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初期，关于如何表现抗战生活，作家们有各种写法。我是较着眼于抗战期间坚决抗日与阻碍抗日两种力量的斗争，进步力量与顽固力量的斗争，封建势力与反封建势力的斗争。通过写这种斗争，表现中国人民同时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双重历史任务。我看见封建势力的普遍存在，而这种现象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基本特征。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爱国进步力量的坚决抗战，使各种阶级力量发生了大动荡，大分化，重新组合，不能用简单化的阶级出身来划分阵营。从整个时代趋势看，是人民的大觉醒，历史的迅猛发展，而顽固的势力终究挡不住历史的前进。为着容易表现这一时代的特点和集中表现这种抗战中的社会矛盾，我设计这部的故事发生在经过红色风暴的大别山地区的小县城中，虚构了一个封建家庭，父亲是曾经率领全县地主武装（民团）协助国民党军“剿共有功”的大绅士，大儿子是国民党员，二儿子是地下共产党员和积极的救亡青年，掌上明珠的女儿跟着共产党走。另外还要反映较宽广的时代背景和纵深的历史根源。遗憾的是，原计划这部要写三部，只写了第一部就停笔了，的各种人物和各种问题还没有充分展开。

我写《春暖》时所遵循的创作方法，以现实主义方法为基调，融合了浪漫主义方法。个别章节，我有意识地发挥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以增强的艺术感染力。不仅中曾经脍炙人口的“红灯笼故事”是浪漫主义的，而且有些曾经被读者所喜爱的富于诗情画意的描写，也是浪漫主义的色彩较浓。

我的以现实主义为基调而融合浪漫主义在内的写作方法，从《春暖》开始，而在《李自成》中得到了充分发展。

我在创作时将努力的重点放在塑造人物性格；情节跟着人物性格走，为塑造性格服务，即设计故事情节和细节是为着塑造人物。这一创作方法，贯穿在我的其它中、长篇作品中，在《李自成》中得到较大的发展。由于《春暖》是我青年时期的作品，所以对塑造所谓“三女性”特别感若趣。假若我是到了中年或中年以后写《春暖》，重点的塑造对象大概就不会是“三女性”了。

回顾我几十年的创作道路，可以说我对文学语言的学习较为认真，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语言风格。我受了三十年代初期大众语问题讨论的影响，对文学语言问题思考较深，形成了我自己的一套意见，也可以说是我自己的理论认识。我的短篇《差半车麦秸》和中篇《牛全德与红萝卜》，都是摆脱了“欧化文”习气和“知识分子腔”，使用经过提炼的河南农村大众口语写农民性格，在当时绐读者非常新鲜之感。但是，《春暖》中写的是城市生活和从“洋学堂”出身的新知识分子，再用河南农村的大众口语写便格格不入。我使用从明、清到五四时代白话文学的传统语言，凭着我个人的文学修养加以运用，成为我自己的白话文学语言。在我的白话语言中，有以下三个特色：

第一个特色是，避免了“五四”以后在新文学中习见的倾向，即避免使用欧化的词儿和欧化的句法，避免生吞活剥地使用那些在人民口语中已不习见的文言词儿，更避免不恰当地自遣词儿。作家自造不通的新词儿，这种现象在当前的文学作品中仍然时有出现，如我读过的一篇散文作品中不说“早晨的太阳”，不说“晨曦”，而自造了一个词儿“朱曦”，以不通自诩新鲜。

第二个特色是，在叙述和写景部分，尤其是情景交融部分，力求将散文写得语言流畅，如行云流水，可以朗诵，有的地方还要求音调活泼铿锵，带有音乐感。关于散文音调的音乐感，古典白话并不讲究，我是从古典文言的散文作品悟出来的，将这一美学遗产吸收到现代中，运用于大段抒情和写景的部分。不仅《春暖》一部书有此特色，而且这是《春暖》与其它几部中、长篇的共同特色，也包括用中原农村大众口语创作的《牛全德与红萝卜》在内。

尽管我在描写技巧上要求精细入微，还要求字句流畅、讲究音乐感，但是竭力反对文字雕琢。李白有两句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我一直将这两句诗作为散文美的一条主要标准。

