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她叹了一声，换了一种声调，文昌，现在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春如了。我虽然生了长安，可没养育过他，不懂得做母亲的心情。现在怀孕了才知道，一个女人是很容易改变的。为了孩子，我变得自私了，软弱了。白果树，是这个村子的象征，风风雨雨在山坡上长了不知多少年。我们这些不肖子孙，说砍就把它给砍了，填进小高炉里烧掉了。邹凡去阻挡，我拉住他的手，不让他出去。他挣脱我的手，大声喊叫着和砍树的工作队争吵。我躲在教室里，看着他们把他带走，连一句硬朗话也没说。邹凡他不知道他是谁。一个乡村小学教师，犯过错误，差点当了反革命，连自己都保不住，还想去保护那棵树？现在我明白了，我们这些芸芸众生不过是尘沙、蠓虫，不要说改变世界，就是对自己的命运也无能为力。”

一弯月亮偏过头顶。一阵风过，细沙腾起，齿缝间感到龇牙，脸上也感到涩疼。他把她的手拉过去，在手掌里摩挲，“小如……”他十分惋惜地看着她，想对她说，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了？

“她向四周看了看，把手抽出去。

“我也向四周看了看，把想说的话咽回去。”

“第二天我参加了出钢仪式。马武镇全乡群众打着红旗，敲着锣鼓，聚集到工地上。在一片鞭炮声里，几十座小高炉同时打开出钢口，橘红色的钢水从炉子里流出来，人群爆发出阵阵欢呼。‘赶上英国用得了十五年吗？我看用不了。’我想起伟大领袖这鼓舞人心的话，感觉到春如离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远，她真的不是师范学校那个小女生了。

“报喜队伍走后，我对乡党委刘书记说，大办钢铁取得了辉煌战果，从明天起，我看是不是把工作转移到春耕生产上来？

“他看着我的脸，好像听不懂我的话。大办钢铁的现场会……”

这位刘书记不知道我父亲内心的变化，他不知道他往往在关键时刻脑子出问题。一个女人影响了他的情绪，使他不再被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神话感动，他亲眼看到了那些神话是用农民家里的锄头、镰刀、门搭吊、甚至牲口脖子上的转环和他们烧饭的铁锅编织出来的。炉子里流出来的红红的东西，过一会儿冷下来，就会变成一坨废渣，报喜之后放进展览馆里去。

“季节不等人，让劳动力都回去，参加春耕生产吧。

“刘书记用疑惑的目光瞧着我。我掉转头，看着山坡下的农田。这不刚下过一场雨，趁墒情，赶快把早秋庄稼种上。你不用担心，我会给县委写报告。”

临走时，他说，“让邹凡也回学校吧。辩论他几场，好好教育教育就行了。”

“在乡政府，我见到了邹凡。他肩上挑着粪桶，头上戴着草帽，脸上没什么表情。

“你就要做父亲了，往后别那么冲动，好好照顾自己的老婆、孩子。

“他嘴角动了动，眼睛看着地面说，我的老婆、孩子我自己会操心。

“我苦笑了一下。

“我在马武镇待了两天，把这里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情况写了一份报告，让乡政府通讯员送回县城，又到各村去转了两天，看看春耕生产的进展。”

从马武镇到县城，是一条晴通雨阻的沙土路。行人车辆很少，大路显得很幽静。路两边的小树在风里摇摆，车轮带起的沙子打在裤脚上，发出嚓嚓的细响。田野从眼前掠过，村庄的影子在远处晃动。电线杆上的电线在风里呜呜嗡响。

“一路上，我的心情很灰暗，心底有一片阴影晃来晃去。因为什么？我自己说不清楚。

“一进县城，看到拦街飘动的大红横幅，‘热烈庆祝我县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一拨一拨报喜的队伍敲锣打鼓从大街走过，整座县城像过节一样热闹。街道上的老太太和小孩子都在忙着大搬家，打苍蝇，灭蚊子，熏老鼠，捉麻雀……大街小巷像白果树一样，家家户户大门敞开，院里空空落落，院子与院子之间的墙拆掉了，整座县城连成一片，人们想从哪儿走就从哪儿走，想进哪家就进哪家。

“推着自行车走过大街，我觉得自己像一只掉队的孤雁，心里禁不住一阵恐慌。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才下乡七八天，人就落伍了？

“我把自行车推到单位。单位像马武镇乡政府一样空空荡荡，只有通讯员小鲁一个人坐在电话机旁。他的样子让我觉得怪怪的。本来是个机灵、乖巧的小鬼，看见我却不像从前那样亲热，脸上的神气懒洋洋的，眼神里露出一丝冷淡。我把自行车扎靠在走廊柱子上。看我自己动手解行李，他坐在那儿没过来帮忙。

