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代有材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

在晋商兴衰数百年的历史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商界奇才，业界领袖。他们的经历和他们的人生基本上代表了晋商历史发展的轨迹。

1乔致庸：乔家大院三代掌门

乔致庸，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出生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其父是祁县大名鼎鼎的大财主乔全美，由于兄长早丧，乔致庸为了继承家业而弃儒从商。在他掌管复字号时，买卖越做越发达，红利也相当可观。同治元年（1862年）创立大德兴票号（1884年改名大德通票号），光绪七年（1881年）创设大德恒票号。晚年时崇奉道家学说，相信清静无为的道家哲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乔致庸去世，享年89岁。

一、出身显赫，承家业弃儒从商。

乔致庸，1818年出生在祁县乔家堡。为乔家第三代掌门，其祖父乔贵发从小走口外，艰苦奋斗，在包头创立了乔家的产业。乾隆五十一年（1787年），乔贵发告老还乡时，将他创立的产业一分为三，分给大儿子乔全德、二儿子乔全义、三儿子乔全美。大儿子全德为德星堂，二儿子全义为保和堂，三儿子个美为在中堂。在这三堂中，保和堂和德星堂发展都比较缓慢，只有在中堂发展迅速，资本最雄厚。后人们讲的祁县乔家，实际上就是指乔全美在中堂的后代。包头复字号，也主要是由乔全美的后代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乔全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生于祁县。不到20岁就去包头子承父业经营商号。他是乔家包头复字号的创始人，也是包头复字号发展壮大的奠基人。他继承了父辈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又从秦家（与乔贵发合伙经营的人）的败落中吸取深刻的教训。乔全美为子孙制定了严格的家规，如不准吸鸦片、不准纳妾、不准赌博、不准冶游、不准酗酒等。并在经营实践中，摸索制订了一套比较严格的号规和各种经营管理办法。乔全美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乔致广，早逝而且无后，二儿子就是后来声震华夏的乔致庸。乔致庸，人称“亮财主”。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出生，是乔家甚至晋商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在青年时曾考中秀才。父亲乔全美1825年去世，由于其兄乔致广早丧，家族产业无人主持。于是乔致庸弃儒从商，而且很快在经商中显示出了卓越的才华。

二、主掌乔家，大力发展“复字号”。

乔致庸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掌握了家政，才能出众。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乔致庸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和规模，先是独立投资在包头财神庙街西北路增设了复盛全商号，后又增设了复盛西商号于包头瓦窑沟口路西，经营业务与原来的复盛公相同，以经营油、酒、米、面“六陈行”为主，还经营当铺、绸缎、副食杂货等。咸丰年间，又以包头“相与”抵债的280亩土地，在南龙王庙一带，开垦出复盛菜园，种植蔬菜，供应来往客户和市民，每年获利颇丰。在乔致庸的大力推动下，乔家在包头的产业迅猛发展，就这样联动发展，到光绪初年，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等字号的业务一直都很好，利润一年比一年增多。当时，他的字号一般是以三年一结账，按股分红，每股分红都有几千两白银。几十年的经营，乔致庸为乔家增加了无数的财产。乔致庸经营的乔家复字号，一直繁荣昌盛，长盛不衰，有其独特的经营之道，其中资金使用上的奥妙就是统一调度和使用。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的公积金都存在统事德裕永堂名下，平时不得擅自动用，遇有生意亏赔或甚为紧急需款时，才准支用。此外，还把“德裕永”三字拆开，由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各占一个字，称为复盛公德记、复盛全裕记、复盛西永记的联合组织，以复盛公为总领导，做一些三号合伙买卖。在各号内部，资金运用更为得当，如复盛公资金雄厚，经营行业多，运筹相当灵活，春天当铺赎货收进现款做菜园开支，秋天菜园进款，订做购买粮油之用，其不失时机、循环利用、相互支持，其他商号根本不能相比。当时的包头市场上，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三大号共有19个分号，四五百名伙友，实力强大，门路又宽，加上号规严格，组织健全，乔致庸对掌柜们非常信任，使掌柜们做起事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复字号兴盛后，在包头商界也逐渐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和社会地位。在道光、咸丰年间，包头商业兴旺发达，人口逐渐增多，地方上的诉讼和行政治安等等事项颇为零杂，当时清政府对此并未加大管理力度，而包头巡检的职权又有限，面对这种不断发达的市面，包头的商人渐感无力应付。随后，他们不得不自行组织自治机构，维持市面；复字号当时是居领导地位的，联合各行业组织的“大行”机构，一面解决商民大小纠纷，一面处理巡查弹压以至拘押人犯等街市治安事宜。后来，“大行”改为商务会，商务会的会长长期以来都是由复字号的掌柜轮流充任的。复字号也曾利用其优越的地位，扩大了经营规模，获得了大量的利润。

