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奈何(2)

作者:安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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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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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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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8798字

作为太平天子,乾隆当政60年后将皇位传给第十五子颙琰,是为嘉庆帝。乾隆是既要安享富贵,又要大权在握的典型。他为自己归政养老后所规划修建的宁寿宫区,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修建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耗时六年时间才完工,宁寿宫区亦分前朝、后寝两部分。前朝以皇极殿为重心,前有皇极门和宁寿门,仿乾清宫的规制;后有宁寿宫,仿坤宁宫的规制。后寝区分为东、中、西三路,俨然一个微缩版的紫禁城。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位于宁寿宫区的西北角的宁寿宫花园。乾隆因喜欢建福宫花园,希望归政之后依然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特命仿造建福宫花园修建了宁寿宫花园。宁寿宫花园的造园水平超过了之前所建的建福宫花园,是公认内廷园林的精品。宁寿宫花园共有四个院落,布局精巧华美,衣食住行,怡情养性,无不考虑周详。园中建筑的题名,如“倦勤斋”、“符望阁”、“遂初堂”、“颐和轩”等,无不体现了他颐养天年、心满意足的姿态。


事实上,乾隆归政之后,并没有在宁寿宫居住。只是偶尔来此游憩赋诗,反而是慈禧太后在光绪亲政后曾居此多时,六十寿辰亦是在此度过。


乾隆25岁即位,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时,他已经85岁,依然精力旺盛。他宣称自己退位之后就到宁寿宫区养老。事实上,他退位之后,在“归政训政”的名义下,依然把持朝政不放,一直居住在养心殿,嘉庆帝只能住于毓庆宫,掌管一些祭祀、典礼等名义上的事,做了三年“儿皇帝”。直到乾隆死去,绞杀了和珅,他才真正掌握实权。


从历史上看,明帝比清帝昏庸,清帝比明帝会享受。明朝皇帝耽于逸乐,怠慢朝政,除了明武宗喜欢出京游逛之外,大多数龟缩于禁中不出,喜静不喜动。


而清朝皇帝,因其出身是关外游牧民族,性喜射猎,对于狩猎尤为重视,每年春天举行春蒐,当万物复苏之际,率领八旗将士前往南苑狩猎,于晾鹰台举行杀虎典礼。每年秋天会在塞外的木兰围场举行长达二十天的秋狝,行围习武论功行赏。届时,皇族亲贵、蒙古王公子弟、八旗将士无不奋勇争夺。大狩之事,一可保不忘满族尚武之风,二可对蒙古等族彰显国之军力,三可令久居京城的皇帝离开紫禁城,稍微放松自在一下。


狩猎之风,在康乾两朝最盛,嘉庆之后,由于国力渐衰和皇帝自身体质喜好等问题,遂不常行。


巡幸之事,亦是如此。康熙为治理河务漕运,笼络南边的汉族士大夫,曾六巡江南,祭孔子,亲谒明太祖陵。此举被乾隆效仿,他在最后一次南巡中,下令在杭州、扬州、镇江三地建文澜、文汇、文宗三座藏书阁,存放《四库全书》,准许文人借阅流传。乾隆的巡幸之举,比起其祖,要铺张奢靡的多,不仅大肆修建行宫,还处处寻访名园胜景。圆明园中的安澜园、狮子林、曲院风荷,清漪园(颐和园)中的惠山园、玉泉山静明园中的竹垆山房等,都是乾隆巡幸之后,仿造江南名园所建。


清代的皇家园林之规模,数量要远远大过明朝,禁内有御花园、慈宁宫花园、建福宫花园和宁寿宫花园,和紫禁城毗邻的还有西苑,那里有宽阔的太液池(今之北海、中海、南海),可供游憩。


在京城的西郊,海淀西山一带,在辽、金行宫别墅的基础上,清帝兴建以圆明园为中心的宫苑,包括圆明园、畅春园、万寿山清漪园(今之颐和园,慈禧尤爱之,多次扩建,改称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和香山静宜园,合称“三山五园”。当年那一带举目所见,尽为皇家所有。


从康熙朝到咸丰朝,皇家园林已成为皇帝日常生活和实际处理政务的地方。每年的隆冬季节,帝后暖居宫中,等正月举行过庆贺、祭祀等典礼后,即离宫赴京西诸园,除却必要的典礼、祭祀需回宫之外,皆长居园中。康熙爱畅春园,雍正喜圆明园,咸丰尤爱避暑山庄(驾崩于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


到盛夏六月前后,清帝率宫眷前往避暑山庄,再往木兰秋狝。九月中旬秋狝结束后,或回宫中,或回京西诸苑。十一月初,再正式返回宫中。清帝对京西诸园感情很深,直至晚清同治年间,同治皇帝还曾起意要重修被八国联军焚毁的圆明园,而甲午海战的失败,亦与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导致军费空虚有关。


与乾隆帝退位之后的养尊处优相比,因“土木之变”而失去帝位的明英宗朱祁镇被尊为太上皇之后际遇凄惨,简直连普通的囚徒都不如。而明英宗之所以落到如斯境地,追根溯源,还要从一场战争,从明朝与蒙古的积怨谈起。


元末之时,朱元璋提出的口号就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明朝建立之后,一路向北远征,硬是将元朝残部打回草原,龟缩在大漠深处。自明朝开国以来,双方经历了无数次战争。


昔日强盛的蒙古帝国一分为三:蒙古本部鞑靼,占据着蒙古高原,由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黄金家族)统治,属于蒙古正统;瓦剌,占据着蒙古西部,又称作西蒙古,明初首领猛可帖木儿死后,瓦剌由马哈木统领。


