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毛人凤和陈诚同住在军统局局本部隔壁的杨森在重庆的房子里。他们每天进出见面的时候，尽管毛人凤很客气有礼貌地向陈打招呼，陈总是爱理不理地看一下，彼此极少交谈。戴笠死后，陈比过去更有权势，有次他在重庆军委会大礼堂讲话时，公开把军统骂了一顿，并说像军统在抗战期间搞的那些游杂部队比土匪都不如。毛人凤听到这些话，长长地叹了几声，深深感到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从那以后，他便决心要想尽一切办法来缓和陈诚对军统的恶感。他除了低声下气去请教之外，便托杨森去和陈拉关系，可是收效仍不大。陈诚到南京后，照样对军统进行过公开的责骂，但后来突然间一下改变了态度。陈诚和毛人凤竟然往来得很亲密，这中间有这么一个过程。

戴笠在世的时候，公开和陈诚作对，但彼此均为蒋介石的亲信，谁也奈何不了谁。有次邮电检查所查到一封信，是在陈诚六战区长官部工作的几个军官和在重庆的陆大同学联系。他们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认为蒋介石本人是非常想把中国弄好，可惜被一些贪官污吏和昏庸老朽所包围，所以才把中国弄成那个样子，便联合一些人想发动一次军事政变，来一次“清君侧”的运动。他们愿意忠心耿耿拥护蒋介石，希望这个“独夫”能把中国治好。

本来这样一个情报和线索，不值得大搞特搞一番，一般情况下只是注意一下他们的言行，看有没有什么发展，再作决定。因为这些人都不是带兵官，大都是些幕僚人员，一共又不到几十人。最初这件情报还没有送给戴笠去看，只由毛人凤照例批了“继续侦察，予以监视”几个字便算了。有天中午吃午饭时，毛人凤听到戴笠在谈有人对何应钦等不满意，便拿这件事作为笑话一样讲了出来，引得当时在场的许多人都笑了起来。戴笠一听有第六战区的人在内便特别注意，决心要借此小题大做一下，马上叫毛人凤把这一案卷送给他去看，并下令严密注意搜集证据。

但是过了好久，一直到陈诚调任丰远征军总司令时都没有新发展，大家都慢慢地忘记了这件事。后来，云南站方面又从远征军总司令部方面得到有关这个小组织的一些材料，才又引起戴笠的重视。后来云南站弄到这些人的一份组织章程和一些行动计划。戴笠一查原卷，还是这几个人，都是从六战区调到远征军总部去的。其中最使戴笠注意的是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是陈诚的亲戚，这一来他就有话好讲了。他一面签报蒋介石，说这些人准备发动兵变，一方面向何应钦等暗示陈诚系统的干部要对许多高级将领进行暗杀。

蒋介石初尚犹豫不决，但在戴笠的挑拨离间下，加上许多终日在蒋介石身边的人也从中进言，这样才由蒋介石下了手令给陈诚，要他把这几个在远征军总司令部的人交出来，送到重庆审讯。陈诚为了洗清自己，不得不让特务头子张振国把这几个人扣押解送到重庆交给军统。在此同时，军统也把在重庆的几个有关的人一起扣押。

当这些人被送到中美所后，戴笠亲自连夜审讯。

这几个人被秘密地分开囚禁在中美所内的警卫大队部很久，毛人凤还叫总务处给他们买过一两次日用的东西。审去审来，他们就是不肯承认是陈诚的指示，而只承认是他们自己发起的。

由于证据不足，也无法签报蒋介石，这案便一直拖到戴笠死后还没解决。

当陈诚极力打击军统，毛人凤感到这人连戴笠也没法对付得了而一心想改变态度去巴结的时候，毛人凤忽然想起这件事来，便立即签报蒋介石，替这几个人翻案，用来讨好陈诚。当时表面上是说为了清理积案，要把他们交给军法局公开处理，实际上等蒋介石一批准，便把他们释放了。这几个人关了三四年，最后成了毛人凤讨好陈诚的本钱，果然不久以后陈诚的态度有了改变。毛人凤也趁机去见过几次陈诚，向陈表示愿意听从陈的指示。

