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笔直地坐在椅上，他不断揉搓着双手。我能看出他已经对这件案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请原谅，我很想知道，当时你怎么办了呢？”他声音很低地说道。

“我马上就猜想盗贼肯定是从旁门上楼的。如果他走的是正门的楼梯，那我一定会看到他的。”

“你就那么肯定，他没有藏在室内的某个地方，或者是藏在走廊里吗？你不是说过走廊的光线很昏暗吗？”

“绝对不可能。不管是室内，还是走廊，没有一处是可以藏身的，即使是一只老鼠也马上就能够被发现。”

“谢谢，请你继续说下去吧。”

“看门人看到我吃惊的表情，他马上就猜到一定是出了非常可怕的事情，他紧跟着我走上楼。我们两个人顺着走廊直接奔向通往查尔斯街的那个非常陡峭的楼梯，楼梯下的旁门关得很好，但是没有上锁。我们推开门冲了出去。我当然记得当我下楼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了邻近的钟敲了三下，那时应该正好是九点三刻。”

“这一点十分关键。”福尔摩斯一边说着，一边在他的衬衫袖口上认真记录下来。

“那天晚上天非常黑，天上还下着毛毛细雨，查尔斯街上看不到一个人，但是，在街的尽头的白厅路上仍然像往常一样，有很多车辆和行人。

“我们甚至没来得及戴帽子，就沿着人行道跑了过去，在右手拐角的地方，我们发现那里正站着一个警察。

“‘发生了盗窃案，’我喘着粗气对警察说道，‘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被人从外交部窃取了。你刚才看到这里有人过去吗？’

“‘我到这里也只有一刻钟，先生，’警察回答说，‘在我来到这里以后只看到一个人经过，她是一个个子很高的老妇人，披着一条佩兹利的披巾。’

“‘那是我的妻子，’看门人大声说道，‘再没有其他人经过吗？’

“‘没有了。’

“‘这样看来，那个小偷肯定是从左面的拐角处逃跑的。’这个家伙用力拽着我的袖子大声喊道。

“但是我无法相信，反而觉得他有要把我引开的企图，让我产生了更多的疑惑。

“‘那个女人往哪边走了？’

“‘很抱歉，先生，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看见她走了过去，但是我没去更多关注她。她看起来好像很着急。’

“‘她过去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没有几分钟。’

“‘不到五分钟？’

“‘差不多就是那样。’

“‘你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先生，现在我们要抓紧每分钟，’看门人大声提醒着，‘请你相信我，我的老婆和这件事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们还是赶快到街的左端去看看吧。如果你坚持浪费时间，我只能自己去了。’说着，他就向左方跑去了。

“但是我没让他跑开，我一下拽住了他的衣袖。

“‘你家在哪里？’我问。

“‘我就住在布里克斯顿的艾维巷十六号，’他回答说，‘但是请你千万不要被假线索迷惑，费尔普斯先生。我们现在就到这条街的左面去碰碰运气吧，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听了他的话，我觉得，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也没什么坏处。于是我们两个和警察一起向左边跑过去。那里仍然很热闹，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每个人都不希望在这样阴雨的晚上在外面逗留太长时间，因此，我们没找到一个闲人可以告诉我们究竟刚刚有谁经过。

“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再次回到外交部，我们把走廊和楼梯认真地搜查了一遍，但是一无所获。与办公室相通的走廊上铺着一种米色的漆布，只要一有人走过就会留下脚印，而且很容易就会被发现。我们非常仔细地检查，不过我们没有发现一点脚印的痕迹。”

“那天晚上一直都在下雨吗？”

“大概是从七点钟开始下雨的。”

“那么，那个女人是在九点钟左右的时候走进屋的，她还穿着带泥的靴子，地上怎么可能没留下脚印呢？”

“我真的很高兴你发现了这一点。当时我也想到了这点。那个做杂役的女工有个习惯，那就是她进屋之前会在看门人的房里把靴子脱掉，然后换上布拖鞋。”

