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很快就揭开了。不到两个月，有人告诉他，李士珍在中央警官学校内公开批评他，说他是“完全外行”，由这样的人来主持全国警政，非弄得一团糟不可。究竟为什么这么快闹翻了脸？原来，李向他推荐一批骨干想在新成立的警察总署中抢地盘，他虽然接受了几个人，却没有全部满足李的愿望。这样一来，李就大大不满，内心愤懑，于是爆发了出来，不过这还只是刚揭开的序幕，激烈紧张的“肉搏战”却还在后头。

李士珍多年来准备了一个《十年建警计划》，抢在戴笠之前送给了蒋介石，满以为抗战胜利后成立警察总署时第一任署长就会轮到他。结果署长被唐纵抢了。李就把他的《计划》印成小册子，向人分送。可是这个计划送到蒋介石处，遭到了“阅而不批”的命运，被蒋介石搁置下来。

唐纵针对李的计划的缺点，迎合蒋介石的意图另外赶制了一个《五年建警计划》。他究竟在蒋介石身边多年，懂得蒋介石的心理比李多得多。他的这一计划大受蒋介石的赏识，准其按计划逐步施行。

唐纵计划的主旨是“统一事权，加强职能”，这就和蒋介石“戡乱建国”的方针相吻合了。他计划中的“警保合一”以及运用警察力量巩固后方治安，与大城市的警管区制、警员制，使警察与特务一元化等，都符合蒋介石的心理，因而使他这个“外行”比李士珍那个“内行”在蒋介石面前吃香得多。

为了进一步和李士珍争夺警察教育权，唐纵的计划中也采用了李的一些办法，所以看起来比李的就更完善了。

唐纵对李的那个计划，曾用讥讽的口吻批评过，说是“书生之见”。最使李伤心的是唐纵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从这个计划中可以看出李大哥对教育长很有兴趣，还想再当上十年的样子。”自然，这些话很快就传到李的耳中。据说李士珍听了气得脸色发白，大骂唐纵的计划是“邪门歪道”、“流氓作风”。从此以后，唐纵和李士珍两人从当初互找对方工作上的毛病，发展到进行人身攻击，仇恨越来越深，形同水火。不过他们在公开场合中见面的时候，彼此还是有礼貌地招呼一下，唐纵有时还故意表示亲热的样子。

唐、李之间的第一场“肉搏战”是争夺在东北设立警官学校的领导权。先是，李士珍呈准蒋介石，在东北设立中央警官学校东北分校。因此，在警察总署成立之前，他就作好了种种准备，内定黄埔二期毕业的严正任分校教育长。严是他黄埔同期同队的同学，经他推荐给蒋介石，也批准了。当李士珍正在筹备的时候，唐纵给蒋介石一个报告，请求由他派人去东北主办中央警官学校分校。理由是：当时在东北设分校，不应该是去招收训练正科学生，而是将接收下来的原东北伪满洲国的警官和替日寇充当特务的汉奸们加以短期训练，利用这些有经验的人进行***工作。因此，必须针对当时情况，由他派人去办，才能顺利完成***的任务。

李士珍对唐纵突然来这一手，非常愤慨。

唐纵是了解蒋介石的，只要提出***措施，蒋介石总是非常高兴采纳，所以唐纵在和李争夺东北分校领导权的报告中特别强调这一点。当蒋介石正在考虑将东北分校交与唐纵的时候，李士珍以辞去中央警校教育长的职务来要挟。蒋介石权衡之后决定仍将东北分校交给李去办。

这天，蒋介石把唐纵找去，说明改变决定的经过和原因。唐纵满口答应。其实当时他要办的事还很多，他之所以要同李士珍争权，真正的目的是想给李来一个下马威，给点颜色让李看看。

第二个回合是唐、李抢夺警察局最高领导权的问题。在蒋介石统治前期，边区几省一向由地方军阀割据，中央权力达不到这些边区，因此没有设立国境警察机构。抗战后期，这些边区逐渐由蒋介石掌握，抗战胜利后军统便想将国境警察局掌握起来。李士珍的十年建警计划中也专门提到这个问题。戴笠死后，毛人凤一度准备抢夺这一机构，因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无意再提这事。1947年春，唐纵向内政部正式提出，请求成立8个国境警察局：西南边境4个，分设于云南、广西境内；西北4个，分设于新疆和内蒙古。这些国境警察局，组织规模都很庞大，拟定的编制每个局都有警官百余人和警察几千名。