三、创立票号，后发制人。

在乔致庸主持乔家产业时，山西的平遥、祁县、太谷也都发展起了不少金融组织，特别是山西的票号，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几乎统治了全国的汇兑业，故后人有山西票号汇通天下之说。乔致庸在票号产业上是落后于当时潮流的，但他却能后来居上，先后在祁县开设了大德通和大德恒票号。大德通票号，原名大德兴票号，成立于同治元年（1862年），光绪十年（1884年）正式改名为大德通票号，它虽然是一家建立较迟的票号，但是资本雄厚，声誉较高，持续时间也较长。这个票号最初资本为6万两白银，到光绪十年（1884年）时，发展为12万两，后来资本增至22万两，到歇业时，资本达35万两。由于大德通票号资金雄厚，人手齐备，经营有方，在商界信誉甚高，开出的银票能长期在市面流通，存款源源涌进。先后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包头、济南、西安、汉口、沙市、上海、开封、重庆、苏州等地设有分号。这个票号业务量很大，盈利日益增多。特别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乔致庸破格聘用高钰为大德通票号总经理后，高钰受财东之重托，决心要报知遇之恩，精心料理号事，使大德通票号很快在金融界打响，成为全国的重要票号之一。一次账期分红，共盈利74万两白银，每股分红达17万两白银，这在大德通票号的分红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甚至在整个票号史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乔致庸建立的第二家票号是大德恒票号，这个票号创建于光绪七年（1881年），设在祁县城内西大街路北，最初资本为6万两白银，后增加到26万两：这个票号的经营情况一直比较好，特别是将阎维藩聘请为大德恒票号总经理后，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展，不但有汇兑、存款、放款，还发行银票、代办捐项。并在北京、上海、天津、安东、汉口、平遥、太谷、介休、忻州，禹县、盂县、博爱、清化、沈阳、营口、呼和浩特、张家口、开封、长沙、重庆、广州、香港等地开设了分号。大德通和大德恒票号建立后不久，乔致庸就将这两个票号交给其孙乔映霞管理。之后，这两个票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四、晚年崇道，信清静无为哲理。

乔致庸注重教育，经常督促儿孙学习，本人也十分的谦虚好学，经常手不释卷。他为人颇有善行，经常周济贫苦乡邻。光绪三年（1877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民谣：“光绪三年，死人一半”。当时，乔致庸曾开仓济贫。为此，光绪八年（1882年）版《祁县志》予以记述褒奖。其晚年崇尚道静，信清静无为的哲理，故长寿而终。

五、兴修大院，形成规模宠大的建筑群。

祁县乔家大院，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那时，乔家堡村的街道结构，并非后来的格局，乔家大院座落的地方，正好是大街和小巷交叉的十字路口。乔致庸之父乔全美和两位哥哥分家后，在十字路口东北角头买了若干院落，在此基础上建起楼院。格局是里五外三的穿心楼院，主楼造型为硬山顶屋顶，有窗棂而无门户，是封闭式统楼，因而该院又叫统楼院。主楼与倒座门楼隔二进门遥相对峙，很有气势。并在主楼东面修盖了附属偏院。这就是乔家大院最早的院落。

乔致庸当家后，乔家的产业越来越大，不仅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而且人丁兴旺，家族繁衍很快，房屋住宅又显紧张。于是，在同治初年便开始了再一次的大兴土木。先是在老院西边，隔一条小巷，购买了大批房屋地基，又修建了一座楼院，同样也是里五外三的格局，两楼对峙，只不过主楼改为悬山顶通天柱屋顶、有阳台走廊的明楼，因而又叫做朋楼院。由于两座楼院中间隔小巷并列，又都是穿心过厅院，后来人们便把它附和为“囍”字结构。乔致庸修明楼院之后，又在与两楼院隔街相望的地方，陆续兴建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院。东面的叫东南院，西面的叫西南院。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十字路口四角，为后来连成一体，奠定了基本格局。当时政治黑暗，治安很不稳定；为了保卫自身安危，乔致庸决计修建全封闭的堡式大院。但这不是一件易事，所用宅地就是首当其冲的难题。为此，乔致庸费了许多周折，花了相当多的银钱，才取得了街巷的占用权。据说，乔家堡村关帝庙的石碑中，就有一块碑，专门记述了“在中堂”当时购买街巷使用权的详细情形。至今，乔家大院南北墙上还有“泰山石敢当”、“一善”石刻，那正是原先小巷所在的位置。乔家取得街巷占用权后，把巷口一堵，小巷便建成了明楼院和西南院的偏院。街口一堵，东面兴修了大门，西面建起祠堂，两楼院外又扩建了两个外跨院。并通过大门顶楼为桥梁，在各院房顶增设通道，使四院连同。房顶又增修眺阁、更楼，作为巡更嘹哨之用。这样就形成了城堡式的建筑群。这一次兴建，从同治初年开始，到光绪中期结束，大概经过了20多年时间。乔家大院以后还修建过一次，祖先祠堂也进行了迁移，不过这就到了乔映霞当家主持家政时期的事了。

