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雪上加霜

地处湖南的中南重镇衡阳失守了。对于衡阳的失守，全国民军没有对坚守在衡阳的第10军说三道四，横加指责。全国军民心里有杆秤，衡阳的国民党第10军，虽败犹荣。就连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都致电蒋介石，对衡阳之战推崇备至，并表敬意。

日军大本营竟然也对衡阳守军的英勇抗击表示钦佩，他们认为攻占衡阳之战，是日俄战争中日军攻占旅顺之战的缩影。那次日军死伤59000余人，而这次日军竟伤亡49000多人，这个数字是后来日军战犯提供的，真让国人惊讶。这并不是说日军有仁慈之心，而是感佩第10军的忠勇，正是第10军47天的英勇抵抗，才使自己赢得了对手的敬重。

蒋介石从各个方面了解了方先觉的情况后，立即指派军统全力营救。

军统头子戴笠命令湖南站站长金远询，不惜一切代价，尽一切努力，采用一切手段，营救方先觉。金站长转令衡阳站站长黄荣杰具体办理。黄荣杰立即邀集衡阳地区所有有能力的人，从地方绅士、达官贵人、黑帮老大，到社会的三教九流，全都出动了。他们先掌握了日军看管或者说软禁方先觉的基本情况，然后混入进去同方先觉直接取得联系。

日军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大肆屠杀停止抵抗的官兵，而是将第10军官兵集中起来，充作苦役。对方先觉他们这些高级将领则是优待有加。就是孙鸣玉、周庆祥寻机逃跑后，日军也没有对此进行追查。可能是横山勇司令官的一句话起了作用，他说方将军是世界上值得骄傲的英雄。所以，对他们的软禁，日军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否则，他们哪能逃走？

在一个大雨的夜晚，衡阳站的军统特务精心策划后，开始了营救行动。方先觉军长很顺利地离开了羁押他的欧家町天主教堂，经洪罗庙离开衡阳，随后到芷江，受到空军第3路军司令张廷孟的热烈欢迎。然后乘飞机经昆明，最后到达重庆。

被誉为衡阳保卫战的“五虎将”重聚重庆，重庆的各家报纸以过去前所未有的一致态度，发表社论、评论、消息和文章，对他们的归来极尽赞颂和欢迎。没有一家报纸有微词，全是盛赞之词。

长沙沦陷，衡阳失守，同样的失败，却是不一样的评价。方先觉的结果，同长沙第4军军长张德能截然不同。蒋介石不仅接见了方先觉，还设家宴款待他。蒋介石看着方先觉，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回到身边一样，非常高兴地说：“回来啦！好！好！我每天都在为你们祈祷，希望你也崇信上帝。”蒋介石同他共进午餐时，对方先觉说：“是我对不起你们！”还特别提醒他，重庆这地方情况复杂，对外界不要随便发表讲话。这是委员长对他的爱护。

后来方先觉被任命为第37集团军副司令，兼青年军第207师师长，孙鸣玉为36师师长，周庆祥为第10军副军长兼第3师师长，葛先才、容有略和饶少伟则为军委会少将高参；同时还授予方先觉、周庆祥、容有略、葛先才青天白日勋章。

衡阳保卫战，为中国军队赢得荣誉。但衡阳失守也使蒋介石失去了一个重要筹码。所以，在衡阳失守不到半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又发来电报，催促蒋介石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这是罗斯福的第四封催促电报了。蒋介石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他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请罗斯福派特使来华协调移交军权的工作。这实质上是蒋介石耍的小花招，无非是想再拖延一些时间而已。

日本侵略军在“一号作战”第二阶段任务完成后，作了短暂的休整，便开始了“一号作战”的最后一个目标，桂柳作战，为贯彻打通大陆交通，破坏中国空军基地的目的，依照他们“一号作战”计划，应该于7月中旬占领衡阳，然后向南挺进，不料衡阳一战费时47天，并消耗大量兵力和物力，其作战时间表全被打乱。

日军第11军在衡阳休整，等待补充，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外围据点的作战，把衡阳变成继续进攻桂柳的基地。这样一来，日军于9月初才分别从湖南、广东向广西桂柳进军。

早在8月下旬，蒋介石就着力于部署桂柳会战了，他电令第93军陈数农军长，以主力固守全州，配合友军阻敌于西北。又电令白崇禧，第46军主力固守桂林，并调31军、63军和第七战区的一个军参加桂林会战。

在日军进发的时候，蒋介石电令薛岳等，以李玉堂的部队竭力禁止日军的西进，王耀武的集团军要确保邵阳一线的安全。同时第20军、26军、44军主力要全力以赴阻挡日军前进，迅速完成全州工事和战略防御的部署。

但是国民党的这些军队，是阻挡不住日军前进的，日军在9月11日，不费功夫就占领了广西要地全县，打开了广西的东北门户。中国军队沿途已经没有可守之地，日军从全县可直插桂林。

