材料、照片，都要没收。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可暴露军人身份。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紧急任务，一定要圆满完成……”江腾蛟作了如下五条规定（据张彪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八日在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一、这次去抄家是革命行动，要注意政策，只要书信、日记本、笔记本、照片等物品，其他钱财、金银、存款等一概不准动”“二、拿走的东西都以红卫兵名义打收条”“三、带队的负责人可以暗藏手枪，但绝对不准动用、开枪”“四、临时行动，将军用卡车上牌照用纸糊上”“五、对警卫排战士和干部子女说是空军有一份设计蓝图或绝密文件，丢失在这些人家里，不抄回来就泄露了国家重大机密。”假红卫兵们被蒙在鼓中，唯有带队者才知道意图。迎着秋风，几辆卡车在昏黑、冷清的马路上急驶。郑君里家是重点，由秘书处长刘世英和军务处副处长蒋国津两人带队。“一号”江腾蛟的女儿，也混在假红卫兵之中。

“二号”赵丹家，由袭著显带队。

“三号”陈鲤庭家，由张彪负责。

“四号”童芷苓家，由陶崇义负责。

“五号”顾而已家，由杨启良负责。

如同作战一样，五路兵马按命令同时行动。

这五家都是上海著名的“黑帮分子”，都属“不设防的城市”。五路兵马虽然没有一纸证明文书，却如入无人之境，空手而去，满载而归……江腾蚊通宵坐镇巨鹿路，守在电话机旁。总算一切顺手，五路兵马没有遇上任何“麻烦”……以陈丕显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当时受到猛烈冲击，但尚未被打倒。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所印第九十九期《文化大革命动态》，作了这样的报道：“十月九日凌晨，黄宗英、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等人，几乎都在同一时间被一些不知名的红卫兵抄了家，这些人在抄家时的特点是，只搜文件文物，不抄其他，行动秘密……”抄家的“战利品”分两次送往北京。先是江腾蛟和张彪飞去，然后刘世英、袭著显飞去。“上面”交待的任务只是抄一封信，而他们带去的“战利品”却是鼓鼓囊囊的四麻袋，另加一小包。

当时的路名已经“革命化”了，外国使馆密集的东交民巷那时被改称为“反帝路”。来自上海的四位神秘客人，一下飞机，便由空军党办二科科长卫球迎接，送往“反帝路”四十四号空军招待所，住入北楼六号门，江腾蛟住楼上，另三个住楼下。

毛家湾的炉火吞没了抄家“战利品”见不得人的事，当然也见不得光。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夜九时许，空军招待所忽地接到一个奇怪的命令：关闭所有的路灯。

路灯灭了。在一片黧黑之中，几辆轿车悄然而入，停在九楼六号门前，从车里闪出几条黑影。

据当事人张彪回忆：“晚上九点多，江腾蛟把我的房门推开，叫我出来。我出来一看，是叶群、吴法宪、林豆豆，还有一个青年人模样，头一晃就被他们身影遮住未看清，因为都集中在楼梯上，我估计是林立果。送走叶群、吴法宪等以后，江腾蛟回到楼上他住的房间。我进去一看，那麻袋东西没有了。”直到那几辆轿车驶出空军招待所之后，那里的路灯这才重放光明。

还有一个细节，不能不提及：那几辆轿车的车牌，全用纸糊上了！

那几个麻袋，放在轿车的后尾。

此后的事，当事人、原林彪办公室秘书赵根生在一九八〇年八月八日为特别法庭所写的证词中，谈得十分详细：回到了毛家湾，叶群让把材料送到她卧室，倒在地毯上……在分类的过程中，我看到这些材料完全是上海文艺界一些人士的，如赵丹、黄宗英、陈鲤庭、郑君里等……（大约过了三天）叶群说，“江青同志指示，要将这些材料放到最保险的地方去……我已经同吴法宪讲了，放到空军指挥所去，你和张云生一块去，放到空军指挥所去……”“过了将近两个月，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叶群从钓鱼台打电话告诉我，空军要把那包材料退回，你收下，我马上就回去。过了一会，空军党办科长卫球把那包材料送来交给我，我一看原封未动，就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很快叶群就回来了，一同来的还有江青、谢富治。叶群把他们领到客厅，到办公室找我要走材料，并让我快点到后院小伙房捅开火炉子，说是要销毁这包材料。我到后院刚把火炉子捅开，叶群领着江青和谢富治也到后院来了。谢富治亲自拆封，和叶群他俩一份一份地填入火炉，中间还让我拿铁棍扎了几下，江青是在离火炉十来步远来回踱步。材料烧完以后，他们又回到前院客厅，我弄好炉子回到办公室，记得过了一会儿，江青和谢富治就走了。”毛家湾的炉火，吞没了使江青脸红心跳的三十年代丑史材料。

