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被身边的人推醒的，醒过来之后，看到两支手电筒的光在自己脸上晃来晃去。那光虽然不强，可在黑暗之中，刺得她睁不开眼。她还没反应过来，其中一个男人说，就是她了。那两个人一边一个夹了她的膀子，拖着她往外走。那一瞬间，她突然惊叫一声。昨天的伤处，今天开始疼痛了，是那种撕裂一般的疼。那两个人根本不顾她，拖着她往前跑，跑到前面一排房子，正中间的一扇门前围了一圈人，看他们的装束，应该都是造反派。那些人见他们到了，自动让开一条路。两个造反派拖着方子衿从人缝里穿过，越过人数最多的一间屋子，到了隔壁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床一把椅子，再没有第三件物什。此时，房间的床上以及椅子上坐着几个人，还有几个人没地方坐，站在那里抽烟。

两个造反派将她拖进屋子，手一松，她便瘫倒在地上。一个花白头发，穿着军装的男人从那张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她的面前，看了看她，问：“你就是方子衿？”

方子衿说：“是。”

旁边一个造反派顺势踢了方子衿一脚，喝道：“罗主任和你说话呢，大声回答。”

罗主任制止那个造反派说：“这里没你的事。”接着又问方子衿，“听说你是省城的著名医生？”

这个问题还真把方子衿给难住了。是否名医不由她自己结论，那得由患者说。何况，如果真是名医，大概也不至于沦落到这个小县城来吧。她说：“我曾在医学院当老师。”

“那好那好。”罗主任又走到椅子上坐下来，点起一支烟，说，“现在有一件革命任务，你必须向毛主席保证，一定要完成好。”

方子衿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人，犹豫了片刻，说：“我得看看病人。”

罗主任说：“别急，等一会儿让你去看。”他竖起一根手指，神情严峻地说，“这件事，就到你这里为止，你必须严格保守秘密，否则，将会有严重的后果。至于是什么后果，我不说了，你自己心里记着我的话就是了。”方子衿不语，罗主任命令将她带去看病人。

那两个造反派再一次架起她，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领头向前走去，进了那个围了很多人的门。房间和刚才那间的格局一样，同样只摆了一张床一把椅子。门口虽然围了许多人，里面却只有两个人。仔细看过才知道应该是三个人，床上还躺着一个。而在那张床下有一大摊子血，都已经变成了乌紫色，结成了块。其中一个人走到床前，对方子衿说，看看吧，就是他。方子衿努力想站直身子，可是不行，双腿是麻的，使不上力。两个造反派努力地擒住她，她才能探身向前看。

一名干部揭开被子，方子衿猛地吃了一惊。

床上躺着的是原县委书记，床上全都是血，比床下的还多，沾满了衣服被褥，尤其是被褥上，有许多喷射状血渍。方子衿弯下身，伸手试了试他的额头，心中微微愣了一下。她没有表示态度，又抓住他的左手看了看。他的左手腕部有一道很长的伤口，足有十五公分以上，皮肉已经向外翻起。创口不十分整齐，却不是钝器所伤。

方子衿问：“这到底是么回事？”

旁边的一个干部拿着一块很小而且沾血的碎玻璃说：“他躲在被子里，用这个割破了手腕。我听到地下有流水的声音才发现的。”

另一名干部立即制止说：“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然后转向方子衿，问：“你看还有救吗？”

方子衿说：“他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过了几秒钟，其中一名干部说：“把她送回去。”

话音刚落，那两个造反派拖着她便向外走。

几天之后，睡在方子衿身边的那个女人死了。那天，大家躺在监仓里，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话，谈的是吃的，谁在什么地方吃到了什么美味，哪个地方有什么奇特的吃法。说得每个人吞口水。这些人是在坐牢，每天只有九两米，还要被食堂的师傅克扣一些，真正能够捞到肚子里的七两都不到。大家的肚子空空如也，饿得浑身无力两眼发花，再谈起吃的，真正的望梅止渴了。恰在此时，门开了，进来两个造反派，站在门口大声地说，骆玉梅，出来。

骆玉梅就是那个女人，解放前，她是县妇救会主任，被关押之前是县政协的副主席。也不知造反派对她做了些什么，两个多小时后，她衣衫不整地回来了。回来之后，一声不吭地躺下来。这显然不是她的一贯作风，大家都觉得这事有点怪，问了她几次，她都没说，连晚上的咸萝卜拌剩饭都没有吃。当天晚上，一切显得异常平静，似乎连那些老鼠也变得老实了，不再天翻地覆地闹腾。第二天早晨，所有人起来接受那碗稀得不能再稀的粥时，骆玉梅没有动静。一个牢友对刚刚拿到一碗粥和几片辣萝卜丁的方子衿说，你叫叫她。方子衿在她身边自己的位置坐下来，伸手去推她。然而，她觉得自己推的不是人体，而是一块没有丝毫生气的肉。她暗吃一惊，看了看骆玉梅，见她双手卡着自己的颈子。方子衿拉了一下她的手，那只手便离开了颈部。因为没有抓紧，骆玉梅的手从方子衿手中脱开，立即弹了回去。方子衿再次将那只手拉过来，抓在自己手中握了一下，才知道手腕已经没有体温。

