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土地没有了(1)

作者:李树柏

|

类型:都市·校园

|

更新时间:2019-10-06 14:06

|

本章字节:12602字

八路进城已经一个多月了,眼下就要过阳历年,也就是1949年的元旦。新的一年开始了,这也是沈城解放后迎来的第一个阳历新年,新政权自然要隆重庆祝。


这叫双喜临门:一喜,迎接新年;二喜,欢庆沈城解放。按理说,这沈城解放是早该庆祝,但是,也许因为八路进城伊始,诸事繁忙,一时顾不上;也许因为沈城老百姓刚被解放,还没做好思想准备,不管怎么说,反正当时并没庆祝。现在正好,捎带脚,连过年,一块儿庆了。怎么庆祝,恐怕形式多得很。顺城街的人能看到的,就是大游行。游行的队伍,通常都是朱德和毛泽东的高大画像在前,四周红旗卫护,紧接着是彩旗飘扬,游行队伍高喊口号,除了庆祝口号,喊得最多的,还是“中国共产党万岁”和“毛主席万岁”。游行队伍后边,少不了文艺大军:秧歌、高跷、狮子、龙灯、跑驴和旱船。秧歌的前导是工农兵,工人身穿连体工作服,手拿纸板做的大锤;农民手握新月形大镰刀,男的头包白手巾,女的裹花头巾;兵,自然是军服长枪。他们后边,才是戴眼镜的“学”和拿算盘的“商”。其他的,都是老一套,像高跷和大秧歌里的猪八戒背媳妇,戏曲人物和必不可少的丑儿,跑驴里的傻柱子接媳妇,人们早就熟悉了。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挺热闹,像个过年的样子,而看热闹的人呢,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许多新的思想观念。


临近小年儿,李志忠坐着大胶轮车进城来了,给他掌鞭的自然还是大来子。大车停在马路边,李志忠进门,二话没说,先叫大伙搬东西,原来车上堆满了麻袋、布袋和筐筐篮篮。李爱媛招呼李志忠和大来子休息吃饭,吴森茂领孩子们卸车。麻袋里装着两角猪肉和一些头蹄下水,都冻得“”的,一条麻袋装着几条冻鱼、两只大雁和几只煺好的鸡,一筐鲜鸡蛋,一筐咸鸡蛋和咸鹅蛋,当然也少不了米面、土豆、萝卜、白菜——看到这些,最高兴的莫过于孩子们。


大来子吃完饭,赶车走了,他要到大车店去住。他和李志忠说好了,等明天他进城办完事,顺路来接李志忠。


白天,李志忠和女儿、女婿扯些闲白,唠点儿家长里短,和孩子——主要是柏岁和樱子亲热亲热。晚上,孩子们都在后屋和下屋睡下了,李志忠开始和女儿女婿谈正事儿。李爱媛先还听着,不时插上几句,后来挺不住,自己就先睡了。剩下李志忠和吴森茂俩人,话题开始严肃起来,气氛也显得过分凝重。两个人隔着炕桌对坐,喝茶,抽烟,说话。李志忠问吴森茂,城里的买卖为什么还没开,啥时候开,是接茬做鞋,还是干别的。这个问题,也是吴森茂整天考虑的头疼问题。买卖迟迟没做,时局不稳、乱事太多是个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决定不了到底干啥?重操旧业,当然好,轻车熟路,可是,开鞋店要大本呀!去年一年,吴森茂几次下乡买地,手头的几个闲钱,几乎叫他折腾光了。开鞋铺,要进料,要雇人,要做外件——哪儿不得用钱?可他现在没钱,他几十年攒的那点家底儿,都买地了,到底买了多少,他自己根本不知道。不过,他觉得,地,就是钱,地是钱买的,卖了地,就有钱。实在拨拉不开,他就卖几亩地,先把买卖做起来,挣了钱,再把地买回来,里外里,一回事,背着抱着一般沉。


“地,怕是卖不成啦!”李志忠说。


李志忠一直在听女婿的设想和打算,听到卖地,他不能不说话了。李志忠此来,送东西还在其次,最主要的,就是来和吴森茂说地。可这地的事儿,还真不好说,他几次话到嘴边,都咽回去了,他是真难开口哇,他怕说出来,女婿受不了。


果不其然,此句一出,吴森茂立时呆住了。


“您说啥?”吴森茂皱着眉头问。


“我说,”李志忠低着头说,“地,卖不成。现在乡下,别说卖地,就是白给,也没人敢要!”