她渐渐舒心，脚步也轻快起来。

然而，当她一想及那封落到郑君里手中的信，并没有抄来，不由得又双眉紧锁……郑君里手中，究竟有什么信，使江青如此坐立不安？

郑君里成了江青的眼中钉我去采访郑君里夫人黄晨，是那样的方便，从我家的阳台上，便可以看见她家的窗口。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去采访她。

她刚从香港回来。国恨家仇，十年风霜，在她的前额刻下深深的皱纹，黑白参半的头发成了灰色。一提起江青，她咬牙切齿：“这个蓝苹，害得我家破人亡……”在公审“四人帮”的日子里，亿万观众都曾从电视屏幕上见到过她。

那天，她穿了灰色法兰绒上衣，拢了拢头发，非常镇静地步上原告席。

被告席上，那灰白色的铁栏杆围着一张高背木椅，江青穿着一件低领的黑上衣，套着一件黑色棉背心，上面打着一个显眼的补丁。她挺直脖子，瞪着眼睛，强装着一副“旗手”的神态。

“蓝苹！”黄晨一见到江青，眼中迸出愤怒的火花，大声地喝道。

江青不由得一惊，呆住了。自从公审以来，当着法官，当着众多的旁听者，还未曾有过叫她“蓝苹”的。不，不，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敢当面叫她“蓝苹”的了。

江青转过脑袋，视线转向原告席，倒吸一口气，说了一句：“阿黄！”她确实感到震惊：因为她以为黄晨早已不在人世了。

“你是什么东西，叫我阿黄？”黄晨怒不可遏，用手一拍桌子，厉声道：“你逼死我丈夫郑君里，我要控诉！我要揭发！……”通过电视，黄晨在亿万人民面前，揭发了江青迫害郑君里致死的罪行，揭发了江青策划的“十·八”抄家案……黄晨正气凛然，义正词严，江青不得不低下了那傲视一切的脑袋。

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上，记下了江青的这一罪恶：“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郑君里、赵丹、顾而已、童芷苓、陈鲤庭五人的家，致使他们受到人身迫害。”在被迫害致死的社会各界人士名单中，提及了“著名艺术家郑君里”。

郑君里，他的名字与中国电影紧紧联系在一起：三十年代，他担任了《野玫瑰》、《大路》、《迷途的羔羊》、《新女性》等影片的主要演员；四十年代，他和蔡楚生编导了轰动中国影坛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导演了锋芒直指国民党反动派的《乌鸦与麻雀》；五十年代，他导演了优秀影片《宋景诗》、《林则徐》、《聂耳》；六十年代，他导演的《枯木逢春》受到了人们的推崇……诚如袁文殊为郑君里的遗著《画外音》一书写的序言所说，他是“一位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广博的理论修养，才华茂盛的电影导演。”电影演员蓝苹，本是郑君里夫妇的好友。

袁牧之（大哥）、郑君里（二哥）、唐纳（三弟）、赵丹（四弟）因志同道合，曾经结为四兄弟。蓝苹曾是唐纳之妻，跟郑君里夫妇过从甚密。

一九三六年，当三对新人——唐纳和蓝苹，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在杭州六和塔举行婚礼时，沈均儒为证婚人，而郑君里为司仪。

黄晨与蓝苹互以“阿黄”、“阿蓝”相称。看到一块合意的料子，一起买来，做成一色的两件衣服，黄晨和蓝苹同时穿了出来。

黄晨还记得，一九五一年，当她出差到北京，住在电影局招待所，江青闻讯，派来了汽车，接她去中南海。那时的江青，穿着一身土蓝布列宁装，还念旧情。江青曾经说，如果她愿意，可以帮助她去苏联学剧场管理……然而，当江青成了“旗手”，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三十年代在上海，我是第一流的演员，但这并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做革命工作，地下党，领导工人运动……”鲜红的历史，闪光的道路！这种连草稿都不打的牛皮，只能骗骗挂着红袖章的红卫兵。