造反派的几名干部闻讯而来，随便地看了看，指派了两名黑五类将她抬走了。时隔不久，一名造反派过来将方子衿叫过去。方子衿过去一看，见骆玉梅的尸体摆放在一张木板上，浑身一丝不挂，几名造反派的干部正围在那里看，并且小声地议论着。见她到了，其中一个人便说，你看看，是不是他杀？

方子衿并没有注意尸体的其他部位，而是将目光集中在骆玉梅的颈部。大概是造反派们替她脱衣服的时候强掰过她的手，那双手已经不再箍在颈上，离颈有了相当距离，仍然摆着那种卡脖子的姿势。方子衿仔细地检查颈部的淤痕，弯着身子，调换着不同的角度，反反复复地看。她抓起骆玉梅的一只手，放在她颈部的淤痕上比了比，又抓起另一只手进行了比较。最后，她得出结论，骆玉梅是自杀，她自己卡死了自己。

这个结论，所有的造反派都不相信，他们认为，人可以吊死自己，却不可能卡死自己。方子衿也不敢相信，可事实就是事实，骆玉梅确实是以这种极其不可思议的方式自杀了。方子衿对造反派们说，你们叫我来，我根据我所看到的给你们一个答复。不过，你们如果需要更为科学的结论，最好做一个法医鉴定。

三天之后，方子衿被莫名其妙地释放了。

白长山当上造反派是极其偶然的。

那天一大早，他赶去见方子衿母女。他托关系弄了半斤红糖，又找熟人开后门买了一只鸡。进门的时候，他大声地叫，妹子，看我给你们带啥来了。那只鸡咯咯地叫着，似乎在附和着他。推开门进去，又喊了几声，却连半点回应都没有。他想，可能是一大早出去了吧。弯下身来，把那只鸡放在门角里。鸡的双腿被缠着，不断地挣扎，咯咯咯地叫唤。他把糖往桌上放的时候，看到了上面的那张纸。

他将纸拿起来，仅仅读了几句，整个人就傻了，转身向外狂奔，跑到汽车站，恰好有一路公共汽车过来，他想都没想就跳上去了。汽车驶了几站，他才弄明白，这车是往相反方向开的。从车上下来，他开始冷静了。仔细回想一下前一天发生的一切，才意识到，那时方子衿已经拿定了走的主意。

回到房间里，捧起那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有什么东西滴落下来，溅在信笺上，那一块的颜色顿时暗了许多，而纸上的墨迹，突然活了起来，变得粗了，然后开始向四周爬行，再然后开始模糊。他意识到时，伸手去将那些水渍揩干，已经是晚了。

奇怪，外面没有下雨，哪来的水？他仰起头，往天上看了看，有一种冰凉的东西滑过他的脸，流到他的嘴中，咸咸的涩涩的，带着一种苦味。此时他才意识到，原来是自己在流泪。他的双腿已经无力支撑体重，身子一软，坐到了床上。他觉得自己应该思考点什么，可脑子完全是空白的，所有筋筋脉脉全都堵死了。他也认为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可是，在这种时候做什么是有意义的？他不知道。黑夜如鬼魅般走过来，对他没有丝毫影响，他的脑中，比黑夜还黑。清晨的曙光从窗口悄然爬进来，在他面前调皮地跳跃。他的眼睛看不到，似乎已经失明一般，眼前是一片墨一样的黑色。

他从那间屋子走出来时，竟然不知道是第三天还是第四天之后。离开房间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水龙头，偏着头，将自己的嘴凑上去，让自来水哗啦哗啦从嘴边流过。随着喉结的滚动，一半的自来水流进了他的胃里，另一半瀑布一般倾泻而下，流向水池。喝了满满一肚子水，白长山觉得自己应该出去走走，家是不想回的，汽车队也不想去。除了这两个地方，并没有别的去处。走在街上，所有一切都失去了色彩，只有一种发黄的旧底片的感觉，显得那么不真实。连他自己也不真实了，脚下踩着的仿佛是云朵，整个人都在飘，似乎稍不留神，就会飞起来。

