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来，人生若只如初见，真是句太怅惘的话。仿佛是隔着扑面的烟尘和记忆的碎片，回望许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彼时，月也白华，人也青葱，心也悸动，并没有经历后来不堪的真相和委琐的现实。于是，在心底低低地感叹一声：哦，原来曾经，真的是爱过他（她）的。

大多数怨侣回忆起当年，多少都会这么感慨。

就好像，1953年9月的某一天，当蒋碧微得知，徐悲鸿直到去世，身边还珍藏着早年与她同在巴黎买的怀表。

就好像，1968年4月，蒋碧微在“台北三军总医院”，望着病榻上双眼微张、不能言语、行将离世的张道藩。

1917年，二十二岁的徐悲鸿对十八岁的蒋棠珍一见钟情。由于早年曾与她的伯父和姐夫同在宜兴女子学校教书，徐悲鸿不仅是蒋家常客，而且深得她父母的喜爱。

有一天，徐悲鸿托朋友朱了洲悄悄传话，问她是否愿意一起出国，从未与任何男子单独会面过的蒋棠珍，居然未经犹豫地答应了。她把一封信留在母亲的针线筐里，把十三岁就已确定的婚约抛在脑后，毅然决然地跟着这个几乎是陌生的男子远走东京。她在回忆录中说：

“这以后徐先生便私下为我取了一个名字：碧微。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上刻“悲鸿”，一只镌着“碧微”。他把碧微的戒指整天戴在手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便得意地答：‘这是我未来太太的名字。’人家追问他未来的太太是谁，他只神秘地笑笑。”

私奔之后，宜兴名门望族蒋家无奈地搞了场行为艺术，宣称蒋棠珍因病身故，哭灵、出殡，棺材里放满了石头。从此，蒋棠珍的名字与石头一起掩埋，蒋碧微的人生之幕徐徐开启。

我曾经思忖，怎样的岁月才担得起“最美好”的注脚，或许真该如沈从文所说，在最好的年华遇见最好的你。仿佛当年的徐悲鸿与蒋碧微，一个年少俊逸、才华初显，一个热烈浪漫、青春洋溢，从东京到巴黎彼此依偎，光景温软得如同他为她画的那些画儿。

《琴课》里，她旗袍典雅，身姿婀娜，握着小提琴的手指纤细灵动，隔着近百年的时空依然感受到，笔墨落在画布上的一瞬间，饱蘸了无限的爱意，只有深爱一个人，才能让她在画中如此静美、优雅，独具光华。

《箫声》里，她唇角微扬，眼眸清亮如秋水，手指蝴蝶样地翻飞，箫声蜿蜒呼之欲出，娴雅沉静的画面下，有情感的河水缓慢而深邃地流淌。还有《凭桌》《裸裎》《慵》《静读》《传真》，单从这些画，就能读出当年他对她的深情，所以我相信，画中凝聚的一刻，是他们最美好的时光。

只是，美好终究有限。

当清寒皆成往事，繁华即在眼前，两人的关系却急转直下。

1927年回国后，徐悲鸿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在画坛声名鹊起，子女也相继出世，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牵头，为他在南京修建华美的傅厚岗公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