当时不少特务对毛人凤这种卑躬屈膝的态度反感，便在背后说他的闲话，而他却以能打通这一难关而沾沾自喜，常向一些大特务表示他的才能。以后陈诚当东南军政长官时，还主动提出把保密局一个最庞大的外勤单位技术总队的全部经费由他负担，还特别对保密局人员迁逃台湾给了极大便利。

戴笠生前的一些人事关系，毛人凤也想方设法把它继承下来。他为了讨好何应钦，除了把美国送给戴笠的四辆新式小轿车恭恭敬敬地送何一辆外，多方面找机会去拉何的关系。军统大特务沈醉于1948年去云南当站长时，他一再叮嘱要多与何的侄儿(实际上是何的过房儿子)何绍周联系。何绍周当时是云南警备总司令，与云南主席卢汉一直闹摩擦，他企图赶走卢汉由他兼省主席。沈醉去昆明不久，便了解到这一情况，即写信向毛人凤报告。毛人凤回信叫他应当多方支持何的这一计划。何也满以为有靠山，又得到军统的支持，他当主席的梦不久便可实现。

当时有几个成天陪何绍周去打猎的云南方面的要员，他们虽然是卢汉的老部下，可是也同样支持何。他们在野外打猎后休息时，便无话不谈，公开讨论如何进行倒卢的计划，甚至连人事上都预先作好安排，准备用什么人当省府秘书长，什么人当民政厅长等。当时云南警务处长李毓桢是军统老特务，毛人凤也要联合他一同暗中倒卢。李因为自己是云南人，对何那种不顾一切滥肆搜刮有点不愿意。当云南警务处扩大为云南警保处的时候，毛人凤便向唐纵提出警保处长一职不能再给李毓桢，唐纵同意了这一意见，而委派了反对卢的云南人邱开基为警保处长，将李降为副处长。何绍周去南京见何应钦时，毛人凤特地设宴招待何绍周，并表示一定竭力支持他当省主席。结果由于蒋介石不同意，使他白费了一番心思。

军统在贵阳办的一张报纸，有次提到何应钦是贵州第一个大财主，何知道了非常气愤，立刻打电话找毛人凤去询问这一情况。毛人凤听了急得要命，马上下令把这张报纸停刊，并将贵州省站站长兼保安司令部情报处长周养浩免职。当毛人凤把处理情况向何应钦报告时，连何也感到处分太重，而有点过意不去。当时多少军统特务在背地里骂他过分迁就这些权贵们的时候，他还公开提出要求特务们不准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以免增加他的麻烦。他不止一次对人说：“连委员长都看得惯的事，我们又何必去这样得罪人。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特务们了解他这一作风后，都以此为戒，再也不敢去触动这些权贵们一下，怕惹出岔子受到严厉的处罚。

毛人凤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击败比他资格老、威望高而且长期得到蒋介石信任的郑介民，这与他讨好俞济时和蒋经国这两个人是分不开的。他对俞济时开口“侍卫长”，闭口“侍卫长”地叫个不停，见俞时的态度和语气完全像部下对长官一样。俞对毛人凤有好感，肯替他在蒋介石面前说好话，一方面是由于毛人凤会巴结，又是浙江同乡关系，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毛人凤能投俞所好，不断向俞馈赠贵重礼物，俞也一向把军统这个单位看成是他生财有道的地方。

郑介民假惺惺地冒充廉洁，自己一向不出面搞钱，却指使他老婆出面，可是钱一到她手中，便再也不肯拿出来，所以郑介民得不到一滴油水。他自己也不敢把军统财物拿去作私人应酬。

毛人凤虽然同样利用老婆出面搞钱，但他的老婆比郑介民的老婆厉害得多，她是受过训练的女特务，曾做过殷汝耕的工作。她和毛人凤结婚后，对毛人凤在工作上有不少帮助，不像郑介民老婆常常给自己的丈夫帮倒忙。她为了使毛人凤能往上爬，便把她贪污来的钱替毛人凤活动，给俞济时送礼往往是由她去出面。她常常劝别人学她，说：“要想偷鸡，也总得撒一把米当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