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夫妻”江青在第三次“露峥嵘”——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之后，又处于云遮雾障之中了。

江青从前台又一次退到幕后，是因为她再度犯病了。

她定期作身体检查。这一回，全身检查结果，表明心肺正常；肝胆正常，血液正常，肠胃消化稍弱。然而，在作妇科检查时，北京协和医院的大夫认为，子宫颈口长期糜烂发炎，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生长肿瘤，需要进行治疗。

肿瘤？癌症？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她，听到这消息如五雷轰顶！

性命第一。她不得不把政治上的野心搁在一边，忙着治病保命。

她再一次要求去苏联治疗。保健大夫为她写了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指示同意。

于是，她第三次飞往苏联，住在莫斯科郊区原斯大林别墅。

据朱仲丽回忆，苏联大夫检查后，只怀疑江青可能患子宫颈癌肿，但不能确诊。

苏联大夫建议她休养一段时间，进行观察。

她在苏联住了些日于，仍不能确诊。江青无奈，只得回国休养。

回国之后，国内的大夫又对她的病进行会诊。大夫们的结论是“子宫癌肿”，建议她作子宫切除手术，这样可以达到根除的目的。

“一个女人怎能没有子宫！”江青坚决反对作子宫切除手术——原本这是妇科常见手术，对身体并无太大的损伤。

不能作子宫切除手术，那就只好进行放射治疗。如朱仲丽所说：“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吃了大亏。她采用放射治疗，致使全身虚弱，白血球减低，出现许多后遗症，休养了好多年。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至少她少做了不少坏事。”不过，她总以为苏联的医疗水平比中国高，她需要苏联医生的确诊，而且希望到苏联进行放射治疗。

于是，中国大夫带着她的病历、病理切片专程飞往莫斯科，和苏联大夫一起会诊，最后，决定请她来莫斯科，作放射治疗。

这样，江青第四次飞往苏联治病，依然住在莫斯科郊区原斯大林别墅。

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初致宋庆龄函中，提及了江青“到外国医疗”。原文如下：

亲爱的大姐：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

毛泽东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苏联大夫精心治疗她的病，因为他们知道她是毛泽东夫人。经过钻放射治疗，三个疗程顺利地进行，把她的子宫颈瘤彻底治好了。

经过疗养，江青的白血球数也回升到五千。

经过复查，江青已经康复，可以回国了。

在回国前夕，如朱仲丽所忆：“她提出如何预防的问题，又提出将来再并发其他疾病问题。教授都详细地一一解答了，还告诉她在一年之内不能同房。她马上干脆地答道：我们早就不在一块，我同毛泽东同志是政治夫妻！”其实，江青和毛泽东感情的淡漠，不光是因为她患了妇科病。

早在她患病之前，就连吃饭，她也跟毛泽东分开了。

如李银桥所忆，那是江青过分挑剔饮食之后，毛泽东发话了：“我就是土包子。”

“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开。今后我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吃的饭菜按我的习惯办。江青住的房子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菜按她的习惯办。我的事不要她管，就这样定了！”从此，毛泽东和江青分开吃。即便是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仍各吃各的菜！

“骄杨”风波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决定正式任命毛泽东的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人称“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

在提名江青时，毛泽东曾表示反对，说江青不行。常委们经过讨论，认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还是由江青担任比较合适、方便。

这样，江青有了一项正式任命，即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此外，她还有两项职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原先的“电影指导委员会”取消了）。

自从被正式任命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江青也就成了副部长级的干部了。

这时的她，那“心腹之患”，仍是疾病。她担心放射治疗不彻底，担心癌肿转移，她顾不上再插手政治，处于长期疗养之中。

炎暑，她来到北戴河，下榻于中浴场一号平房。她在那里打扑克，散步，游泳。

与众不同的是，别人下海，要么赤足，要么趿双拖鞋，走过沙滩，而江青总是穿一双薄薄的软底鞋，一直走到海水跟前，才把软底鞋脱下。这是因为她的右脚比普通人多长了一个脚趾，她不愿意给别人看到。

她只会“狗刨”式。有一回，她在那里见到王光美游泳。这位刘少奇夫人时而侧泳，时而仰泳，蛙泳如“浪里白条”。江青深为惭愧，游泳的兴趣顿减，把更多的时间消磨在打扑克牌上。

冬日，她去南方疗养，要么住广州，要么去杭州、上海。在杭州西湖雷峰塔右侧，在上海西郊，借毛泽东的名义，她修建了别墅。

一九六二年春，陈云和夫人于若木来到上海，被安排住进太原路上海交际处管理的一幢房子。刚进门，就觉得屋里特别的豪华和奇特：绿色的地毯、绿色的沙发、绿色的窗帘，就连桌子、马桶、马桶盖上，也铺着绿色的丝绒！

