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恋爱路上的绊脚石(1)

作者:李树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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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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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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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738字

在李爱媛肚子里,还装着另一件烦心事儿,那就是大儿子吴松年的工作和婚姻问题。


那还是在李爱媛出去工作之前,一天早晨,上班的吴森茂和上学的孩子刚走,吴松年回家来了。这一天不节不假,又是上午上班时间,大儿子突然回来,令李爱媛深感奇怪。再看吴松年那个样子,进门只叫了一声“妈”,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再无二话,李爱媛就预感到有事。她看着大儿子阴沉的面孔,关切地问:“松年,怎么这时候回来?病啦?”


“没病。”吴松年吭吭叽叽地说。


“那怎么这时候回来,没上班?”李爱媛有些着急。


吴松年没有回答,他哭丧着脸,低头不语,急得李爱媛连声催问,调门越来越高,把后屋的李王氏也招引过来了。李王氏和李爱媛娘俩一齐逼问,吴松年吭哧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我不在文化馆干了!”


李王氏和李爱媛问他不干的原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问了好一会儿,吴松年才说:“我犯错误了。”


吴松年那么老实的孩子,能犯啥大错误,以致把工作都丢了?李王氏和李爱媛急得抓耳挠腮,满地乱转,最后终于问明白了,吴松年所犯的错误是隐瞒成分和“同情右派”。


据吴松年讲,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数月前,文化馆的领导突然召开大会,号召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整风”,顾名思义,就是整顿作风,整肃风纪。党支部书记在动员报告中讲,共产党执政以来,犯了许多错误,党组织和某些党员作风不正,官僚主义严重,需要认真整顿,不仅党自己要整,更要发动群众,帮党整风,给党提意见。大会开过,开小会,分组讨论,征求意见。会上发言的不少,不过意见不多,而且都是浮皮潦草,着轻不着重,不痛不痒,而好话却说了一大堆:共产党英明伟大、上级领导一贯正确、文化馆党支部作风正派、党员个个堪称表率。这哪是提意见?明明是评功摆好!这样的“表彰会”开了两天,不开了,又开大会,来个二次动员。这次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专门请了个“首长”来作报告。这个报告,言辞恳切,推心置腹,声情并茂,感人至深:


“现在,我们的党就像个病人。一个人病了,请你帮他看病,你明知他有病,却不告诉他,这不是害他吗?他越病越重,将来无药可治,你看着,心里不难受?


趁现在他的病还轻,你给他指出来,帮他对症下药,把病治好,这才是爱护他——”


“有人有顾虑,怕打击报复,这怎么可能呢?你们帮党治病,党感谢你们还来不及呐,怎么会恩将仇报?我把丑话说在前头,日后真有人搞打击报复,给提意见的人穿小鞋儿,是干部的,撤职查办,是党员的,开除党籍!”


在后来召开的大小会议上,党员干部不仅号召群众提意见,他们自己还率先垂范,带头提意见,而且言辞尖利,听起来怪吓人的。这么一来,群众可就坐不住了,真就有人张嘴了。谁知,这个头一开,这批评和意见就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泻千里,想收也收不住了。小自本单位的党员作风、支部工作,大至国家的内外政策、方针大计,什么意见都有,而且越提越厉害,越尖锐。个别人甚至主张搞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民主选举,公然要求和共产党“轮流坐庄”,让共产党主动“让贤”!