“机关里的人呢？

“都去大炼钢铁放卫星了。

“像白果树的老奶奶一样，他说了两遍我才听清楚。”

在他转身向外走的时候，一个软软的、丝丝缕缕的东西从他心底爬上来。说不清它的形状。说不清它的滋味，却能清楚地感觉到它像云雾一样在胸口弥漫，慢慢地包裹了他的心脏，让他的呼吸没法畅通。

据父亲说那瞬间的奇怪感觉几十年后他还记得清清楚楚。那算不算一种预感？

“虽然并不后悔，可回到县城之后，我觉得在马武镇写的报告有点性急了，与县城的革命形势不太适合，也许应该再等等。”

县城大炼钢铁的工地比白果树更壮观，场面更激动人心。白果树没有电，县城有电，人们不必拉风箱。鼓风机在小高炉边呜呜叫，电灯泡大白天在临时扯起的线杆上亮着。一走近炼钢炉，人就融进了噪音，耳边一片轰鸣，很快失去了意识，忘记了时间，不知道白天和夜晚。

“两天后，我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我只能每天忐忑不安地干活，等待倒霉时刻到来。”

“我的辩论会是在大炼钢铁工地上开的。会场就在工地边的土坡上。那儿是一片乱坟岗，树木砍光了，草丛里裸露着树茬子。鼓风机响着，人们手里拿着各自的工具。电灯泡白亮刺眼，把岗下的田野照得一片漆黑。

“尽管开会前没人和我谈话，点到我的名字，让我站出来，我一点也没感到意外。

“辩论会在工地上开，又选在后半夜，我感到很幸运。在马达的轰鸣声里干了三天三夜，精神本来就很疲惫，视觉、听觉都已麻木，垂头丧气的样子不用装也很真实，尖锐难听的话也不再能刺激我。挨批斗的人不会觉得受不了，当然也不会想到自杀。

“马文昌，你为什么反对三面红旗？”

这问题很棘手。他不能说没反对，那等于推翻了开会的合理性，否定了自己的罪行。他写的报告是反对三面红旗的铁证，白纸黑字，不容否认。否认罪行只会激起人们更大的义愤，会场上会爆发出激烈的口号声，人们会围上来推搡你，质问你，为什么不老实？！他也不能承认真的反对了。如果承认，接下来就是“为什么要反对？”这个问题更难回答。幸亏这样的辩论会父亲主持过，会前怎样武装骨干，如何动员积极分子，会场上如何不让批斗对象有反口的余地，这一整套逻辑他还算清楚，虽然做不到临危不乱，起码还知道其中的套路。

他弯下腰，低下头，做出十分沉痛的样子，用尽量诚恳的声调说，“我愿意接受同志们的批评。”

你说说，你为什么反对大炼钢铁？反对总路线，大跃进？

他再一次诚恳地说，“我愿意接受同志们的批评。”

当别人慷慨激昂地发言时，他在心里跟自己辩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你是鸡毛，还是我是鸡毛？谁是马克思主义者？你是，还是我是？他脑子里跳出不久前刚刚传达过的伟大领袖的批语，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就……临到什么呢？临到什么就什么？那会儿他的概念出现了混乱，心情也很沮丧，可他一点也没觉得冤枉。往辩论会上一站，在一片斥责声中，人就会觉得自己真的有问题，应该认真检讨。“是的。我的确就是伟大领袖批评的那种人，读什么什么时是什么什么，在伟大的革命运动面前就迷失了什么，丧失了什么，变成了什么。”

这样的辩论会给人的启示是，一个人不可能总站在台上。这会儿你主持会议，喊着口号斗争别人，待会儿可能就会被点名站出来挨斗。当你主持大会时，你口才出众，激情饱满，趾高气扬；当你做了对象，你就会变得灰溜溜的，自卑、笨拙、狼狈、愚蠢，脸皮的颜色也会显出挨斗的倒霉相。那时候，你只能像个死皮赖脸的沙袋提溜在那儿，任别人练习拳脚。

