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下官场上下是上下噤声，谁也不敢议论这个考成法的是非。为什么呢？那是太祖皇帝定下来的规矩，这是《大明会典》里有据可查的，你要敢瞎议论，那就不是议论张居正，而是议论本朝太祖皇帝啊，这个罪名谁担得起啊？谁敢议论朱元璋啊？所以张居正打着这个“祖宗成宪”的旗号，一点没阻碍地就彻底施行了这个看似简单却又非常有效的考成法。

因此，连《明神宗实录》里都称赞张居正“沉深机警多智，时常替求国家典故及政务之切时者剖衷之。”（《明神宗实录》卷一二五）就是说他太聪明、太有才了，从故纸堆里就找出了让人无法反驳的改革依据。

关键是，这看似简单的一招考成法，还就顺顺当当地施行起来了。《明神宗实录》说：“自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举。”（《明神宗实录》卷七一）《明史》则评价说，官场上下“自是不敢饬非，政体为肃。”（《明史张居正传》）

我个人也经常会“遥想居正当年”，他怎么会这么聪明地想到了这个办法呢？既简单，又实用；既避开了变法观念上的争论，也真的能根治官僚主义作风这种弊病。看来啊，很多事不是没有办法，而关键是你想不想得到，而想到了你又敢不敢于去真的去执行。

这主意说起来也确实是从朱元璋那儿起源的，可张居正稍加变化，就成了真正的治国良方。

所以，虽然时光流逝已经四百多年了，但作为一个四百多年后的后人，我都想对张居正说一声：“你真是太有才了！”

成效

张居正的考成法出人意料地实施了，也出人意料地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吏治的成效。

考成法本来就是奔着官僚体制改革去的，所以吏治的问题首当其冲。

首先，就是改变了官场上只能上不能下仕途潜规则。这能上能下才叫“通则不痛”嘛。

举个例子，据《国榷》记载，在考成法深入执行的万历九年（1581），光中央裁减官员就达到了419人，而地方则裁减902人，这在当时真是叫大手笔了。而张居正当政的十年里，依据工作业绩、依据考成法被降职和被提升的官员更是无数。这就等于是给官僚队伍大换血，而且是能时时保证新鲜血液补充进来。你说，这样的官僚队伍，它能不表现出鲜活的生命力来吗？

其次，就是改变了官场上官僚主义的作风。

这就更容易理解了，以前人浮于事，动手干事的不如动嘴皮子说话的，动嘴皮子说话的不如动脚丫子跑官的，大家都不干事儿，那能不官僚主义吗？现在好了，别扯什么嘴皮子，也别扯什么关系，实打实的看你干了多少具体工作。连张居正的同乡不干事也被他撤了职，别人谁还敢不干事啊？所以《明史张居正传》说，自从考成法实施之后，朝廷政令上令下达，极为通畅，就算是边疆地区，“虽万里外，朝令而夕奉行”。就是早晨北京才下的命令，到晚上就算远在万里之外的边疆地区，都能照令执行。你说说这工作效率，都赶得上办公自动化的时代了。

第二，经济上的意外成效。

张居正执政之初，不论是他稳固上层权力关系也好，还是他要整治官僚队伍也好，其实他最揪心的还是钱的问题。

虽然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那是万万不能的。对于个人来说，虽然这还不能算是个绝对真理；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绝对真理了。

那怎么来钱呢？我们前面反复说过，张居正接高拱留下来的那可是个烂摊子，尤其在钱这一块，国库空虚到了极点，户部连国家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每年财政赤字就有两百到三百万两。张居正再有本事也“巧妇难为无米炊”啊。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张居正也没别的办法，只有埋头苦干，狠抓两件事：一是开源，一是节流。没想到的是，考成法的实施，在开源和节流上都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效果。

我们先说这个节流。

张居正面对一上台的经济困难，可以说把能想尽的办法都想了。他不仅自己很节俭，还号召从李太后到小皇帝再到群臣都要节俭。后来国家财政大大改善了之后，万历三年的时候，有一次，小万历跟户部要十万两银子，说是为了“备光禄寺御膳之用”，也就是为了改善皇家伙食。可张居正还是上疏据理力争，说国家还不富裕，皇宫的伙食已经不错了，哪还需要什么改善？况且现在马上要面临春耕，北部边防也不安定，农业上、军事上都要花大钱。皇帝你能省点儿就省点儿吧。

