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波接着说：“再说了，你按时把钱还上，事情还有转圜。虽然是违规放贷，但摩天大楼毕竟是河州重点工程，我这也算迫于政府压力支持地方经济建设，那跟一般的官商勾结还不同。不就是手续不完善吗？你按时把钱还上了，银行没有任何损失，我们到时想办法完善一下手续，又重新把钱放出来。有杨行长这层关系，加上我和吕市长一起做工作，应该很有把握。可要是你不能还上这笔钱，那方方面面都交代不过去。”

杜林祥半信半疑：“真能像你说的那样？”

张清波说：“当然！杨行长是总行分管领导，我又是洪西分行一把手，还有吕市长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出面，问题不会太大。我的那位老同学，如今的常务副省长徐万里，他也同意，关键时刻省政府再出面协调。但违规放出去的贷款你要不能先还上，哪位领导都不好帮你讲话。”

杜林祥已没有选择的余地，他表情痛苦地说：“也只能这样了。对方的款一到，我就先还贷款。”

在张清波施加了巨大压力之后，杜林祥更是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着贺小军的购楼款。如今的他，已经站到悬崖边上，任何一步不慎，都会粉身碎骨。

约定的付款日期转眼就到了。贺小军却亲自打来电话，说资金调度上出现一些问题，付款期限不得已要延后一周。电话中，贺小军言辞恳切地说：“我也知道这样做是我方严重违约，但的确是没有办法。希望杜总无论如何宽限一周，一周之后，钱准时到账。”

杜林祥一百个不情愿也只好答应下来。他如今只有这么一根救命稻草，除了紧紧抓住，已别无良方。

偏偏在这时，北京一家不怎么知名的媒体刊发了一篇报道《资金链断裂，银行逼债，纬通集团命悬摩天大楼》。报纸上记者的署名叫袁凯。尽管这家媒体不是什么大报，但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出现这种文章，还是令杜林祥猝不及防。

有些债主，因为看到这篇文章，又气急败坏地跑来公司大闹。

正在杜林祥焦头烂额之际，却接到一个电话：“杜总，你好！我是《新信报》

的记者袁凯。”

杜林祥立即警惕起来：“袁记者，你好！你的大作我已经拜读了，总体来说很好，就是某些细节和事实有出入。我正想派人和你沟通一下，但又苦于联系不到你。”

袁凯说：“上次的报道推出之后，效果还不错。不过我也承认，那篇稿件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没能采访到纬通集团相关负责人，有些话难免是一面之词。

我准备推出一篇跟踪报道，为了做到公正客观，所以有些问题想直接跟你求证一下。”

杜林祥问：“什么问题？”

袁凯说：“这样吧，初稿我已经写好。就先发给你过目，如果当中有什么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我们再联系。”

袁凯很快将稿件传真过来，杜林祥抓起来一看，肺都要气炸了。先说文章的标题就很耸动——纬通集团大限将至。仔细看内容，除了对于纬通集团目前的困境有许多细节描写之外，还翻出不少陈年旧账，包括杜林祥以土地开发起家，曾在强拆中闹出过人命，还有集团高管安幼琪，此前曾在政府任职，并与一位被查处的贪官卓伯均关系密切。在袁凯笔下，许多虚虚实实的事件串联在一起，简直要把纬通集团置于死地。

杜林祥对媒体界的内幕也略知一二，这位袁记者没有直接发稿，而是先打来电话求证，敲诈的意味十分明显。这年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算是大问题！

杜林祥亲自拨通了袁凯的电话，满面笑容地说道：“袁记者，文章中许多内容都不是事实啊。要不咱们见一面，我把许多情况当面向你说明一下。”

“见一面也好！”袁凯说，“只是我现在人在北京，没空来河州。”

杜林祥说：“没关系，我正好要去北京出差。到时咱们好好聊一聊。”宽限给贺小军的一周时间马上要到了，杜林祥原本就准备去北京催债。

袁凯说：“恭候大驾。”

