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虽经调处，但双方各执一词，都向蒋介石告状，请求严惩对方。蒋介石大发脾气，把唐纵和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叫去大骂一顿，责令他们两人迅即查个水落石出。唐纵奉令后，又认为是件大伤脑筋的事。第二天，唐纵去到上海亲自进行调查。他除了听取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的报告外，还把保密局上海站长刘芳雄、上海市政府调查室主任王新衡、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以及在警察局工作的军统特务派去研究，并从各方搜集材料。唐纵在上海搞了一个星期左右，总算把事情真相弄明白，确定是宪兵先开枪打死了警察，警察才进行还击。

秦德纯调查的结果，也和唐纵所查得的情况差不多。他们研究了以后，决定把几个首先开枪的宪兵带到南京交国防部军法局去审讯。

南京军法局将解到的六七个宪兵，经过一两个月的审讯，才决定把首先开枪打死警察的宪兵罗国新予以枪决，其余的几个分别判以徒刑。这场宪警血战案虽然是警察方面得到胜利，张镇却将唐纵当作仇人。原来，张被蒋介石狠狠骂了几次，把怨气都怪到唐纵的身上，两个人弄得都不讲话。唐纵虽竭力避免闹人事摩擦，结果还是没有避免。有一天，唐纵到保密局和毛人凤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感叹地说：“过去总认为戴先生爱和人闹意气，弄得各方面印象不好。今天才感到负起责任以后，这些事总是无法避免得了的。”毛人凤等他一走，便幸灾乐祸地对几个处长说：“唐纵先生过去一直说别人不会处好人事关系，今天轮到了自己头上才懂得这种困难。不像他在侍从室那样不与别人直接接触，与人没有冲突，什么事都好办。”

经过这次宪警大纠纷，在唐纵的建议下，国民政府才正式颁布《宪警职权调整办法》，明确规定一般性的治定问题由警察处理，只有军人违反治安的案子才由宪兵处理。军民之间有纠纷，军人交宪兵，老百姓交警察处理。这样，过去宪兵驻在哪里便和哪里的警察争权夺利的问题暂时得到解决。

第三件使唐纵大伤脑筋的事是警保合一的问题。他虽处心积虑地想把警察和保安团队一起抓到手中，成为镇压人民的强大力量，以博取蒋介石对他进一步的重用。但实际上却困难重重，经常使他感到头痛。

1947年3月前后，国民政府正式通过法令，改组各省警务处，与各省保安处合并而成立警保处，但一直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大陆为止，唐纵的这一如意算盘始终没有实现，虽然他以警察总署长兼保安局长身份来执行这一改组任务，但仍旧行不通。各省主席表面同意而暗中反对。他们采取拖延对付的办法，迟迟不肯将两处合并，把保安处实权仍抓在手中。这是因为各省主席都把这些保安团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无论如何也不肯放手。当时，保安团的经费出自地方政府，各省主席便以此要挟，说如果要将保安团划给警保处，便请中央负责经费。

唐纵为实现这一计划，于1947年6、7月间，亲自跑到浙江、福建等省去商谈，希望有几个省能率先做到真正的警保合一。结果到处碰钉子，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希望能由警保处掌握到各县的保安队。这一让步，也只是得到表面上的同意，实行起来仍是问题很多。各县县长也同省主席一样，认为自己要抓住县保安队这一点点实力才行。这样一来，各县又不断发生警察与保安队争权的冲突，唐纵为了这些问题，时常弄到深夜都不能入睡，后来只好拟具一个“警保自卫队队员职务划分办法”签报蒋介石由内政部通令各省施行。

“警保自卫队队员职务划分办法”主要是规定各县（包括省辖市）城区治安与清查户口等工作由警察担任，重要据点与交通线的保护，以及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或保安团对零星人民武装的“清剿”工作由保安队负责。对于乡村的防御和要道口出入行人的检查和乡村户口的检查，则由各地人民自卫队负责。

这个职务划分办法颁布以后，实际上又恢复了过去“警保分治”的情形，这个闹了许久的警保合一的计划无形中成为了昙花一现，徒有空名，有些省连这名义上的合并工作也都没有实现。

第四件使唐纵伤脑筋的事是推行“警管区制”遭到各方面的反对。

在警察总署没有成立之前，南京便已试行“警管区制”。这是利用警察对人进行的一种特务统治办法，主要是将城市划分为若干“警管区”，每个区约二三百户人家，每区设一警员，切实掌握住这个区的一切情况，这个警员可以随时抽查户口或盘查区内居民，遇到可疑的人可以随时配合各个区派出所进行搜查，唐纵对这一制度极为重视。他上任后，便下令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推行。结果遭到各省市参议会的强烈反对，认为警管区制度侵犯了人民的权利，要求取消。最后弄到国民党的立法院也出来反对，他只好去报告蒋介石，蒋介石认为这种办法对肃清城市暗藏的共产党和维护城市治安有很大作用，便叫他坚持实行下去。后来立法院开会叫他说明，指责他这种办法是“违法”的措施，他又不能把蒋介石这块招牌抬出来作为挡箭牌，因为蒋介石还要装出一副“中正”的假面孔。他只好硬着头皮说什么警管区制实际上就是警察勤务制度的一种，只是使警察业务更加精密化的一项分工，采用警员也只是为了提高警察业务的素质等。结果，有的立法委员会仍不满意他这们的说明，仍旧要他取消这种侵犯人民自由的制度。他虽口头上答应可以考虑，实际上一直到全国解放也没有改变，而且在变本加厉地实行这一制度。蒋介石退踞到台湾后，仍把这一办法正式规定下来，不过一直遭到反对。