以上第一个和第二个特色结合起来，达到我所要求的“语言三顺”，即看起来顺眼，读起来顺口，听起来顺耳。另外，在有些写景部分，要做到第一，景中有情，情景交融；第二，音调美与画面美互相结合。

最后，第三个特色虽然不是主要的，但不妨借此机会一谈。“五四”以后，我国的新文学作家和新知识界，为着使文法严密，表意准确，将形容词尾使用的“的”字一仍明、清以来的习惯不变，而将副词词尾使用的“的”字改写为“地”字，还有所属的关系用的“的”字改写为“底”，如“我底”，“你底”。后来，“底”字一般不使用了，通常使用的是“的”、“地”二字，都读“de”音。我在《春暖》和解放前的许多作品中都只用一个“的”字。解放后我“随大流”，所以在《李自成》中也分用“地”、“的”二字，但思想上一直不安。

我主张在作品中只用一个“的”，不必分用“的”、“地”二字，有什么道理呢？

通过三十年代前期的大众语问题讨论，我认为文学作品与理论文章不同。文学作品，应该面向广大一般读者群众。

面向读者的渠道有二：一是让读者通过眼睛，二是让群众通过耳朵听别人读。三十年代我还不知道世界上有广播的发明，不知道可以广播，只是从对群众朗读这个角度考虑问题，所以主张在文学作品中只用一个“的”字。

作家各有各的道路，深刻的道理我不懂，大概是由包括不同的学养、环境和气质等许多因素形成的。我有自己的关于长篇美学的思想，虽然我不敢着书立说，但通过我的长期写作实践和思考，到了中年时候，即《李自成》开始创作以后，逐渐形成了我的关于长篇尤其是长篇历史美学的认识体系。可以说，我的关于长篇的美学思想，几个主要方面都是开始出现干《春暖》，完成于《李自成》。所谓几个主要方面，如：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根本，适当地容纳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重视写生活，典型环境表现在典型的生活细节之中；重视写入物性格，生活细节围绕着典型人物；在相连的几章中，或在同一章中，追求笔墨变化，丰富多彩；讲究的散文美；重视的多种语言艺术，形成中国风格或民族气派。

我的以上自白是否有误，请读者读过《春暖》后进行检验。

检验过后，对于《春暖》在出版后为什么能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为什么在大陆绝版多年后仍在香港和南洋华文读者中深入人心，这道理留待大家思考。

四关于修订本的话四十年代，正是我三十多岁的盛年，曾有心继续将《春暖》写完并将已经分三册出版的第一部略作修订，但都不能实现，而我一九四五年初到迁在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教书去了。解放以后，生活在强劲的极左思潮之中，直到我被错划为“极右分子”，一来什么运动，我在解放前的作品几乎除《差半车麦秸》之外，都成了负数，当然从来不敢起将《春暖》重新出版的念头。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提倡实事求是之风，解放了思想。有朋友开始读了《春暖》，向我建议重新出版，而且不必修改。我同意可以考虑重新出版的问题，但又抱十分慎重态度。

当一九三九年秋天在湖北老河口开始一边写一边寄到重庆发表时，日本飞机经常来狂轰滥炸，我只好坐在郊外的庄稼地里赶写。既没有充分思考的机会，更没有将原稿推敲修改的时间。一九四三年在重庆出书之前，因为时间很紧，要继续赶写一部分稿子，全部稿子的推敲工作都没有做。《春暖》的第一部分作三册出版之后，四十年间我自己并没有再看一遍。在解放前的五六年中，有些人恶毒地攻击它是“色情文学”，甚至骂它是“娼妓文学”，我且不管，可是我的朋友中也有人写评论文章，解放初所出的新文学史着作中，也往往对《春暖》评价很低，还有的朋友在其编着的大部头现代文学史中，对《春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干脆一字不提，好像抗战期间并没有出现过这一部曾经轰动一时的长篇。既然有这些客观现象，我对于是否有必要将《春暖》重新出版，就需要持慎重态度了。

一九八二年夏天，我在大连棒槌岛住了一个月，分出十来天时间将《春暖》认真地读了一追，得出了我自己的结论：这部书值得重新出版。理由是什么？我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这部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抗战初期国统区内地小城市爱国知识青年的救亡生活。如今过了半个世纪，会使当代读者通过认识当时的救亡生活，社会环境，历史脉搏，读如亲历其境。