李士珍知道唐纵提出的计划后，立刻集中力量来抢夺。他倡言，训练国境警察局的警官，应由中央警校专门设立一个特别班来进行国境警察业务训练，等这批警官毕业以后，才能成立国境警察局。他认为，以现有人员仓促组成，不但不能完成任务，还会弄得笑话百出，有辱国体，不如暂时维持现状。他振振有辞地扬言，应以国家主权和声威的为重，反对草率从事。李士珍的这个建议，当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连立法院也同意先训练出一批人员才能设置这种机构。

李士珍向内政部提出的报告，唐纵第二天就了解到了。他立刻针对李的意见又提出一大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主张从速成立国境警察局。官司打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当时一心在搞他的***军事部署，便将这个问题交内政部处理，并指示：将来成立国境警察局应由内政部直辖，不归警察总署领导；训练国境警察局警官事，交由中央警官学校主办。

在这一回合中，唐纵没有得势。后来内政部找他去研究，他也只派一两个不重要的人去参加，他曾很气愤地说：“我们争不到手，他（指李）也不会有希望。大家都不搞算了！”就这样，直到蒋介石退居台湾，这个酝酿了两年多的国境警察局始终没有成立起来。

第三个回合是一场激烈的“白刃战”。唐纵在前两次的争夺中没有取得胜利，便利用他掌握各省的警察人事权与李士珍为难。他对李派人员借故更换了不少，或不再派充重要领导工作。李士珍为此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找唐纵问话，唐纵的答复是：这些过去一向干军事工作的人，只经过短期警察训练，担负起一省的责任不太适宜，还是多留在总署见习。

李士珍在训练警务人员时，要求受训人员都要参加他所领导的中华警察学术研究会，结业后参加中央警校同学会。李一直想运用这两个组织来和军统争夺警察领导权。

唐纵针对李的这套手法，运用他的职权对这些人员亲自进行一番拉拢活动。他在警察总署召集他们座谈，照例还请他们吃饭，并送给每人一张他自己穿最高警官制服的照片和一笔特别费。警察总署人事室在分发这些人去各地工作时，还叮嘱他们要参加当地的中国警察学会，并说明这个会是由唐纵亲自领导的。

唐纵好几次曾用非常得意的口吻说过，李士珍辛辛苦苦花了几个月培训的人，他只花半天的工夫就轻轻地拉过来了。

与此同时，唐纵还在全国警政会议上正式提出，要在各省设立一所警察学校，每县设警察教练所，由各省自己训练警官，不必由中央警官学校代办。最使李士珍不满的是唐纵还要在南京设立一所首都警察学校，培植高一级的警官。这样一来，中央警官学校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据李士珍身边的人透露，李得到这一消息，气得连饭都吃不下了。他向部下发牢骚说，他对这个教育长职务并不重视，早就准备辞职不干，是蒋介石坚决挽留，他才留下来。现在唐纵这样对付他，他反而要再干下去，不能让唐纵的如意算盘得逞，要使唐纵明白李某不是好欺的。直到国民党退居台湾，唐、李双方斗法相持不下，到了台湾还是继续斗争。后来唐纵在老蒋与小蒋的支持下，力量一天天发展，李最终被赶出了中央警官学校，由唐纵推荐军统特务乐干当了教育长，结束了李、唐之间多年来的这一场斗争。

对“党国”的前途充满悲观，认为共产党最厉害的是统一战线政策

唐纵任署长之后，使他最感不快的是首都警察厅厅长由宪兵中的元老韩文焕抢去了。蒋介石驭人的一贯手法，是有意识地丢出几根骨头让下属们争来夺去，使这些人为他拼命卖命。他虽以军统头子唐纵当警察总署长，却并不将警察大权全部交给唐纵。

首都警察厅厅长韩文焕是蒋介石手下有名的刽子手谷正伦（绰号谷屠夫，任宪兵司令多年，杀人以万计）极力向蒋介石推荐的。韩自恃有宪兵作后盾，自己又是“老资格”，加上与李士珍有勾结，便想把首都警察厅里的人弄成清一色的“自己人”，竭力排挤厅内的军统分子，因此与唐纵不断发生摩擦。