杜林祥当晚就飞到北京，不过袁凯却推说临时有事，要第二天下午才有空。

袁凯也拒绝了去茶坊见面的要求，而把会面地点定在他的办公室。

袁凯的办公室就在宣武门附近的一栋普通写字楼里，办公室里除了《新信报》报社的招牌，还挂着文化传播公司的牌子。办公室的装修很简陋，里面坐着七八个着装随意的年轻人。袁凯是其中唯一拥有独立办公室的人，他把杜林祥迎进自己办公室，热情地沏好茶，并递上一张名片。

杜林祥瞟了一眼名片，除了印着《新信报》首席记者，还有文化传播公司的总经理。瞧这头衔，杜林祥已大体明白，这个袁凯，就是以新闻报道为幌子，要挟采访对象投放广告或公关费用的媒体混混。

杜林祥没话找话地说道：“袁记者年轻有为啊，不仅做新闻报道，还涉足文化产业。”

袁凯以一口标准的河州话说：“杜总，其实我们以前打过交道，只不过我这种小角色不太能入你法眼。”

杜林祥很惊讶，但绞尽脑汁也想不起何时见过这位袁记者，他说：“恕我眼拙，不知我们以前……”

袁凯说：“几年前我是《河州晚报》的记者。”

“《河州晚报》？”杜林祥自言自语道。这些年来，采访过自己的《河州晚报》

记者起码有十多个。这么多人，他一时实在记不清了。

袁凯说：“当时杜总在河州西郊的棚户区做土地整理，结果强拆闹出人命。

晚报派我去采访，回来稿子都写好了，却突然接到上面通知，河州所有媒体不准报道此事。后来我实在气不过，就把自己采访的文章发到论坛上。可是没过几天，我发到网上的稿子就被人删得无影无踪了。”

想起来了！虽然一直没有见过此人，但杜林祥与袁凯的确算是打过交道。当时在河州西郊棚户区搞拆迁，林正亮带人和拆迁户发生械斗。林正亮被人刺伤，对方则有一人丢了性命。杜林祥连夜去谈判，终于搞定了死者家属，可第二天还是有人把这事捅到网上。为此，吕有顺大发雷霆，还叫网监部门追查是谁发的帖。杜林祥和周玉杰也急匆匆赶赴北京，四处联系删帖公司清除网上信息。

杜林祥记得，当查出是《河州晚报》的记者把事情捅到网上之后，吕有顺还声色俱厉地表示要“严肃处理”。

尽管从未谋面，但袁凯留给杜林祥的印象可谓深刻。杜林祥好奇地问：“你怎么到北京来了？”

袁凯吸了一口烟：“中国的事情，喜欢层层加码。大领导发话要对我严肃处理，到了报社这一级，就变成了立即开除，而且河州的其他媒体也没人敢录用我。不得已，我先是流浪到广东，两年前又来到北京。”

对于自己，袁凯一句话便轻轻带过。其实，作为一个80后，袁凯的经历远比同龄人丰富。

袁凯的父母是工人，没什么文化，一辈子就知道老老实实干活。从为袁凯取的名字，就知道这二老憨厚到何种地步。袁凯刚出生时，父母到处向人请教，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好。有人存心戏弄他们，就说干脆让小孩叫袁世凯。这两人哪里知道袁世凯是何许人也，只觉得名字听上去还挺顺口，便欣然接受了。直到上初中时，袁凯实在不堪忍受同学的嘲笑，才去派出所改名，把中间那个“世”字拿掉。

袁凯从小便是厂区里出了名的淘气鬼。可就在他高考落榜的那一个月，父母竟双双下岗，全家生活陷入窘境。突如其来的变故刺激了这个聪明伶俐的少年。

袁凯跪在父母跟前，希望父母给自己一个机会，让他复读一年。

一年后，袁凯果然不负众望，以高分考入洪西大学新闻系。其实以他的分数，上复旦大学都不是问题。只不过父母再三叮嘱，家里经济条件只能供他复读一年，填报志愿时千万不能冒险，最后才选择了有充足把握的洪西大学。