“那是为啥?”吴森茂问。


“为啥?‘打土豪,分田地’,”李志忠说,“乡下都闹翻了天!这么大的事儿,城里人没听说?”


“听是听说了,”吴森茂说,“可我总不相信,天下就没这个道理!人家的东西,怎么能说分就分?从古至今,历朝历代,没见过,再说了,我们也不是土豪。”


“不是也不行,都得分。”李志忠说“道理?跟谁讲?跟共产党讲?这道理就是他们出的。跟贫雇农讲?他们巴不得早点儿把你分了!”


“这么说,”吴森茂说,“是非分不可啦?”


“恐怕是这样,”李志忠说,“听说不光分地,还要‘扒锅卷炕席’,‘扫地出门’……”


“啥玩意儿?”吴森茂没明白。


“不是‘玩意儿’,”李志忠说,“是啥,我也说不清。大概的意思,是要把地主赶出门,啥也不许拿,光身走人。”


“那你们——”吴森茂想问,丈人和丈母娘会不会也叫人家“扒”了,“扫”了?


“不知道,”李志忠说,“听天由命吧!”


“那其他家呢?”吴森茂又问,“村里还有几家地主?”


“不知道,”李志忠说,“还没划呐,只是瞎嚷嚷。有人说陶大头是,大叫驴也跑不了,还有几家,还没定,也有定富农的,都是说说。我么,可能算‘经营地主’,因为地不是我的,我只是替人经管。”


“可说呐,”吴森茂转换话题问,“我一直没问,咱到底有多少地?”


“有个千儿八百亩吧。”李志忠答。


“那么多?”吴森茂猛一听,大吃一惊。


“你算呐,”李志忠开始给他算账,“不都在那儿嘛!光复那年,你买个大五十垄,来年春天,买那块刀把地,八十。其后我就再没搭格。转年你去了,说不行,还得买,就是去年,你下乡几次?买了几回,你不记得啦?像疯了似的,有多少买多少。几十垧几十垧地买,可不千儿八百亩!可话又说回来了,那地也真便宜,白捡一样。现在可好,又白给人家分——”


“这么多,您是咋管的?”吴森茂问。


“我可没管!”李志忠说,“咱有言在先,我说过,我管不了,也不想管。你还记得你自己说过的话吧?‘先买下,谁爱种谁种,没人种,撂荒也行。’现在忘啦?”


“没忘,”吴森茂说,“我不过随便问问。这么多地,总得有点进项不是?”


“进项,有!”李志忠说,“那十几亩地园子,大来子帮我耕、种、犁、收,这就够我们吃用了。和大来子分种的大五十垄,每年都收点,我也不细算,他拉来多少,我收多少,也没个准数。刀把地也是大来子种,他干不过来,几次求我转给别人种,我没答应。左一家右一家的,我嫌麻烦。收多少我不管,给不给随便。对了,我差一点儿忘了:就因为种咱的地,有人说,要给大来子划‘二地主’!”


“啥?”吴森茂问,“咋又出来个‘二地主’?”


“那叫一百三十大亩!”李志忠说,“加上他自己的几亩,就他们两口,哪儿种得过来呀!大忙的时候,他请过几回帮工,说是剥削。就为这,要划他。至于‘二地主’,大概是说,地不是他的,到底咋回事,我也说不清。”


“这——这不害了人家吗?”吴森茂懊丧地说。


“先别管他,”李志忠接着说,“不还没划嘛。我再说后来买的那些地,老实告诉你,我可压根儿没管,我只管给你收地契。去年买下地后,还真有人来找我,说他原来租的地,现在归我了,他想继续种,问我咋个租法?我说,过去你咋租的,还咋租。那年买的都是青苗地,人家早种上了,我就没太较真儿。秋后还真有几家交租的,我连看也没看,就叫他们扛东屋去了。谁家交了,谁家没交,我哪儿知道,我连哪块地在哪儿都不知道!今年这一闹解放,闹分地,谁还交?交了,谁敢要?有来交的,我都叫他们拉回去了。有的非给不可,我也收。你那些地呀,就那块园子,我还真得了济。大五十垄也收了三年,刀把地种两年,也没好好种,至于后来买的,满打满算,不过半季,和没收差不多,白买!”