纵观乔致庸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也曾想“以儒求昌门阀”，但又感到那种舞文弄墨耍笔杆子的生涯毕竟是舍本逐末，即便考取一官也没有多大油水，再加父兄早死，于是，他决心继承祖业，在商界大展拳脚。由于他能灵活应对，善于筹谋，使乔家资产大有发展。如果说乔贵发是乔家基业的开创者，那么，乔致庸就是乔家殷实家财的奠基人。他还谆谆教导儿孙：经商之道，首在重信，即以信誉赢得顾客；次讲义，不以权术欺人，该取一分取一分，昧心黑钱坚决不挣；第三才是利。必须戒三个字：骄、贪、懒。另外，他治家颇严，将《朱子格言》写在屏门扇上，以作日日之鉴。儿孙若有过错，则令其跪在地上承认错误，再从头到尾背诵《朱子格言》，然后还要训斥一番。为了教育后代，乔致庸还把他亲拟的对联写好刻成，挂在内宅门上。上联是：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下联是：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儿孙，时刻注意勤俭节约和做人的道德，千万不能贪图安逸。到了晚期，乔致庸一改以前的对经商的热衷，超脱得很，将家产交给儿孙主管，自己却终日以诗书消遣。他非常欣赏王维的诗，特别是“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这一句。在70岁大寿时，他还亲自录了邹梧罔的辞寿诗：“天与我年屈古稀，自惭老去转增痴。花生眼底书抛久，棘着手中笔运迟。愚戆难容招物议，偏衷偏执任人嗤。从今过此当何若，眼食是安学小儿。”此时，乔致庸对于家族中的事已不太过问了，一切听其自然，发挥儿孙们的作用。后来，他又崇奉道家学说，特别是对清静无为的哲理更加崇拜。因此，特让其孙女婿赵铁山书写了《省分箴》为座右铭，“物禀乎性，人赋于命”。他深知“满招损”、“乐极生悲”的道理。他晚年对其六个儿子做了分析，认为没有一个能当他的继承人，只有长孙乔映霞天资聪颖，性情忠厚，因而对其十分器重。经常对其进行人生哲理教育，从而使乔映霞很快成熟，小小年纪就成了一个很有才干的人物。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乔致庸87岁时，最小的儿子乔景僖去世，当时乔景僖才20多岁，他的去世，对乔致庸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由于白发人送走了黑发人，一气之下，乔致庸染病卧床不起。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乔致庸离开了人世。

2雷履泰：中国私家银行第一人

雷履泰，生于清乾隆三十五年，卒于道光二十九年，山西平遥县洪保村人，他首创了山西票号，对我国金融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雷履泰自幼在私塾读书，后弃儒经商，办事干练，极具才华。清嘉庆年间，他受雇于人称“李二魔子”的李箴视家，任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总号掌柜，自此，他就与掌柜结下了不解之缘。“西裕成”颜料庄总号早期是一个颇具规模的作坊，是一个制作和贩运相结合的商号，在北京、天津、汉口、重庆等地设有其分庄。

日升昌的诞生完全源于一个偶然的事件。一天，一位山西同乡到西裕成商号，委托雷履泰办一件事情。他想把钱交给这在平遥的总号，然后让其家人在京城的分号支取。大掌柜雷履泰一想，这样既方便了同乡，又结交了朋友，百利无一害的事情，自己有什么理由拒绝他呢？便点头答应了。

俗语说“凡事开头难”，走出这第一步，周围的人知道了这件事后，于是就都到西裕成汇兑钱财，但是西裕成商号并没有提供两地汇兑的义务，于是开始收取一定的费用，雷履泰收费的原意是一旦收费，他人就不会来汇兑了，想不到，恰恰相反，来汇兑的人越来越多。

雷履泰刚开始有点不解，为什么要交纳费用，他们还乐此不疲地来汇兑？但没有几天他就想通了。

他是站在顾客的角度上去盘算清楚的。

山西人在外经商的人很多，年终结账，往老家捎钱多让镖局负责运款，不仅运费高，还有很大的风险，常常会遇到土匪劫去银两。他们将银钱存入北京西裕成分号，由经理写信给总号，在平遥总号取款。此法不但保险，而且方便，愿付一定汇费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雷履泰想通了之后，认为这是生财大道，必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便结合了历史上的汇票经验，开始兼营京晋商号间商业汇兑业务。

1826年，雷履泰同西裕成的东家李箴视共创“日升昌”票号，并制定了一套规范严格的取款制度，日升昌自创立起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被冒领的现象。他们甚至还掌握了先进的水印技术，但因为没有出现假票冒领的现象，所以水印技术还没使用于票据制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