陈云觉得奇怪，这房子他曾住过，室内并没有这等特殊的装饰。一问，才知此处后来江青住过，她说她喜欢绿色，绿色使人心境愉悦。她要求上海交际处照她的意见，对屋里装饰进行一番“改造”于若木对警卫处处长说：“请你向交际处负责同志转达一下，这幢房子的装饰很别扭。我的意见是把这些窗帘都取下来，换上原来旧的。换下来的窗帘可以拿到市场上供应群众。”交际处负责同志颇为为难，说道：“那还要去请示江青同志。”因为江青说不定哪一天会再来住些日子，看到装饰变了，会发脾气的。

据云，仅上海一地，按照江青吩咐作如此特殊装饰的房子，还有三处。

江青对住处的要求颇为苛刻：她怕声音，据云，杂音会影响睡眠，下榻之处要绝对的安静，甚至连席梦思床垫在她翻身时那弹簧也不能发出半点声音！当然，在夏日，她的住处四周的树上，更是绝不允许有蝉鸣声！她的屋里，不论春、夏、秋、冬，一律要保持二十二摄氏度，不能高一度，也不能低一度！

玩厌了扑克，她开始养猴、玩猴。

经过疗养，她因放射治疗造成的白血球减少，渐渐恢复正常。放射治疗导致的急性膀胱炎也痊愈。慢性胆囊炎早已治愈。不过，过分的无聊，加上对于疾病的过度恐慌、疑虑，又导致了神经官能症。

凭着“第一夫人”的身份，她时时电召专为高干服务的大夫们，今儿个会诊，明儿个为她进口药品……她不断地调看外国影片。就连她看电影时的沙发椅子的要求也不同常人，必须做到连坐三个小时臀部无麻木之感！

一位电影界人士在陪她看外国电影时，偶然说了一句某位外国摄影师很注意“出绿”。所谓“出绿”，便是影片中注意突出绿色，而且使各种绿色在画面中很有层次。她听中了这话，所以要求她所住的房间也“出绿，也”绿有层次！

她作为演员，原本喜欢拍照，左一张剧照，右一张生活照，这自然有摄影师为她效劳。她自己并不会拍照。在苏联疗养时，身边没有摄影师，而她又希望到处留影，她就买了架照相机，开始学习摄影，这时，她到处游玩，对摄影的兴趣更浓。

她花费外汇，从香港进口一架高级照相机，每到一地，就用摄影打发时光……她在电影界工作过，有一定文艺修养，因此她学摄影，进步倒也快。只是忙坏了中南海的摄影师们，要帮她冲胶卷、印照片。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诗刊》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致《诗刊》主编臧克家的一封信，同时发表了毛泽东诗词十八首。

这是毛泽东诗词首次正式发表——虽然他的那首《沁园春·雪》在重庆谈判期间，曾被重庆《新民报晚刊》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传抄发表。

毛泽东诗词十八首的发表，传诵一时。正在湖南长沙第十中学工作的毛泽东的好友、柳直荀夫人李淑一仔细读了毛泽东的诗词，记起毛泽东当年跟杨开慧恋爱时，曾写过一首《虞美人》送给杨开慧。李淑一是杨开慧的密友，跟杨开慧无话不谈。

杨开慧收到毛泽东诗稿，给李淑一看过。

李淑一记得，毛泽东那首《虞美人》全文如下：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夜怎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凭。

一句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如本书第一章写及的那样，李淑一给毛泽东去信，寄去她的旧作《菩萨蛮》，并要求毛泽东把旧作《虞美人》抄寄赠她——因为她只是凭借记忆默出《虞美人》，不知是否有讹误之处。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复函李淑一，说：“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引者注：指《虞美人》），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毛泽东赠李淑一的《游仙》，也就是他写信当天所作的新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夫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在这首新作中，毛泽东寄托了对于杨开慧的深深的怀念。

毛泽东的信，寄到李淑一手中，许多人传抄。李淑一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于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把毛泽东《蝶恋花》一词公开发表于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人民日报》迅即转载，各地报刊亦纷纷转载，一时间轰动全国。

