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先生，”那个女孩子又跟着问道，“你既然是研究老古董的，为什么对新哲学和社会科学也研究得这么好呀？”“哪里，我也是才开始学习！”方中允又笑着说：“虽然接受新哲学有点晚，可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相传着《道德经》的李耳生下来就有白胡子，那是靠不住的。不过我在青年时代是一个老头子，到壮年才开始青年生活，这是真的。要不是‘九一一八’的炮声，我一头钻进故纸堆中，大概一生也不会有青年期吧。”大家都笑了。余新之坐在他的对面，慢慢向口袋中摸索纸烟，向同志们说道：

“我们的方先生虽然四十多岁，可是比二十岁左右的人更要年轻。他跟别的青年人不同的只有一点，你们晓得是哪一点？”“哪一点？”几个青年抢着问。

“他一心拼命地搞革命工作。”余新之把纸烟放进嘴角又接着说，“到处散播革命种子，但没有闹过恋爱，别人除工作以外还要闹恋爱。青年人闹恋爱不要紧，但不要影响工作和学习。”大家又哄笑了。笑过之后，方中允整了整近视眼镜，给大家说了一个小笑话，是关于他开始思想转变时期的教书的一个笑话。他说：“九·一八”以后他在北大教书，开的有门课程叫做“古历术”，是一种相当高深的东西。有一天他正在讲台上讲得津津有味，忽然有一位学生站起来问道：“先生，我们研究这门学问对现实有什么用途？”他眨着眼皮想了想，很坦白地回答说他自己也不晓得有什么用途，因为学校当局知道他写过这方面的学术论文，请他讲这门没有用处的课程，他就讲了……这小故事又把同志们逗笑了。他自己也忍不住笑起来，两只手抱着膝头说：

“不要笑，有许多大学教授明明拿没有用的东西骗饭吃，还要说一套‘为学术而学术’的理论替自己辩护哩。”他笑着停一停，补充说，“当然，抗战胜利以后，再过若干年，我国的学术文化有很大发展，在今天看来是冷门学问到那时都有用处，只是今天首先需要的学问最好同现实的关系多一些，直接一些。”一个坐在角落里的男同志问道：“方先生，你将来还回大学教书么？”所有的男女同志都忍住了欢喜的余笑，重新把眼光集中在方中允教授的脸上，倾听着他的回答，“什么时候抗战不结束，”方中允回答说，“我什么时候不回到大学教书。抗战后如果我必须回学校教书的话，我也不打算再拿没有用的东西骗学生。”“假若战争延长下去，比如说延长两年或三年吧，方先生，你也一直不回到学校？”“当然不回。从现在情况看，你们估计两年三年太短啦。

明天你们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明白什么叫持久战了。

不管怎么，只要抗战不胜利结束，我就不重回学校。最近我去鸡公山，辞去教授位置，就是决心同你们在一道做救亡工作；将来如果需要，我还要同你们一道上山打游击。”“真的么？真的么？”好几个同志一齐叫着，因为不胜惊喜而不自觉地把声音提得很高。

余新之插嘴说：“当然是真的。我本来决定今晚要对各位同志报告这好消息的……”“我本来早该辞职，”方中允不等余新之的话说完就抢着说，“起初因为姬先生和几位朋友都认为保留着大学教授的名义好做工作上的掩护，对于团体的活动有不少帮助，所以都不让我辞。半月前学校一天三个电报催我回学校教书，我到山上见了姬先生，才知道学校催我回去是由于某方授意，要我和团体脱离关系，然后就容易无所顾忌地打击团体。他们看见我们的团体到处受青年欢迎，工作成绩好，他们害怕，才想出这个阴谋！”屋子里的空气登时严肃起来，没有人发出一点声音。停了片刻，方中允又接着说道：

“现在同学们在山上都没心读书，教授们也没心教书，事实上等于集体逃难。将来敌人再进一步，学校再逃一步，一直逃到四川的峨眉山为止。民族已到了生死关头，还尽有人把大批人才抛掷在无用之地，让他们生锈发霉！”“姬先生怎么说呢？”一个同志问道，因胸腔窒塞而发的声音很低。

“他赞成我辞去教授名义，因为事实必须如此。他自己是本省人，社会关系复杂，现在又担任了文学院长，留在学校中所产生的作用比较大，所以他还是留在山上。”“这更好，”一位同志说，“方先生永远同我们一起了！”“好，好，永远一起了！”另一位同志高声附和着。