听到这儿,吴森茂略有所思,他在想,他当初为什么要买地?买地也行,可干嘛要买这么多呢?但他没有继续想下去,而是问:“没说啥时候分?”


“今年大概不会,”李志忠说,“听说要先摸清情况,还要来工作队,现在主要是农会在瞎嚷嚷。”


“什么会?”吴森茂问。


“农会,”李志忠说,“就是没地的贫雇农组织的会,专管分地的事儿。天天开会儿,嚷嚷分这个,划那个,眼睛都红了,巴不得明天就把地分到手。这都是大扁头告诉我的,他在会。”


“大扁头是谁?”吴森茂问。


“你没见过,”李志忠说,“是我们家老二,就是爱媛她二叔的小儿子。这小子有文化,高小毕业,在会里还是个头。


听大扁头说,不光分地分房,还分浮财——”


“啥叫‘浮财’?”吴森茂问。


“就是东西,”李志忠说,“大概是指车马农具、家具摆设、衣服被褥——”


“那你们……”吴森茂欲言又止。


“不知道,”李志忠说,“扫就叫人家扫吧,有什么办法。倒是你们……”


“我们?”吴森茂更觉莫名其妙,“地随他们分,还咋的?”


“不行!”李志忠说,“有人说,还要进城分你们。”


“什么?”吴森茂真有点儿火了,“还要分我?除了那些地,您看,我还有啥?”


“人家可不这么说,”李志忠说,“有人说,分你的地,只不过是从一缸水里舀出一瓢!”


“放他妈的狗屁!”吴森茂再也忍不住了,“这一瓢,舀得我都见底儿了。再分,只能分我!把我切——”


“你别急,”李志忠劝道,“这不还没分嘛!到时候再说吧。别的说不准,依我看,房子和地,十有八九是保不住啦!”


话多伤神,李志忠说了这么些话,实在困了,加上白天坐车劳顿,年纪又大,早就顶不住了。吴森茂见此情景,赶忙撤掉饭桌,安排老爷子在炕头躺下,他自己也挨着早已酣然入梦的李爱媛睡下了。可吴森茂哪睡得着哇!李志忠已经鼾声大作,他还在折烙饼。干脆,不睡了,吴森茂披衣坐起,在炕沿边抽烟,想心事。


李志忠从乡下带来的消息,对吴森茂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往远了说,他那一向自鸣得意的“狡兔三窟”之策和当员外爷的美梦,彻底破灭了。从近处讲,他重开鞋铺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现在咋办?一家七口人,七张嘴,拿啥填?想到这儿,吴森茂突然觉得不对,他家日后恐怕还要添人口。你想呵,若是乡下真分了地,他姥爷姥姥被扫地出门,他们能上哪儿去?还不得他养活!到那时就是九张嘴,天哪!还有五个上学的孩子呐,用什么供?硬是没辙!吴森茂一筹莫展,他开始怨共产党了。这是搞的啥名堂?没见过,也从未听说过,世上哪有这事,平白无故就敢分人家东西!看来,共产党真要杀富济贫。可是,从来救急不救贫。这贫是“济”得了的吗?你今天把地平分了,可是,分得平,干不平,用不了几年,干好的,又发了,干不好的,又穷了,到那时咋办?再分?照这样“平分”下去,还不把大家都“分”成笨蛋、懒蛋、穷光蛋?就说他吴森茂吧,当初只不过是个掌破鞋的,可以说一无所有,后来做小孩鞋,慢慢发展成个小鞋铺,再往后,由于得到他今天的老丈人李志忠的拉帮和媳妇的襄助,终于开成了一个像样儿的大鞋店,挣下了钱,买了这些地。这一切,可是来之不易!那是他、李爱媛和李志忠几十年的心血和汗水!想当初,和他一样摆掌鞋摊的,哪条街上没有?


