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结束后的第二个星期，邵冬骏在军区墙外的农贸市场被人打了。他每天天不亮到市场等屠宰场的车来，好买到不要肉票的肉骨头，给高爱渝滋补。那天他被人用口袋套住了头脸，恶揍了一顿。天亮时，街上的人出来倒马桶，见一位满脸是血的解放军躺在下水道旁边。那人搁下马桶，跑上去摸摸解放军的鼻子，还有气，便去了街道派出所。民警们给文工团打电话，叫领导派人去医学院急诊室认人。他们在附近街上挨门挨户地盘查，看看有没有跟这位解放军有仇的。

邵冬骏在医院醒来后告诉民警，揍他的几个人全是北方口音，动作麻利得不可思议，像干侦察兵的。他们显然早就摸出了他每天买肉骨头的行动规律，先埋伏在一个烂席棚后面，从他身后出击的。他再清醒一些，又回忆说，暴徒共有四个，身高全在一米九左右。

小穗子在午睡时告了假。她借了一辆自行车，顶着大太阳骑到篮球队集训地。那是个军区的内部招待所，离市区有四五公里。大型比赛前，篮球队就被囚到那里集训。

小穗子到达时，所有球员都在午睡。一走廊的门大开着，传出电扇的嗡嘤声和男性的鼾声。她不敢再往前走，找了个通风的地方，坐在阴凉的青石台阶上。

她听见一个人从走廊那头的屋里出来，然后就僵在门口。她抬头，看着他，一身白色，胸口印个鲜红的号码。

他说招待所门口有个冷饮室，有种双色雪糕他想她一定爱吃。

她没等到他走到跟前就说：“刘越，你为什么要打他？”

她哑了的嗓音此刻破烂无比。他说走吧，我一天要吃十根双色雪糕呢。他步子松松垮垮，似乎走路这件事不值得他花体力。他那又懒又大的步子和从前略有不同，像是要告诉小穗子，他油滑了，是过来人了。他的笑也有变化，自己也瞧不起自己曾经的单纯。他买了十根雪糕，很响地撂在桌上。

她一连问了他几次，为什么对邵冬骏下那样的毒手。

他好像刚刚听清了她嘶哑的声音：“谁是邵冬骏？”

“刘越，我一听就知道是你。你和你们篮球队的死党干的。”

“那个叫邵冬骏的舅子遭人打了？”

小穗子瞪着他。雪糕在他和她之间化成粉红的一摊和乳白的一摊。苍蝇绿莹莹的，点缀在上面。

“打得惨不惨？”

“刘越！”

“有没有送医院急诊室抢救？你心疼啦？听说这舅子不是个东西，出卖了一个跟他谈恋爱的小姑娘。”刘越嬉皮笑脸，一副逗小穗子玩玩的样子。逗一个五岁的小穗子：“不爱吃雪糕？那咱们换‘纸杯’！”他正要招呼坐着午睡的老服务员，手被小穗子拉住了。

小穗子拉着他的右手，就是他那只主意特大、不留神就出去给他闯祸的右手。她拉着它，过一会儿，另一只手也慢慢上来。她的两只手把他的右手握着。肮脏的浅蓝色电扇把头从一边摆向另一边，再摆回来。风甜得发腻。

刘越安静下来。这时，小穗子看到他的确少了些单纯。他长出长长的鬓角，和特意蓄下的胡须连成灰蓝的阴影，眼睛也变了，笑起来有点儿坏，某方面开了窍似的。

下午的政治学习在招待所食堂，刘越请了假。小穗子知道有演出的日子文工团下午全体休息，她便跟着刘越到了他宿舍。他和她已开始东拉西扯，讲他们一年中的碎事。冷场总是出现，每次冷场，小穗子手上玩的自行车锁匙就响得刺耳。

“把那锁匙放下。”刘越说。“听得人心慌，就像你马上要走一样。”

小穗子说她是马上要走，四点钟要化妆，五点钟开晚饭前要点名的。

刘越说：“那好，你走吧。”

小穗子站起身，拉了拉坐皱的裙子，衬衫的背上湿了一片，她并没有感觉热。

“那天我和她吵起来了。”刘越说，眼睛跟着她、扯住她。

小穗子等他的下文，那种激动很不高尚。

“她跑到那儿去看英文书！如果我在场上赛球，有谁坐在最好的座位上拿本书看，我肯定上去踢她一脚。看书回家看去，糟贱个好座位。还特地拿本英文书！生怕人家不知道她走后门上了军医学院似的！”

小穗子嘴上说军医学院也许要赶考试，心里却希望他说下去，态度再恶毒一些。

这时她已经离门很近了，偏西的太阳在地上投了个晃眼的长方形。她的身体在那光里，火烫的。

刘越站起来，一大步就已到了门边，他胳膊上汗毛被太阳晒焦了，一条泥塑般标准的长臂，那么男性。

“小穗子，你领第一套军装的时候，我从你对面走过来。体工队领军装的新兵往外走，文工团的新兵正好往里走，那间被服仓库你还记得吗？樟脑味呛死人。你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你一眼。两个队伍就交错过去了。你记得不记得？”

