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1)

作者:田中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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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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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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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0072字

母亲说:“比起马文昌,大老方的长相更适合那个时代。”


“你叫啥?


“曾超。


“哪嗒人?


“我愣了一下。


“我问你家是哪嗒的?


“他把‘我’说成‘俄’,那一口陕西腔叫我听着既亲切又好笑。


“他盯着我肩上的布包说,那是啥?


“我把包口松开,把提琴拿出来。


“一个女兵从桌后站起来,一身肥大的灰军装和军帽下那副眼镜把她打扮得很老气。等她走到我跟前,我才发现她的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


“她把琴盒打开,把我的提琴端起来翻看。从她脸上欣喜的神色看得出她懂音乐,说不定还会拉提琴。


“拉一曲,俄听听。


“女兵把提琴递给我。我调好弦,拿松香在弓子上擦几下,把它架在肩窝上。


“松花江上,松花江上!


“我刚拉了开头,他直起嗓门唱……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周围的人都笑,他自己也笑起来。俄唱跑调了,是吧?


“他要是继续唱下去,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往下拉。


“他拍一下手掌说,行,拉得不错。会唱吧?


“我点头笑了笑。


“于珍,找个本子叫他唱唱。


“戴眼镜的女兵拿来一个手抄谱本,全是简谱。多拉索——来拉索——多拉索法来索——这么简单的谱子当然难不住我,况且这首歌我在学校唱过,是从陕北传过去的。


“你上的啥学嘛?


“我读的师范,差几个月没毕业。……我有肄业证。


“没关系。有没有毕业证没啥关系。


“他扭过头看着那女兵,于珍,你看咋样?


“咱们文工团正需要人呢,方政委,也需要乐器。


“他再一次转过脸问我,你叫——


“曾超。


“好吧,曾超,你就留文工团吧。


“那时候参加工作就这么简单。我随身带的这把提琴帮了忙,进太岳兵团八支队文工团没费什么事。


“于珍带我去领军装。看我在性别栏里填‘女’,她笑着说,刚才听你唱歌,我心里说,这小伙子怎么像个女的?你这身打扮还真叫人看不出。


“我穿着文盛的小夹袄,头上戴一顶草帽,像个乡下小伙儿。填表时我真想填‘男’,想了想,怕玩笑开大了没法收场。穿这身衣服是兰姐的主意。她说外面时局乱,穿一身男装路上少惹麻烦。衣服一换,我想把名字也换掉。老方问我家在哪儿,我只说唐县,不说哪乡哪村,不想再沾旗杆寨的边儿。曾超这个名字是住店时随口编出来的,心里念了几遍,觉得挺顺口,就决定永远用它。名字一改,再看从前,就像看另一个人,心里敞亮多了,像甩掉一个大包袱。穿上军装的一刹那,有种做梦的感觉,觉得自己已经脱胎换骨,变成另一个人。我打定了主意,往后除了林春生,林家人我谁也不认。”


“文工团驻在城隍庙厢房里。一进庙门,于珍大声喊,小徐,快来,咱们添了一挺重机枪!从今天起,咱们有两把提琴了!


“于珍是个很热情的人,她不等我把背包放好,就把自己的提琴拿出来,嘴里嚷着说,我看你拉得不错嘛,咱们一起练练。她把谱本放在窗台上,指点着对我说哪段是过门,哪段是唱段,哪段要重复。曲子很简单,拉几遍就不用再看谱。


“开过午饭,于大姐教我文工团常用的曲子,小徐敲着木鱼、碰铃。木鱼是一段枣木掏成的;碰铃是一对牛铃铛。


“方政委来了。他背手走到廊檐下,盯着我看了一阵,小曾,俄怎么看你像个女人呢?


“于大姐笑起来,政委不是火眼金睛八百米外能瞄准敌人吗?怎么连男女都分不清了?


“我掂着提琴,用立正姿势对着他。


“小曾,把帽子取下来,叫政委看看。


“我把帽子取下来。从兴隆铺临走时,兰姐给我剪了短发,比男孩的分头长不了多少,可一取下帽子,还是露出了女儿相。


“他咧开嘴瞪着眼睛看我,脸上满是惊奇。好啊,女扮男装来参军,还真把我给糊弄住了!


“于珍掏出哨子吹了一阵,大声喊,同志们,把节目排一遍,待会儿上街!


