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中统头子——徐恩曾(3)

作者:吴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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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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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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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0234字

他曾有个私人秘书叫秦宗尧,由于看到他对逮捕的共产党人的残酷迫害,神经经受不住刺激,想摆脱又不敢,一天几次向徐恩曾表白“我对徐先生是忠实的!”逐渐成了神经病。


人常说,做贼心虚,狡兔三窟。徐恩曾的神经经常处于高度紧张中。他会客从来不在自己家里。白天办公,或在丁家桥党部内,或在瞻园路132号,晚上多在正元实业社,宿舍则在右婆婆巷三号。石婆婆巷三号门禁森严,大门经常紧闭,只留一个小孔往外看,门房有守卫,还养着几条狗。他的行踪、住址一般特务都是不知道的。


徐恩曾本人怕机密外泄,整个特工总部的警惕性也非常高。特工总部与其他机关联系是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处)或陈立夫为首的军事委员会情报局第一处(徐恩曾为处长)的名义,对上行文是徐恩曾具名,此外,凡特工总部内部各部门、上下级联系,都用化名。徐恩曾本人有化名,特工总部有化名,各业各部门也有化名,这些化名还经常更换。特工总部和以后的中统,先后用过的化名很多,什么“华统”、“唐纵远威”“秦唯真”、“鲁黎”、“盛励”、“程恭”、“杜真”、“钟桐”等都是。“华统”、“唐纵远威”的意思是要“统一中华”、“威势远扬”,反映了徐恩曾的勃勃野心;“秦唯真”反映了他们对法西斯一套的迷信;其他则是“努力”、“胜利”、“成功”、“斗争”、“中统”的谐音。徐恩曾的字写得很糟,但特工总部的化名确定之后,他总要亲自书写出来,制成图章供缮发函件等使用,以显示他的地位和权威。


总的来说,徐恩曾这个人,在他们内部,是仁义道德、法西斯教义挂在口上,微笑、关心人的样子堆在脸上,手铐脚镣拿在手上,入了他手掌心的人,不俯首贴耳地听命于他,他是断然不答应的。


由“侦破”刺汪案而取得高位,渐得蒋介石的信任


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徐恩曾继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之后,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大批杀害共产党人是徐恩曾向上爬的基本因素,侦破刺杀汪精卫的案件则是新的晋升契机。


刺杀汪精卫的案件,发生在1935年11月1日。这天,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接下去就准备召开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的第一天,汪精卫在开幕典礼上发表了演说。典礼过后,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们齐集中央政治会议厅新厦门首照相。蒋介石多疑诡诈,知道这次会议集中了国民党的各派势力——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均已经到会,胡汉民也答应要来,人员复杂,在礼堂前观察了一阵形势,还是决定不出场照相。照相以后,人们准备再入会场继续开会时,忽然砰!砰!砰!连响数枪。汪精卫被击倒在地。张静江魂不附体,从椅子上滚落下来;孔祥熙为了逃命,钻到了汽车底下;大多数委员跟斗趔趄四散奔逃。张继拦腰抱住了凶手,张学良一拳击落了凶手的手枪,把他踢倒在地。一个警卫走过来砰砰两枪,把凶手打成重伤。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呼天喊地,大吵大闹,扭住下楼来的蒋介石不肯松手,认为蒋介石既不照相,警卫人员又将凶手“打死”,事件定与蒋介石有关。她边哭边喊:“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


国民党为了从凶手身上讨口供,把他送往中央医院,让医生给他打强心针,前后打了百多针。凶手愤激地说:“请看看中国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还是我们的吗?”“我是专来刺杀蒋介石的,蒋介石未出场,才临时决定刺杀汪精卫。我不懂什么党派和主义,驱使我刺杀蒋汪的是我的良心。”


第二天凶手就死了,特务们从凶手身上搜出一个记者证,知道凶手的名字叫孙凤鸣,是晨光通讯社的采访记者。于是军警赶往晨光通讯社搜查,发现通讯社的人已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几件破家具和一堆纸灰。追查晨光通讯社申请备案的担保人,据说是国民党政府实业部的两个职员,他们对晨光通讯社的背景情况毫无所知。虽然事发之后,中央党部内立即戒严,警察厅长陈焯和宪兵司令谷正伦亲临现场,逮捕了不少嫌疑犯;南京水陆空交通马上切断,乘客被扣了一大堆,晨光通讯社的人仍然一个也没找到。


