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江先生去世一十八年，我们才来纪念他，以前只是记在心头，没有为他开过会，写过纪念文字。

我跟贤江先生在商务印书馆相识，同在编译所。他编《学生杂志》，可不是主编。他一方面顾到主编人的意旨(在当时也算不得高明的意旨)，一方面不肯放松读者的利益，居然使《学生杂志》在学生界起了不小的作用，现在的中年人还记住民国十几年间《学生杂志》给他的影响。这件事看似平常，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他的生活最有规律。工作时间以外，什么时候读书，什么时候运动，很少有更改；偶尔去看他，见他必恭必敬的坐在那里用功，立刻想起这是他的读书时间，就不好意思多坐了。我好几次猜想，他这么认真，大概受过理学家那一套说法的影响，后来知道果然。但是他那时候已经是个革命者了。从阶级意识说，从唯物唯心的观点说，革命者跟理学家截然不同。然而在凡事认真这一点上，彼此是相同的(那些假冒的当然不能算在内)。从理学转到革命的似乎很有几位，恽代英先生也是一个。

他怎样干革命活动，我不大清楚。只知道到编译所来看他的人很多，会客室里时常可以见着他。青年们对他很有信仰，开什么会往往找他去演说。他曾经邀我加入共产党，有一天，他叫我晚上就去行入党式，我没有答应他。

他平时研读跟著译的大多在社会科学跟教育方面。他对于教育的见解，现在看来也还是正确的。本来，只要认定教育并非孤立的事项，只要认定教育该为什么人服务，见解就错不到哪里去。我想，如果他健在到今天，也许早就到老解放区干了多年的教育工作吧。凭他的认真精神，配合着解放区里色色求其土生土长的风尚，在教育上该会有不少的贡献。

他讲究卫生，经常作健身操，挺挺的高高的身躯，肩膀宽阔，脸色红红的，谁都看得出他是个标准的健康人。不料他忽然病起来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好像是肺结核。只记得去看他的时候，他不是静静的坐着就是静静的躺着，说需要多休养。后来病侵入了肾脏，医治总不见好。他的夫人韵漪照料他无微不至，不说自己劳困，只为他的病在他看不见的时候皱眉。最后到日本去治，割了一个肾脏，经过相当好。可是不几天突然转变，他去世了。韵漪带回来他的骨灰。

十几年来，韵漪在学校担任教师，艰苦的生活，勤劳的服务，直到如今。朋友间都说她不愧为革命者的遗族。一个儿子在抗战期间进了苏北解放区，就没有消息，历年来托有关方面详细打听，毫无结果。朋友们都想，恐怕牺牲了，可不敢当她的面说。最近上海传来消息说她的儿子有了着落，大家替她欢喜，她的欢喜当然可想而知了。

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