广西桂林、柳州，不像衡阳，不仅没有衡阳守军的英勇气概，更没有那种社会环境，国民党的持久消耗和坐观等待，不仅侵蚀了前方的机构，而且破坏了后方的抗战秩序。当日军还在千里之外的时候，桂林、柳州等地已经开始慌忙逃难，城市陷于一片混乱之中。特别可笑的是，地方当局既没有计划，也没有组织程序，便下达了疏散令，商店、饭馆等全都关门停业，市民无所适从，像逃难一样，流离失所。

政府机构在忙乱中搬迁，他们控制交通工具，连马桶浴盆都要运走，而市民挤不上火车，相互踩踏，死于非命者无数。这样更加造成市民的恐慌。机构瘫痪，市民恐慌，可怜的守城士兵，他们连蔬菜、茶水一类的生活必需品都得不到。达官富豪趁机发疏散财，敲诈600万，才批两个车皮。

针对这种情形，无数正义之士纷纷撰写文章，针砭时弊，全国各大媒体也把前线丑恶披露报端，各党派各地方要求改组国民政府和统帅部。关于前线溃败和地方密谋脱离中央的谣言，漫布重庆山城，全国上下人心惶惶。蒋介石惊呼：“战况危急，不仅西南各省人心动摇，而且美国有要求撤出侨民的事，亦造成社会的惶惶不安。八年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之甚者也。”

1944年10月，日军用5个师团的兵力齐头并进，突破桂林外围阵地，随后发动对桂林的总攻。守城的实际兵力只有战斗力较差的第131师，还有几乎全是由新兵组成的第170师和79军的一个团，一个榴弹炮连，其余部队早已跑光了。剩下的部队，军心涣散、纪律废弛。

日本进攻部队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支援下，首先使用大量毒气弹，造成守军重大伤亡后，再进行强烈的攻击，由西北东三面攻城，占领桂林。桂林坚固的国防工事，和充足的粮食弹药，都还来不及使用，全部落入日军的手里。

就在日军围攻桂林的同时，柳州也遭到日军的进攻。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见桂林失守在即，便以避免无谓牺牲为借口，电话指示守城的第26军向西突围出城，而留在城内的其他守军部队大都牺牲。

桂林、柳州在很短时间内失守，实在出人意料，蒋介石对于这一结局痛心疾首。美国人会怎么看，盟国会怎么看？中国军队已不是军队，中国军人也不被当作军人啦。更让人笑掉大牙的是，日本军队竟不费一枪一弹地进入南宁。

日军“一号作战”取得胜利，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同时已丧失了宝贵的时间，这一胜利的战略价值现已大打折扣。1944年4月至12月的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60万人左右，丧失了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共约2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丢掉洛阳、长沙、福州、桂林四个省会城市和郑州、许昌、宝庆、柳州、温州等146个中小城市，以及衡阳、零陵、宝庆、柳州、桂林、丹行、南宁7个空军基地和33个飞机场。6000多万同胞沦陷在日军的奴役之下，使中国人民生命财产遭到巨大的损失。

面对中国东线战场的惨败，蒋介石傻眼了。他一怒之下，又把93军长陈数农给枪决了，不枪毙这个临阵脱逃的军长，难以平民愤。蒋介石拄着拐杖，披着黑色的披风，一脸痛苦地站在重庆的江岸码头上，江面升起白茫茫的雾，笼罩着山城，还有一团团沉闷，一片片悲愁覆盖在上面。蒋介石的心凉透了，这是他自珍珠港事件爆发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命运比浓雾中的重庆还要扑朔迷离，让人不可捉摸。

蒋介石去了峨眉山，他去峨眉山不是躲鬼子，而是去拜佛、卜筮，让智空大师给占上一卦，看看来年能不能出现好运。

然而，蒋介石运气不佳，在1944年年底，他抽到一支下下签。

2危机四伏

日军在1944年底打通了粤汉交通线，12月10日，他们的第22师团在妥渌，同从越南北上的第21师团会合。但是日本大本营和中国派遣军都知道，这条大陆交通线已无法挽救大日本帝国的失败命运了。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在中国战区尽快取得胜利，以中国大陆为依托或基地，同盟军决战。

冈村宁次担任了中国派遣军司令官，总想为大日本帝国干出一番事业来，如果在他这一任上，能尽快消灭中国军队，那么便可以抽出百万兵力对付盟军，以解本土之危机。

日本大本营早有这种愿望，如果真这样的话，便可利用中国的资源和人力，同美国军队在中国的领地进行决战，战争局势将会发生重大逆转。

横山勇当然也知道自己肩负的重任。所以当第11军占领广西主要城市后，便转入追击。

第13师团沿黔桂路西进，接连攻占宜山、河汇和广西最西部的南丹。

12月2日，日军第104联队的第1大队，杀气腾腾地挺进到黔桂路的终点独山县，当日便将独山完全占领。于是，他们开始炮击贵州南部重镇都匀，大有逼近贵阳，威胁重庆之势头。