明朝初年,纳哈出投降,兀良哈三卫被收编为“朵颜三卫”,归宁王朱权管辖。这支外聘的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成为明军的精锐部队,后来在“靖难之变”中立下大功。朱棣对其进行封赏,允许他们与明朝互通贸易。“朵颜三卫”长期占据着辽东一带,向明朝朝贡,听从明朝的指挥。


无论是战是降,蒙古人好战善掠的天性不变,对明朝的威胁始终存在。鞑靼衰落之后,瓦剌趁势崛起。强悍无比的朱棣亲率大军,远征瓦剌,一战打出数十年的和平。


朱棣不辞辛劳,南征北战,为即将到来的“仁宣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外部基础。此外,他深具识人之明,为子孙留下难能可贵的人才,明朝历史上最著名的“三杨”内阁,正是在永乐年间接受磨砺、历练,从而登上历史舞台。


紫禁城是永不会太平的。永乐年间嫡位之争的惊心动魄,完全可以当成教科书来看,精彩不逊于康熙末年的“九王夺嫡”。太子朱高炽体形肥胖,身有残疾,却生性仁厚。朱高煦相貌英俊,能力出众,精于权谋,一心想取而代之。


当时朝野之中,文臣支持朱高炽,武将偏向朱高煦,两派斗得难分难解。朱高煦使尽心机,太子党一度大受打击。最终,得意忘形、过于跋扈的朱高煦失宠失势,朱棣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最终依然选择了立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是为明仁宗。


每次走到文华殿前,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浓重的怜悯。自来太子不易做,做好了容易招忌,做不好容易招骂。古来太子,若摊上个强势老爹和虎狼兄弟,想善终都难。说是国之储君,实则有名无实的活靶子。老爹不放心你,兄弟惦记着你,大臣们审时度势应酬着你。朱高炽做了二十多年的太子,地位几度岌岌可危。他谨言慎行,忍辱负重,好容易熬到老爹驾鹤西游,他当了不到一年的皇帝也蒙主恩召。


朱高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仁厚之君。他不负黎民,不负那些支持他的贤臣们的厚望,不负“仁宗”庙号,史载“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可惜的是,他在位仅十个月。


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二十九日,朱高炽猝死于宫内钦安殿。留下遗诏:“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他的儿子朱瞻基尊重了他的意愿,仁宗的献陵,确实是明十三陵中最简朴的。


明宣宗朱瞻基自幼被祖父寄予厚望,很大程度上因朱棣对他的器重和喜爱,稳固了他父亲朱高炽的太子地位。而朱瞻基即位之后承其父志,种种作为,的确是一位值得称道的好皇帝。


由太祖开国,到成祖守业,再到“仁宣之治”,历时60年,明朝终于达到其统治前期的鼎盛时期。时“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史家将其比之周朝的成康之治和西汉的文景之治。朱高炽、朱瞻基父子治国安民,励精图治,实在功不可没。


转眼到了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那一年,战端再起。明英宗朱祁镇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亲征瓦剌。一头精明善战的猛虎,力图光复元帝国的枭雄,遇见一个突发奇想自不量力的奴才,这一战的悲剧从开始早已注定。只是,可惜了那些无辜陪葬的亡魂。


可怜永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由于王振令人发指的愚蠢和无知,加上坚持不懈的犯错,20万(号称50万)明军全军覆没,随同出征的50余位大臣战死,英宗也被瓦剌俘虏,史称“土木之变”。大明朝文臣武将精锐损失殆尽,明朝开国以来的数朝积累,毁于一旦。这一场惨败影响深远,很多历史学家甚至将其看作明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虽然朱元璋曾颁下严旨,立下太监不得干政的规矩,但实际操作起来却事与愿违。为了平衡皇权与相权,皇帝不得不借重身边最亲近的群体——宦官。


从洪武年间开始,就已经有一些宦官在宫外执行任务。到了永乐年间,因为“靖难之变”的缘故,皇帝与宦官之间的联系加深。宦官的任用较前朝更加普遍,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七下西洋的郑和。


到了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在内府设置内书堂,教授太监读书识字,此举的初衷是因为政务实在过于繁重,皇帝毕竟精力能力有限,不能个个是劳模,需要宦官来当帮手——“批红”。不过在王振出现以前,在位的皇帝精明能干,政治经验丰富,宦官“犯法辄置极典”,故而并未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由此可见,宦官势力能否壮大,跟皇帝自身有莫大关系。


到了英宗朝,出了个王振。初期由于太皇太后张氏的威吓挟制,历仕四朝的“三杨”在朝辅政,王振尚且不敢轻举妄动。随着太皇太后逝去,“三杨”年老体衰,相继离职去任,王振“狡黠得帝欢”,深得英宗宠幸,渐渐大权独揽,在朝中网罗党羽,安插亲信,“遂跋扈不可制”,终因其贪渎,引起贸易争端。瓦剌兴兵来犯,王振贪功好胜,酿成“土木之变”。


可以说,王振是个开创历史的人物。他开创了明朝太监干政专政的局面,一手造成了“土木之变”。祸国殃民,这厮做到了!抛开国家荣辱不谈,但就葬送了20万人命,他就万死不足以赎其罪。在他之后,明之阉祸一发不可收拾。宪宗时出现了汪直、梁芳,武宗时冒出了个刘瑾,天启朝就有了空前绝后的魏忠贤了。


其实太监专权擅政之祸本质原因是建立在皇帝的信任与放任之上。清顺治帝鉴于明朝太监弄权专政之弊,不仅大大缩减了太监的数量,更严格控制他们的地位和权限。


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二十八日下谕:“中官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贻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阵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规,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颂德,以致国事日非,覆辙相寻,足为鉴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执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碑,世世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