开小鞋铺的,不说成千上万,也有几百上千!真正混好,能买房子置地的,有几个?我买房置地,是靠心血和汗水挣来的,靠的可不是剥削。吴森茂深知被剥削的滋味。吴森茂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断定,没人愿意被剥削。他不就是为了摆脱朱大鞋底子的剥削,才煞费苦心地偷艺,想方设法支起自己的修鞋摊的嘛!可是,这受不受剥削,可不在你愿意不愿意。当初他孤身一人靠捡煤核活命的时候,能进朱富贵的鞋铺当学徒,他可是求之不得!在朱家挨打受气三年,他也得忍着,后来他发达了,也使唤起人,开始“剥削”了。可是,他对雇工从来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啊!早知如此,他干嘛那么起早贪黑,苦挣苦曳,省吃俭用,给别人攒这些东西?还不如啥也不干,胡吃乱造,甘心当他的穷光蛋,等着分别人,也闹他一份房子、地。这多省事儿,可不像在炕上翻个身那么容易!可是,共产党也不想想,你这么搞,平时谁还肯劳心费力往前奔,大家都等着到时候“吃大户”啦!这样下去,你能把国家搞好,能保得住天下?共产党打江山,不含糊,说明他们那里有能人,怎么连这点儿简单道理都不懂?不,他们肯定懂。


既然懂,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


吴森茂就这样翻来覆去地胡思乱想,觉得自己头疼得很,像要裂开一样,他不能再这样瞎想了。吴森茂摸黑去了一趟厕所,回来似睡非睡地躺了一会儿,发现窗板缝里透进阳光,知道天已经大亮了。他索性起来,打开门,摘下窗板,屋里立时亮堂起来。他反身回屋,猛然见炕沿下一片灰白。“这是谁把地弄得这么脏?”吴森茂刚想发火,觉得有些不对劲儿:脏东西就在自己的枕头下方,再一细看,全是烟头和烟灰。吴森茂恍然大悟,不由得自言自语:“昨晚我怎么抽了这么些烟!”


第二天,李志忠吃罢早饭,收拾停当,只等大来子来接他回家。可是,一等不来,二等不来,直到晌午,大车才赶到。据大来子说,他在城里办事耽搁了。李爱媛赶忙给大来子热饭吃,给老爸打点东西,准备送他们上路。不想,柏岁撺掇樱子,双双闹着要跟去看姥娘。依着李爱媛,不叫他们去,可架不住老爸向着外孙,而且抬出了李王氏。李志忠说,老乞婆发话了,若是没开学,一定得把俩孩子给她带去。李爱媛在多方夹攻下,只好同意了。吴森茂对这种事,又从来不管,但他有一个条件,城里一开学,他们必须马上回来。柏岁和樱子答应得十分爽快。既已说定,李爱媛趁大来子吃饭的工夫,赶紧给俩孩子准备东西,而柏岁和樱子呐,却早已一切准备就绪,只等上路了。可见,二人蓄谋已久!


大车上路了。柏岁和樱子坐在车里,身下垫着厚厚的棉被,身上穿得暖暖的,想躺就躺,想坐就坐,高兴!大车来到东郊,一幅战争留下的可怕画面,突然展现在孩子面前:断壁残垣、砖石瓦砾、烧焦的门窗、震碎的玻璃;一座大楼,下角被炸飞,上层悬空,裸露的钢筋,挂着大块水泥板,在半空悠荡;地上,弹坑累累,路边的一个大弹坑,比篮球场还大,里边冒出半坑水,已经结冰……


大车穿过工厂区,走上乡村土路。蓝天雪原,无涯无际,晶莹的白雪,在阳光照耀下,闪着耀眼的银辉。马儿欢快的小跑,胶轮碾着积雪,发出有节奏的“吱咯”声。大车轻轻地颠簸着,像和风细浪中的小船。空气凉凉的,吸进嘴里,让人感到一丝甜润。


日头偏西,大车来到沈河边,驶进大车店。李志忠午饭吃得早,柏岁和樱子中午又没好好吃饭,大家都饿了,马儿也得休息,准备踏冰过河,河东还有二十里地呐!


吃完饭,爷四个重新上路。老爷儿挂在西边树梢上,黄亮黄亮的,几近平射的余晖,照得人影老长。柏岁和樱子来到河岸边,看着自己落在雪地上的阴影,长长的,一眼望不到头,觉得十分有趣。


宽阔的沈河,笼罩在河岸的阴影里,灰茫茫一片,两边高,中间洼,像半拉雪筒子。大来子牵着马,拉着空车过河。李志忠领着柏岁和樱子,踏上冰面。冰上的积雪不多——都叫顺河筒子吹来的大风刮跑了,许多地方露出了光滑的冰面。钉了防滑掌的大马依然一褴一滑的。大来子在拼命吆喝牲口。李志忠紧紧拉住两个孩子,小心翼翼地在冰上挪步,脚下偶尔会发出“咯吱吱”的冰裂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