日军深入贵州，震动贵阳，致使重庆一片哗然。蒋介石在12月3日拂晓接到何应钦从前线打来的电话，随后又接到汤恩伯从贵阳打来的电话。焦头烂额的蒋介石，正面有日军猛烈的攻击，右侧是美国的鄙视和指责，左侧是共产党军队的威胁，身后是一群屡战屡败的国民党军队，他处在四面楚歌的境地。贵州不能丢，一旦贵阳沦陷……蒋介石打了一个寒颤，他不愿有如此假设，哪怕只是个念头。

蒋介石在震怒之下，命令第六战区、第八战区调集重兵，于贵州黄平至镇远，贵阳至马场坪一线布防。何应钦、汤恩伯在贵阳指挥中国军队，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复失地。蒋介石向他们下达了死令。

日军攻击部队，离贵阳仅有120公里，然而他们的后续部队跟不上来，毕竟经过大半年的连续征战，使日军战斗力锐减，这时已成强弩之末。国民党军孙元良将军，时任第28集团军副总司令，还身兼第29军军长。他在接到蒋介石、何应钦的电话后，奉命率先头部队千余人，同日军一个大队进行血战。在后续部队的支援下，收复独山、南丹等地，日军自贵州撤退。

孙元良将军是国民党将领在抗日战争时期接受勋章最多的一个。早在1932年2月，他率部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因作战有功，被授予宝鼎勋章，为此升任中将师长；1937年8月率部参加淞沪会战，又被国民党政府授予云麾勋章。这次收复贵州独山，又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并任重庆警备司令。

如果哪位剧作家有心，完全可以根据孙元良的传奇经历编写一部电视连续剧，片名就叫《孙元良历险记》，保准卖座。1937年底，他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在南京沦陷后，他化装成难民，在南京躲藏一个多月，还装扮成乞丐，提着打狗棍向日本兵乞讨要饭。后来逃了出来，被蒋介石撤职。

解放战争时期，他又追随蒋介石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任第16兵团司令，参加淮海战役，是国民党参战部队五大主力兵团之一。后被包围在河南永城县陈官庄，他率16兵团单独突围，结果全军覆没。孙元良故伎重演，用泥土黑炭涂抹全身，蓬头垢面，一个地道的要饭叫花子，竟敢向解放军战士问路。后经信阳、武汉回到南京。逃到台湾后，他开始着书立说，并有《亿万光年的一瞬》等多部着作出版。你说孙元良传奇不传奇？

当然很传奇。

面对军事失利，外交困境，舆论批评，蒋介石多次流露出励精图治、发愤图强的愿望。是人都知荣辱，蒋介石也不例外。军事上的失利，让全世界瞧不起，不把一个泱泱大国放在眼里，这在蒋介石的心里是一个莫大的耻辱。蒋介石自己都说，这种精神上的耻辱，比日寇侵占国土，以武力打击我们、***我们还要难受。日本毕竟是敌人，可盟军是朋友。这种耻辱是谁造成的，当然是我们自己喽。

他对手下的军事将领们说，如果再不激发良心，雪耻图强，使我们的军队，能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那就无异于出卖自己的国家。所以，对近几年来的失利，蒋介石也进行了一些反思，最主要的症结是国民党军队的腐败。

蒋介石对国民党军队的真实情况是相当了解的。他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就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私人财产。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用车辆运送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地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

蒋介石这一段对国民党军队的生动描述，让他手下的大多将领汗颜，特别是像汤恩伯一类的高级将领后听，心里直发憷。他的部队在河南就是如此，河南人民恨汤恩伯比恨洪涝、恨蝗灾还恨。当他们被日本鬼子驱赶时，不少河南民众还朝汤恩伯的部队开枪。得不到中国老百姓的拥护，这样的军队还不如不组建。

国民党军队是蒋介石一手培植出来的，这支军队的恶习，骄奢和腐败，也是蒋介石一手娇惯、放纵起来的。在国民党军接连溃败的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要夺蒋介石的兵权，国内各种力量呼唤改革国民政府，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可以说岌岌可危，危机四伏。

愤怒焦躁的蒋介石，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也曾想到过对国民党政权实行改革，但他缺乏当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的气魄和度量，一听到扩大民主权利，改革政府政治的呼声，就想到其中必然是共产党的扇动。对共产党的敌视，使他在处理国内、党内矛盾时，发生了错觉，导致了他的根本失误。

而事实上要从根本上扭转军事败势，就必须实行政治改革，争取全国民众最广泛的支持。然而蒋介石出于阶级的局限，不敢触碰政治根基，而是通过权力和利益，去收买、笼络上层社会势力和军队，这样他就必然无法治理弥漫其间的骄奢和腐败。对日作战，仅仅依靠鼓动民族主义情绪，这绝对不是长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