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情殇与婚变(1)

作者:李树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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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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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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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0470字

1950年夏,一个惊人的消息四处传开:朝鲜战争爆发了。一时间,谣言四起,纷纷扬扬,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啦”,什么“美国又要丢原子弹啦”,“联合国军已经打到鸭绿江边,就要进入东北”,“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闹得人心惶惶。


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运动,在全国展开。街上,几乎每天都有游行示威或宣传队伍通过。吴森茂的五个孩子,整天不着家。他们参加学校组织的宣传队,到处去唱歌、跳舞、演“活报剧”,宣传抗美援朝运动的伟大意义。


沈城的老百姓,通过报纸、电台和街头宣传,都知道美国是侵略者,中朝人民是亲兄弟,大家都懂得了“唇亡齿寒,户破堂危”的道理。全城动员,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响应高岗主席的号召,节约八百万吨粮食,支援抗美援朝”的大标语,贴得满城都是。鞋料街的工商户们也不甘落后,他们慷慨解囊,争相捐献,为志愿军购买飞机大炮。


吴家除了捐钱,还要为孩子们买慰问品,做慰问袋。按照学校的要求,每个学生至少要给“志愿军叔叔”写一封慰问信,装在慰问袋里,寄给他们“最可爱的人”。吴家有五个学生,吴森茂每次必须买五份慰问品,李爱媛则要做五个慰问袋,真够他们忙活的!


一天,吴森茂正在念初中三年级的大儿子吴松年,很晚才回家,进门就哭丧着脸对父亲说:“爸,我不念书了!”


“啥?”吴森茂吃惊地问,“想休学?”


“反正不想念了,”吴松年说,“学校要征兵,我不想去打仗,打算退学。”


“征到你啦?”吴森茂问。


“还没有,”吴松年说,“不过,等征到头上,可就晚啦!”


“这个——”吴森茂有些委绝不下,“退学——你可想好喽。”


“有什么可想的,”李爱媛讲话了,“退就退,反正咱们不去打仗!”


一提到打仗,李爱媛就肝儿颤。别说自己的孩子叫人打死,就是缺个胳膊少条腿,她也受不了。别看她孩子四五个,她可不愿让自己的儿子去为别人挡枪子儿!


吴森茂一看媳妇也替儿子说话,便转换话题问:“退了学咋办,干啥去?”


“我已经联系好了,”吴松年说,“我到北关图书馆去工作。在那儿,我还可以继续学习——自学。”


“你看着办吧,”吴森茂不再反对了,“不过,可别后悔,到时候别怨我。这可是你自己不念,不是我不供你!”


吴森茂对待孩子,一向态度分明:五个孩子,不分男女,有一个算一个,没偏没向,谁愿意念书,他供谁;只要有本事,念到哪儿,他供到哪儿——只要他还供得起。谁不愿意念,随便。现在大儿子闹退学,他也不想“牛不饮水强按头”,反正自己的路,自己走。“儿孙自有儿孙福”,他管不了那么多。


就这样,吴松年初中没毕业,就辍学,进区图书馆工作去了。


其实,吴松年执意退学,和征兵没有一点儿关系。说他怕征兵,只不过是为退学找借口,因为他知道父母,特别是母亲,怕打仗怕得要死;以征兵为借口,最容易说服他们,以达到自己退学的目的。


那他为什么非要退学呢?为情!


