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天最炎热的一个中午，年轻的诗人苏芒突然与我们不辞而别。据苏芒那位前额有一块明亮刀疤的房东反映，苏芒在出走之前曾到他的小杂货店里买过一刀草纸。当时房东还感到奇怪地问苏芒买草纸有什么用，因为清明早过了，而农历七月十五日的传统鬼节还为期尚远。房东的意思是在这炎热的天气里很少有人买草纸的，除非是谁家死了人了。话一出口，房东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哦了一声之后就到另外一个小仓房里找出一卷有点发霉的草纸给了苏芒。在苏芒转身离去的刹那间，房东发现他的肩上背着一个鼓鼓的旅行包，像是要出远门的样子，狡猾的房东立即起了狗一样的警觉，问苏芒做什么去，苏芒说我出一趟远门，过几天就会回来的。房东说那你先支了房租吧，你还欠着整整一个月的房租。苏芒说我母亲刚死，现在手头紧，我有了钱会马上给你寄来。房东转了半天眼珠想了想，说这样吧小伙子，我看你刚才买纸时的样子就知道你是真的没钱了，那就留下一样东西作抵押吧。苏芒说，好，你看这个行不行？

他给我留下的抵押物是一支破钢笔。不瞒诸位，我它妈在劳改农场干了一辈子，你说我要钢笔有个屁用？我掂着它比掂着一把锄头还沉。那家伙说着，拿出苏芒的钢笔像扔一根鼻涕虫那样扔给了我们，我认倒霉了，你们把它拿走吧。不过话得说清楚了，那小子还欠我三十块钱的房租，如果你们不替他还，那他就一辈子都欠我三十块钱。

我当即掏出三十块钱给了他，他嘿嘿地笑了两声，嗯，这还差不多。怎么，大热的天，你们不买瓶汽水喝喝？我与小北没有再搭理他，就离开了那个小杂货店。

苏芒的离去使我的心情变得沉重而又复杂，自那以后，我的情绪坏透了，无论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不知怎的，我的脑子里老是晃动着苏芒孤苦伶仃的影子：他一个人走在大路上，风吹着他长长的头发，一只旅行包是他全部的拥有。他一定对我有一些不好的看法，或者对我感到失望了，不然他不会连声招呼也不打就匆匆离开了这座喧闹的城市。在生活中，我早就不像过去那样在乎别人对我怎么看了，奇怪的是我却很在乎苏芒，这是在他走后才意识到的，总之我在心中隐隐地盼望着苏芒会有消息传来。

时间在飞速流逝，一晃几个月又过去了，在冬天初至的一天，我终于意外地收到了一封苏芒寄自远方的来信，这真令人惊喜，我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透过苏芒的来信，我不但知道了苏芒的下落，而且还知道了一些其它的情况。我对安苹说，苏芒给我来信了，他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什么？你说什么？安苹闻声从卫生间里出来，顶着一头湿漉漉的黑发。她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像打量一位尚未进化的山顶洞人。

我说我要马上离开金碗酒店，去找苏芒。

这一次安苹听清楚了，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你走了，我们的事情怎么办？我说算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我认为我们还是做一般的朋友更合适一些。

安苹背过身去，房间里很快响起了一阵轻轻的抽泣。记得当时，我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的新月沙龙该停办了，让一切都平静地结束吧。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苏芒的来信，沉入美好的遐想中无力自拔。我从苏芒长长的来信中得知，他去的地方是一个名叫雪米的北方小镇。他说他现在生活得很好，在那儿看守着全镇最大的苹果园，并且和果园里一位美丽的姑娘谈上了恋爱，有可能不久就会与她结婚了。他说他很喜欢雪米小镇，尤其喜欢那儿的冬天，那儿的雪下得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大，而且一下就是三天三夜，使整个小镇像是一篇美丽的童话，洁白而又晶莹。在那一刻，他总是拉着恋人的手在苹果园里来回奔走，让雪落满他们各自的全身，像两个雪人。一直等到夜深人静，他们就回到他们的木头房子里去守着暖暖的炉火聊天，一聊就是一个整夜。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两个人什么话也不说，而是喝着一种烧热的野果汁回忆往事。

苏芒在信的未尾朝我和小北发出了迷人的邀请：你们来玩吧，我们在苹果园里迎接你们。

苏芒的描述深深地打动了我和小北。我们俩商量了半天，决定在冬天结束之前去苏芒的苹果园看看，看看他，也看看那位美丽娇小一尘不染的姑娘。昨天夜里，当我们这儿也下了一场大雪，我与小北再也忍不住了，一大早就来到火车站买了两张车票，踏上了北去的旅程。上火车之前，我们像两个孩子那样用树枝在雪地上写下了七个大字：