文化馆是个文人集中的所在,文化人学究气十足,容易头脑发热,忘乎所以。


一些人觉得会上说不过瘾,于是便写,便画,一时间,大字报、小字报、漫画、打油诗——贴的到处都是。馆里的党员、干部不拦不阻,只是闷头抄写,像是在收集意见。


吴松年为人老成,胆小怕事,性格内向,不善言辞。虽说他也能写会画,但却始终没被卷进这股风潮,而是甘当整风运动中的落后分子。然而,吴松年毕竟是年轻人,血气方刚,虽说出于谨慎而没在公开场合提意见,但在宿舍里,和同室而居的伙伴,却不免小有议论:谁的发言切中要害,谁的批评是隔靴搔痒;哪张大字报言辞太过激烈,哪张漫画画得挺有意思——谁想,就在大家提意见正提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突然,意见不许提了,整风会不开了,满院的大、小字报也在一夜之间全不见了,接着便是开大会,动员反右,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这个意思是说,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帮党整风之机,以给党提意见为名,向党发动猖狂进攻,以图推翻共产党,搞垮社会主义,达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于是,大会小会接连不断,动员讨论、坦白交代、认罪自首、揭发检举、声讨批判——一出接一出的好戏接连上演。最后的一出压轴大戏,就是定案处理。结果,那些提意见的、写大字报的、画漫画的、编打油诗的,一个也没跑,全数被打成右派分子。“老右”的帽子一戴,接下来便是因人而异的惩处: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降职降薪、遣送回乡、就地劳动改造……


吴松年没有公开参加反党活动,没有反党言论的会议记录,更没有白纸黑字的反党“铁证”,所以够不上公开的右派分子,但他对右派言论评评点点,背后议论,有赞同反党言论的倾向,也有右派之嫌。不过,有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说,吴松年出身资产阶级家庭,骨子里就有反党的遗传因素,他不说不写,那是“咬人的狗不叫”;他背后议论,说明他更隐蔽,更阴毒,因此也更危险,主张对他“严加处置”,但大多数群众毕竟还有个公论:


“吴松年挺老实,少言寡语的,就知道看书。”


“议论毕竟是议论,和公然进攻就是不同。”


“出身不好也不一定就反党,不能唯成分论嘛!”


……


正因为众说纷纭,意见不一,所以当时就没有把吴松年明确定为右派分子,而是作为同情右派的准右派或右派边缘分子呈报,下放工厂,参加劳动,改造思想,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和监督。


事已至此,李爱媛也懒得多问,她现在最关心的,莫过于大儿子今后的出路:


“你说,你不在文化馆干了,要下放,这是咋回事儿?”


“下工厂,”吴松年说,“劳动,改造。”


“妈呀,怎么就劳改?”李爱媛大惊失色。


“妈,”吴松年说,“不是劳改犯那种劳改,是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和常人一样,就是干活,不坐机关了。”


“那咱也不去,”李王氏插嘴了,“咱松年身子骨弱,哪经得住这一改一造。”


“姥姥,”吴松年有些不耐烦,“这已经定了,由不得咱。工厂的活儿,多啦!


能干,干;不能干,不干,累不死人!”


“下哪个厂?”李爱媛问。


“‘五一’重型机械厂。”吴松年说。


“妈呀,还是重的!”李王氏叫道。


“姥姥,妈,”吴松年突然站起身来,说,“我得走了。明天就得下去,我得回去准备准备。”


“这都快十一点了,”李爱媛说,“吃了午饭再走,我就去做。”


“不了,”吴松年说,“我不愿意叫别人看到我这副倒霉相。”说着,吴松年迈步出屋,头也不回地走了。


中午,吴森茂回家吃午饭,李爱媛只字没提大儿子的事儿。晚上,等孩子们都睡了,李爱媛才把松年被下放的事情,说给吴森茂听。吴森茂对什么“整风反右”


压根儿不感兴趣,倒是对儿子隐瞒成分一事,耿耿于怀。当然,吴森茂对吴松年的做法不满,并不是因为儿子对党不忠,而是觉得自己受了委屈:“这不明摆着么,嫌我成分高,给他丢脸,不愿大大方方地往表上填。没良心的,他也不想想,我当这个资本家是为谁?还不是为他们?”