事情是这样的。


吴松年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同座的女同学叫张丽云。小姑娘长得挺秀气,白白净净,细皮嫩肉,活泼可爱,学习也不错。后来,松年的个头猛蹿,座位越来越靠后,俩人也就不再同桌,但仍是同班,直到小学毕业,整整六年。尽管如此,但俩人毕竟年岁还小,一般同学关系,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然而,天缘巧合,小学毕业后,松年考上了沈城二十一中,报名的时候,却和张丽云不期而遇。原来鬼使神差,俩人不约而同地都报考了同一所学校,而且还被分在了同一个班。这回和在小学时可不一样了,两个老同学,在一个新环境里再次相遇,不免有些“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中学生了,已经用不着老师安排座位,在几十个陌生的新同学里,吴松年和张丽云这两个“老相识”,自然要坐在一起。老友相逢,备感亲热,共同语言也多。在一个新的集体里,吴松年和张丽云的关系,很有些引人注目,不久,他们就成了同学眼中的“一对儿”。那时,学校里的思想禁锢还不十分严厉,还允许男女同学自己交往,只是同班同学,不免有些闲言碎语。不过,这倒也没什么,反正吴松年和张丽云规规矩矩,又没影响班风,破坏班纪,谁能说出什么?一晃两年过去,到了初三——毕业班,情况急转直下,吴松年和张丽云真的开始谈情说爱了。俩人不仅一块复习,准备毕业考试,而且在一起商量毕业后的安排了。这也难怪,吴松年都十七了,早已长成了大小伙子,而且还是班上的美男子:高高的个,足有一米八多,体魄健壮匀称,长瓜脸,高鼻梁,心灵手巧,学习也好,成绩优秀。张丽云和吴松年同岁,也已经出落成个风姿绰约的大姑娘了。像他们这个年龄,放在农村,怕不孩子都有了,还不该谈婚论嫁?可是,就在吴松年和张丽云甜滋滋,火辣辣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全班同学正在作考前复习的模拟试卷,校教导主任突然来到教室,把张丽云叫走了,而且一去不返;不仅当天没“返”,第二天没“返”,而且以后也不再“返”了。这是怎么回事?同学们对此大惑不解,问谁,谁不知道;问老师,老师讳莫如深,只字不漏。吴松年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打听,可什么也打听不着。相反,别人还都来向他打听,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和张丽云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使吴松年又急又烦,坐卧不宁,寝食难安。要知道,吴松年还只是一个青春刚刚萌动的少年,唯其如此,他那种想尝爱的禁果的劲头也就特别大。他和张丽云之间的关系,多是倾心和爱慕,很少有爱的表白,更无爱的行动,唯其如此,他心里的那股暗劲,也就特别强烈。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剩下这么一个孤零零的痴情少年,这滋味能好过?张丽云临走,连句话都没留,打听吧,打听不着,到她家里去找,先是不让进门,后来干脆搬走了,这可叫他如何是好!吴松年就这么懊悔、烦恼、担忧、思虑、想念……整天神不守舍,连毕业复习也没心思了。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


一位对吴松年印象颇好的老教师告诉吴松年,叫他死了那条心,别再想着张丽云了,因为她已经嫁给了一个大官,当上了团长夫人。听到这个消息,吴松年的心里,像“腊月天吃冰棍儿——一凉到底”,人也像破皮球被人捅了一锥子,完全泄了气。如果抢走吴松年爱人的是蹬三轮儿的,或是开小铺的,他至少还可以找他理论理论,甚至可以和他玩儿命,一听说是大官娶了他的女朋友,吴松年连个扁屁也没敢放。别说他不敢找人家,就是敢找,也摸不着人家大门在哪儿,所以,吴松年只好把这口恶气,憋在自己的肚子里,拿自己撒气,干脆,书不念了,离开这该死的学校,于是借口怕征兵打仗,说服父母,退学进了图书馆。


世上的事情,真是无独有偶,就在吴森茂的大儿子为失去女友而失魂落魄的时候,吴家西邻的张春生家也打成了一锅粥。


张春生,今年整四十,比吴森茂小两岁。此人长得又高又瘦,满嘴镶着金牙,所以,人送外号“大金牙”。“大金牙”原籍山东,小时念过几年私塾,文化底子不薄,二十来岁出来学做买卖,先是关里关外地跑单帮,后来在沈城成家,在顺城街开了这家小鞋料店,现在,一家四口,生活过得满安定。最近给张春生家添乱的,不是外人,正是他自己的亲弟弟张春发。


张春发比张春生小五岁,今年三十五,人长得也比哥哥秀气,匀称。张春生出来混事儿的时候,张春发还在念书,而且念的是省城的洋学堂。高中时期,按照家乡的惯例,张春发早早讨了老婆,生了孩子。张春发结婚两年,孩子不满一岁,高中一毕业,也出来了。他说出来找哥哥,学做买卖,从此音信皆无,山东和沈城,两头不见人,也不知他跑哪儿去了,是死是活?一晃十几年过去,沈城解放,一天,张春发突然来到哥哥家,这倒把做哥哥的吓了一跳,以为是活见鬼了!细一唠扯,这才知道,原来当年张春生根本没来沈城找哥哥,而是投奔共产党,干革命去了!先是抗日,后来反蒋,一直在南满一带做群众工作。沈城解放,张春发随军进城,当上了区长。现在来看哥哥,这也算“衣锦还乡”!哥哥嫂子自然为弟弟高兴,为张家高兴,更为乡下的弟妹高兴。


“弟妹不容易,”张春生龇着满口金牙说,“一个人在家,侍候小的,孝敬老的,家里地里,紧忙活。这十多年,咱家全靠她啦!”


“兄弟,”张春生媳妇说,“你这儿安顿得咋样啦?啥时把弟妹和孩子接来?”