第五件使他伤脑筋的事是警察不能免除兵役的问题。

唐纵上台后，提出了一个动听的口号，以说明警察工作的重要性。他到处宣传：“建国期间，警察比军队更重要。”因此，他认为警察可以不服兵役。

在这个问题上，唐纵完全失望了，也使他伤脑筋。因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根本不是在作建国的打算，而是要坚持发动***的内战。打仗便要炮灰，警察大多是适龄壮丁，许多人怕被征当兵而当警察，也以为可以得到免役。但各省的征兵机关照样征召这些警察入伍，当时，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办法，各省市的警察局纷纷请求总署解决这一问题。唐纵最初也以为不成问题，正式函请国防部兵役局通令各省军管区一律免予征召现在服勤的警察入伍。但出乎意外，他的意见没有得到同意，反而要他通令各省警察单位服从兵役机关的征召。他唯一的法宝是找蒋介石，但报告上去，许久没有批下来。他直接又去找兵役局长徐恩平商量，也没有结果，弄了很久，才勉强达成一项协议，规定23岁以下的警官警察仍旧要服兵役，只有23岁以上才准绥役，必要时仍得应征，他对这项规定很不满意，曾在保密局向许多人发过牢骚，说这样一来，谁还肯来当警察。

第六件使他伤脑筋的事是重庆发生用小孩肉喂警犬的惨案。

唐纵上台后一直标榜警察工作要“科学化”、“现代化”，他提倡办案要采用科学办法。不主张老一套凭经验来进行调查判断，所以重视科学设备，提倡大量训练警犬。但没有料到为了训练警犬的问题，又使他大伤脑筋。

事情发生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那时南岸烟雨堡附近山腰上有一个专门训练警犬的单位，有一个擦皮鞋的小孩，因为口渴了，想找点水喝，便跑进了这个警犬训练所的厨房去找。他见没有人，便想在锅内偷点吃的东西，不料揭开锅盖，他看到锅内正有煮一个被支解了的小孩尸体，大吓一跳，便一路叫起来“煮娃儿喂狗！”附近的居民一听，连忙集合起来，准备冲进去看个究竟。这个所的特务们听到喊声，一面把门关上，一面赶紧把锅内的尸体投入深井内。群众破门而入时，锅内已不见东西，便到处搜寻，结果在垃圾中发现有些残余的骨头。有一个居民的小孩正在前几天失踪，便认定一定是被这些特务偷去喂了狗，立刻大哭起来。在一声“打”的喊叫下，群众把这个训练所全部捣毁，所长和几个“狗教官”都被打得头破血流，抱头鼠窜，几十条警犬也被打死或跑。群众对此仍不甘心，便请求重庆警察局逮捕这个所的特务法办。他们还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便找唐纵去骂了一顿，叫他派员查明严办。

唐纵便叫沈醉去查明真实情况。沈醉到重庆后找了几个特务询问情况。据说杀活人喂狗的事还没有过，有时因为牛肉贵买不起，挖出刚刚死去埋下不久的小孩尸体去喂狗的事却有过几次。沈醉去这个所里看了一下，只见房屋已被捣毁，无法进行详细调查，便根据特务们所告诉他的一点情况，回南京时答复了唐纵。唐纵听完沈醉的话以后，一直摇头，又把他那句经常用的口头禅搬出来：“真伤脑筋！”他一边把沈醉谈的情况记在他的小笔记本上，一边向沈醉说：“这些人太不懂事，为了省几块买牛肉的钱，做出这种事来，被人告到委员长面前，叫我怎样去回复呢？”

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让唐纵“伤脑筋”的事实在太多了。所以他最怕见新闻记者，怕一言不当而引来祸事。

洞察先机，抢先一步作好各种***的准备工作，蒋介石对此非常满意

在过去，军统局运用警察进行***活动时，一般都是由各地区的区、站等组织通过所能掌握的警察机关去执行。唐纵任署长后，便把这一任务统一起来，由他以“训令”、“通令”和“密令”指挥所有警察机关来执行。这就比过去力量大得多了，也方便多了。

在国共和谈期间，凡有中共机构的各大城市的警察局和各省的警保处、警务处，都经常接到唐纵的密令，要求详细调查和监视这些地区的中共人员，随时向他报告情况。其中，重庆警察局和刑警察处为此时常遭到唐纵的指责，因为重庆的中共人员不少，警察局和刑警处都不易调查清楚，致使唐纵很不满意。