她说不记得了。她说她得走了。

他的胳膊慢慢围过来，她不久已在胳膊弯里。多好的胳膊，哪个女人在这胳膊拥围里都觉得满足、踏实。他开始吻小穗子的嘴唇，两人似乎不知道门大开着。

然后，小穗子发现他用两条胳膊把她固定在墙上。他两条长臂摆成个十字叉，手掌按着墙面，下巴轻轻抵住她的额头。谁也不说话，就那样奇怪地站着。一个人跑进屋他们都没察觉。那人“呕”一声，又飞快退出门去。

刘越姿态没变，大声对远去脚步叫道：“别跑，在门口给我看着点儿。”

小穗子换一口气，想换换神思。

刘越说：“只要你一句话，我就和她断。”

小穗子把头搁到他肩膀上，轻轻摇着。为什么非得她一句话呢？

刘越把她抱起来，往床铺走。然后，他一只手伸到她的衬衫下，解密一样打开了那个绊钮。小穗子突然说：“‘别人碰得，我碰不得吗？’……”

他呆住了。那是一年前小穗子告诉他的话，是团支书王鲁生的话。

小穗子拾起落在地上的自行车钥匙，扣好背后的胸罩绊钮，头也不回地走了。刘越在招待所大门口追上她，她站下来。

刘越比她受得伤害更惨重似的，两眼都是疼痛。

她说：“你打他干吗？他从来没碰过我！”

在小穗子的一篇里，我们看到王鲁生和她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毕竟是，人物早和原型大相差异了。里的女主人公是个工厂小学徒，车间主任年轻正直，是王鲁生的形象。

在一次聚会中，我们问起这篇。小穗子嘻嘻哈哈的，把十七岁的她和王鲁生发生了怎样一段插曲大致讲出来。

她念了悔过书之后的一天晚上，在炊事班碰见团支书。她从大桶里舀出喂猪的泔水，又把剁好的菜叶拌进去。王鲁生问她是否挑得动，她没说话，只点点头。王鲁生见她挑得东摇西晃，叫她放下担子，说要挑给她看看。他果然挑得轻巧无比，如同舞台上走圆场。他把要领告诉她，又替她舀出些泔水，说少挑些，还有一大截个头要长呢！

她微笑了。那是念完悔过书之后，半年中的第一个微笑。

王鲁生又问：猪圈那么黑，有手电没有？

小穗子说有是有的，可她要照顾担子，腾不出手来打电筒。

王鲁生于是便为她打着电筒，一路送她到猪圈。路上他笑，说哎呀，实在太业余了，姿式那么丑，我来吧。小穗子不理他，上下身脱节地挑了下去。他打着手电在她身边跟着，说要强好，要强什么错误都能改。

小穗子倒泔水的时候，王鲁生的手电照得不准确，照在她脸上，但她没纠正他。她已很熟习猪食糟的位置，闭着眼也可以完成动作。她把栅栏门提起，让八只猪崽跑到糟边。王鲁生说，他们说难听话的时候，你心一定要放宽些，别往心里去。群众嘛，不能要求他们水平一般齐。黑暗里，他的声音随和温暖，不到十六岁的小穗子眼泪涌起来。

他又陪她挑了一趟泔水，告诉她，她的进步组织上是看得见的，所以别理他们说什么。然后他兄长般地追加一声：“啊？”

那个“啊？”简直有些护短了。在泔水的复杂气味里，它终于把小穗子的眼泪催下来。一年后，王鲁生在进藏演出时出了事故，在舞台上让木头枪刺捅断了两颗门牙。牙医说最理想的补牙是用黄金搭桥，可黄金是不可能找到的。小穗子拿出一个指甲盖大的心形盒子，告诉王鲁生那是那母亲送她的礼物，纯金的。

王鲁生把小金盒子在身上揣了一天，又还给了小穗子。他说他怎么可能毁这么珍贵的东西？难为她的一片心。

深秋的傍晚，王鲁生用一个雪白的大口罩遮住下半个脸，眼睛在对比下显得又黑又深。“你看银杏树叶都黄了，多好看。”王鲁生残缺的口齿在口罩下面说。“小时候，谁家有棵银杏，可是美了。”

小穗子想，原来团支书是有情调的。

“有银杏树，就饿不着。”团支书又说。

小穗子问他，牙齿还疼不疼。

团支书笑笑说：“这能算疼？小时候上树摔下来，低头一看，胳膊里出来的这是什么呀？白生生的，一看，骨头！”