《蝶恋花》一词使江青极度不悦。特别是“骄杨”的“骄”字，深深刺痛了江青的心。

江青吵吵闹闹，当面对毛泽东大声地说：“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江青在极端愤懑之中，给郑君里去信，打听唐纳在国外的地址。这封信，如本书第一章所述，后来江青成了“旗手”，百般要求追回此信，导致“文革”中郑君里横遭飞祸……本来，毛泽东怀念他的前妻、烈士杨开慧，称之“骄杨”，诚如他对章士钊所言：“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然而，江青向来心地狭窄，以致在家中闹一番风波。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当杨开慧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军轰炸机炸死时，消息传来，毛泽东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江青无动于衷。当时，毛泽东曾愤愤地说：“岸英之死，对江青来说视之于狗！”江青是嫉妒心极强的女人。她一而再、再而三企求毛泽东为她写一首诗，她的不言而喻的目的，就是要与《蝶恋花》抗衡：毛泽东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公开发表后，被谱上乐曲演唱，被改编成评弹演唱，被改编成舞蹈搬上舞台，全国上上下下在称颂毛泽东的“骄杨”……在毛泽东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之后四年，江青才终于夙愿以偿。那是她拍了庐山仙人洞的照片，富有诗情画意。她请毛泽东题诗，触发了毛泽东的诗兴。

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写下了一首七绝，题为《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李进同志”，亦即江青。得到了毛泽东的这首七绝，江青的心理平衡了，可以用这首诗与“骄杨”抗衡了。

然而，一九六二年杨开慧之母向振照病逝，毛泽东于十一月十五日给杨开慧之兄杨开智发去电报，那电报上的字句再度使江青不快：开智同志：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敬祝大安。

毛泽东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毛泽东对杨家寄托一腔深情，称“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依然表明，杨开慧是他心中的“骄杨”。

贺子珍的庐山风波就在“骄杨”风波发生不久，又有一件事使江青极度不快：毛泽东在庐山上会见了贺子珍！

贺子珍南下之后，住在上海哥哥贺敏学家中。她跟哥哥、嫂嫂以及侄女贺小平、贺海峰住在一起。

她担任杭州市妇联副主席时，在杭州住了一段时间。

陈毅又安排她担任中共上海虹口区委组织部长，便于她在上海生活。

贺子珍一直思念着她的儿子毛毛——毛岸红。在长征开始时，三岁的毛毛无法随她和毛泽东长征，只得交给留在当地的毛泽东小弟弟毛泽罩、贺信夫妇。红军开始长征后，毛泽罩和贺怡不得不把毛毛托寄在当地老百姓家中。

一九三五年五月，毛泽罩在游击战争中战死。当时，贺怡刚刚生下一子。

一九四〇年，贺信在广东韶关被捕。后来，周恩来得知此事，用被俘的国民党将领换回贺怡，终于使贺怡来到延安，而贺怡的孩子则留在广东韶关。

一九四九年十月，贺怡担任中共江西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十月，她回到了故乡江西永新县，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十四岁的儿子。

她怀念毛毛，她也深感内疚。这是姐夫毛泽东、姐姐贺子珍托交给她的。她决心寻回毛毛，这将是对毛泽东，特别是对贺子珍的极大安慰。

在广东韶关，她和老战友曾碧漪重逢。曾碧漪是古柏夫人，古柏曾在三十年代担任过毛泽东秘书，一九三五年初夏战死。古柏、曾碧漪跟毛泽东、贺子珍有着密切的交往。

笔者访问了曾碧漪，据她回忆，她陪同贺怡去赣南寻找毛毛。可是，经多方查访，没有打听到毛毛的下落。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夜，曾碧漪和贺信坐一辆中吉普返回吉安时，路过泰和城七、八里的凤凰墟的一座小木桥时，司机驾驶不慎，车子翻进水沟里。当时大约八、九点钟光景。贺怡当场死亡，曾碧漪重伤，大腿骨折。贺怡孩子的养父也摔死。贺信的孩子左腿骨折，他叫贺麓成，后来成为中国的导弹专家。

贺怡遇难，毛毛渺无音讯，消息传来，给了贺子珍沉重的一击。

据曾碧漪回忆，她后来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在详细询问了贺怡遇难经过之后，说了一句使曾碧漪永生难忘的话：“你办事向来细心，这一回怎么这样粗心！”曾碧漪听了，心中非常难过，因为连夜行车是贺信决定的，不是她粗心所致。不过，从毛泽东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对贺信之死是非常悲痛的。

此后，在一九五四年九月，贺子珍又蒙受另一次意外的打击。那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正在上海哥哥家中的贺子珍，听见收音机里传出毛泽东熟悉、亲切的声音，一下子勾起她对往事的一连串的回忆，她的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

她病倒了。

毛泽东闻讯，即给贺子珍写信安慰，劝她好好吃药，不要抽烟，保重身体。

井冈山上的老战友、上海市市长陈毅常去看望贺子珍，派出上海神经科专家为贺子珍治病。

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贺子珍在上海的开销，从我的稿费中支付。”