也不知怎么走的，竟然走到了商业局门口。他站在那里，心里想，进去？不进去？如果进去，去干什么？如果不进去，那去哪里？答案没有找到，身体却往里面飘，进了院门，又进了大楼。猛然想到自己并没有拿定主意就进来了，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于是，他转身向外走，决定拿定了主意之后再进来。刚走两步，有人叫他。他站住了，目光直直地看着那个人，觉得有些熟悉，却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他问：“你叫我吗？”

她说：“不是叫你还能叫谁？你咋啦？像病了一样。”

他说：“病了？谁病了？”

她说：“你今天咋啦？”

他说：“你是谁？我们认识吗？”

那人像见了鬼一样，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停下来，对他说：“你快去局长办公室吧，局长正到处找你呢。”

白长山隐约知道，这话是对他说的，局长在找他。局长是他的领导，他自然应该听局长的。不过，前段时间，局长被人贴了大字报，揭发他趁着和某些女性员工做思想工作的时候，摸了人家的屁股。更有人揭发他曾在办公室里将一个女同事的上衣脱了，调戏人家，恰好被某人推门进去看见。红卫兵已经将局长抓起来批斗了好几次，他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找自己干什么？即使如此，他还是决定去见局长。他开始行动，而实际上，他的双腿是迈向大门外面的，他以为自己应该那样，所以犹犹豫豫地往前走。恰在此时，大楼里冲出一个人，拉住他向里走。他问那人，为什么要拉他，他有进去的必要吗？他对那人说，首长在找他，这很可能与即将展开的解放海南岛战役有关，而美国飞机控制了整条运输线，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轰炸，令志愿军车队损失惨重，必须想个办法。

进入局长办公室，里面没有局长，只有一个穿军装的男人，军装是四个兜的，没有戴领章帽徽。拖他进来的人介绍说，这是新来的局长，原是xxx师的副师长。白长山站定了左脚，右脚随即往左脚跟一靠，身体猛地向上伸展了几分，右手举起，在耳边构起一个三角形。他说，报告首长，汽车连连长白长山奉命来到。局长说，老白，你来得正好。我正派人四处找你。白长山说，请首长下命令吧。局长说，好。现在，全国的形势一片大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摧枯拉朽。可是，松花江是个大反革命，年年与我们革命群众作对。省委发出号召，要打一场治理松花江的人民战争。局里已经研究过了，我们组织青年突击队，由你担任突击队队长。白长山说，请首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局长拍了一下白长山的肩，说，军人就是军人，爽快，走，喝壮行酒去。

壮行酒摆在食堂里，有很多人，白长山似乎认识这些人，又叫不出名字。局长刚刚说了一声干，白长山便将杯中的酒倒进了嘴里。这东西像刀一样划开了他的胸膛，点燃了他的血，让他燃烧起来。那种感觉是一种痛快，是一种放肆，也是一种麻醉。就像火柴被划燃的那一瞬间，耀眼的光短暂地闪过之后，一切都归于黑暗。他要留住那线光明，要留住那燃烧的感觉，于是，端起酒杯，走向一个面善的面孔，说，老哥，咱们干一杯。她说，谁是你老哥？我是你姨，和你姨喝不？他说，你是我姨？管你是我姨还是我奶奶，喝。接着又斟满一杯，走向另一个人，说，姨，咱干一杯。那人说，还没喝呢，你咋就醉了？我是你大爷。白长山说，我大爷？好，大爷，咱干。又干了。

局长再次拍了拍白长山的肩，大声赞扬说，好，这才像咱军人。

白长山胸中的豪气突然增加了十倍，就像抱着炸药包冲向敌人的碉堡一般，端着酒杯冲向那一群人中。可是，他并没有将那些人打倒，而是他自己在喝了第二十一杯之后，整个人失去了平衡，轰然倒地。

第二天，白长山带着青年突击队上了大堤。全省各个单位的队伍沿着大堤一字排开，锣鼓掀天，红旗招展。这种人如潮旗如海的壮观场面，白长山只是在打锦州时见过。然而，会战所选择的时间晚了些，进入封冻期之后，地比铁还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挖起的土，还没有运到目的地就冻在了卡车上，从车斗上翻下来时，成了一个大冰坨坨。好不容易翻开封冻层，裸露出下面的活土，时隔未久又形成了新的封冻层。到了后来，不得不用大量的炸药取土，可被炸药崩开的都是一个个的冻结土块，垒到大堤上，相互间无法黏合。指挥部对此不闻不问，只是一味地赶进度。

长达几个月的会战，几乎所有人都生了冻疮，队伍被拖得疲惫不堪，进度更加缓慢。指挥部每天开会，要求大干三九，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胜利。可大会战的队员不干了。也不知谁回了一趟白河，带回来了“文化大革命”的最新消息，全国都在造反，上海的造反派率先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并且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高度评价。于是，有人开始在会战队伍中串联，要组织一支造反大军打倒这次会战的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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