和谈破裂以后，蒋介石悍然不顾一切下令遣送中共人员回延安时，唐纵立刻发出指示，命令各地警察局长切实认真执行，监督中共人员全部撤离，并认真查明是否仍有中共人员留下继续进行活动。唐纵对此非常认真，曾密令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谈荣章对留下的中共人员秘密逮捕，或强迫留下的中共人员自首。唐纵的密令中还规定，这项命令要由各级主官亲自负责执行，不能作为一般例行公文看待，如执行不力要受到严厉处分。

1947年冬天，唐纵去南京召集各省市警察负责人开了一次“警政检讨会”，到会的有福建、江西、浙江、河南等省的警保处长严泽元、龚建勋、竺鸣涛、杨蔚等，和北平、成都、安庆等市警察局长汤永咸、刘崇朴、林超等共40余人。

在这次警政检讨会上，唐纵自己承认在和中共斗争方面，警察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并引咎自责。他说，他过去对这问题重视得不够，各地也放松了这一工作，因此表现不出一点成绩来。他强调国共和谈业已破裂，中共是誓不两立的敌人，一定要竭尽全力配合前沿军事行动，在后方彻底消灭共产党。他一再说明，只有后方消灭共产党的工作做得好，前方的军队才能打胜仗。

蒋介石对于这种全国性的警察会议很重视，在百忙中还听取了唐纵对他的报告，并批示唐纵对出席人员转达他的期望，勉励这些人全力把后方治安工作做好，防止中共地下人员在后方各大城市的活动等。会议结束前，唐纵请求蒋介石召见出席人员，当面给以训示，蒋介石没有答应。事后据唐纵说，这是由于参加的人太少，蒋介石对此不甚满意。

唐纵原计划在1948年再召开一次全国警政会议。蒋介石马上批准，并指示一定要全国各省市的领导人亲自参加。于是唐纵从这年春天开始就作准备，由于蒋介石的军队一再惨败，人员召不齐，这个会也随之烟消云散。

对于拥护中共的民主党派和反蒋人士，唐纵也是运用警察权力，尽力进行迫害和打击。1948年云南人民在中共和民革的领导下，到处发动武装斗争，唐纵对此异常注意，曾三令五申叫云南警保处长邱开基动用一切权力，配合中央驻滇军队把云南人民武装部队消灭掉，不能让这个大后方不安宁。邱开基在保密局云南站召开的公秘单位会报上，多次提出请求，希望云南站和其他在云南的军统组织尽力协助他完成这一任务。但是唐纵对邱开基很不满意，认为这个人干劲太差，没有做出一点成绩，甚至连情况都摸不清楚，终于将其撤换。

在遣送中共代表返回延安不久，蒋介石又宣布解散民主同盟。唐纵的嗅觉很灵敏，早在蒋介石正式宣布解散民盟之前，就先密集各省市警察机关严密监视各地民盟组织的活动，并切实做好关于取缔民盟的各项准备。当唐纵叫秘书拟好这个密令时，副署长酆裕坤还向他建议暂缓发出，以免影响到对民盟的拉拢，因为这时蒋介石正在要张群、吴铁城等拉拢民盟的某些领导人。但唐纵的回答是：一定不会有结果，务必趁早叫各地作好准备，等到公开宣布解散的时候，一些人又会转入地下活动，那时困难就多了。

隔了几天，唐纵又拟出取缔民盟的一套办法，要求民盟成员登记自首，并规定只要向警察机关自首登记后，不再参加民盟活动，便可不再视为民盟成员政府可予保护，如果拒不登记而继续进行活动时，即以不遵守宪法及违反“动员勘乱实施纲要”予以取缔，情节重大的立即拘捕。

蒋介石正式宣布取缔民盟后，唐纵便大吹其牛，说他早有预见，能抢先一步作好各种准备工作。他说：“这就是为领袖担扰分劳。”据说，蒋介石对此非常满意。

有人曾好奇地问过唐纵，像这类问题，要是没有看得准，是不是会闹出乱子来？因为一方面拉拢，一方面又准备取缔，这不是增加麻烦，给别人一个借口吗？他笑着回答说：“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这种措施，不但不是增加麻烦，而是有利于工作。”他说，这是对民盟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就范。反正是两条路，要么跟国民党走，要么跟共产党走。先给他们一点压力，跟了国民党之后，彼此也不会有什么不愉快。如果拉不过来，也早已作好取缔的准备工作，以免临时手忙脚乱，这叫“制敌机先”之法。

后来据毛人凤说，并不是唐纵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也不是他有胆量敢先来这一手，主要是从蒋介石身边的许多人口中先了解到拉拢的工作没有办法做好，一定会弄到取缔这一步，唐纵由于先了解情况，才敢抢先来了这么一下。

要求警察总署做到“不浪费一文钱，不浪费一个人”，却在人事问题上一直吃力不讨好

唐纵任署长两年多的时间里，对警察制度和法规等搞了一些名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