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崛起，缘于明初“国防线”位移长城、“开中法”的实行，在长城沿线形成了一个以军需品粮食、被服等为主的大市场，这是客观因素，但起决定因素的，是他们能够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纳粮换引”，大做盐生意而获暴利。

但如果说单凭这样的机遇，就足以称霸商场五百年，那是对晋商兴衰历史的曲解。晋商的群体崛起，辉煌并不是在“开中法”实行的明初，而是在改“折色法”之后。这时候，时势造成的区位优势已不复存在，晋商已享受不到什么“优惠政策”了。但他们没有消极等待机遇的再次降临，而是以披荆斩棘、矢志不渝的开拓精神，自己为自己创造新的发展机遇。

明朝中后期的经济形势是，资本主义萌芽已在东南地区稀疏地出现，商业发达的域镇在这一区域呈现群体式崛起。而占尽天时、地利的徽商，正在攻城掠地，势力遍及全国各地，故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如果去同一个地方，与徽商硬拼，那晋商可能失败，顶多争个两败俱伤，谁也不会利用这一机遇获利、有所作为。因此，晋商一面奋力继续与徽商在江淮争盐利，一方面独具慧眼、另辟蹊径，在没有“优惠政策”提供发展机遇的时候创造机遇，英雄造时势。

塞北的蒙古、俄罗斯地域辽阔，是天然的游牧经济文化区，与中原的农耕经济文化区存在着极大的互补需求。晋商没有把那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视为畏途，而看到了那是难得的发大财的机遇。这一机遇，并非地理环境带来的，而是做市场做出来的。如果晋商不主动出去，不去积极地创造，那远在蒙古、俄罗斯的发财机遇，等上一千年，也不会轮到晋商头上。

机遇是含辛茹苦、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地走出来的，绝对不是等出来的。

同样地，“闯关东”也是闯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一年一年地闯，一辈一辈地闯，闯过了多少风风雨雨，闯过了多少险滩、难关，才闯出了大市场、大成功、大辉煌。如果不主动去闯，蹲在黄土高坡上的小山村里，关东发财的机遇，无论怎样，也不会属于这些晋商所有。

由此可见，创造机遇虽然艰难，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做大”，也可以“调整”、“整顿”；可以大举进击，也可以守住已有的阵地、积蓄新的实力。还有什么比机遇属于自己更重要的了。

机遇不会主动的落在每个人的手中，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创造的。

没有洞悉时势的眼光，没有必胜强者心态，没有促使变化的实力，是不会创造出任何机遇的。

晚清社会走向末落的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比洋货冲击的“外力”更强大的“内变”。随着火车、汽车逐渐取代老牛破车；随着电报电话变成神话传说中的“千里眼”、“顺风耳”；随着“洋货”潮水般地涌进来，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加强了，沉重的银子流通起来就不那么方便和适应了。这种需求，长期做长途贩运生意的晋商最为熟知，他们知道那些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商人和百姓都需要更为轻便的金钱。于是抓住这个机遇首创票号从此“汇通天下”！

晋商有创造机遇的优良传统、晋商有联号经营的遍布各地的网络，晋商有足够的银子和信心，然面却缺乏汇通的渠道，没有汇通的渠道；浙商首创了民信局，邮传四方，刚好被晋商所利用。这时候的浙商在资本和市场占有的份额上，尚不足以与雄霸市场的晋商较量，故首创票号的机遇被晋商抓去了，浙商只扮演着“补充”的小角色。

但一次创造机遇成功，并不等于永远能创造机遇成功。

浙商利用“五口通商”的机会，加强了宁波与上海的经济联系，充分发挥海运的传统优势，在促进南北及中外物流中，大获暴利。更重要的是，浙商牢牢抓住上海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城镇崛起为大都会这一时机，全面介入市政建设和公益事业中。在积聚财富的同时，也使自己蜕变为现代商人。从整体素质上，此时浙商已超过了过去难望项背的晋商和徽商，避免了衰亡的厄运。

当外国资本大举入侵时，浙商不失时机地率先组建了自己的银行，既顺应了时势和市场发展的需求，自己也大获其利。并不像晋商票号迟迟不能改组为银行，除旧布新、再创辉煌的机遇一次次都错过了。

与此时的浙商相比，晋商真的是落伍了，他们没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没能创造出创新发展的机遇。故此，等待他们的只有末落与消亡。

4成由勤俭败由奢

富起来很难，但穷起来却很容易，金银再多，一旦流失起来，就比流水还快。晋商的衰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失去对财富的爱惜，比没有财富更穷。

财富也是有灵性的。

谁对财富有诚心，谁就应当拥有财富。

那些视财富如粪土的人，自己首先变成了粪土，财富是不屑于与他们为伍的。

富不过三代。

这是一句人人皆知的古话。就事实而言，想要发财致富的人，无不勤俭节约、矢志不渝，靠艰苦创业的精神和非凡的智慧达到目的。自身无疑是进取的一代。作为继承者，深知前辈创业的艰难，手中的银子都是从汗水中泡出来的，故也能兢兢业业、勤俭持家。有的还能把先辈的奋进精神发扬光大，创造出远胜于先辈的富足。不过，这样的毕竟有限。更多的是，继承先辈财富的时候，也就继承了其创业的艰难，惟有勇往直前，别无其他选择。所以，第一代若算创业的一代的话，那第二代就是继承的一代了。