一想到深知她的底细的郑君里夫妇，特别是落在郑君里手中的那封信，江青如坐针毡……欲除心病，江青最初找的并不是叶群、江腾蛟，却是张春桥。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的大幕已经拉开。一天，郑君里回到家里，神情黯然。看得出，他遇上了不愉快的事儿。

果真，他告诉黄晨：“今天，张春桥找我谈话。”事情颇为突然，厂里通知他，到“康办”去一下。

张春桥板着面孔，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里接待他。

在说了一通端正态度、积极投入“文革”，跟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划清界限之类话以后，张春桥把话题一转：“我知道，你跟江青同志早就认识，有过交往。”

江青同志现在的地位，跟过去不同了。她过去有一些信件之类的东西，还在你家里。

“这很不妥当。你回家清理一下，找出来，密封，交给我。”郑君里明白，这是张春桥找他谈话的真正目的，他从张春桥的话中听出，显然是奉江青之命找他——除了江青本人之外，别人不会知道那封信的。

当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时，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在侧。

据梁国斌回忆：“一九六六年六月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曾对我说，江青现在是主席的夫人了，她有照片、信件在郑君里家，我要找郑君里谈一次，为慎重起见，你也参加一下。”

“我答应了。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时我在场……”张春桥对郑君里说，现在江青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放在你家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郑君里完全答应。“郑君里和黄晨一起在家中翻找，总算找出一包材料，密封，托厂里转给张春桥。”

梁国斌回忆道：“事隔约一个星期左右，张春桥对我说，郑君里那里的信件、照片等交出来了，已转交给江青，她当场烧了。”这么一来，郑君里似乎“太平”了。

不料，过了些日子，张春桥又一次找郑君里谈话。

这一回，张春桥的脸上乌云密布，仿佛马上就要发出闪电和雷鸣。

他不再绕弯了，单刀直入道：“江青同志有一封信在你手中，你为什么不交出来？”从话语中可以听出来，显然，江青已经看过郑君里上一次交给张春桥的材料。

“那封信，早就不在了。”郑君里答道。

“你再好好回忆一下，把信找出来。”张春桥依然不放过他。

郑君里回到家里，忧心忡忡，他早就销毁了那封信，眼下交不出来，而江青又紧追不舍。

黄晨和他翻箱倒柜，郑君里向来很重视保存创作资料，便于写作，他保存了许多三十年代电影书报、剪报。凡是其中涉及蓝苹的，都一一交出。

黄晨还找出了一张四人合影的照片——唐纳、蓝苹、郑君里，她。

她记得，那是在一九三六年，他们在霞飞路（淮海中路）万籁鸣兄弟所开的“万氏照相馆”里拍的。

郑君里见到这张照片，立即放入上交材料中。黄晨虑事比丈夫仔细，只见她拿起剪刀，剪去了唐纳。郑君里会意，赞许地点了点头。因为如果不剪去唐纳，更会招惹麻烦。

再也找不出别的“防扩散材料”了。郑君里深知，这一回的材料仍没有那封信，江青势必不会放过他，于是，郑君里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说明信件，“没有保存，只是理出几张三十年代的老照片，请你处理吧。”他了解江青的脾气，她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为了避免她的纠缠，他在信中还写道：“运动之后，我们搬到农村去落户，搞搞文化馆的工作……”虽然郑君里已经退避三舍了，然而，他并没有从江青的记忆中消失，恰恰相反，她已把他视为心腹之患了。

她要借刀杀人，这“刀”便是叶群。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七岁的生日，成为红卫兵的盛大节日。一百五十万红卫兵云集天安门广场，使那里成为一片红色的海洋。江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离毛泽东只咫尺之遥，挥动着小红书，向红卫兵招手。她深深地被权力的魅力所吸引，所陶醉。

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她见到叶群。叶群邀她到毛家湾走走，她答应了。

三天之后，江青出现在毛家湾林彪寓中。

江青和叶群在微笑中，谈成一笔肮脏的交易：“你替我拔去眼中钉，我帮你干掉私敌。”于是，江青说起了郑君里，说起了落在郑君里手中的一封信。

于是，叶群通过吴法宪，电召江腾蛟火速来京。

于是，十月八日深夜，一伙不速之客，光临上海武康大楼郑君里家中……据黄晨回忆，在抄家的时候：“不准任何人进出，对我们搜身，叫我们把所有的首长的文字东西都拿出来，把我们的书翻了一地……把君里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创作手稿、资料搜刮一空，连我的小儿子从幼儿园到高中作业的成绩报告单都拿走了。……”