陈毅当即说：“我们上海养得起一个贺子珍！”在上海大夫的精心治疗下，贺子珍的病情渐渐减轻。

从一九五八年七月起，至一九六六年九月，贺子珍迁往南昌市三伟路九号小院居住。笔者曾在南昌专访了这座小院，那是离中共江西省委只有咫尺之遥的幽静而又安全的所在。

贺子珍离开上海的原因，是由于陈毅从上海调往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她迁居南昌，则是由于方志纯在江西任副省长。方志纯乃方志敏之弟，他的妻子朱丹华原是毛泽民之妻。毛泽民乃毛泽东的大弟弟，一九四三年死于新疆军阀盛世才手中。朱丹华与毛泽民在一九四〇年结婚，生下儿子毛远新。贺子珍到江西，借助于方志纯和朱丹华的照料。

中共江西省委深知贺子珍身份的特殊，一面对她的住处、行踪实行严格保密，一面对她精心照料，给她配备了服务员、炊事员、秘书，指派了医生、护士。对她的称呼，一律用“姨妈”。

“姨妈”在三伟路那幢小院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她经常喜欢独自静坐，一言不发，呆呆地坐在那里，而身边则带着一只已经十分破旧的小闹钟——那是当年在长征途中她和毛泽东共用的。

她的住处离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只几百公尺而已。笔者在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里，参观了毛泽东住过的一号楼——毛泽东每一回途经南昌，总是住在那里。虽说不过一箭之隔，彼此却没有机会见面。自从贺子珍一九三七年离开毛泽东之后，一直未能和毛泽东见面。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

毛泽东在庐山上会见了贺子珍。这是贺子珍自一九三七年以来二十二年间头一回见到毛泽东，也是唯一的一次——此后，直至两人先后去世，都未曾会面。

见面的日子，通常说成“庐山会议期间”，这当然没错，只是不够精确。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一书，记载了毛、贺会面的日期，即七月八日。李锐当时是毛泽东身边的秘书，所记日期当是准确的。据他所记，毛泽东于六月二十三日抵湖南长沙，二十五日去故乡韶山，二十八日到武汉，二十九日上庐山。

关于毛、贺见面的最早公开披露，是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上海《文汇报》所载《毛泽东和贺子珍相会在庐山》一文（据一九八五年一期《萌芽》所载报告文学《一个伟大的平凡的女性贺子珍》转载）。不过，文中说“贺子珍从上海来到南昌，又从南昌坐轿车赶往九江”，显然不符合事实。文中又写及，当贺子珍步入庐山毛泽东住处时，“内厅里传出雷鸣般的吼声”，那是“一个杰出的领袖和一个著名的骁将”在“争吵”，亦即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争吵。实际上，庐山会议在七月二十三日才开始批判彭德怀，毛、彭不可能在七月八日就“争吵”。

关于毛、贺会面的真实准确的报道，直至重要的当事人——陶铸夫人曾志，说出了其中的内幕，这才使人们弄清来龙去脉。

那时，陶铸带着夫人和女儿陶斯亮，一起上了庐山。陶铸听说冯白驹病了，正在南昌住院，就下山看望。冯白驹自一九五四年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陶铸的老朋友。一九五五年冯白驹被授予中将军衔。但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他被撤消了省委书记职务。

曾志和陶斯亮随陶铸一起下山。听说贺子珍在南昌闲居，曾志便带着女儿去看望。曾志当年也是井冈山的一员女将，跟贺子珍熟悉。

曾志一进门，贺子珍就叫出了她的名字，而且还回忆起一九三七年她去西安时，曾见到写着曾志名字的行李，未能见到曾志……这一切都表明，贺子珍的记忆、精神都是正常的。

贺子珍问起曾志怎么会来南昌，曾志说起中央正在庐山开会。贺子珍马上就问：“毛主席来了？”曾志点点头。

贺子珍向曾志详细询问毛泽东的近况，显得非常关心。

曾志回到庐山，向毛泽东说起了自己见到贺子珍。权延赤著《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记述了曾志的回忆：“主席，”曾志见面就说，“我下了一趟山……见到子珍了。”“哦，”毛泽东一怔，马上问：“她怎么样？”“她很好么，看不出精神病。”毛泽东嘴唇微动一下，两眼有些暗淡，显然，他想起了过去的岁月……忽然，毛泽东胸脯起伏一下，眼睛变湿润了，深深叹出声：“唉，我们是十年的夫妻哟……”他眨动双眼，驱走渗出的泪，用出自胸腔的低沉的声音说：“我很想她……想见见她……”“应该见见。”曾志说得很干脆，那一刻，她好像又回到了挺进赣南、闽西时的生活。