等到了第三代，那情况就与前两代大不相同了。这时候，艰难的财富原始积累阶段已过，创业有成，前两代人的努力留下了极为难得的财富。他们完全可以坐享其成，躺在祖先的遗产上养尊处优，何必再去奋斗呢？

这个时候，人们内心贪图安逸的欲望便偷偷溜了出来，这种欲望一旦形成，那就再也无法回头。

有动物学家作过这样的实验：关在笼子里的大白鼠，只要眼前还有一粒米，就躺着不动。那怕白菜叶就在身后，只要一转身就能吃到，它也懒得动一下。直到什么食物都吃完了，才慌恐起来了。

人的懒惰和大白鼠一样。

由于有了先辈的积攒，一生可能也不会有衣食之忧，再创业不创业，对他们而言，似乎意义并不大。所以，第三代往往是“垮掉的一代”、堕落的一代、走向衰败的一代。

艰苦创业、继承发展、走向衰败，这样的“三段式”兴衰规律，似乎成为了一个定律，晋商虽打破这个定律，其中有很多都富过了三代，甚至五代、十代，然而最终他们所走的仍然是这样一个过程。

晋商大多是家族制企业，其兴衰史对这一定律有所打破，但多是符合的，是这一定律的验证。

“介休有个三不管，侯奎灵哥二大王。”民谣中所说的侯奎是介休赫赫有名的富商侯荫昌的侄孙。这位阔少，之所以与另两家富商冀家冀国宝的长孙和郭家郭可观的弟弟一起成为谁也不敢管的恶棍，就在于他们一个个都是为富不仁、横行霸道的纨绔之徒，是介休的一大公害。三恶少平日沉醉于声色犬马、斗富、吸鸦片之中难以自拔。他们身上，哪里还有其曾祖辈来字辈开设“蔚字五联号”票号的气魄和胆识？更找不见其先祖人称“侯百万”的侯兴域等走南闯北、艰苦创业的精神！甚至连其祖辈侯荫昌等的昌字辈那种勉力维持的忍耐也没有。

他们根本就是其先辈财富所衍生的寄生虫，既无守祖业之能，又无做人之德，把几代人辛辛苦苦积累的家业，交给这样的不肖子孙，侯家的几代积聚起来的财富“何愁”不能耗尽？

富可敌国的家业在他们手中葬送了，连自身也被活活冻死了。这样的结局让人觉得可怜而又可耻。

侯家的兴衰，是过了三代，但却未跳出“三段式”规律。事实上，晋商大多都是如此。

平遥毛氏的兴衰同侯家相差不远。

毛氏家业的创始人毛鸿翙原为日升昌票号副经理，因与经理雷履泰不和，便去介休侯家开办蔚泰厚等五家票号，称为“蔚字五联号”，与日升昌争雄。由于毛鸿翱创立的票号为侯家带来了滚滚财富，使侯家家业大发。为表其功，侯家除在其票号蔚泰厚、新泰厚各为毛鸿翱顶身股一股外，还特许毛氏子孙世代在其票号中参股。

这样，毛家的家业开始勃发了。除过每个账期丰厚的身股分红外，参股获利就更多了。到了光绪初年，毛家股份占到了蔚泰原股份的近五分之一。

到了毛鸿翙之孙毛履泰时，毛家进入了极盛期。除过继续持有蔚字票号的参股外，自己还开设了永泰庆和永泰裕票号、永泰昌钱庄、晋泰昌布庄、日生烟店。富丽豪华的“毛家堡”的修建，足以显示毛家的富有。

但毛履泰之后，毛家子孙却都成了败家子。他们只会吃喝玩乐、大吸鸦片，把其祖先积攒的所有财富挥霍殆尽还不够，连自身也沦落街头，整日为能否苟延残喘而担忧。如果有人说，他们是中国票号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毛鸿翙的后代，恐怕无人会相信。

他们连命都保不住了，哪里还会去创业？！

毛家的兴衰，虽然也过了三代，但仍未逃脱“三段式”规律。

成由谦逊败由奢。贫穷固然可怕，富足却更让人胆寒。贫穷时，可怕的是由贫穷导致的困苦，难以忍受；富足时，可怕的，不再是困苦，而是奢侈。

挥霍财富是浪费、是犯罪，更是对自身心性、灵魂的侵蚀。一旦进取心丧失了，财富还会有吗？堆积如山的金银，如果流失起来，那比流水还快。所以，没有进取心比没有财富更穷！

现今社会上有一种普遍现象，颇能发人深省，那就是穷人、很穷很穷的人，一旦“阔起来了”，尤其是一夜暴富起来之后，几乎都毫无例外地选择“腐败”。由过去的爱财如命变为挥金如土的时候，自身也就由物质贵族变为精神乞丐了。

无疑，这是一种社会病。

与其说是富贵病，不如说是典型性贫穷病。一味只追求财富与肆意挥霍财富，所宣泄的，都是对财富的强烈的占有欲。得不到的时候只想得到，得到了就要挥霍，却不愿让别人也得到，这是疯狂的私心在作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