靠着父母走街串巷售卖下岗牌茶叶蛋，袁凯勉强完成学业。四年大学生活，也彻底改变了袁凯，他变成了一个充满理想抱负的热血青年。毕业时，有许多成绩不如他的同学都到了政府机关，而袁凯却执意进入《河州日报》当起了记者。

他的理想就是成为法拉奇、邵飘萍那样的传奇记者。

三年《河州日报》的生活，袁凯却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面对那些“高度重视，强调指出”等八股味十足的官样文章，他感到十分厌倦。他主动申请离开《河州日报》，转而进入市场化媒体《河州晚报》。在那里，袁凯倒是写出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特别是暗访假酒窝点、乡干部截访致使一名孕妇流产等稿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他不仅成为河州的名记，甚至有不少市民称他为“袁青天”。

成功让袁凯个性中的桀骜不驯彻底释放。在采访杜林祥公司强拆闹出人命的新闻时，满腔热血的他，因为报纸不愿刊登他采写的稿件，而和总编辑拍桌子大骂。事后，他又把稿件放到网上，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一回，袁凯可是惹恼了大人物。不仅砸了饭碗，在河州也失去了立足之地。袁凯并没有灰心，心中的新闻理想甚至燃烧得更加炽烈。他毅然南下广东，加入一家在业界具有极强影响力的媒体。

在广东的岁月，他笔下锋芒更盛。其采写的多篇稿件，不仅在全国范围引起震动，甚至让两名县委书记丢了乌纱帽。不过，当他把舆论监督的矛头指向上海一家大型企业时，却遭遇到空前压力。对方投入重金公关，封杀了他的全部报道内容。而且还以虚假新闻的名义，将袁凯告上法院。报社迫于压力，让他停职休假。恰在这时，袁凯的母亲遭遇车祸，送到医院抢救不及过世。匆匆坐火车赶回河州奔丧的袁凯，在母亲灵前长跪不起。

事业遭遇挫折，亲人撒手人寰，或许正是这一连串的打击，让袁凯的内心发生重大转变。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以正义的化身自居，可仔细想想，究竟得到了什么？无论是在河州还是广州，他当记者的收入，只够勉强糊口，根本谈不上去孝敬双亲。母亲直到过世前都还推着一辆三轮车，沿街叫卖下岗牌茶叶蛋。如果自己的经济实力足够宽裕，哪里还会让母亲受这份罪？母亲如果不是整天走街串巷，岂会遭遇车祸？

更令这个年轻人绝望的是，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在为何而战！曾经，他希望用手中的笔，来呼唤公平正义，推动国家的进步。可现实中，一个记者的力量是多么渺小。袁凯甚至开始嘲笑自己少不更事，不晓得天高地厚。

就算放弃这些远大理想，总可以用新闻来帮助一个个普通而无助的百姓吧？

想到这里，袁凯更是痛心地摇着头。采访河州强拆案时，王家兄弟一开始对他千恩万谢，称他是“青天大老爷”，可一旦收下杜林祥的钱，马上翻脸不认人。王家老三后来还给袁凯打过电话，质问他为何把事情捅到网上，并说，如果因此妨碍了杜林祥给他们钱，就要让袁凯好看。

和上海那家企业对簿公堂时，也是当初的受害者收下企业巨额赔偿，反过来出庭指控袁凯写假新闻。只不过，那个上海人比河州的王家兄弟稍微客气一些，还专门打电话给袁凯道歉，说“自己昧了良心，不是人”，“袁记者，对方开价是一百万啊！有了这笔钱，我一辈子吃穿不愁了。像我这种工薪阶层，不可能不动心”。