“这件事千万不要叫江青知道。”毛泽东嘱咐，显然已经同意见面。

“放心！”曾志鼓劲说，“她不会知道。”毛泽东想了想，伸出一根手指，小声交代：“你去找汪东兴，叫他来办。”当时汪东兴正在江西当副省长，搞调查研究。曾志说：“我明白，主席放心吧。”汪东兴精心安排了这次见面，请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江西省省长方志纯的爱人朱丹华接送贺子珍。方志纯是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朱丹华是毛泽民烈士的遗孀。毛泽民牺牲后，她改嫁了方志纯。

水静和朱丹华陪同贺子珍乘一辆小轿车驶进毛泽东居住的“美庐”。

水静和朱丹华上楼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轻声说：“你们可以走了。”水静和朱丹华走后，卫士把贺子珍领上楼。毛泽东对卫士说：“你也走。”毛泽东同贺子珍谈了近一小时，又由水静和朱丹华把贺子珍送回了住所。

事后，曾志又赶去见毛泽东，见面便急切地问：“谈得怎么样？”“唉，不行。”毛泽东凄然叹息，“头脑还有毛病。”“怎么有毛病？”曾志又关心又着急。

“她怪我对王明不对，说王明还要害我，让我小心王明。我吃药，她来抢，说是毒药，她说她就不吃药，在上海就不吃药……”毛泽东讲不下去了，望着屋顶长长叹息，回忆着什么，眷恋着什么，伤感着什么……本来，说好毛泽东在第二天还要见贺子珍，所以七月九日早上贺子珍在自己房间里等待着。

忽地有个工作人员进屋说：“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贺子珍听说毛泽东已下山，也就随即下山。回到南昌才知，毛泽东并没有下山。

二十二年阔别，二十二年等待，只盼得一个多小时的晤面。从此，贺子珍再也无缘见到毛泽东。

她那么突然被送下山，在她心中一直是一团谜。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意外事件。

后来，才慢慢明白：那时，江青在杭州。得知贺子珍上了庐山，便连夜给毛泽东打长途电话，她立即从杭州赶来庐山！

毛泽东请贺子珍上庐山，曾严格封锁消息，关照过不让江青知道。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很少几个之中，知道贺子珍上山。

是谁给江青通风报信？

贺子珍曾怀疑陈伯达。那是因为陈伯达后来倒台时，毛泽东在批判他时说及：“你在庐山上开会，为何下山去了？你下山去干什么？”贺子珍在听传达毛泽东讲话时，马上联想起她被突然送下山一事，怀疑陈伯达下山，可能是给江青通风报信。

不过，毛泽东所说的“在庐山上开会”，并未点明是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

因为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中共中央也曾在庐山召开过工作会议，陈伯达也是参加的。

如果不是陈伯达，究竟是谁向江青赛报？这迄今仍是一个谜，不得而知。

这件事倒是清楚地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江青对毛泽东的一举一动非常注意。

即便她远在杭州，贺子珍刚一上庐山，也就知道了……江青之兄惹风波发生了“骄杨”风波，发生了贺子珍庐山风波，风波连着风波，又发生了李干卿风波。

李干卿，江青的哥哥。江青忽地收到李干卿的信，说是有人在调查他的历史，使江青震怒了！

审查李干卿，倒是确有其事。那是因为先把姐姐李云霞接进了中南海，接着要让李干卿也来中南海。考虑到李干卿历史上有过劣迹，进入中南海恐不合适，为此，山东省公安厅着手对李干卿的历史进行仔细调查。

最初，在一九五三年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时，铁道部公安局曾调查过在济南铁路局供职的李干卿的历史，知道他的历史有问题，只是由于他是江青的哥哥，亦即毛泽东的亲戚，未敢深查。不过，从此也就给公安部门留下了印象，知道此人历史上不干不净。

一九五九年春，为着江青要接哥哥进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的一位科长请山东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于杰，协助调查一下李干卿的历史情况。

这么一来，山东省公安厅也就正儿八经地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成立了“李干卿问题调查组”，成员有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一科副科长曲和钧、科员史殿安等。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调查组三易其稿写出了李干卿调查材料，打印上报。

这份调查材料的内容，大致如下：李干卿，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三日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东关，曾读过几年私塾。一九二一年四月至一九二三年三月，曾在军阀张宗昌所部的伪四十七旅九十三团二营八连当“师爷”（文书）。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防奸组组员等反动职务。