“是这样啊。就是说，尽管那天晚上下着雨，但是地上没发现任何脚印，是这样吗？这一连串的事情确实很重要。之后你们又怎么做了呢？”

“我们把房间也认真检查了一遍。这个房间绝对不会有暗门的，窗户和地面的距离足足有三十英尺。两扇窗户也都是从里面插上插销。地板上还铺着地毯，根本不会有地道门的，天花板也是用普通的白灰粉刷的。我敢对天发誓，不管是谁偷了文件，他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必须经过房门逃走。”

“壁炉是什么情况呢？”

“那里没有壁炉，仅有一个火炉。电铃就在我写字台的右上角。如果要想按铃就一定得到我的写字台那里去按。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罪犯要去按铃？这让我一直非常困惑。”

“这件事的确值得好好思考。接下来，你们又采取了什么措施？我猜，你们应该是在房间里检查了，想要看看那个小偷是不是留下了什么痕迹，比如失落的手套、发夹、烟蒂或其他什么小东西，对吧？”

“我们什么都没发现。”

“你当时没闻到什么特别的味道吗？”

“唉，这个我们确实忽略了。”

“在调查这样的案子时，就算是一点烟草的气味对我们来说都是很有帮助的。”

“我从来不吸烟，我想，如果当时屋里有一点烟味，我马上就能察觉到。不过那里确实没有一点烟味。唯一能肯定的就是看门人的妻子，那个坦盖太太，是从外交部里急急忙忙跑出来的，而看门人对此也不能清楚地作出解释。他只说他的妻子通常都是在这个时间回家的。警察和我最后一致认为，假如那个女人真的拿了文件，我们最恰当的办法就是趁她还没有把文件脱手的时候抓住她。

“这个时候，苏格兰场已经收到了报警，侦探福布斯先生马上就赶了过来，他很尽职地为我们处理这件案子。我们租了一辆双轮双座的马车，大概半小时就来到了看门人说的住处。当时是坦盖太太的长女为我们开的门，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当时她的母亲还没回家，她把我们请到前厅等候。

“大概过了十分钟，我们听到敲门声。这时，我们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对这一点我除了自责无话可说。我们没有亲自去开门，而是让那个姑娘去开门了。然后我们就听到那个姑娘说：‘妈妈，家里刚刚来了两个人，现在正等着要见你。’之后我们就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走进过道。福布斯迅速推开门，我们两个跑进后屋，那里是厨房，但是仍然比那个女人晚了一步。她很不友善地看着我们，但是没多久，她很快就认出了我，之后，我看到她的脸上出现了一种特别诧异的表情。

“‘这不是部里的费尔普斯先生吗！’她吃惊地喊道。

“‘喂，你觉得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这么急着躲开我们？’我的同伴问。

“‘很抱歉，我以为你们是旧货商，’她回答说，‘我和一个商人有一些不愉快。’

“‘这个理由并不是很充分，’福布斯说道，‘现在我们有理由认为你从外交部拿走了一份非常机密的文件，然后跑到这里把它处理了。你务必和我们一起到苏格兰场去接受必要的调查。’

“她表示反对，而且提出强烈的抗议，但是她的任何反对都是无效的。我们还是叫来了一辆四轮马车，然后三个人一起上了车。临走前，我们认真检查了那间厨房，特别是厨房里的炉火，我们想知道她是不是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把文件扔到了火里。但是，炉子里没有任何碎屑或是灰烬的痕迹。一到苏格兰场，我们马上就叫来了女搜查员检查这位太太。我十分着急，过了一会儿，女检查员送来了检查报告，报告上说没有发现任何文件。