唐纵表面上虽不主张马上向韩开火，内心里却是很讨厌韩的。警察总署发出的命令，韩有时敷衍一下，有时就干脆搁下不理。有次唐纵发出一个防止各地学潮的命令，韩认为不合首都情况未予执行，而且未将命令转发下去。唐纵了解到这一情况，加上韩自己拟的办法又不向他备案，非常不痛快，立刻打电话向韩查问，韩答复使唐纵很不满意，两人在电话中争执起来，韩才答应把唐纵的命令转发下去，韩虽然把唐纵的命令转发下去，但并不遵照执行。加之特务们从中挑拔，两人之间矛盾越来越大。

特务们挑拔唐、韩两人矛盾的一个手法，是每次唐纵召集韩去总署开会时，故意把通知迟点送去，有时干脆不送。他们的办法很巧妙，在送这些通知时，往往先把一件不重要的东西送去。唐纵是很细心的人，遇到韩没有按时来开会，便要追问通知送了没有？特务们便拿出送文簿给他看，明明是按时送了去。其实，送文簿登记的是一份普通公文，而开会通告却是隔了些时才送去的。韩不能准时参加或不参加时，唐纵总认为韩目中无人，瞧他不起，更恨韩。特务们这种做法，是希望唐纵把首都警察厅夺过来。这样他们在南京为所欲为就更方便了。

从1947年夏天开始，唐纵决心要去掉韩文焕这个眼中钉。他自己并不直接出面去请求蒋介石撤换，而是经常跑到保密局请求郑介民、毛人凤帮助他；发动在南京的军统特务从各方面搜集韩的贪污不法罪证，通过保密局向蒋介石去检举。韩任厅长后，大大小小的贪污事件本来就很多，经过特务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去搜罗，几个月工夫便找出一大堆来，蒋介石便决定要撤换韩文焕。

唐、毛两人都从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们口中了解到这一情况，都准备把与自己有关的亲信推荐出来接替韩的职务。正当唐、毛两人为此争夺不休的时候，郑介民却轻易地抢了过来。郑介民提出他的小同乡和私交最深的黄珍吾来，蒋介石一向很器重这个人，果然一保就准。黄珍吾虽不是军统分子，但军统可以完全控制他。宪兵方面也因黄是老团长，夙有渊源，就这样很顺利地接掌了首都警察厅长。黄对唐纵是俯首贴耳，惟命是从，从此改变了警察总署命令刚出署门就碰钉子的现象。

唐纵收拾宪兵系统的北平警察局长汤永咸，是没有费多大气力的。韩文焕下台后，特务们便怂恿唐纵，一不做二不休，把汤也拉下来，而以军统特务杨清植接替。蒋介石批准后，特务都很高兴，认为这些失去的“地盘”又一个接一个夺了回来。

唐纵和毛人凤对上海警察局长一职早就想夺了过来，淮海战役发生后，原上海市警察局长俞叔平在内外夹攻之下，由汤恩伯出面保荐毛森接替了这个职务。

在两年多时间中，唐纵终于把要抢的都抢到手中。

到1949年4月，唐纵已不再是那么兴致勃勃、劲头十足了。当时由于蒋军主力大部已被歼灭，南京人心惶惶，高官们的家眷都在作逃往台湾、香港和国外的打算。唐纵还在故作镇静不送他的老婆和孩子们走。有人问唐纵为什么还不送家眷走的时候，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如果一动，别人的闲话就更多。”他沉思了一会又说：“迟早是要送走了。我们都得走的。”接着他谈到当时的局势，认为很难乐观。他非常恨李宗仁，认为这个时候还不能和蒋介石合作，要抢总统当。他对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有相当了解，说共产党最厉害的是统一战线这个政策，将来许多国民党的大官都会被拉过去。

他的话中充满着悲观情绪。

几个月后，唐纵从上海坐飞机离开了大陆。到台湾后的第二年，他被蒋介石派往韩国任驻韩国大使，1954年回台后先后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省政府秘书长、“中国农民银行”总裁等要职。1976年蒋介石病逝后，他在家中伤心了一个多月，1981年在台北病逝，终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