“大抄家后，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就把君里秘密地抓走了。在监狱里，君里同志受到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仅两年就活活被折磨死了……”江青要追抄什么信在采访黄晨之前，我曾听到一种关于那封信的传说。

据说，江青在一九五八年，给郑君里写过一封信。

这封信，是因毛泽东写了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引起的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上海《新民晚报》连载了《访李淑一》一文，记述了记者访问当时在上海老友钟淑贤家做客的李淑一。其中一段，详细谈及了毛泽东写作《蝶恋花》的经过。可以说，李淑一的这段话，是关于毛泽东为什么写《蝶恋花》的最权威的解释：“李淑一同志说，那是一九五七年的春节，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贺年信去，因为我已经有三年没有写信给他，算是向他请安的。还给他寄去了一首一九三三年夏天的旧作求教。当时（指一九三三年）因为道路传闻，说直苟已不在人间，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直苟回去，样子非常狼狈，我哭泣着醒来，和泪填了一首《菩萨蛮》，原词是这样的：‘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做事太难堪，惊依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同时，我还要求他把他从前写赠杨开慧烈士的一首词写给我。”

“主席回信是五月十一日。他的信一开头就说：‘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引者注：《新民晚报》所登毛泽东致李淑一信，个别字句有误，引者已据《毛泽东书信选集》更改。）意思是我不应当用‘请安’的字眼。我的《菩萨蛮》他看了，信里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他没有把以前赠杨开慧烈士的词再写出来，他说那一首不好，‘有《游仙》一首为赠’，还说，‘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这就是大家已经读到的‘我失骄杨君失柳’那一首《蝶恋花》。”

这首词寄到学校后，（长沙）第十中学（即前福湘女中，李淑一的工作单位。）的同学争相传诵。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也知道了，他们想在校刊上发表，写信去请示毛主席：可否在校刊上发表？后来主席亲自复信，同意发表，只是把题目改成了《赠李淑一》。后来，《人民日报》、《诗刊》和各地报刊都登了……“柳直荀是李淑一的丈夫，毛泽东的战友，牺牲于一九三二年湖北洪湖革命战争。”

杨开慧为毛泽东夫人，牺牲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四日。

李淑一的一席话，把毛泽东写作《蝶恋花》一词的前后经过。说得清清楚楚。

“李淑一的信，引起毛泽东对柳直苟烈士、杨开慧烈士的怀念，写下”我失骄杨君失柳“那样充满深情的词句。”

这一切，既是人之常情，也是革命之情，战友之情。然而，却触动了江青那根歇斯底里的神经。江青当着毛泽东的面狂叫：“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江青一气之下，给郑君里写了一封信，打听唐纳在国外的地址……据传，江青要追索的，便是这封在一九五八年写给郑君里的当然，这仅仅是“据说”、“据传”而已。因为关于那封信，一直是一个谜：不论是对张春桥或者叶群面授机宜的时候，江青只是说有一封重要的信落到郑君里手中，并未谈及是一封什么内容的信件。何况叶群已死，张春桥则以缄默对抗，无法从他们那里查清江青千方百计要追回的是什么信。

此事唯有江青知，郑君里知。

不过，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一日下午特别法庭开庭审问江腾蛟时，江腾蛟的交代，提供了重要的佐证：问：“你到北京以后，叶群怎么给你具体交代任务的？”答：“叶群跟我讲，江青一九五八年有一封信落到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上，现在要把这封信收回来……”这里提及的顾而已，显然是江青使用的“障眼法”。她要追寻的，是落在郑君里手中的信——正因为这样，她指使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并没有找顾而已谈话。

江腾蛟的交代，明确地说出了要追查的是江青一九五八年的信。

在审问时，审判员高斌特地追问了一句：问；“到底要搜查江青什么时间的信？”答：“五八年，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五八年，早已成为“第一夫人”的江青，怎样会“有一封信落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郑君里的手中呢？

不是“落到”他的手中，是她写信给郑君里！

江腾蛟的交代，清楚地证实了江青要追查的那封信，是怎么回事。

在笔者访问黄晨时，她说郑君里怕惹事，早在张春桥找他谈话之前，已经烧掉了江青的那封信。正因为这样，张春桥一直追逼之下，他也无法交出江青所要的一九五八年写给他的信。

黄晨还回忆，除了一九五八年江青的这封信之外，在三十年代，江青还曾给郑君里写过一封信，事关她、唐纳和另外一个人。

要说清楚这些信件的起因，不能不从头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