第二，我们的伟大祖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产生的，目前我们的历史任务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是反帝反封建，而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促进国家的现代化。但是我们时时可以看见封建的习惯势力成了我们向前迈进的沉重包袱。读了这部，可以使读者从一个内地小城市看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面貌，尤其是看见封建势力的根深蒂固。

第三，《春暖》虽然是我青年时期的作品，有幼稚的毛病，但它在艺术上并非苍白的、色彩暗淡的作品，所以仍然能够给读者提供较有特色的艺术享受。

第四，我是从现代文学史走到当代文学史的老作家之一，贯穿着两个时代，一步一步留下了深深的脚印。我有责任将从前的一部分作品编选为《姚雪垠文集），让读者了解我几十年间的创作道路，而《春暧》作为文集的第一卷最为合适。

这次将《春暖》编入文集中重新出版，作了两次修改：一次是去年夏、秋住在湖北通山县凤池山庄将全书初步地校改一遍，但不是定稿，不肯拿出来。近几个月又进行一次修改，完成定稿工作。既然《春暖》在四十年前就是轰动一时的畅销书，为什么还要作许多修改？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我认为一个真正作家，不但要在生前对读者负责，也要在死后对读者负责。从作品的内容到艺术，全面负责。

我已是接近八十高龄的作家，趁着《春暖）收入文集时作一次修改，偿我宿愿，以后大概不会再有修改的机会了。

第二，《春暖》原计划写三部，共约百余万字。在重庆出版的只是第一部，人物和故事发展都在后边。既然第二、三部都不写了，第一鄣单独存在就很不完整。假若我现在只有五十岁，或解放初我的处境许可，使我能够较自由地从事创作，我当然乐意将二、三部都写出，完成我原来的创作意图。但是，历史的命运决定了《春暖》只能以三分之一的面貌留在人间。

较好的补救办法我没有，我只能作一些小的补救。例如本来要留在第二部或第三部让读者明白的，如今在第一部写明或暗示出来。总之，我通过这次修订，尽可能使读者感到这是一部完整的长篇。

第三，《春暖》第一部写作和出版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使我的写作受到了许多限制。当时国统区的书报检查制度很严，有些情节不得不回避，而一回避便说不清楚。例如吴寄萍在北平读书时加入了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去延安一趟，没有见到丈夫，将婴儿留在延安，自己返回开封，又由开封回到家乡。

这样的故事经过对写出吴寄萍的精神痛苦非常重要，但在原出版的《春暖》中回避了一些文字，很不清楚。又如抗战初期，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暗中牵线，国民党右翼有对日投降活动，在原书中不敢明言。中所写的地方在行政建制上属于河南省，在军事上属于李宗仁领导的第五战区。李宗仁既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又同蒋存在派系矛盾。这一情况，在原书中写得很朦胧，使一般读者不易理解。郭心清是中共地下县委负责人，原书中回避了他的身份。另一方面，关于共产党内部的某些不健康的现象，不但在当时不能写出，在解放后也同样不能说一句，只有到了今天才可以在修订《春暖》时通过陶春冰这个虚构的人物写出一点。

第四，从艺术着眼，将垒书推敲一遍，或在字句上作了修改，或在细节上作了修改。有的地方改动很大，近于重写。例如有一章叫做《红灯笼的故事》，原是作者多次在晚会上讲述的一个比较感动人的象征故事，后来写进《春暖》中作为一章，同时也作为短篇单独发表。这故事曾被译为俄文，同《差半车麦秸》一起编入莫斯科出版的俄文《中国短篇选》。按一般道理讲，这已经是一个相当有名的故事，可以不必再修改了，然而这一次改动很大。原来所追求的是故事的精炼和集中。但事物总是存在两面性，美学上的问题往往也是如此。

做到了不蔓不枝，却影响故事内容和艺术趣味的丰富性。现在中的《红灯笼的故事》，从增加故事容量和艺术趣味的丰富性着眼，利用我对汉民族神话和上古历史传说的知识，对这一章作了改写。

当然，这个修订本还会留下许多毛病，但以后不可能再作一次修改了。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于无止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