小穗子看看二十八岁的团支书，两手背在身后，步子充满思考。她此刻随着他走进乐队排练室，里面已是夜晚，只有一个谱架上的小灯亮着。灯下是一对正“交流思想”的男女，一个怀里抱着琵琶，另一个腿上横着长笛。

团支书叫着他们的名字，说：“对不起，你们俩能不能另找一个地方谈？我和小穗子要在这里谈谈团支部的墙报编务。”他说话时一只手仍留在身后，另一只手指指门外。团支书的派头很好，这套动作做得像个年轻首长。

小穗子有点儿诧异，王鲁生平时是没有派头的。

只剩他们两人了。团支书指指立式钢琴的凳子，朝小穗子笑笑，“坐这儿，这儿软和。”

他拖过一把椅子，坐在她对面。不久他谈起她的表现：进步是有的，但还不够。不要光是外表朴素，要内心朴素。

小穗子仔细听着他带消炎药水味的话。

“看到你的每一分进步，你知道我这心里有多感动吗？”团支部的眼睛长久地看着她。组织的目光透过这双眼睛长久地看着她。

“我真的为你高兴。‘观察留用’对你是个严峻考验，你得挺过去。”秋凉中，消炎药水味的词汇一个个从口罩下出来，触在她脸上、鼻尖上。“因为这进步中，有我的心血。”团支书说。谱架上十五瓦的小灯营造了一小团光晕和一房间的幽暗。小穗子只能看见团支书的大口罩。大口罩雪白雪白，突然和她没了丝毫距离。同时，团支书的两只手抱住了她。她下意识地叫了一声，但嘴被大口罩捂住了。一面孔都是充满药水味的大口罩。她不顾一切了，抽出一只胳膊就往大口罩上杵。

大概是很疼的。那残破的牙床，断了的牙根，并不像团支书表现得那样无所谓。小穗子听见他压抑地呻吟一声，手向口罩举去，又停在半空中，意识到不能这时摘下口罩，并且剧痛是摸不好的。

小穗子恐惧地站在那里。她有点怀疑自己的反应是错的。或许整个过程都是她的错觉。他明明是被误伤的样子，困惑而委屈。

这时他恢复了力气。他用一点装痞的口气说：“怎么啦？看不出来我喜欢你？”楼上楼下，院子各处都是乐器声、歌声、笑声。那些刻薄她、孤立她的人，此刻令她那么想念。“我是要娶你的。”团支书说。这回好一点儿了，不那么痞了。“真的，不然我那么关心你。”她一句话也没有。四周的旋律在相互叫板，相互抬杠，那声音和这声音相比，却显得那么安全、那么光明。

“你快十七岁了，我不怕等，最多再等两三年。”

团支书已完全收起了戏腔戏调。

而正是他的阴沉和郑重使她夺路逃走。

一路“稀里哗啦”撞倒无数谱架，脚步带起的风掀起几张乐谱，在黑暗里扑腾着。王鲁生在门口扯住她的袖子，口罩下的口齿也不含混了。

“不准告诉任何人。”

她马上求饶地说：“不会的……”

他把这看成了转机，再次隔着口罩把嘴压上来。

她挣脱了他，跑到一群正分零食吃的女兵里。

过了两个月，团支书装了两颗又齐又白的门牙。他又要朝小穗子扑过来，嘴里说：“把你给清白的——别人碰得，我就碰不得？”他要她把这话当成淘气，她却视死如归地瞪着他。

那年年底，团支书王鲁生进教导队学习去了。结业后，他成了政治部的一个副科长。大家说王鲁生进入了做军区政委的预科期。

不过王鲁生后来的结局，似乎不合乎上面的逻辑。

我们追问，小穗子神秘地一笑，眼角起了细密的鱼尾纹，嘴角也老了，不甜了，这个曾经是我们中最小的小穗子。

球赛结束了。他打得不好，没给自己队赢多少球，犯规犯得多，咒骂也恶得狠。小穗子看了两场关键比赛，都是闷闷不乐地走出球场。

她想跟他说两句话，宽宽他的心。想告诉他，她的提干报告已经递上去了。她将彻底走出十五岁那场处分阴影。那不可视的红字，正一点点地从她脸上淡下去，也许他会为她感到宽慰。她看见大轿车开来，巨人们排着队上车，他是最矮的一个。样子也比其他队长年轻许多。老首长的玩具兵一是年龄小，二是要有绝招。刘越就有魔一样的弹跳力。刘越二十二岁了，玩具兵生涯即将结束，出路有两条，一是好好做首长千金的骑士，二是打道回乡。

她叫了他一声。

他背驼得特别严重。给她一叫，直了一瞬。他慢慢朝她走过来，身上的汗被灯光一照，像刚给一大盆水泼过。他笑得很累，说小穗子该对他今天输的球负责。

她说：“就跟你说两句话，你们的领队车叫唤了。

“随他叫唤去，让我先跟你说两句话，”他说。

“不行，我必须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