辩论会由专区工作组主持。起初父亲还算沉着，可刘英阿姨的出现打乱了他的阵脚，搅乱了他的方寸。

“我知道自从回到县城知道了春如的消息，她就一直记恨我，可我没想到她会在这时候站出来。”他不知道一个女人生了气会做出什么事来。

刘英阿姨伸出一只手，架平了胳膊，食指直指父亲的脑门，用异常理性的口吻，不高不低的声调，不快不慢的语速，声色俱厉地质问他：

“马文昌，你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现在是不是该把画皮剥开，现一现原形啊？看看你丑恶的历史，再看看你今天的丑恶言行！1945年，你是不是给日本人当过向导？参加革命的时候，你是不是当过逃兵，私自从陕北逃回来，在旗杆寨土地庙里和你的情人约会，差点被民团抓住？在朝鲜战场，你为什么让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美国鬼子？你这个肃反领导小组组长，为什么要包庇反革命分子？帮他平反，亲自给他送平反文件？……你反对大跃进，反对大炼钢铁，反对三面红旗，露出了你的反动本质！”

在此起彼伏的口号声里，父亲惊奇地看着刘英阿姨的脸，她的每一句话都像炮弹一样在他心上开花，打得他无法招架。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灰白，人也一下子矮了下去。

“辩论会后我被小鲁带回机关，交给老邢。他是县委的司务长，现在负责我们辩论对象的劳动改造。

“我看着老邢的脸。如果他让我去扫厕所，我一定会像邹凡那样一丝不苟，把厕所打扫干净，撒上六六粉，让进去的人都感到舒适。如果让我出垃圾、倒恶水，劈柴，拉菜……我也会一丝不苟地把它干好。我们这代人是认真的一代，干什么都会兢兢业业。”

老邢抽了一口烟，很大度地看着他。老马，你去捉麻雀吧。咱们机关这个月除四害任务还没完成，二十五号以前必须完成一百五十只。这任务就交给你吧。

“这有点出乎我的预料。我想过很多劳动改造的方式，却没想过去捉麻雀。然而现在老邢代表组织，我没资格跟组织讨价还价。捉麻雀成为我赎罪的机会。

“我能回家拿点换洗衣服吗？

“老邢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回家……难道你不知道……”

父亲确实不知道。在这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日子里，人们的生活“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可以用瞬息万变来形容。他不知道全城已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全城的房子都进行了统一规划。老年人进了敬老院，青壮年进了民兵营，孩子们进了共产主义幼儿园。干部编连队，男女分开，各住各的营房。

“你家的房子不知道分给哪个部门了，你还回什么家？老邢关心地说，到县直机关民兵营的保管室去看看吧，说不定你的东西在那儿保管着呢。

“我心里起了一阵恐慌。衣服倒无所谓，我的书呢？我的书到了别人手里，他们还会完完整整还给我吗？《联共（布）党史》、《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进一步退两步》……这些书是我多年积攒下的家当，它们比任何东西都宝贵。”

父亲把他那些小书和小册子看得很重。多少年后我看到其中的一本，从字里行间红蓝铅笔圈点的重点、警句，书页上小字批写的心得，都能看出他读这些书时的激动心情。对于父亲，毋宁说这些书就是他的空气、阳光和水。没有了它们，往后叫他怎么活？

“可是，当时我什么也没说。首先我得去捉麻雀。”这一百五十只麻雀是他的希望，是他改造思想、改正错误的机会。有了麻雀，书会有的，工作也会有的。

“尽管老邢说县城已经实现公社化，公社社员已经集体化，我还是想去看看刘英，看看孩子。她到大会上来批斗我，揭发我，让我更痛心地感觉到这些年对不起她。既然不爱她，当初就不应该和她结婚。现在我犯了错误，更不能牵连她母女。”

“刘英被抽调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了。我去找她，她正坐在门口桌子边，验收各单位上交的除四害战果。

“大门口排着长队，上交战果的人手里掂着鼓鼓囊囊的纸包、草袋。

“刘英手里拿着一把镊子，垂着头，专心致志地点验桌上那堆黑黑的小东西。”

那些小东西伸着毛茸茸的细腿，鼓着圆圆的小脑袋，黑色的小圆头里混杂着一两个像蜻蜓眼睛似的小红头。

“刘英细心地数着，数完一堆，用清脆响亮地声音喊，新民街三选区，苍蝇八百七十二只。桌子另一头的女孩认认真真把它登记在本子上。

“她太忙了，我站在那儿老半天她才抬头看见我。她脸上的表情和我的想象差不多。她只瞥了我一眼，就又低下头去忙她的工作。

“我一直站在那儿，她一直忙。

“我说，我想看看卓娅。

“她在县直公社幼儿园。她头也没抬，手也没停。

“我干咳了两声，咧了一下嘴角。看着她俯在桌上的侧影，心里涌上一股热流，嘴唇嚅动了几下，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