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我过生日，发短信给送礼的朋友们：“我比玉婆整整小了二十六岁，却比苏珊大婶又大了六岁。说老不老，说小不小。不过别嘲笑我，据统计福岛五十壮士平均年龄五十三岁，请向我们伟大的五十三岁人类致敬，福岛壮士文茜笔。”

过了生日这天，我正式迈向人生五十四岁的第一个开天之日。日子回到稀松平常，这是住在台湾小岛的好处。历史从来不曾于日常生活中活跃演出，你可以假设每一天都一样。这里的人普遍犯着失忆症，仅有在“二二八”或“辛亥百年”，历史会短暂地假性演出一番。过了节庆，哪怕是悲伤的往事，多数人就像翻报、丢报一般，很快地把历史扔了。历史只是一部纪录片，它好似发生，又好似没有真正发生，于是时间又回到往常，白天、黑夜、四季？？这是身为现代台湾人真正的特色，我们的一切皆太平凡，不穷、不富、不具备特殊国际经济能力。我们说的话没人听，别人说的话我们自然也可以不要听；只剩那些留存雄心壮志、心不死的人，深觉悲痛。

我十七岁至四十五岁前，不理解这一套岛屿的精神逻辑。十七岁时，我误以为人生非得争个是非，争个千秋。亚历山大大帝传记时，我急死了。他在我的年岁时已快继承大位，只手便可杀了一头狮子；二十四岁开始东征土耳其、波斯、埃及……一路从希腊长征至印度。死的时候才三十三岁；青史留名千年，并征服世界大半土地。而我十七岁了，仍活在娘娘腔的家庭争吵之中；我的母亲是位职业妇女，总在星期天清晨猛拍我卧房的玻璃窗户，逼我早起晾晒全家的衣服。

十七岁那年，民谣女歌手珍妮丝·伊安（janisian）正巧谱唱了一首名叫《十七岁》（aseveneen）的歌，对我人生深具启发：

十七岁那年，我了解了真相

爱情是美丽女人的专利

那些与我无缘的情人节

十七岁那年，我得知真相

那已是好久很远的往事

世界还年轻

做梦是我唯一拥有的消遣

对于像我这样的丑小鸭来说

在独自的牌局里自欺欺人那年我十七岁

喜爱这首歌，不完全是投射所有歌词的内容。令我伤心的是这首歌词的创作者，写完曲子之后十七岁那年自杀了。迷上《十七岁》，使我自十七岁那一年，开始思索人生的意义。我们每一个人从生下来，就欠上天一个约会，那就是死亡的约会；差别只是有人赴约得早，有人赴约得晚。

十七岁那一年，是我人生最悲伤的一年。自小抚养我长大、与我相依为命的外婆过世，我带着“孤儿”的心情，“回”到陌生又熟悉的地方“妈妈的家”。幸运的是，十七岁那一年我同时迷上张爱玲的，张爱玲撰写她虚荣洋派的母亲，如何把她第一笔挣来的八百元港币奖学金，一夜全赌输于牌桌上。当年她从被父亲幽禁的家里好不容易逃出来，投奔留洋派的摩登母亲，说来已够可怜；母亲却劈头丢出第一句迎接她的话，“我养不起你，钱都在你父亲手中。”渴望母爱的张爱玲面对她自小崇拜的妈妈，只能不断地向妈妈保证，“有一天，我会把钱还给你。”

在张爱玲的里，我十七岁人生第一次长大，学习如何搁下悲伤，忘却痛苦，并感念爱你的人。我美丽的母亲，虽然严厉并实在偏心，但比起张爱玲那个鬼留洋号称摩登的新女性娘，实在伟大太多。

而我在张爱玲的人生世界，一方面看到她二十四岁得意地“成名趁早”，接着又在字里行间书写爱与死、真与假、财富与亲情、地位与虚矫。她的家世太好，但钱从父亲那一辈，早已逐步匮乏了。她对自己先祖的虚荣与不屑，并存于文章之中，“他们只是静静地躺在我血液里，等我死的时代，再死一次。”先祖是诅咒，时间是压力，历史是无情的火车，轰隆轰隆开过去，人生即被碾碎。

我的十七岁不只没有张爱玲的悲凉，相反，时间轰隆轰隆把我带进一段比一段精彩的时代。我虽没赶上西方一九六八狂飙的年代，却赶上蒋介石死去的年代。虽然二十二岁起参加党外运动，吃了不少苦头，包括被镇暴部队打得满身是伤；为林宅血案发传单，一名老兵将我从台北火车站陆桥推下了楼，差点断了脖子；办杂志常被查禁没收、生活有时甚至拮据至五千元房租都交不出来……但随着我逐年逐月成长，蒋经国带着台湾经济起飞，一九六八年民进党正式成立，一九八七年台湾解除戒严。

在我成长的岁月中，日子不是一天比一天匮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有希望；这是我们那一代的幸福。我们常常一伙吆喝三十个人，就举行街头示威。有一回为了抗议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远东百货公司请南非白人选美小姐站台，我们第一天到板桥远东抗议，挨了警察棍棒痛揍；第二天，我火大决定戏弄“警总”12，把他们当道具。从邱义仁家刻意串通好打电话，撂话隔日“不聚不散，再战远东”；聚会地点就在台中许荣淑服务处。果不其然，隔天我们都在家里睡大觉，窃听电话的人却通报台中“警总”，先是在远东百货重兵布署数百人，几小时等不到半个人影，气得冲入许荣淑服务处。那一年我二十四岁，差一点得意地扮起罗贯中，把自己描述成当代诸葛亮。

一九九五年我出国九年半再回台北，年岁已是三十七。当时关于我的衣装、爱情、诽闻报道特别多，持续了五年之久。我气归气，但正如十七岁时我已得知的真相；有一天，当我老去，我会怀念这一切。果不其然，现在我已五十三，谁来讨论我这半百女人的腿、“事业线”与胸部大小？没叫我“苏珊大婶”已是客气了！

故事并不就此打住；四十岁那一年，我面临了人生另一道考验。一九九八年几位我熟识的企业家，分别向我投诉陈水扁如何利用市府权力，以消防检查为名，接着变相勒索进行献金劝募。我第一回不敢置信，第二回摆明告诉他们，民进党中央对于这位如日中天的明星，无能为力。直至一位新党市议员，白纸黑字于议会公布陈水扁的基金会募款名册，我的人生被投下了极大震撼；证据就在我的眼前，名单里包含几位向我投诉的企业家而且金额完全“精准”一致。当时我已四十岁，人生在权力与理想之间面临重大的抉择。事情终究无法光滑无痕迹地度过，半年后我终于离开自己投入二十年青春的政党。我离开时看着身后关闭的党部电梯门，起初是漠然；走到大街上，才渐渐觉得眼泪的需要，至少为自己无悔但也不会再出现的青春哭一哭吧。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人很少的马路上，哭给自己看。

也是那一刻，我再度告诉自己，至少我是忠于自己的；因为十七岁时，“我已知道真相”。

从十七岁起，我对自己的人生只有一个终极愿望。当一切的约会皆结束，我必须赴宴于生下来就亏欠上天的那一场约会时；合眼片刻，我不觉这一趟人生惭愧。

至今，愿望不变。

二○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12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简称。——编者注

二○一一年，年底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