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在与冯保的斗争中意外落马，细究起来，关键只是因为自己的一句口误。

他说：“十岁的万历做天子，年龄实在太小了。”

这就叫祸从口出，让冯保抓住了把柄，做足了文章，使得那个被高拱忽视了的最关键的女人，也就是万历的生母李贵妇在政治态度上发生了动摇，从而导致了高拱的撤职和被逐。

在高拱离任之后，因为国不可一日无相，所以作为内阁次辅的张居正就立即接替了高拱的位置，成为了内阁首辅。

我们用了两讲的内容，辨析了《明史》所谓张居正参与了冯保陷害高拱的“阴谋论”的观点。可以发现，陷害高拱的只是冯保，不是张居正；而决定高拱命运的，则是万历的母亲李贵妃，也不是张居正。

贵妃

说到这位李贵妇，《明史》里头虽然有她的传，但记载也不是很详细。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她姓李，但到底叫什么名字，《明史》里也没有明确地说。在野史和民间传说里，说这位李贵妃有个很通俗的名字，叫李彩凤。

这个名字之所以很通俗，是因为她倒确实来自于民间。

李彩凤的爹李伟原来只是河北农村里的一个泥瓦匠，后来实在穷得过不下去了，才拖家带口地到了北京来谋生。到北京还是过不下去啊，所以李伟后来一狠心，就把女儿李彩凤卖到了当时的裕王府，做使唤丫头。

李伟这一辈子都鼠目寸光得很，唯独这件卖女儿的事儿，将错就错，反倒促成了李家的飞黄腾达。

当时的裕王就是后来的隆庆皇帝，他一时兴起，临幸了当时作为婢女的李彩凤。而李彩凤呢，虽然长得很漂亮，但长得好还不如生得好，当年就给隆庆生了个白胖小子。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万历。

因为隆庆的正室陈王妃只生过一个女儿，而且没多久还夭折了，所以隆庆还没有登基之前，就把李彩凤封为了才人。后来隆庆登基了，陈王妃成为了陈皇后，而李才人就升格成了李贵妃。

李贵妃总共给隆庆生过两个儿子，而且隆庆后来总共也就这两个儿子。这下李彩凤的地位，那就可想而知了。

但我们说这个李彩凤不愧是穷人的孩子，质朴得很。她在宫中并不恃宠耍威，对于陈皇后，她更是恭敬得很，这从一个小事就可以看得出来。据说不论是在隆庆生前还是隆庆死后，也就是李彩凤的儿子万历登基之后，李贵妃对陈皇后都是一样的尊敬。她每天早晨都要带着小万历到陈皇后那儿去请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

陈皇后因为跟她感情很好，所以几次都说：“妹妹，不要拘这样的礼，况且孩子那么小，每天一大早拉他起床来请安，孩子多辛苦啊！”

可李贵妃怎么说呢？她说：“这是老辈传下来的规矩，我怎么敢违反祖宗的规矩呢？而且，这对孩子也是种教育，也是有好处的。”

你看，从这种小事儿，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第一，这个李贵妃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后宫中一位难得的聪明而且贤德的女人。

在充满尔虞我诈的后宫中，她知道和平共处、与人为善才是生存的基本法则。即使是在十岁的万历登基之后，也就是她基本上已经算是“垂帘听政”之后，她对陈皇后的谦恭与感情还是丝毫不减，说明这个人在本性上也是非常善良的。

第二，她这种言行上对自我的约束，一方面出于善良的本性，另一方面也出于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教育之心。

我们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等到隆庆死了，李贵妃就更注意对万历的教育了。可以说，如何把小万历培养成一个好皇帝，才是这位母亲最大的心事。所以她不辞辛劳，从生活的点滴做起，也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好的影响。

可以说，也正是出于这种母亲对孩子命运的关注，使得李贵妃在隆庆死后突然就紧张了起来。

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四个字——“主少国疑”。

也就是十岁的万历登基，他一个十岁的孩子怎么才能当好、当稳这个天子呢？而面对这么一个小孩子的天子，那帮阁老大臣们又会动什么心思呢？

这无疑是李贵妃最担心的问题。

而不识时务、不识大局的高拱，一头就撞进了李贵妃的这种担心里。他那句“十岁的孩子怎么做天子呢”正喊出了李贵妃心里的恐惧与忧虑。这下好，一下就激发出了一个母亲保护孩子的本能，也就是“护犊”的本能，所以李贵妃终于忍不住走上了政治的前台，亲手驱逐了高拱。

但李贵妃终究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她不像慈禧太后或武则天那样有着天生对权力的渴望，所以她注定不会真的来垂帘听政。

于是在赶走高拱之后，在“主少国疑”的局面同样没有消除的情况下，李贵妃急需一个依靠，一个虽然不能说是政治上的依靠，但至少可以算是心理上的依靠。所以在这种需要下，一个机会应运而生了——在李彩凤的命运里，在那个贵为皇帝的隆庆死后，第二个最重要的男人出现了。

他，就是张居正。

沟通

张居正不像高拱。

他在高拱跟冯保的斗争中拣了个便宜，应该说，他并不拒绝拣这样的便宜，甚至也有可能渴望拣到这样的便宜。但他需要拣这个“便宜”，是因为他希望朝廷能给他一个机会，而他也能给这个行将就木的大明王朝一个机会。也就是说他的报国之心、改革之志让他心甘情愿地去拣高拱和冯保斗争后剩下来的这个“大便宜”，虽然这会落下口实，但相比较于他心中的政治理想而言，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所以，在高拱退职后，张居正勇挑重任，接替了高拱的位置，担起了大明王朝的担子。