本来张春生两口和弟弟聊得挺好,没想到,他俩一提弟妹,张春发的脸,“唰”地沉下来了,而且没再多说什么,借口公务繁忙,起身就走,只是临出门,答应过几天有空,再来看望哥嫂。


张春生两口不明就里,以为弟弟真的官大事多,没敢强留。送走弟弟,张春生也没多想,高高兴兴提笔写信,立马把弟弟健在,而且当了科长的喜讯,告诉山东的家人。


出乎张春生意料的是,没过几天,山东的那位弟妹自己跑来了。


这位弟妹,大号孙月娥,三十有三,长相姑且不说,她那身儿着扮,实在不着看:上身一件黑棉袄,旁开襟,镶浅蓝色边儿,那叫怯!黑棉裤,扎白裤腿带,那叫土!一双民国后改造的脚,比裹了的脚大,比没裹的脚小,把一双鞋穿得扭扭歪歪;头上一个牛粪盘似的大鎝髻,落满灰尘草屑;说起话来,一口山东腔,嗓门儿还特别大。


自从孙月娥来到张春生家,张家可就乱了套。头一天还好,第二天张春生把弟弟叫来,本打算叫十几年没见的两口亲热亲热,然后就叫弟弟把弟媳接到单位去。


没想到,俩人在小后屋没呆上多会,就大闹起来,张春发骂,孙月娥哭。过会儿,张春发出来,说他和孙月娥是父母包办,封建婚姻,非要离掉不可,还抱怨哥哥不该把他老婆弄来。张春生未及申辩,孙月娥又追出来了,扯着大嗓门,又喊,又哭。张春发一气之下,甩袖子走了,丢下孙月娥一个人干号:“俺是明媒正娶,他自己上门相亲,哪个包办哩?他一走十几年,闪下俺在家守活寡,为他管老的,养小的,地里刨,家里干,现如今,他当了官,在城里享福,就要抛撇咱,他那心长到肋巴骨去啦?良心叫狗呔啦?要离,早十年他咋不离?现在想离,作你娘的大逑梦,俺就是不离!”


孙月娥满心欢喜地大老远从山东赶到沈城,满以为和丈夫久别重逢,能有一出大团圆的好戏,没想到,等着她的却是大吵大闹和离婚。万没想到,自己苦守“寒窑”十多年,等来的不是薛仁贵,而是陈世美,这口气,叫她如何咽得下去?


她憋足了劲,只等张春发再来,好好和他理论理论。实在不行,她就和他见官,公了此事,告他个喜新厌旧,忘恩负义!你道这女人为何如此了得?原来人家也非等闲之辈。孙月娥虽是农村妇女,但人家家在革命老区,自幼受革命思想熏陶,很早就参加革命工作,资格恐怕比张春发还老;抗战时期,支援游击队打日本,当过村妇救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支援八路军打老蒋,当过支前模范,参加过县里的劳模大会;现在还是村妇女主任、村党支部委员……只可惜,张春发只来过那么一次,就再也不来了。孙月娥等了好几天,没等来张春发,等来的却是区长的大秘书。此人姓董,年轻,也就二十多岁,机灵,会来事儿,能讲,有理论,有涵养,总是笑呵呵的,从不耍态度。


一开始,孙月娥气大劲足,见面就吵,又哭又闹。董秘书不温不火,不急不躁,满怀同情地听孙月娥诉苦,很少插话,更不劝解。来过两次,等孙月娥闹够了,说累了,董秘书开始心平气和地给孙月娥摆事实,讲道理:“大嫂,你说的都对,我也都懂。这十多年,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我完全想像得出来。明摆着,上有老,下有小,家里、外头,公的、私的,全你一人,容易吗?不容易,太不容易啦!可以说劳苦功高,劳苦功高哇!要知道,你这苦可没白吃,你这是在为革命作贡献,大贡献。你自己亲身参加革命工作,咱先不说,就说你管这个家吧,那是为啥?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不,那也是干革命,为革命作贡献。你想呵,若是没有你日夜操劳,维持那个家,张区长能安心在外边干革命?单凭这一点,这革命的胜利,就有你一份功劳,所以我们大家,当然喽,也包括张区长,都非常感谢你,敬重你。你是革命老区妇女的杰出代表,是我们的解放事业的大功臣,我得好好向你学习。


“可话又说回来了,这十几年,张区长他容易吗?也不容易。他那可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出生入死。现在革命胜利了,他当上了一区之长,这就享福了吗?没有!你是不知道哇,区长是那么好当的吗?几十万人的事,事事都得管,担子重得很!辛苦呵,那是真辛苦,你想都想不出有多辛苦——”


“他辛苦?屁!”孙月娥突然打断董秘书,气呼呼地说,“他那么辛苦,还养得白胖白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