“文工团总共八个人,上场是演员,下场是伴奏,不分演员、乐队。第一个节目是‘兄妹开荒’。于大姐说,曾超,你跟小徐学妹妹,以后你们俩可以互相替换。


“哥哥在过门音乐里扛着镢头上场。他是个勤劳能干的小伙子,天不明就到地里去开荒。太阳升起的时候妹妹去送饭。‘太——阳,太——阳,当呀么当头照……’妹妹提着饭罐,扭着大秧歌上场。哥哥看见妹妹来送饭,故意躺在地上假装睡懒觉。妹妹生气地把他叫起来,绷着脸批评他。哥哥逗她,和她争辩。后来一看,原来哥哥已经开出了那么大一片地。妹妹高兴得挥起镢头和哥哥一起唱着歌干起来。剧情很简单。唱词、动作也很简单。跟着唱两遍,上了场全靠自己随意发挥。


“我说,我学哥哥吧,我有现成的衣服。于珍笑了,女扮男装还没演够,是吧?


“我演一下你看看。


“我扛起镢头甩开胳膊,扭着秧歌步唱着走场。老方站在一边哈哈笑,别说,这小伙子还真行。


“往后这个节目缺哪角儿都由你顶啦。


“第二个节目‘夫妻识字’。‘黑咕隆咚的天上出呀么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曲子我一点也不陌生,拉起来很顺手。在这个节目里,我演丈夫也行,演妻子也行。可是队里女同志少,我还得演女的。


“节目草草排了一遍,就集合上街。几个男同志把洋鼓拿出来,一面大鼓,两面小鼓,都是从敌占区放弃的学校里弄来的。于大姐挥着指挥旗走在前面,两把军号跟着洋鼓,我和小徐各拿一把提琴。八个人排成一队,踏着鼓点,嗒嗒嗒嘀——嗒嗒嗒嘀嗒嗒——


“纸坊店是个很小的县城。一条南北大街,四五条小巷。军乐队从城隍庙到城门口,再从城门口穿过闹市,引来许多大人、孩子。在街上转一圈儿回到庙院,在鼓号声中原地踏步,等人聚拢,就在大殿门口台阶上演出。


“先是小合唱,然后是秧歌剧。化装很简单,在舞台一边把军装换成农民衣服就行了。小伙子头上扎条白毛巾,腰里扎上缠带;女人换上偏襟小褂,宽筒裤;老婆婆戴顶黑绒帽,裹上腿带,脚尖翘起来,用脚后跟走场。


“老方站在人群后和群众一起笑。演出结束后,他上台讲话。虽是一口陕西腔,可我发现他很会演讲。用的全是老百姓的土语俗话,态度和气可亲,时不时开句玩笑,看着台下问,是不是啊乡亲们?这时候我就想起了马昌,他是不是也经常在这种场合给群众讲话?他口才好,会讲话,讲起道理热情、生动,能感染人,可他有这么多土语俗语吗?像这样场合,对着这么多不识字的群众,他讲话的效果能赶得上老方吗?”


夕阳照着这座山区小县,沿街的旧瓦房反射出苍褐色的光芒。城隍庙的演出散场后,看节目的人吵嚷着从大街走过,街上的人稀落起来。


十字街西边有个不显眼的店铺,廊檐下挂着一个镜框,镜框里的照片显示出它是县城惟一的照相馆。正当店老板把镜框取下,准备关门的时候,三个穿灰军装的女兵走进来。几个孩子跟进去看热闹。老板把天窗上的布帘拉开,让夕阳的余光照进来。他架好相机,身子拱进黑布,嘴里叫着站好了,头不要歪,笑一笑。手在快门上晃了一下,1946年深秋的这个傍晚,就定格在母亲的相册里。几十年后,当我翻看这本相册时,母亲当时的心境还清楚地印在她脸上。她挺着胸,背着手,胸前缀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布徽章,腰里的皮带和扎到膝下的裹腿把她打扮得神气活现。那是母亲最得意的一张照片。在她的履历表上,纸坊店是她人生的一个亮点。她在这里参加革命,在这里认识了方德胜。他是八支队政委,也是文工团的政委。文工团的人都叫他大老方。在女兵们眼里,他是个老革命。其实算起来,那时他也不过二十八九岁。


“老方这人天生一副大老粗相,敦敦实实的个子,黑脸膛,宽下巴,腮边一溜胡髭。穿戴不讲究,再加上一口陕西腔,人显得土气、憨厚,谁都以为他是工农干部。其实方德胜参加革命前是小学教员,算不上真正的农民。什么时代兴什么长相。比起马文昌,方德胜的长相更适合那个时代。他这副大老粗做派既能得到领导信任,又能受到群众拥护。”