一九三九年，在日本宪兵队特务的指挥下，李干卿曾两次写信对江青进行策反。

据山东第二劳改队第一大队犯人米瑞晟供：一九四五年底，李干卿曾去他在济南林祥南街六号家中，“借”去王虎牌手枪一支。

李干卿自己也交代：一九四五年十月，米瑞晟给他土造的三号手枪。他说，这支手枪自己玩了几天，又被国民党山东行动总队十五队副官李干臣要去了。

李干卿还有偷窃、贪污劣迹：一九四八年偷车站食堂面粉两袋，价值五十六万元（指旧人民币，新人民币即五十六元。下同）；一九五一年任济铁公寓管理员时，贪污食堂大米、面粉、鸡蛋，计三百九十万元；一九五一年六月，在机务公寓造假单据，贪污八万元；七月在机务公寓买咸菜，多报销五万元。

李干卿虽通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学习和教育，但觉悟不高，转变不快，平日不参加任何学习，开会也经常不愿参加，工作态度不够积极，上班忙于烧水喝茶，在公安处工作期间，办公时常私自回家。

一九五四年七月济南市公安局李元祥同志找他谈话，李便说：“有人暗算我。”说已给他妹妹（引者注：指江青）写信反映等等。

由于贪污，李干卿在“三反”期间受记过处分。

对李干卿的审查，深深激怒了江青。她在“文革”中进行报复。陈伯达称这是“阴谋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听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的汇报，哭道：“我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对我……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的呀……”

陈伯达则帮腔道：“从山东搞李干卿的问题说明，原来公安部是两个公安部。一是中央的；一是刘、邓、彭、罗为首的地下公安部（引者注：指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上通刘、邓、彭、罗，下通全国各地，这是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挖出来，一定要把公检法彻底砸烂！”

急急如律令。翌日，从北京派出三名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物直奔济南。

几天之内，身患癌症的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峰，副厅长李秉政，省交际处处长陈静波，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于杰，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分处处长曲和钧，保卫股股长史殿安，全部被捕。除张国峰病重外，其余六人于四月二十九日被用专机押往北京。

病重的张国峰受到日夜折磨，六月三十日便死去。被押往北京的六人，受尽酷刑和屈辱。

直至一九七七年八月，这桩案件才得以平反。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山东省委为一起重大政治冤案彻底平反昭雪》，这才为审查李干卿引起的风波降下大幕。

李干卿未能住进中南海，只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底路过济南时，在专列上见他一面，算是给了江青一点面子。

江青之姐李云霞倒是在中南海长住。李云霞的丈夫早逝，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王博文，另一个在山东游泳淹死，王博文随李云霞也住进中南海。

“体育疗法”和“文化疗法”一九九〇年夏，在上海愚园路一幢老式房子里，笔者拜访了上海市武术协会主席顾留馨。他是著名的太极拳专家，但又是一位老干部。他早在一九三四年便加入共青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初，他是上海市黄浦区第一任区长。

大抵由于他具有老革命、老武术家双重身份，他被看作政治可靠而又武艺高强的人，因此几度进入中南海，为中共高级干部教拳。

顾留馨最初的“学生”是越南的胡志明主席。那是一九五六年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问越南时，胡志明说及他在战争中曾从马上摔下来，受过伤，中国能否派一位太极拳拳师前来教他打太极拳，以拳术疗伤，贺龙主管体育，他回国后经过调查、选择，选中了顾留馨，派他前往越南，成为胡志明的拳师。

从此，顾留馨颇受重用，口国后，教过贺龙，教过叶剑英，教过邓颖超，以至教过宋庆龄。

消息传进江青的耳朵，她也请顾留馨教太极拳。在顾留馨的印象中，江青打拳的动作近乎舞蹈。不过，她倒很守时，总是准时前来学拳。这样的体育疗法，使江青的体质有所加强，这样，在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有感而发，提倡老年人学打太极拳，一时间，向顾留馨学太极拳的高级干部纷至沓来。

打太极拳使江青尝到体育疗法的甜头，于是，她打乒乓球，打台球。从一九五九年中国运动员容国团在第二十五届乒乓球锦标赛中首次夺得男子单打冠军以来，乒乓球热席卷中国。江青早在上海当演员时就会打乒乓球，此时也投身于乒乓球热之中。她常抽杀，球技颇“凶”，属于“进攻型”。

她的游泳姿势虽差，不过，游泳是夏日最好的运动，她也就不顾游泳不如王光美以及右足六趾之类不快之事，不时下海。

这么一来，进入六十年代，江青渐渐从病魔的阴影中走出来。

这时，她又接受上海大夫的建议，进行“文化疗养”，看戏、看电影。

后来，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讲话时，有这么一段话：“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她在北京看戏，在上海看戏，在杭州看戏。据“文革”中“红卫兵”所印的《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说，江青在六十年代初的几年里“审查了一千三百多个京剧剧目”，得出结论“目前剧目混乱，毒草丛生”。