李爱媛百般劝解,吴森茂根本听不进去。李爱媛再替儿子辩解,吴森茂索性不听了。他大被蒙头,背过身去,一个人钻在被窝里生闷气。李爱媛两头为难:她既可怜丈夫,又心疼儿子。回想儿子讲的那些事儿,话里话外,是有些抱怨父亲的意思。可不是么,光是议论议论别人的意见,没有家庭成分的拖累,儿子何至于被打成“边缘分子”,下放劳动?可是,这怨得着自己的丈夫吗?他何尝不想当劳动者!他之所以争着抢着要当资本家,还不是为了保住那一百零八块!现在怨他成分不好,他能不觉得委屈?能不伤心?看来,丈夫和大儿子之间的疙瘩是结下了,这可怎么办?


从此,吴森茂和大儿子吴松年之间的关系,就成了李爱媛一块难以治愈的心病。


再说吴松年。


自打下放以后,吴松年准时到重机厂上班,从不迟到早退。虽说他身无一技之长,手无缚鸡之力,但他从不偷懒儿。吴松年老实听话,安分守己,从不说三道四,惹是生非,除了干活,有空就是读书。所以,没过多久,车间里上上下下,就都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虽说车间领导都知道他是下厂劳动改造的内控对象,但却没把他当成坏人,相反,还都认为他表现不错。特别是在他们知道吴松年是知识分子之后,更加另眼看待。要知道,在文盲成堆的工厂里,像吴松年这样喝过墨水的,可是凤毛麟角!所以,不久以后,吴松年就被调到厂夜校,当老师去了。众所周知,工厂的夜校,实际上和扫盲班也差不多。吴松年在这儿教书,那才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有鉴于此,数月后,厂方又把吴松年从厂夜校,调到了厂职工子弟学校,转年,再调数厂合办的职工业余大学,专教外国文学,并且由厂方出面,把吴松年由文化馆调到业大,使他成了业大的正式教师,安排了宿舍,增加了工资。吴松年可以说是因祸得福,青云直上!难以想像,区文化馆里的一条“虫”,到工厂竟成了一条“龙”!下放不足一年,吴松年连跳三级:由工人而夜校老师,接着职(工)子(弟)中学教师,再到业大讲师。吴松年天资虽不甚佳,但他心无旁骛,踏实好学,在区文化馆工作期间,几年如一日,潜心钻研西方文学,特别是俄苏文学。馆藏的此类书籍,几乎叫吴松年读了个遍,有些名着,甚至研读多遍,不能说倒背如流,但大体上都能了然于心,如今讲起课来,那真是驾轻就熟,如鱼得水,旁征博引,通古达今,洋洋洒洒,口若悬河。吴松年的外国文学课,不知道倾倒了多少业大的学生,尤其是那些女生。


工厂的业大学生,大都是些有中等文化,想继续深造的人,或是学了技术,又想提高文学修养的人。他们当中的女生,除少数有夫之妇,大都是些老姑娘。所谓“老姑娘”,也是相对而言。当时法定的最低结婚年龄,是男二十,女十八。大姑娘过十八不结婚,就算“老姑娘”,所以,吴松年身边的“老姑娘”,其实并不老,一般也就二十多岁。这些有文化的大姑娘,要想在工厂这种地方找个如意郎君,谈何容易!这回可好,学校里来了一位体貌出众、才华横溢的年轻讲师,年方廿几,尚未娶妻,这不是天上掉下了个司马相如,又能是谁?这一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勾起了多少大姑娘的才子佳人美梦!致使吴松年这个区文化馆的“处理品”,一下子成了联合业大炙手可热的“香饽饽”。以求教为名,毛遂自荐,主动送货上门的有之;托长舌大嫂牵线搭桥,相约见面的有之;好事的大婶、大妈乱点鸳鸯谱,强拉双,硬配对的有之……一时间,求亲者如百鸟朝凤,趋之若鹜,吴松年大有应接不暇之慨。这其中,还真有几个双方看对了眼的,而且花前月下,传书递简,两情相悦,甚至如胶似漆,很有点儿成其好和的样子。然而,到头来,却都是不欢而散。究其原因,不在别的,只在吴松年出身不好。那年月找对象,什么人品才貌,工作职务,工资收入等,全都在其次,为主的是看阶级出身。不管吴松年其他方面条件多好,也不管双方谈到何种程度,只要他一亮明出身——资本家,女方准跟他吹!谁不知道,现在是共产党掌权,无产阶级当家,资产阶级是被消灭的对象。出身该等阶级的子女,有何前途可言?哪个志向高远的姑娘,会愿意委身于一个行将灭亡的阶级的后代?除非她缺心眼儿!