袁凯经常想起鲁迅先生的《药》。中，华老栓与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一样，既勤劳朴实又愚昧无知、麻木不仁，为了救儿子，他竟然拿馒头去蘸革命烈士的鲜血。鲁迅先生对人民大众是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这种态度，袁凯如今也有，但还要加一句“恨其不义”。

另外，那些整日把新闻理想、职业操守挂在嘴边的报社领导又如何呢？不论河州还是广州，一旦出了问题，袁凯总像替罪羊一样，被人毫不犹豫地扔出去。那些拿着高额年薪，甚至还有不菲红包收入的报社领导，却要月薪五六千、在采访一线风餐露宿的记者秉持职业操守，这不是扯淡吗！

这些年来，一直有人劝袁凯：“三流记者写报道，二流记者收红包，一流记者拉广告。”还有人说：“你那些负面报道，不过是为你带来两三千的稿费，为你们部门主任带来万把块钱的红包，为广告公司、公关公司甚至删帖公司带来几十万的利润。仅此而已！”对这些话，袁凯一开始只是一笑置之。现在，他不得不仔细掂量。

任何一个行业的操守都需要人身安全与基本物质生活做保障！为什么宋朝士大夫最有风骨，人杰辈出？身为开国之君，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煌煌祖训：“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这起码保证了士大夫群体的言论自由与人身安全，不用担心因为说错话而掉脑袋。此外，宋朝一直给予士大夫优厚的物质待遇。哪怕屡遭贬谪的苏东坡，到了岭南蛮荒之地，还能“日啖荔枝三百颗”，而不用像后世文人曹雪芹那样“举家食粥酒常赊”。

说到曹雪芹，袁凯自然想到了与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清朝。在那个曹雪芹尚且穷困潦倒，龚自珍只能徒唤“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士大夫阶层已被精神阉割。没准哪天就家财散尽，脑袋搬家，此时谁还要去奢谈人格、尊严，只能是神经病。就说那个被电视剧吹得神乎其神的纪晓岚，其奴颜媚骨，实在比和珅好不了多少。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天，纪晓岚在上书房，因为他眼睛不太好，没发现皇上，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老头子在哪儿呢？”结果乾隆皇帝从屏风后面转出来问纪晓岚“老头子”是什么意思？纪晓岚马上跪下来说：万寿无疆就叫作老，至高无上就叫作头，父天母地就叫作子。文人的马屁都拍到这水平了，夫复何言！

袁凯忽然觉得，让他这样的小记者去奢谈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实在极其荒谬。

在广州租住的小屋中，袁凯经常吃着泡面，抽着五块钱的白沙，不断在网络中找寻成就感。他在百度搜索栏中输入自己的名字，而后敲击回车键。很快，他的名字，还有那些名满天下的文章，就会在屏幕***现。看到自己的稿件又被几十家网站转载，他会忘记贫困的现实，开心地笑起来。

在母亲的灵前，袁凯认为自己必须停止这种自娱自乐的游戏了。在追求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以前，他必须先改变自己以及家人的生活。

袁凯随即离开广州北上京城，什么新闻理想、职业操守通通被扔在地下。他与几个朋友联手，将一家原本做老年保健品的行业小报，改头换面成一家财经媒体。当然，他们的财经新闻主要是揭露各地企业的黑幕，然后再以此相要挟。袁凯不仅是这家报纸的首席记者，还自己成立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如今的袁凯，已从“三流记者”蜕变为“超一流记者”。过去，袁凯是名副其实的名记，其采访作风在圈内以剽悍着称。

再难以采访的题材，交到他手上，很快就能获得突破。如今的他，敲诈作风同样以剽悍见长。什么龙潭虎穴都敢闯，单刀赴会的故事在他身上更是无数次上演。

袁凯常说：“我们的对手全是身家不菲的商人或者手握重权的官员，跟他们叫阵，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我们大不了不当记者，那些人如果丢掉书记、董事长的头衔，损失却是难以估量。”

看来，“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后面还要加一句，“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