“春天来了,山坡上的野花都开了,树和草也绿了。部队在峡石打了一仗,解放了三王坟、旧县城,文工团在鸡鸣店举行慰问演出。文工团已经发展到十几人。


“大老方常到文工团来。有时跟我们一起吃饭,有时参加我们的学习会、生活会。有一天,他把几页黄草纸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小阎,笑着说,我这是胡日鬼,秀才看看让文工团演一下,能成不能成?


“小阎看了,说故事还行。他把里边的词儿改了改,谱上曲,让我们排练。


“这个秧歌剧的名字叫《二壮参军》。小伙子二壮报名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怕家人拉后腿,藏在炊事班不敢回家。他爹、妈和他媳妇到处找他。他躲起来,让班长替他做思想工作。媳妇秀花找到炊事班,在班长面前骂二壮思想落后,贪恋家庭温暖,别人都争着报名参军,他躲起来不露面,叫全家人为他丢脸。这时候,二壮被老婆发现,老老实实站出来。原来二壮已经参军穿上了军装。一家人欢天喜地送二壮离开家乡。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老方很高兴,看着小阎改好的剧本笑着说,小曾,你演秀花吧!


“我说,好啊,小徐我们俩演。


“排演的时候老方天天来。他站在场子外,两臂抱起,两手插绕在胸前。一看见我唱着他编的词儿扭着秧歌上场,他脸上那陶醉的样子就像喝醉了酒。两眼发直,嘴角一动不动,每条皱纹都鼓起来,眼睛闪闪发光,直盯盯地看着我,像要把人吸进去似的,那副痴迷样子叫人害怕。


“演出时,我决定把这个角色推给小徐。我害怕老方的眼神。他站在台下让我心神不安,说不定会忘词儿。我说小徐嗓子比我好,我给你伴奏好了。小徐说,你可是政委亲点的呀,你不演,不怕政委生气?于珍瞟着我的脸笑。


“我昨天行军着了凉,嗓子哑了,你就救救场吧。小徐半推半就接了这个角儿。


“晚上,老方像我们每次演出那样站在场子边看。二壮的媳妇一出场,他的脸色就黑下来,一晚上不高兴,不像从前那样跟着观众笑。演出结束,我正在收拾提琴,他背着手晃着身子走过来。我装作什么也没觉察,抬起头说,政委帮我们拣场啊?


“小曾,是嫌我编的词儿不好,还是嫌这个角儿不好,唵?


“你听俄这嗓子,俄扁桃腺发炎呢呀。演砸了,俄们咋向政委交代嘛?


“他伸出指头在自己脑门上点了点,是嗓子有问题?还是这儿有问题呀?


“俄嗓子有问题,这儿也有问题。俄受了凉,头疼疼的。


“还撇陕西腔儿呢——哪儿学的?


“俄好歹在陕西也读了一年书嘛。


“他吸弄一下嘴巴走开了。


“从那以后,我像做错了什么事,一见他就觉得心虚。”


“部队在鸡鸣店休整一天,然后准备进入伏牛山区。文工团的团员们一大早把拆洗的衣服、被褥拿到河边去洗。河滩里架起绳子,洗好的被单像风筝一样,在绳子上飘摆。我和小徐揽着双膝,坐在河岸上看对面的山。


“于大姐走过来,看着我的脸说,小曾,你过来一下。


“我走过去,和她肩碰肩沿河边小路走。


“能不能把你的家庭情况跟我说说。


“我转过头看着她的脸。我觉得她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参军之后我最不喜欢谈论家庭,连想都不愿想。从变成革命军人曾超那一刻起,说起家庭,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情绪激动,好像心底有一堆干柴,见火就会轰一下燃烧起来,只能用最苛刻的词句才能表达我的憎恶。我把父亲形容成封建专制制度的卫道者,把母亲形容成十足的地主婆。天天抱着水烟袋,打牌,听戏,什么也不干,连洗脚也要丫头伺候。特别不能提到大哥。说到林春长,我心里的仇恨就会迸发出来。这个资本家的奴才,地方反动势力的走狗!……他帮助二哥营救过我们的同志,可那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他知道我二哥加入了共产党,不营救就会牵连二哥,连累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