“这个时候，我才逐渐意识到我的处境有多么可怕了，到目前为止，我只顾着盲目地行动，根本没去认真思考。我始终相信我能够尽快找到那份协定，而我根本没有想过那份协定丢了以后的情况。现在我已经毫无头绪，我只能不断考虑自己的处境。这真是太可怕了。在华生那里大概你已经知道，我在学校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胆怯又敏感的孩子。这是我最真实的性格。只要一想到我的舅父和他内阁里的那些同僚，想到我可能会给他带来的耻辱，以及我可能给我本人和亲友带来的耻辱，我自己成为这个离奇的意外事件的牺牲品，真是不值得一提。最关键的是有关外交利益的事情太重要了，根本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点意外。我这次彻底完了，我看不到任何希望。我不知道我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一定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大闹了一场。我只依稀记得当时在我的身边有一些同事，他们围着我，尽力安慰我。我是在一个同事的陪同下坐车到滑铁卢的，他一直把我送上了到沃金的火车。我确信，如果当时我没有在车上遇到我的邻居费里尔医生，那么我的那位同事肯定会把我送到家才能离开。这位医生非常周到地照顾我，因为在车站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生过一次昏厥，而我在到家之前几乎就是一个语无伦次的疯子。

“你应该能够想象得到，当医生按铃以后把我的家人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他们看到我疯疯癫癫的样子是怎样的情景。可怜的安妮和我的母亲哭得肝肠寸断。费里尔医生在车站的时候已经听侦探大概地讲过事情的经过，于是，他就把他知道的情况对我的家人讲了一遍，不过我的处境仍然非常糟糕。大家心里都明白，我的病不是短时间内就能痊愈的。因此，约瑟夫不得不急急忙忙从这间心爱的卧室里搬了出去，把它变成了我的病房。福尔摩斯先生，我在这里已经躺了有九个多星期了，我常常不省人事，脑神经陷入一片错乱中，如果没有哈里森小姐在这里陪伴我，没有医生对我耐心的治疗，我想我现在应该无法和你们交谈。在白天的时候，安妮小姐始终陪伴着我，到了晚上，会有另外雇用的一位护士守护我。因为当我神经病发作的时候，我常常做出一些丧失理智的事情。在家人精心地照顾下，我的病情逐渐好转，头脑渐渐清醒，不过也就是在最近三天，我的记忆力才全部恢复。有的时候，我甚至希望我的记忆永远都不要恢复。在我痊愈以后，我第一时间就给负责调查这件案子的福布斯先生发去了一封电报。接到电报以后，他很快就赶到我这里，并向我说明，尽管他已经用到了各种办法，但是他仍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他已经用各种手段认真检查了看门人及他的妻子，仍然不能把事情弄明白。在这之后，警方把注意力放到了年轻的戈罗特身上，他成了最大的怀疑对象。你应该还没忘记，在发生案件的那个晚上，戈罗特下班以后在办公室逗留了很长时间。实际上他的行为只有两点可疑之处：第一，他走得晚，第二，他的法国姓名。不过，实际上，在他走之前，我还没有动手抄写那份协定；而尽管他的祖先拥有胡格诺派教徒血统，而他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习惯上，都和我没有差别，是英国人。不管怎么说，都无法找出什么确实的证据而逮捕戈罗特。因此，这件案子不得不暂时中断。福尔摩斯先生，现在你已经是我最后的希望了。如果你也不能帮我的话，那么我想，我的地位和荣誉将永远地失去了。”

由于谈话过长，珀西感到很疲倦，他斜靠在垫子上，这个时候护士过来给他倒了一杯镇静剂。福尔摩斯的头向后仰着，他的眼睛微微闭上，他坐在那里一直没有说话。这种表现在一个不了解他的人看来，好像是完全没有精神的样子，但是我知道，他的这种行为恰恰表示他正在十分认真地思索。

“你讲得非常清楚，”他终于开口说话了，“现在我疑惑的地方已经很少了。但是，我还想弄明白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你有没有和什么人说过你将要执行这样一项特殊的任务？”

“我和谁也没提起过。”