汪精卫被刺事件传出以后,南京满城风雨,舆论哗然。人们议论纷纷,报纸报道:在堂堂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军警森严之地,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五次代表大会时,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竟被枪击,这说明什么?蒋介石破例不出面照相,凶手要单单刺杀汪精卫,除了蒋介石的特务队,会有何人?!没有来南京开会的李宗仁、白崇禧,也专门从广西打来电报质问此事。


蒋介石被弄得下不了台。他找特务头子陈立夫、徐恩曾、戴笠等严加申斥,骂他们“每月花几十万就干出这类好事吗?限期你们一周破案,倘若逾期,拿你们的脑袋是问”。


蒋介石下令以后,特务们四处奔忙。戴笠的特务处按下不说。徐恩曾急忙派手下大将顾建中再查孙凤鸣的尸体,从中寻找线索。顾建中胡诌什么孙的衣着式样和质料,是广州、香港最流行的,这证明凶手是南方来的;凶手脚上有中过枪弹的痕迹,证明凶手是军人出身;凶手伤疤上绑有一块红布,证明……至于从何下手破案,仍然茫无头绪。后来他们查出为孙凤鸣办记者证的是晨光社的采访主任贺坡光,贺曾在上海教育界工作过,便顺藤摸瓜千方百计追查贺的下落。因为事件万分火急,徐恩曾专门给顾安排一架飞机飞上海,并再三叮嘱顾建中,要不惜一切代价,采用一切手段,宁枉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可疑人。还限他三天破案。


与此同时,徐下令上海、南京、京沪沿线以及南京附近各县的特务走卒,实行全体总动员。还通过江苏省主席陈果夫,把他所属的地方保安团队、保甲组织和警察之类,也一齐动员起来,配合行动。顾建中在上海,把所有与贺坡光有过来往的人,包括一切亲戚朋友,不论远近亲疏,只要沾上边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列入嫌疑之列,予以逮捕,严刑审讯,吊打、坐老虎凳、火烧脊背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因体力不支而晕倒的、致死的、致残的,因受刑不过而胡乱供认的,什么都有,但问题不得落实,二百多人就一个不放,继续刑讯。后来从一个线索中得知,贺坡光是江苏丹阳人,那里有他一个寡嫂。徐恩曾便从南京另派一批特务赶去追查,得知贺坡光确曾来过他寡嫂家,已于前一天他去。在特务们继续跟踪之下,贺坡光终于被抓到。


经过多方调查,反复审问,徐恩曾、顾建中拿出的审查结论是:主谋为陈铭枢,是陈指使贺坡光,通过收买要钱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孙凤鸣执行了对汪精卫的谋杀。即使当时,人们对这个结论也有很多怀疑,比如,孙凤鸣命都不要,要钱做什么?说他要钱,可是他家里的景况相当窘困,搜遍他的全身,也只有毫洋六角,钱到哪里去了?贺坡光和陈铭枢是什么关系,是怎样发生的联系?……徐恩曾的结论回答不出来。至于孙凤鸣等为什么要杀蒋介石、汪精卫?仇恨从何而来?他们则根本不敢接触。尽管如此,总算拿到了一个与孙凤鸣有关系的人,也就稀里糊涂地说“案情大白了”,特别是给蒋介石解了围,使陈璧君等不能说是蒋介石加害于汪精卫了。这不仅使蒋介石转怒为喜,而且使蒋介石对徐恩曾更加宠信了。于是,在蒋介石导演下,在国民党的一个会议上,让徐恩曾登台讲话,做所谓“破案经过”的报告。徐恩曾既然捞到了机会,便绘声绘色地大吹大擂了一阵,也博得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一阵又一阵的喝彩掌声。但是这时徐恩曾并没有在报告中提陈铭枢的名字。此后,在接下去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是由于蒋介石的“钦定”,第二是由于徐恩曾确实抓到了贺坡光,第三由于有二陈的“组织保证”,徐恩曾以很高的票数当选了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接着,什么“东方福尔摩斯”之类的赞誉,被徐恩曾的狐群狗党、徒子徒孙们很是叫唤了一阵。