结果不仅这十万两没给，还顺带把马上要到的元宵节的花灯费也给取消了。

为了尽量节省，他甚至把给小万历上课的时间从晚上也改到了早上，为什么呢？可以节约灯火之用。

可这样省，毕竟只是省的小头，不是省的大头。考成法实施之后，突然有一个大头省出来了。

什么“大头”呢？

驿传费！

用现代的话翻译就是公款吃喝兼公款旅游兼公款购车的经费。

古代设有驿站，这个我们都知道，它主要是各地招待官员的招待所，不仅要提供免费吃住，还得提供免费旅行的帮助，这样就得向地方上征车、征马、征徭夫。有的人会说，就算出差人员的衣食住行全免费，那才能多少钱啊？

事实上，本来这一块的免费是面向政府出差的官员的，而且还得有几品以上的品级才能有资格来享受。所以，原来要到驿站享受免费的，都得有相关部门颁发的“堪合”，也就是优待证才可以。

但由于官场的腐败，后来有规矩也没什么人执行，这个免费的“堪合”谁都弄得到。这样，但凡是个芝麻绿豆大小的官儿，都可以带着一大帮人免费吃住驿站，并享受长途的接送。是官儿的这样，不是官儿的可以凭着和官员的关系，也可以这样。到了隆庆年间，这种无偿享用官方驿站的现象在官场上那已经是极为普遍的了，大家甚至已经把它当成了一种官僚福利，似乎只要能进入官僚队伍，不仅自己，甚至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就都可以享受这种“福利”。

我们说一个人的无偿消费是微不足道的，但千千万万的人一起来长久地无偿消费那就不得了了。所以不是有报道说某些政府旁边的大饭店都被吃垮了吗？那就是公款吃喝干的事儿。

同理，官场上那么多官员，还有那些和官员们有关系的人，有事没事儿都在政府招待所里公款吃喝住行，一个国家就是再有钱也给这帮败家子儿们吃穷了啊！更别提这时候的明朝政府本来就已经是个穷当家的。

考成法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所有被考核的政府行为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实处。不仅依此要奖励你做了哪些事，也要依此来惩罚你没做哪些事或者做错了哪些事。这一下，利用公款吃喝的每一笔费用就逃不过去了。

张居正规定，要根据考成法来整顿驿传制度，谁无理公款吃喝谁免职，谁给无理公款吃喝提供方便谁受处罚，这包括驿站不清不楚地接待和各地地方官没来由地乱发公款吃喝的凭证。这一下动了真格的了，开始还有人顶风作案，最有名的就是孔子的后人衍圣公。

因为对孔子的尊重，所以孔子的后人被封为衍圣公。这时候的衍圣公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孔尚贤。按规定，作为这时候的道德领袖，孔子的后人每年都可以到京城去觐见一次皇上。说这位孔尚贤对于每次进京的长途跋涉，都表现得兴高采烈。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顺带经商倒卖。

他把山东的地产、货物每次都装个几十大车顺便带到北京来买，因为按规定沿途可以有驿站免费给他提供衣食住行，这样他的货运成本就等于完全省去了。他一个庞大的货运队伍赶得上政府的漕运了，而所有人员货物的运输成本全由驿站承担，也就是全由政府承担，这个好处那就大了去了。所以这个孔尚贤才乐此不疲，就指着每年这一趟大发一笔了。

考成法颁布之后，这个孔尚贤不当回事儿，心的话我是孔圣人的后人啊，况且也不是政府官员，手上又有政府颁发的的“堪合”，也就是特别通行证，你能拿我怎么地？

结果他照常带着庞大的货运队伍上路了，碰到以驿站还要进。可这一路上的驿站没有一个接待他的，所有的驿站都收到了由内阁传达下来的特别指示：驿站只接待衍圣公一个人，除此之外，一个人，一辆车也不准放进驿站里来。

这一下孔尚贤可亏大发了，以前他吃免费的，所以从来不考虑成本的问题，他的车队是人多车好，极尽奢侈，这下没成想要自掏腰包，运输成本那不是一般的大，走到了一半，孔尚贤一算，这一趟的赢利全都没了。等走到北京，算算亏得钱，孔尚贤都要哭鼻子了，别说赚了，光运费就是盈利的一两倍。

孔尚贤想找礼部抗议，可谁听他抗议啊。这边抗议还没答复，那边儿礼部通知他以后进京觐见改三年一次，别没事儿老往北京跑。孔尚贤这算彻底傻眼儿了，只好苦水往肚里咽。

但老实说，孔尚贤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别说是你孔尚贤了，连张居正他自己都享受不到驿站的免费午餐。