“例如，你连你非常信任的哈里森小姐也没有提起过吗？”

“没有。在我接受命令及执行任务的这段时间中，我根本没有回到沃金。”

“你的亲友中有没有谁正巧去看你？在你的亲友中有没有谁知道怎样到你的办公室？”

“啊，当然，到那里的路我都和他们说过。”

“当然，假如你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协定的一些事，我的这些询问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我什么都没说过。”

“你了解看门人吗？”

“我只知道他是一个退伍的老兵。”

“哪一团的？”

“据我所知，他原来在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服役。”

“非常感谢。我相信，我会从福布斯那里知道更详细的情况。官方总能有效地搜集事实，不过遗憾的是，他们常常不知道利用这些事实。哦，这些玫瑰花真是非常可爱！”

福尔摩斯走过长沙发，走到了开着的窗户前，他伸手扶起一根已经低垂下来的玫瑰花枝，然后欣赏起艳红娇绿的花团来。在我眼中，这应该是他性格中的一个新方面吧，因为在这之前，我从未看过他对什么自然物表现出那么强烈的爱好。

“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比宗教更需要用到推理法的了。”福尔摩斯斜靠在百叶窗上，然后说道，“推理法大概已经被推理学者们渐渐看成是一门非常精密的学科。遵照推理法，在我看来，我们对上帝仁慈的至高信仰，完全寄托在鲜花中。因为所有东西：包括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本领、我们的食物，所有的一切都是以生存为前提的。而这种花朵就完全不同了。它的香气与色泽全部都是生命的点缀，并不是生存的条件。而这种不凡的品格只能在仁慈的基础上产生。因此我再重复一下我的意思，人类在鲜花中寄托了巨大的希望。”

珀西与他的护理人听了福尔摩斯的这番论证后，都静静地望着他，他们的脸上浮现出了极度失望与惊奇的神色。福尔摩斯拿着玫瑰花陷入了安静的思考，这样大概有几分钟的时间，那位年轻的女子终于开口打破了沉寂。

“你现在能提供解决这一疑团的一些希望吗？福尔摩斯先生。”她的声音有些刺耳。

“这个疑团！”福尔摩斯先是愣了一下，很快就回到了现实生活中，然后平静地说道，“如果现在还没意识到这是一件复杂又棘手的案子，那真是太愚蠢了。现在我能够保证，我一定会深入调查这件案子，同时我也会把我所知道的全部告诉你们。”

“那么，你发现什么线索了吗？”

“你已经提供了七个线索，但是我还需要先检验一下，才能最后判定它们的价值。”

“你怀疑谁了吗？”

“我怀疑我自己。”

“你说什么？！”

“我怀疑我太快作出的结论。”

“那就请回到伦敦去检验你的结论吧。”

“你的建议真的很棒，哈里森小姐，”福尔摩斯站起身然后缓缓说道，“华生，我想，这应该是最好的办法了。费尔普斯先生，请你不要对我们的期望过高。毕竟这件事情看上去扑朔迷离。”

“我会怀着迫切的心情等待你们再次光临。”这位外交人员很大声地说道。

“好的，尽管我们未必会给你带来什么好消息，不过我保证，明天我还会乘这班车到这里来看你。”

“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委托人再次高声说道，“我清楚你正在采取措施，这给了我足够的勇气等待消息。对了，还要补充一句，我已经接到霍尔德赫斯特勋爵写给我的一封信。”

“他说了什么吗？”

“他的表现并没有我想象得那样严厉，反而很冷淡。我想，应该是因为我重病在身他才没有过多地苛责我。他反复强调事关绝密，还说除非我重新恢复健康，尽快弥补我的过失，否则我的前程——当然他的意思是说我将被革职——必然是无法挽回的。”

“哦，这样的说法是合情合理，又很周到的，”福尔摩斯说，“走吧，华生，我们现在得回到城里，我们还需要工作一整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