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跑？一跑你就讲不清了，”姥爷说，“一跑肯定枪子先喊住你！”他长而狠地吸一口烟。姥爷吸烟总是很馋的样子。“看着就要走出那块地进向日葵田了。一进那里就好得多。砍下的葵花杆子给捆成一人多粗的垛子，一垛一垛竖在那里。要是哨兵不开口枪先开，那些葵花杆子能障碍一下枪子。还差一二百步，岗楼上出来一声：‘站住！’我装不知他在喊谁，还直往前走。哨兵又喊：‘你站不站住？’我听见枪保险给打开了。我什么都听得见，连罗桥吸鼻涕都听得见。我站下来，转回头，还是不紧不慢，我说：‘你叫我？’哨兵说：‘你回来！’他枪口正对我眉心，我脑门子胀得慌。哨兵喊：‘想逃跑啊？’我不搭腔，转身就往葵花田走。我都不晓得自己怎么有那么大胆子，一下子不会害怕了，什么都不怕了。我就去看一下我女儿，回头他们怎么惩治我都随他们。哨兵嗓子都喊碎了：“我开枪啦！”枪还真开了，打得我脚边的雪直开花，窜烟子。我还是那个步子，坦坦荡荡地走。打死就打死，我就不再受冻受饿了，也止住我牙疼了。

“枪声把警卫兵都召来了。不少犯人也挤在大门里头，看看谁给毙掉了，今晚省出个馍来。我还是走我的。现在是十几条枪在我脊梁上比画，十几颗枪子随时会把我钉到地上。我反正就是想看看我女儿，我就一个女儿。真给他们毙掉我也就不必想女儿想这么苦了。

“这时候我听见王管教的嗓音，喊他们不要开枪。说：‘你姥姥的那个样子像逃跑的？’他又喊我：‘贺智渠你姥姥的，站好了给他们看看，你那三根老丝瓜筋挑个头逃不逃得动！’我转过身子，脸迎枪口。我看见王管教的小个子蹿个老高，要那些枪放下。他对我说：‘贺智渠你这十几年的一干一稀白吃了——招呼也不给门岗一个！’他转向警卫兵说：‘就派他去趟中队，我派的！’我看他直朝我挥手，就几步跨进了葵花田。那些兵都还没回过神来，在那里呆瞪眼。王管教还得慢慢帮我开脱。他肯定把那支金笔拿给内行看过——犯人里头什么专家都有，那人估的价肯定超出他那点儿小贪图了。再说他也不愿意他管辖内的人口挨枪，账多少要算到他头上。”

我说：“他还不算太王八蛋。”

姥爷说：“就算好人啦。那种人，报德报怨都快。”

妈在客厅喊：“余晓浩！”

弟弟在自己卧室回喊：“干吗？”

“我叫个人都叫不动！”妈在原地嚷道：“余水宽，叫你儿子！”

“余晓浩！”爸的声音出动了，人却仍在他自己书房。弟弟不出声，爸又朝我出动：“余晓穗！余晓穗我命令你去一趟收发室，拿今天的晚报！”

我一动不动，眼一闭，以同样的腔调和音量喊：“余晓浩我命令你去取晚报！”

弟弟有响动了，他用足趾把门撩个缝，喊道：“姥爷！姥爷我派你去趟收发室把晚报拿回来！”

姥爷跟没听见一样，倚着洗碗池，手指头夹着一股蓝烟——烟屁股总短得看不见。他在监狱里成就的吸烟本领可以把一根烟吸到彻头彻尾地灰飞烟灭。

“姥爷，派你去拿晚报！”弟弟又嚷。

姥爷仍不理会，慢慢从衣架上取下棉衣。这是我们家一个正常现象，谁都差不动的时候，姥爷总可以差。我跟姥爷走到门外。寒意带一股辛辣。我问姥爷后来怎样了。

“我就上路了呗。”姥爷说着吸一下被寒冷刺痛的鼻子，“三十多公里。我走到一半棉袄里子给汗湿透了。二月天短，五点多就黑下来。厂部我顶多去过三回，只记得在东南方向，路上要过个小镇，有时能在那找到车搭。小镇才十几家人，多半是劳改释放了的人，懂得怎样挣劳改犯的钱。多数都是前门开烟草酒店，后门开饭铺，要不就是旅店，也有两家百货店。我进镇子的时候，看见一辆军用大卡车占了镇子大半个地盘。我赶紧进了镇口第一家店。店主人一看见我的粗布灰棉衣上的号码就说：‘你怎么敢到这里来？没看见镇子戒严了？’我问为什么戒严，他愣住了。