说江青“审查了一千三百多个京剧剧目”，未免夸大其词。不过，她进行“文化疗养”，确实看了不少戏。一九六二年三月，她在杭州养病：像《虹霓关》、《大五花洞》这样的戏都点看了。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江青在北京看了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她以特殊的政治嗅觉，嗅出此剧的“严重政治错误”——三年后批判此剧，成了“文革”的序幕，此是后话。

“体育疗养”、“文化疗养”果真奏效，江青经再三检查，癌症的警报解除。

她舒了一口气，筹划着从后台走向前台，继续着她五十年代批电影《清宫秘史》、批电影《武训传》、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那番未了的“宏业”。

跟王光美比高低正在这时，王光美作为刘少奇夫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使江青颇为嫉妒。

王光美比江青小七岁，硕士生，英语纯熟，文化素养比江青高得多。笔者在一九九一年七月七日采访王光美时，她正在读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所赠英文原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王光美出身名门。父亲王治昌，字槐青，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回国后在北洋军阀政府农商部任工商司长，还曾出使英国、美国。

王槐青曾两度丧妻，有过三次婚姻，三位夫人生下十一个子女：前两位夫人生三子，即长子王光德，次子王光倚，三子王光超。王槐青第二次续弦，夫人名叫董洁如，她生下八个子女，即王光杰、王光复、王光英、王光美、王光正、王光和、王光平。内中王光英，在王槐青出使英国时出生，王光美则在王槐青出使美国时出生。

王家子女中，王光杰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时，结识了中共党员姚依林（即现今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者之一，任北平市学联党团书记。受姚依林影响，王光杰投身于“一二·九”运动。一九三八年五月，王光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姚依林在一九三六年后，出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一九三八年九月，姚依林安排王光杰在天津英租界伊甸园建立秘密地下机关，设置电台。为了掩护秘密工作，姚依林调来一位女中共党员，和王光杰装扮成夫妻，住在那里。这位女党员名叫王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加入中共，比王光杰还早。

不料，弄假成真，这对假夫妻朝夕相处，产生爱慕之情。经中共地下组织批准，他俩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正式结婚。这么一来，在王槐青子女婿媳之中，有了两位中共党员。

王光杰和王新在家中产生影响，使王光超、王光美、王光和、王光平都倾向中共，有的参加了中共地下工作。在王槐青子女之中，也有倒向国民党的，如王光复报考了国民党空军航校。

王光美考入辅仁大学。一九四五年，她在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获科学硕士学位。

经王光杰、王新介绍，崔月犁结识了王光美。崔月犁是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之一（后来在一九八二年四月至一九八七年三月任卫生部部长）。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国政府派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以“公正”的面目出现，“居中”调解国共军事冲突。

于是，在重庆成立了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即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不久，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代表邓介民，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和美国代表饶伯森。军事调处执行部需要翻译，经中共北平市委刘仁指示，崔月犁通知王光美，调她去那里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虽然这时王光美尚不是中共党员）。

一九四六年八月，马歇尔的“调处”宣告失败。王光美赴延安。

一九四八年，王光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和刘少奇结婚。对于刘少奇来说，这是他的第五次婚姻：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何宝珍，生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诺两子一女；第二个妻子谢非没有留下子女；第三个妻子王前，生刘涛、刘九真一女一子；第四个妻子王建，结婚半年便离婚；第五个妻子便是王光美。

内中，刘少奇的第三位妻子王前离婚后，跟聂真结婚。聂真之妹，即聂元梓，“文革”中的“明星”，江青手下的“大将”，此是后话。

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后，翌年生刘平平，此后又生刘源源、刘亭亭和刘小小（即刘潇潇）。王光美性格温和，不像江青那样倔烈，她善于使这个由多位母亲生育的多子女（同父异母）的家庭和谐幸福，视刘少奇几位前妻所生子女如同己生。

解放后，王光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

王光美不如江青之处，是她的入党时间晚了十五年，论革命资历比江青差。

然而，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当印尼总统苏加诺挽着夫人的粉臂款款步下舷梯，踏上北京机场时，作为外交礼节，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前去迎接。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夫妇和苏加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翌日，又登载了王光美和苏加诺夫人在一起的照片。

江青看着《人民日报》，怒火中烧。她，作为“第一夫人”，从未在《人民日报》上露过面。她极力要求“战胜”王光美。

终于，她得到毛泽东的允许，第一次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参加会见贵宾——苏加诺总统和夫人。这样，毛泽东、江青和苏加诺夫妇的照片，醒目地出现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众多的中国读者，头一次从《人民日报》见到了江青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一个重要的讯号：江青从幕后走到了前台，“约法三章”对于她的约束力即将失去！