可是刺汪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包括中统、军统在内,国民党始终没有真正弄清楚,实际上也不愿意真正弄清楚。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从1937年4月25日起,连续8天发表《刺汪宋(指宋子文——笔者)案判决书内容》,共18000字,把与刺汪事件毫无关系的原十九路军离队军人余立奎充当主犯,和张玉华、贺坡光一起判处死刑;把与刺汪案同样毫无关系的海员周世平、炊事员胡大海也各判12年徒刑。而对事件的真正策划者、组织者华克之,虽悬赏重金10万进行通缉,却始终没有捕到。这对因“侦破刺汪案”而升官,被吹嘘为“东方福尔摩斯”的徐恩曾这个特务头子来说,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多年后,年已耄耋的华克之老人发表了他的有关回忆,刺汪事件的主要人物是华克之、张玉华(原名张维)、孙凤鸣(原名孙凤海)、贺坡光(原名贺少茹)等几位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他们痛恨蒋介石汪政权丧权辱国媚外亲日,坚持内战荼毒人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为了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为了给革命扫除障碍,在一时找不到其他道路的情况下,便采取了这种五步流血的方式。他们刺杀的首要目标是他们眼中的最大暴君蒋介石,因蒋介石不在场,才刺杀汪精卫。只是因为孙凤鸣所用的手枪是四寸六响左轮,弹力太小,以致汪精卫虽中弹3发,又非要害处,才未毙命,华克之等的行动,确曾得到陈铭枢、李济深和许多有志之士的支持。


抗日消极,***透顶,派特务混入延安,伺机进行暗杀。1942年破坏中共南方工委,逮捕廖承志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高机密会议,计划组织抗日大本营以应付局势,因为他担心对日正式宣战,会失掉以后和谈、妥协的可能,便又保留了军事委员会的名称,只接受孔祥熙、宋子文紧缩开支以充军需的建议,把国民党中央党政机构加以裁减,并入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密,军事委员会以下各部都以数字称谓。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民众训练部与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一起并为第六部,陈立夫为部长,张厉生、周佛海为副部长。徐恩曾当了第六部第四组中将组长,仍管他那些特务组织。徐恩曾对抗战并不热心,焦急的是他培植多年的特务组织将如何。按当时的整个部署,在战区的特工总部下属特务组织,均改编为战地特种工作团,性质、任务没有变化,只是换了换名称。不过,它遇到了日本侵略者这个新对手,自然会出现一些新问题。


“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徐恩曾知道上海、南京会很快失守,便着力于两件事。一是组织撤退;二是安排上海等地特务的潜伏。撤退本来比较简单,主要是筹备交通工具、整理文件、材料等。但是国民党中央机关过于庞大,在短期内来个彻底大搬家,车船等等势必紧张。徐恩曾为了个人方便,在为机关争车争船的同时,赶派他的亲信谢永存科长到芜湖包了一艘供他个人使用的小火轮。怕被别人抓差,偷偷地把小火轮藏到不易为人发现的小河汊里。11月12日上海失守,19日特工总部和调查处(这时调查科已改为处)人员乘“建国轮”西逃。20日,徐恩曾偕姘妇费侠和谢永存,端木子等,登小火轮溯江而上。因为徐恩曾的老婆王书青已被送走,徐恩曾摆脱了干扰,兴奋异常,什么炮火连天浴血奋战,什么国土被践踏,他都抛诸脑后,像度蜜月一样,逍遥自在,悠哉游哉,携情人登上一个个码头,瞻仰名胜古迹,赏尽两岸风光,玩腻了回船舱饮茶聊天,打麻将玩牌,享尽欢乐。10天过去之后,他才慢悠悠地到达汉口。从南京逃来的部下,从前方跑来的战地特种工作团员,到了武汉,无人管理,不受任何约束,放肆地花天酒地,吃喝嫖赌,胡作非为,一时间在武汉制造了很多丑闻和坏事。徐恩曾对这些,或者不闻不问,或者应付一下,忙着筹备他与费侠的婚礼。


徐恩曾对抗战,如此冷淡,在***问题上却特别敏感。1937年7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治中在庐山谈判,国民党方面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徐恩曾得到信息后,为了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赶快派他的高级特务刘桂、范振中、田昆生等,奔赴陕甘宁边区周围部署力量,并拨出专门经费供他们使用,还派遣特务黄九成等冒充进步青年混入延安进行侦察。在上海“八一三”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众抗日组织蓬勃兴起,工人抗敌自卫军、农民抗敌自卫军、青年救国会、救亡演剧团等等,纷纷成立。徐恩曾特工总部在上海的组织,不是积极支持这些抗日组织巩固发展,而是想方设法将特务派到这些抗日组织内进行控制和破坏。他们通过cc派头目潘公展,介绍特务骨干顾建中与当地的中共领导人见面,说什么他们决定派特派员陈宝骅与共产党的上海组织建立经常联系,帮助解决困难问题,交换对付敌人的情报……同时还提出,要派特务分子到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等组织里担任调查部长。醉翁之意不在酒,显然,“联系”、“帮助”是另有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