瞪着我一会儿才说：‘跑了个人！昨天跑的！’我又问是哪个大队的。他还瞪着我，半天才说：‘噢，不是你啊？’他把我当逃跑的那人了。这镇上的人许多是明着帮政府，暗着帮劳改犯。我不敢再进镇子，就从一片荒地往场部去。还好，雪把天色照亮了。绕过小镇，我还得回到公路上，还指望搭上一辆车。那片荒地栽了不少防风沙的树。刚要出林子，我看见有烟头火星子在前头闪。绕那么大弯子还没绕出戒严圈子。对方也听到了我这边的响动，手电筒一下就照过来。我赶紧蹲下去。电筒光柱子就在我头上晃，我一点一点趴下去，肚皮贴地。那边叫：‘看见你了！还往哪儿躲！’我心跳得打鼓一样，想把自己交出去拉倒了。那人又喊，‘还往哪儿跑？我打死你！’手电一下子晃到别处去了。

“我才晓得他在诈我。他根本没看见我，也并不确定有我这个人存在。不是光我们怕他们，他们也一样怕我们，比例上是他们一人要对付我们几十个。我们要真作起对来，他们也得费些劲。他又瞎喊几声，就闭了手电。我往前爬几步，发现他也藏起来了。他不想让我在暗处，他在明处。我必须找到他的方位才能决定我下一步怎么走。风硬起来，我汗湿的棉袄结冰了，跟个铁皮筒一样箍在身上。我差不多要冻死的时候，听见一声划火柴的声音。他把火光遮得再严我还是把他的方位认准了。他不晓得我离他那么近。我闻得到他纸烟的味道了。他坐在那里，在一团骆驼刺后面，头缩在大衣毛领子里，皮帽子的护耳包得紧紧的。他每隔一两分钟就站起来往左边去几步，再往右边走几步。我一脑子就是你妈跳橡皮筋的样子，我不甘心啊。我要知道她长大是什么样。王管教和那么多不相干的人都见了她，我这个生身父亲就没有见她的权利？

“我算着那个兵的行动规律，然后撑起身子，慢慢站起，全身已经冻得很迟钝了。我必须在他向右走的时候从他左边穿过去。”

这时我发现姥爷和我都停下脚步，相互瞪着眼，似乎谁也不认识谁。我一声不吭，呼吸也压得很紧，生怕惊动姥爷故事中那个哨兵。

“我一步都没算错：他转过身的时候，我已经在他的另一边了。他抱着步枪朝我的方向看着，我也看着他。他忽然向公路跑去，好像我这个隐形人把他唬跑了。”

“出了警戒圈，我也不指望搭车了，就顺着公路旁的防风林带小跑。时间不早了，我怕连电影尾巴都赶不上，跑得棉袄棉裤上的冰又化了，周身直冒白汽。这就看见场部的灯了。”

姥爷一扬手，我们前面是收发室的灯光。姥爷喘得不轻。80岁的姥爷了。

“看上电影了？”我说。

“我进礼堂的时候，电影还有十分钟就结束了。场子里挤满了人。没座位的人站着，挡了坐在长凳子上的人。后面的人干脆都不坐了，全站到凳子上。有的人爬得比放映机窗口还高，银幕上尽是人影子。我没地方爬，四周都是人墙。有个十多岁的男孩站在两个摞在一块的凳子上。我对他说：‘你肯让我站上去看一眼吗？’他先不理我，后来看见我手上有张两块钱的钞票，马上跳下来。那年头两块钱大得很啊，我们一个月才发五角钱买卫生用品、买烟。

“我站到两个凳子上面，动一动就会跌下来。我个子大，比人都高一头。电影上的人是男的，过几分钟，还没女的出来。我脑子急得“嗡嗡”响，什么都听不见，只晓得那个男孩子在下面拽我裤脚，越拽越狠。这时电影上出来个女的，大眼、尖下颏，跟小时候的你妈一个样。十几年没见了，怎么看怎么熟悉！那个男孩子在下面扯我裤腿，捶我脚指头脚孤拐，我也顾不上理他，已经一脸都是眼泪了。我呜呜地哭啊，泪水把眼弄得什么也看不清了。我什么都看不清了，就用两个手满脸地揩眼泪。十几年没见过的女儿。”

路灯下，我见姥爷的脸硬硬的，并不太感伤。但我确定他在走进灯光之前偷偷把眼泪抹去了。

“我那样“呜呜”地哭把那男孩子唬坏了——他肯定没见过老头像我这样不知害臊，号出那种声音来。他让我安安生生站在那两个凳子顶上，哭了好一会儿。他就让我站在那上面呜呜地哭。我不晓得哭了有多久，也不晓得人都在散场了。从我身边走的人都像看耍把戏一样看我，看这个老头穿一身囚犯的老粗布号衣，跟猴子似的爬那么高，爬那么高去“呜呜”地号。人都走光了我还不晓得，就知道自己一下子砸在水泥地上，直挺挺从那么高就砸下来了，嘴和脸跟身子一块着地，一嘴的血，一嘴的碎牙渣子。”