“永远一起了！永远一起了！”同志们纷纷欢呼起来。一阵热烈的掌声跟着爆发了。

夜里睡了个香甜大觉，到太阳照到窗子上，方中允才被院中的一阵雄壮的救亡歌声惊醒。虽然还很困倦，但他伸一个懒腰就忽地坐起来了。

同志们每天太阳刚刚闪边儿就吹哨起床，匆匆漱洗后跟着早操，早操后跟着有一个钟头的自修时间。现在，自修的时间已经完毕，有的在继续看书，有的在写壁报、画漫画、刻木刻，有的在院中唱歌，玩耍，还有的在帮助余新之忙于事务。

一看见方中允端着洗脸盆走去舀水，那些在院中唱歌和玩耍的同志们纷纷地向他叫道：“方先生，你起来啦！”“方先生，你为啥不多睡一会儿呀？”“让我替你打洗脸水，方先生！”方中允教授应接不暇地向大家笑着点头，不晓得应该回答哪个。为不让别人替他打水，他加快脚步从他们中间走过，一面走一面喃喃地说：“我自己来，我自己来……”他把水端回屋里，洗过脸之后就把两件脏衬衣泡进盆子，搓洗起来，而同时也开始考虑着工作问题。一个女同志从院里看见他在屋里洗衣服，赶忙跑到门口，手抓着门框叫道：

“方先生，你别洗，让我替你洗！”“我自己来，自己来。我近来时常自己洗衣服。”方中允教授拒绝了她，又向她夸耀说，“你看，这一只袖子已经快洗净了。”但那个女同志跳进屋来，站在盆子边执拗地说：“不行，你洗不净，还是让我替你洗吧！”“我学习学习，学习学习。我这一刻没有什么事，洗衣服也可以使胳膊活动。”女同志又要求一次，见方中允执意不让她帮忙，就站在他面前望了一阵子，提供意见说：

“你应该把肥皂通通打上，放一会儿，然后一搓就净。哎哎，对了……我替你换盆水吧？”肥皂还没有打完，师政治部的魏科长打发人送封信来，问他什么时候有工夫到政治部作一次演讲，并说明这是政治部主任和全体同志的共同要求。方中允立刻草草地写了回信，答应明天早饭后一准前去。刚放下笔，陶春冰和郭心清走来看他，谈了几句闲话，跟着就听见同志们在院中准备早餐，并有人在呼唤他了。方中允一面回答着屋外的呼唤，一面向墙上挂的布包中摸索自己的筷子和搪瓷饭碗，又邀陶春冰和郭心清一道吃粥。他们因为在门口的小饭铺中包有伙，已经吃过早点，所以只跟着方中允教授一道儿走到院里，参观战教团大伙儿的简单早餐。

院中地上放着两木桶的大米粥，一筐馒头，几碗咸菜。大家都蹲在地下，围着菜碗，狼吞虎咽地迅速吃着。方中允和余新之同大家挤在一起，吃得同样迅速，有时故意和同志们争抢半块馒头或一块咸菜，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这一群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好像从来没有过忧愁似的，特别爱笑，爱唱。他们在吃饭时也笑，在各自洗刷碗筷时笑得更多，不笑就唱，连方中允教授的脸上也一直是堆满了愉快的笑。陶春冰对方中允教授的吃饭和自己洗碗深为感动，他走到他面前打算问他对这种生活是否能过惯，但话没有说出口，他自己感到惭愧了。

余新之洗毕碗筷走到陶春冰和郭心清的跟前，问道：

“你们同方先生说了没有？”他们回答说：“还没有。”余新之转过去告诉方中允：“吃过早饭开个会，谈一谈工作问题。地点在妇女会，因那边清静一点。”方中允点点头，问：

“几个人？”陶春冰回答说：“我们这方面除我同心清两个外，还有张克非和冯永青。冯就在妇女会工作。”“咱们战教团都是谁参加？”方中允又望着余新之问，随即眼光又移向位正吃饭的同志身上，意思说：“他也参加吗？”“老冯也参加，”余新之点头说，“其实你同老冯参加，我就可以不必参加了。”冯子兴是一名团员。从前他在北平作学生运动，如今在战教团中是一个核心人物，团员们对于他的信赖并不在余新之以下。

“你们俩不管谁参加都可以，最好是都参加。”方中允说毕后向陶春冰和郭心清点点头，把碗筷送回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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