张居正的儿子要参加科举考试，因为要回户籍所在地考，所以考前必须从北京赶回湖北老家去。张居正替儿子雇了辆车，让他悄无声息地自己赶路，一路上绝不允许住驿站。

张居正的父亲过生日前，张居正自己脱不开身，就让弟弟张居敬带上寿礼回老家贺寿，虽然路途遥远、行李不便，张居敬还是骑着个毛驴拖东带西地自己回去了。礼部知道了要送勘合来，让张居敬路上方便些。张居正坚决不同意，说整顿驿传，必须从我作起！

连张居正自己都如此以身作则，连孔子的后人衍圣公在驿传上都被考成法整得这么惨，谁还敢惹事呢？所以驿传这一块一下就彻底整顿了公款消费之风，这一下为国家财政上就省下了巨大的费用。

这还只是节流，开源上考成法的意外收获就更大了。

由于土地兼并这时候已经非常严重了，所以很多土地都隐瞒在大地主的手里，这一部分的税收一直拖欠得很严重。张居正按考成法下指标给各地税收官员，以收缴拖欠赋税为衡量官员业绩的考核标准。结果这一下，往年拖欠赋税的十之七八都追缴了上来，这一下等于存了七八年的财政税收都一下到了张居正的手里，国家的经济状况一下子就得了根本的改观。

能开源，又能节流，考成法于官僚制度改革之后，竟为经济体制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神奇的举措。

第三，制度上的成效，或者说是集权制度上的成效

我们在此前，说到张居正、高拱、徐阶这些人，经常用到“宰相”这个词儿，说老实话，严格说起来，这个称呼是错误的。

因为明代没有宰相。

朱元璋怕宰相的权力太大，对皇权造成威胁，所以自明朝之初就取消了宰相一职。他一个人亲理政务，每天要批的奏折要几大筐，两百多个，弄得他虽然起义军出身也实在干不了，所以就让翰林院的学士们给他当秘书，这就组成了一个内阁的班子。所以，明代所谓的内阁本来就是一帮文字秘书。

从行政权上来说，按照明代标准的行政制度来看，实际上最高的行政权力除了皇帝自己，那就是以吏部为首的六部，而监察权则在都察院手里，两者是相互平行的。内阁说起来什么都不是，它只是皇帝的一个秘书处而已，尤其是它对行政系统的六部和监察系统的都察院严格说起来都没有领导权。

但由于内阁最靠近皇帝，而内阁成员往往由身为六部长官的大学士担任，所以内阁对六部逐渐有了真正意义的领导权，这样内阁就渐渐掌握了最高的行政权。但对监察权还是没有控制力的，所以明代的言官很嚣张，因为他们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

可现在考成法实施之后，六部向六科负责，六科又向内阁负责，这也就变成行政系统要向监察系统负责，而监察系统要向内阁负责，内阁名正言顺地掌握了行政与监察两大系统的最高领导权，这样，内阁首辅才真的和前代的宰相一样，真正拥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绝对权力。所以，这时候虽然还是没有宰相的称呼，而张居正的内阁首辅的性质已经和前代的宰相没有什么差别了。

中国封建政治的本质特点就是集权政治，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封建文化环境下，没有集权制度的保证，很多事根本不要想做得成。张居正用一招简单的考成法，理清了权力系统，为它的变法运动打下了一个最牢固的政治基础，这种制度上的成效，意义毫无疑问是非常巨大的。

张居正曾经说过“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张太岳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那意思是说，天下的事并不难在没有规矩，而是难在没有按规矩去做事的习惯。这背后更深的意义则在于，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官僚队伍，最重要的习惯就在于要勇于去“做”、去实践，所以他的考成法其实不是“法”，而是逼着人们去做事的方法。

这也是我从张居正那儿学习到用这个“考成簿”来规划自己生活的关键所在。我经常对自己的孩子说，人生最重要的习惯叫作“四做”：第一个，做，别怕错！第二个，快做，别磨蹭！第三个，专心做，别马虎！第四个，边想边做，动脑筋！

做！快做！专心做！边想边做！

有了这“四做”，人生无难事矣。所以我把我那做事的本子叫考成簿，不叫记事簿，是因为我的本意不是怕忘事，而是要用这种考成的方法来激励自己。让生活因此而生生不息，努力向前……

张居正一招简单的考成法，真可谓是化腐朽为神奇，为国家的治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成效，可也为他自己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严峻后果。

那么这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到底是什么？

面对这个严峻的后果，张居正和他一手创立的考成法又将何去何从呢？

请看下集：《背后来的冷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