“那男孩子抽凳子了？”

姥爷不答我，换了个语气，带一点微笑地说：“我都不知道那个电影叫什么名字。回去还有三十多里地要走，不能老趴在地上歇着，清场子的人扫得我一身灰尘，香烟头、瓜籽壳都要把我埋了。我想爬也爬不起来，浑身肉疼，像皮给人剥了，一动就冷嗖嗖地疼。那个痛让我忘了跌碎几颗牙。我等会儿告诉你这个痛是哪来的，先讲那些清场子的人怎么把我拖到外面，说快把这老头抬卫生所吧，说不定还救得活；也有的说，还值当抬吗？先放在这里看看，差不多了就叫三中队来认尸首。我衣服上的号码上有大队中队的编号。三中队一来人我就完了，我是偷跑出来的，逮着会给我加刑。我这刑还能往哪加？一加就是死了。

“等他们一转身，我就忍着疼爬起来。还好，嘴上的血不流了，冻住了。从场部回我们队是迎风。那风是满头满脸地砍，满嘴地钻——没牙了嘛。我怎么也要在天亮前回到队里，赶上早晨六点的点名，不然也当逃跑论处。我看到我们队那片土坯房的时候，天泛白了。也不晓得我怎么就倒在雪里头。后来我们那些人说，他们从我的棉袄棉裤里剥出个血人。我们犯人都没有内衣内裤，六七斤重的粗布棉衣里都是光身子。布料是回收的旧棉花织的，又粗又硬，跟油毛毡差不多，加上棉花也是‘废物利用’，用了再用不知轮回了多少次，早没弹性了。据说里面还掺了碎纸渣，全靠分量挡寒。那东西能穿着走六七十里地吗？给汗湿，又结冰；人走一步，它就跟锉刀一样在皮肉上锉一锉，一身还不都给它锉烂完了。我醒了，看看身上——俗语说‘不死蜕层皮’，那是真的，一块好皮都没了……”

姥爷忽然不说了。我们已到了家门口，妈伸个头在楼梯口，见我们便说：“我这就要出去找警察报案，我家丢了两个人！”她从姥爷手里抽过报就走。妈眼下在电影中演的角色越来越次要，也越演越无声息。不经常地，晚报会有一两行字提醒一下人们：她尚活着，尚演着。这是她读晚报的目的。她也要向自己证实一下：人们尚记着她曾经的美丽，人们尚谅解已不再美丽的她。妈有成大角儿的本钱，却不知怎么就错过了一生。她一向认为主要得归罪姥爷：因为他做了30年的政治犯，她从来都没有得到重用。连姥爷自己都不知道他这么个疏远政治的人怎么会成个如此重要的政治犯，值得枪毙，值得关押30年，值得特赦，总之，值得许许多多的人为他麻烦。在那个政治背景家庭出身左右个人命运的时代，妈的推断或许有道理。我从来没有听过妈叫姥爷“爸爸”。她实在无法把她一生不幸运的根源叫做“爸爸”。我们家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过：不要有这样一个姥爷。没有这样一个姥爷，我们的日子会合理些。

姥爷在哇哇乱响的电视机前睡着了。我把妈拉到客厅门口，小声跟她讲了姥爷刚讲给我听的那事。妈想了一会儿说：“那他肯定看错了。那个电影里我的戏不到五分钟。他看见的是女主角。我本来该演女主角的，要不是……”

她嗓音开始爬音阶，我嫌恶地制止了她。我说：“行了！”

妈安静地看着姥爷撞南墙一般的睡姿。

我狠狠地要求妈，不准她把实话讲给姥爷。让老人到死时仍保持这误会，让他认为他曾为女儿做过一个壮举。“其实那部电影上是不是你，他看见的是不是你，都无所谓！”我说。

姥爷在八九年被彻底平反了，被恢复了名誉。他这下可真成了个无名无分的人。不然罪名也可以算个名分吧。如果他回江苏老家，可以每月领37元的养老金。不过，妈考虑姥爷在这个家还是顶用的，就没送他回去。我们家的日子就那样往下过，妈照样发牢骚，她有积了三十余年对姥爷的牢骚。姥爷照样要搜刮家里的钱，去看电影。只有我在唤“姥爷”时，心里多了一分真切。我静静地设想：姥爷去看电影中扮演次要角色的妈妈，因为妈在银幕上是和悦的、是真实的，姥爷能从银幕上的妈的笑容里，看见八九岁的她——他最后锁进眼帘和心腑的女儿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