经过几次痛苦的感情挫折,生性孤僻的吴松年,变得更加抑郁沉闷,偶尔休息回家,总是一副闷闷不乐、郁郁寡欢的哭丧相。谁一问起他有什么心事,他不是不理不睬,很不耐烦,就是恶声恶气,乱发脾气,弄的全家都不愉快。


一次,吴松年回家,李爱媛和李王氏趁家里没人,连说带劝,力逼他说出心情不好的原因,吴松年这才道出事情的真相,话里话外,多有埋怨父亲的不满情绪。


李爱媛和李王氏多方劝解,吴松年似听非听。他没在家里吃午饭,也不等父亲回来,虚应了姥娘和母亲几句,就匆匆忙忙地返回学校了。


晚上,李爱媛照例把大儿子的话,学说给吴森茂听。吴森茂听罢,大脸耷拉老长,半天不说话。他在想:地,是他买的;买卖,是他开的,可他拼死拼活地做买卖挣钱,买房子置地,为的是啥?还不是为的这个家,为这几个孩子,为他们的前程!他自己能吃多少,花多少,等他两腿儿一蹬,这份家业,还不是他们的!至于地被分,买卖被合,那也不是他的错呀,只能怨他命不好,再说,他虽有地,而且不少,不是没划他地主吗?既然没划,他就不是!不过,这资本家可是实打实的,而且是他千方百计争来的。按理说,他的资本不够两千,根本就够不上资本家,而且,古满月当时就提醒过他,说成分重要,影响深远,可他硬是放着现成的个体劳动者不当,非抢这资本家的帽子戴。为啥?为了多拿几十块钱养家糊口,供孩子念书。现在可好,大儿子大了,要成家立业,娶不上媳妇,怨他这个当老子的成分不好。将来,大女儿嫁不出去,也怨他成分不好,还有二儿子、二女儿、三儿子呐,都来怨他!找不上对象,怨他;还有上不了大学,找不到好工作,入不了党,提不成干——都怨他!他还活得成吗?当初自己真是瞎了眼,鼠目寸光,只看到几个工资,咋不看远点儿?可他当时就是看不远,那有啥法?现在后悔,晚了。世上啥药都有,就是没有后悔药。吴森茂自认自己没错,干嘛自己给自己添堵?可话又说回来了,儿子找对象,那也就是给他们吴家找儿媳妇,给他找孙子!儿子娶不上媳妇着急,他这个当爹的就不该着急?他不急着看儿媳妇,还急着抱孙子呐!可没儿媳妇,哪来的孙子?所以,他应当比儿子更急才对,怎么还能怨自己的儿子呢?吴森茂自己也有一肚子苦水,可又倒不出来,他也是满腔的怨气,但又无处发泄;他也有许多牢骚话要说,又觉得说不清,道不明。万般无奈,吴森茂只好不说,不道,把一肚子苦水、一腔怨气、满腹牢骚,通通压在心底。为此,吴森茂的办法只有一个——蒙头大睡,睡着了就如同死人一样,什么烦恼都没了。


自打合营以来,睡觉已经成了吴森茂的一大习惯。李爱媛说他这是病,担心他迟早睡死。可是,不睡觉,你叫他干什么?没有买卖操心,吴森茂简直无事可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