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这个以其恐怖与罪恶，被喊打与被唾骂的称谓或阶层，时隔近一个世纪，留在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老人中及当代文学作品里和今人的印象是模糊的，遥远的，陌生的，阶级的评价多少掩盖了道德的评判，给胡子定性支离破碎、偏颇、不完整，贪婪、凶残、打家劫舍。目睹者口碑后人的多数是超乎常理的杀杀砍砍抢抢夺夺的血腥故事，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胡子，常常带有明显的阶级特征：民族变节沦为日本汉奸走狗；死心蹋地成为国民党的帮凶；弃暗投明跟共产党走。在关东这块蛮荒、肥腴、丰臂一样的土地上，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血色天空的景衬下，把胡子的命运概括为这三种结局显然是客观、公正、实际的。但是有一点不应该忽视：胡子就是胡子。

胡子产生到形成强大势力的猖獗，始于明末清初关东富庶的黑土地开禁，中原人的闯进，列强的入侵。特别是日俄战争后，这里变成殖民地，由外寇扶植傀儡满洲国的私生，关东人被置于铁蹄践踏、官府压榨、恶人强食的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人们便揭竿而起，啸聚山林、落草为寇成为胡子，绺子中人员成分囊括了关东社会各阶层人物。至于胡子产生、发展、消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好，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罢，我写的这本纯粹胡子故事不回答这些问题，文学描写的胡子有它的缺陷，艺术的真实难免与实际事件有出入，但我力争把胡子写得像胡子。

《玩命》成书与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有关。我出生的年月与胡子消亡的年代相距二十多年，以我生活的现实与年纪准确、真实地写出纯正胡子的作品，显然很难。但几十年的科尔沁草原生活给了我写胡子的契机和丰富的资料。

我居住的土屋就建在满清的东夹荒上，这里浓缩了关东荒天荒地，荒荒的岁月和荒荒的历史。延续至今的屯名，如乔家窑、卞家营子、沈家窝棚仍然保持胡子老巢的味道。关东语言中至今还使用胡子隐语黑话：起屁、上亮子、挪窑子、四梁八柱……绺子中严格的清规戒律仍为今人称道，几乎目睹或经历胡子的抢劫、绑票的老辈人，都能讲上一两段胡子的轶闻，流行关东火炕上的瞎话内容中胡子的故事占相当部分。

在这种远离胡子活跃年代，而又有人津津乐道谈胡子的氛围中我生活多年。如果我血管里流淌着清馨青草味儿，至少咴儿马嘶和笃笃枪声浓了殷殷血色。也许我当过胡子的祖辈遗传基因中有胡子的某些成分，这些显然是一种潜移默化，真正明晰的件事发生在我十二岁的那年春天，在得知赵坨子曾有一次胡子与剿匪的骑警激战的传闻后，我想去捡几颗过去的子弹头、子弹壳什么的。

一个荒春的三月，残冬的景象仍在冻僵渐醒的柳枝上逗留，这个季节无疑预示或者加深了我对胡子的印象。沟沟壑壑的赵坨子，火药味显然在几十年前就消散了，阴森的匪巢已被沙砾埋没，陡峭的坨壁上垂吊的笤条子周围布满指粗的圆洞，可以断定是三八大盖枪洞穿的弹孔，或许是当年一个藏匿的胡子被密集的子弹打碎。在找到两枚锈蚀发绿的弹壳后，我见到露出沙尘中的一个白光光的骷髅头，投向恐惧一瞥时，一道闪亮的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一颗长长铜子弹头嵌入骷髅的前额。迟疑了许久，我颤抖的手捧起并不洁净的沙尘把骷髅头埋掉。离开赵坨子我心情骤变，在也不想拣什么子弹壳子弹头的东西玩了。但是大人们对这个骷髅的解释铭记我心里：“肯定是胡子，没有人给他收尸。”一个人死去暴尸荒野，任凭食肉猛兽啃去筋肉，而剩下白花花的骨骼，他的同类漠视而无动于衷，这件事令我战栗，接下去我做了许多年噩梦。

伴随年龄增长，我的探求意识增强，胡子是些什么人？距这件事约二十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偏僻的角落额伦索克（蒙语：二龙屯的意思）找到一个活着的胡子大柜，报号压五省。关于他是怎样幸存下来的，根据他的要求，我不能披露更多的细节。在干打垒土屋的火炕上，在燃烧的干牛粪发出的气味熏蒸中，已是八十三岁的当年匪枭提议用小饭碗喝酒，我们随之成为朋友。他向我讲述了很多胡子的习俗、绺规，被他炫耀的几次杀砍砸抢令我震撼。显然，我所写胡子部分素材是他讲述和提供的。尽管他极力反对透露他的经历与人生的真实，但我还是在本书某一篇中写了他，也算是一种纪念吧！

“流贼草寇”、“吃走食的爷们”这些是胡子们的自诩。

本书的写作另一个原因，即我对胡子的理解。传统称胡子为恶人，我觉得恶人身上在那个岁月里表现出民族气节的东西更加充分；还有人认为胡子是亡命徒而缺乏真正的爱憎，其实也不尽言，这本书道出了我的观点。

胡子匪也盗也贼也，人们都这么说。

作者

1974年获得土匪素材。

1985年至1992年部分章节报刊发表。

1993年以《土匪没有眼泪》结集出版。

2004年重新整理。

2007年8月最后定稿于大连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