康生开创“索隐式”批判恶劣就在江青要跟王光美一比高低的那些日子里，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正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中国这艘庞大的航船，在向“左”偏航。

就在这次中共中央全会前夕，工人出版社忽然接到通知，要求赶印六百册《刘志丹》送交中共中央办公厅。

会上，不仅散发了《刘志丹》，还印发了两封信——那是《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在一九六二年写给周扬的两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批评上将、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

毛泽东在会上，说了一段后来被广泛引用的话：“利用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制造舆论，无产阶级是这样，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所说的“利用进行反党活动”，指的便是《刘志丹》。

虽说对《刘志丹》作了“宣判”的是毛泽东，而制造这起文坛冤案的幕后策划者则是康生。

刘志丹，著名的红军将领，红军第二十六军军长，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之一。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率红军长征到了哈达铺。从国民党报纸上见到刘志丹红军在陕北活动的消息，遂决定进军陕北，以陕北作为根据地。

刘志丹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阵亡于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此后，刘志丹一直被作为革命先烈纪念。

一九五六年，北京的工人出版社要出版一批革命烈士传记，内中有一本《刘志丹》，约请李建彤写。

李建彤确实是很合适的作者，因为她是刘志丹的弟媳，很熟悉刘志丹的事迹。

她的丈夫刘景范当年担任陕甘军委主席，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

经过两年的准备，李建彤在一九五八年开始写《刘志丹》。写了一稿又一稿，写至第六稿才得以出版。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四日，《工人日报》还连载了李建彤的《刘志丹》第二卷第一部分。

本来，刘志丹早在二十多年前已经战死，年仅三十三岁，关于他的不会有什么麻烦。可是，完全出乎意料，《刘志丹》问世之后，有人向康生报告：“字里行间美化高岗，为高岗翻案！”这下子，使问题复杂化了。

高岗，曾参与陕甘边区的创建，曾任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一九三六年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此后，一九五四年二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高岗和饶漱石遭到批判，被认为进行反党分裂活动。同年八月，高岗自杀身亡。

《刘志丹》中的“罗炎”，被说成是高岗。康生抓住了这一点，一下子就把《刘志丹》打成“反党”。

康生把这一“严重情况”向毛泽东反映。正在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毛泽东，把这一“严重情况”视为“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于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说了那么一番话。

毛泽东的话，一锤定音。于是，《刘志丹》被定为“反党”。

作者李建彤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

此案不断升级。

刘景范被打成“反革命”。

审看过《刘志丹》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销职务，“下放”到洛阳一家工厂劳动。

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也遭到牵连，也被撤职，以至入狱……此案直至经历了十七个年头之后，在一九七九年八月，经邓小平批示，中共中央发出一九七九年第五十三号文件，才终于得以平反。

文件认为，《刘志丹》是一部较好的革命文艺作品，的主题思想和基本政治倾向是好的，有意义的，《刘志丹》不是反党。写作是正当的，没有什么阴谋，也没有什么“秘密反党集团”。在写作过程中接触的人，全是工作关系，不是什么“反党”关系。

文件批驳了康生，也批评了阎红彦，指出康生强加给这部的罪名，是制造了理论上、思想上的混乱。

文件特别指出，中的罗炎，并不是高岗。《刘志丹》是一部，不是党史，应该允许作者有运用典型化方法塑造人物的自由，而不能用索隐式的方法硬把人物同真人等同起来。这种索隐式的批判方法，应当铲除。

文件还认为，应当实事求是的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评价一切人的功过是非。不能割断历史——因此，中即使采用了高岗在陕甘时期的某些材料，也不应定为“为高岗翻案”。

所谓“索隐”，亦即附会，亦即影射。把《刘志丹》索隐成是“为高岗翻案”开了一个恶例。

此事给了江青莫大的鼓舞。此后，她运用康生的“索隐式”手法，把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成“为彭德怀翻案”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江青意识到形势对她颇为有利，便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约见了齐燕铭。

齐燕铭担任过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此时担任文化部党组书纪兼文化部部长。江青向齐燕铭指出，“舞台上牛鬼蛇神甚多，文化部要注意。”齐燕铭茫然，不知江青这番话有何来历——是江青自己的意见，还是毛泽东的意思？因为论职务，江青只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只是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怎可以“训示”齐燕铭？

此后不久，江青居然召见陆定一、周扬、齐燕铭、林默涵这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须知，当时陆定一是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江青又一次向他们指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部长们居然无动于衷，对于这位颐指气使的“第一夫人”的意见充耳不闻！

部长们又一次忽视了江青的“能量”。江青下决心要大干一场——她结束了“疗养生活”，插手于中国政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