当然，对此他并不是兴高采烈，相反，却是如屡薄冰、如临深渊。

为什么呢？

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一是高拱留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

虽然这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烂摊子的局面并不能说是高拱造成的，这主要是前朝积累下来的弊病造成的，但一向以能干事儿著称的高拱对于改变这种局面并没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他虽然在任上也做了不少事，但往往是拆东墙补西墙，许多方面都没能解决根本问题。比如到高拱罢职的时候，国家财政已经空虚到了极点，户部里连一点多余的银两都没有了，人员工资都要发不出来，整个国家机器眼着看就没有“money”这个“润滑油”了。

另外，由于高拱喜欢结党、搞派别，所以整个官僚队伍也渐渐形成了党争的风气，这比财政上的漏洞还可怕。这些都是张居正要面对的难题。

第二，比这些政治难题更让张居正感到为难的，就是如何面对李贵妃和小万历这对孤儿寡母。

从高拱的失败里，张居正分明看到了那个少年天子的身后站着一个强势的母亲。虽然强势，却又在内心深处有着无助的感觉，所以她在驱逐高拱的诏书里才会说：“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这“日夕惊惧”四个字，表现出来的那完全就是一幅惊弓之鸟的形象，虽然可能夸张了点儿，但李贵妃的那种无助的心理还是明白地表现出来了。

那么，张居正该如何既能顺应李贵妃的强势，又能安抚这个女人的无助呢？

这在眼前，明显比应付高拱留下来的那个烂摊子还要来得重要得多。高拱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失败了。所以这也就可以看出张居正的聪明来了，他不像高拱，在隆庆死后，什么太监、内阁、内政、外政，那都不是当务之急。当务之急的是最高权力背后那个需要理解与帮助的女人。

所以，张居正一接替高拱之后，立即做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件，就是给李贵妃上封号。

按照规定，皇帝死后，皇帝活着的老婆就可以称“皇太后”了。因为李贵妃是万历的生母，所以她也可以称皇太后，这是宫廷礼仪规定的，没什么问题。但这个规定里还有一个细则，那就是陈皇后作为隆庆的原配，称皇太后之后，在这个称号前可以加两个尊字，比如陈皇后后来就叫仁圣皇太后，而李太后因为不是原配，所以虽然可以称皇太后，但前面不能加像“仁圣”这样的尊字。

张居正一上台，冯保就提出了要求，说李太后的称号前也应该加尊字，可礼部坚决不同意。

我们现代人可能会觉得这称号前加几个字有什么关系，又不要出钱、出力，别说加两个，加二十个也随你便啊。可是别忘了，中国古代社会可是个礼法社会，最讲究这些虚头八脑的表面形式。你只要想想嘉靖为了给他爹上个太上皇的封号跟大臣们闹了几十年，就可知这件事儿的难办了。

张居正的脑子比较活，他认为这个称号的问题不是原则问题，政局的稳定，各方的和谐共处才是关键。所以他力劝当时的礼部尚书潘晟解放思想，放下包袱，最后给两宫太后同时都加了尊字。陈太后叫仁圣皇太后，李太后就叫慈圣皇太后。

有人会认为张居正这是“拍马屁”。

其实，这叫“润滑剂”。

西方公共关系学大师卡耐基曾经称赞过中国人的“拍马屁”，说如果不考虑这个词的贬义，如果既不损害做人的原则，也不损害别人的利益，用一些话、一些小事就能让别人快乐，沟通关系，这何乐而不为呢？

张居正给李太后上了封号之后，李太后很高兴，对张居正也另眼相看，两个人的关系一开始就很融洽，这就给两个人的合作开了个好头。

第二件，是很有技巧地迎合李太后的兴趣爱好。

李太后崇信佛教，经常要施舍，要去佛寺许愿，还要捐善款。说老实话，对于李太后这样的人来说，这种兴趣爱好比铺张浪费还花钱。当年南北朝的时候，梁武帝也是崇佛，三次把自己舍身在佛寺，然后让大臣们拿钱来赎，弄得国库空虚，国家财政为之一空。现在李太后有这种花钱的宗教爱好，张居正这个替国家管钱的人不禁就要皱眉头了。

不过张居正毕竟非常聪明，他这眉头一皱，也就计上心来了。

他是个以国家为重的人，坚决不肯让用国库的钱来满足李太后的个人爱好。但怎么办呢？他也不明着对抗，他把本属于皇室采购中心的宝和店划归李太后的名下，这个宝和店也做生意，主要管理皇产和皇室的财政出入，跟国家财政不搭边儿。这样，等于把皇帝兜里的钱放到了太后的兜里，而且还自负营亏，李太后花完了宝和店的钱也就不好意思再要。这既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李太后用于宗教爱好的开支，又不影响国家的财政状况，真的可以算是双赢了。

另外，张居正在小节上面对于李太后的崇佛也略略表现出一些跟风的倾向来。

李太后新建一座庙、新修一座桥，但凡有什么功德之举，张居正就以宰相的身份写一篇赞颂的文章，而且总是写得很快很及时，很好很强大，所以李太后一直就觉得张居正是把自己放在心里的。

一个女人要觉得一个男人把她是放在心上的，这种情感上的依赖感也就会油然而生了。

张居正为李太后做的第三件事最关键，他把李太后的心肝宝贝当成是自己的心肝宝贝，也就是和李太后一样，把万历当成是生活中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