走啊到苹果园去。

这对于我和小北来说，就像当年我们要举办新月沙龙那样，如今，苏芒的苹果园已开始像一轮崭新的太阳在我们的梦境中闪耀。

说来话长，那个新月沙龙的最早发起人是我。一年前我想出这个点子的起因大概是出于生活太无聊了，或者还有点别的什么原因。总之我说干就干，先是找到了小北，他是一个热爱绘画的男孩，当时我们俩已经交往一段时间了。小北一听这个想法也很兴奋，说大光哥，早它妈该这么干一下了，你真伟大呵。我说得了，先别高兴得太早，能不能有人感兴趣还两说着呢，你不看看现在谁还有这个闲情逸致？但不管怎样，我们要试一试，这一点是肯定的。好在那时也是一个冬季，在我的印象里，人在这个季节里比较容易静下来，静下来想一想生计之外的东西，比如怎样活得更有趣一些。为此，我们俩坐在房间里策划了整整一个下午，从活动宗旨到活动内容，甚至还制定了几条纪律。第二天，我们到一家复印社打了上百份广告，分头行动，将它们张贴在城市里最惹眼的地方，连火车站附近的公共厕所也不放过。然后，我们就像姜太公钓鱼那样，神情不安地坐在家里，期待着会有一阵悦耳的敲门声突然间雷霆般震荡我们的耳膜，或者像一段轻柔的钢琴曲那样拨响我们的心底。但一直等到黄昏来临，也没有一个人光顾我那间简陋的屋舍。世界上浪漫的人都死光了，这一残酷的事实几乎摧毁了我们的自信。晚上，我和小北守着火炉闷闷不乐，我们听着风在屋外呜呜地吹响树枝的声音，以及自郊外传来的某一只野猫婴儿般的哭叫声，谁也不说一句话。那几日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太阳一出，雪像火焰一样在阳光下咝咝燃烧，夜风一吹，雪就又像火焰一样迅速熄灭，路上结了一层薄冰。但是，就在这样的晚上，一个寒冷得连手指头都不敢轻易往外伸的晚上，奇迹却在我们身边出现了到了夜里九点半钟的时候，一直在火炉旁打盹的小北在身体哆嗦了一下后突然呼地一下坐了起来，他使劲揉着眼睛说大光哥，我刚才一脚踩空，从悬崖上掉、掉下去了。我笑了起来，刚想问他你做梦了？你做梦也不老实，好好的跑到悬崖上去做什么呢？这时，咚咚，两声轻微的敲门声顿时把我们全身的毛孔都惊醒了。我们愣怔片刻，几乎在同时迅速地从滕椅里跳起来，拉开门，惊愕地发现一位姑娘梦幻般地站在了门外。直到今天，我也无法形容自己在那一瞬间的诗意感受，仿佛岁月又回到了一个久远的年代，我一遍遍在心里问着自己：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但她就站在门外，与你近在咫尺，你没理由怀疑。你在怀疑的氛围里呆得太久了，常常自以为是地怀疑一切，有时就难免要犯错误。我正这么想着，那姑娘就发话了。我敢说，她的声音在冬天的夜晚显得格外清脆悦耳，就像是一朵开放在雪地里的凌霄花一样动人。

我是来报名的，她说。

姑娘自我介绍说她是一位正在读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名字叫安苹。今天下午她看到了我们在学校门口张贴的广告，就像揭状元榜一样把它从墙上揭了下来。因晚上有课，只好等下了课以后才来报名。安苹说着，笑了起来，怎么，你们二位感到意外吗？我拘谨地搓着两手，连声说哦，没有，没有。请坐，请坐。

安苹笑着，把身上的外套脱下来，我发现她的头发和眼睛上沾了一层严霜。她把外套脱下之后，顿时让整个屋子的空气都改变了，一股浓郁的香气溢满了房间。安苹坐在藤椅上，把手伸向炉火烤了烤，又捂了一下冻红的耳朵，问，大光，有什么吃的吗？我还没有吃饭。经她一提醒，我想起原来我们也还没有吃饭，就吩咐小北到外面的食品店里买回一些现成的东西：一只烧鸡、一个沙丁鱼罐头、两瓶啤酒。安苹把两瓶啤酒都拿在手里，非常老练地利用两个酒瓶盖的压力作用启开了一瓶酒，然后把啤酒倒进三个杯子里，说，来，为我们的相识干杯。说着，将满满一杯啤酒一饮而尽。那一晚，我们没有想到一个美丽的姑娘居然有这样大的酒量在两瓶啤酒很快喝光之后，小北只好又出去一趟，又买回一只烧鸡，一个沙丁鱼罐头，而啤酒则是整整一捆，计十二瓶。

喝着喝着，我看到安苹兴奋得两眼放出了光芒，她使劲儿拍了拍自己丰满的胸脯，说，大光，今后沙龙活动的一切费用我一个人包了。说着，她的舌头开始打弯了，我它妈、长这么大，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放……放松过！我就像是到了自己的家里。

大光，你做了一件大、大好事。

然后，安苹干脆用酒瓶喝了起来，把嘴上的口红稀释得一干二净。小北则一个劲地朝她竖大拇指，赞道：好酒量。嗯，大姐好酒量哇。

事已至此，我忍不住皱了皱眉头，心中蒙上一层淡淡的阴影。我开始隐隐地担心了，我担心我们今晚迎接的不是一位艺术女神而是一位擅长豪饮的侠客。

苏芒是在安苹报名的第二天找到我那间偏僻的小屋的。像许多年轻的艺术家一样，他留着一头长长的头发，穿一身破旧的牛仔装。不过他的眼睛看上去极有特点：很黑，很亮，看人时充满温和与明澈。仅此一点，我就有点喜欢他。苏芒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后，从怀里掏出一叠厚厚的诗稿，我翻了翻，竟一下子被吸引了。那真是一些激动人心的诗篇，按理说这样的作者早该被公众认可了，如果赶上机遇，说不定他会像惠特曼或马雅可夫斯基那样流芳百世，或者像泰戈尔那样弄一个诺贝尔奖回来，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争光。而眼下的事实是，我们的苏芒至今仍然默默无闻，这太不公平了。我夸赞着苏芒的诗，他也很兴奋地点着头，一会儿又摇摇头。这么好的诗，应该拿去发表啊，我们怎么以前没听说过你呀？我问。我不是这个城市的。我刚从安宁县来。苏芒涨红着脸，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

我对安宁县所知不多，只听说那是一个全省有名的穷县，离省城约三百华里左右。

苏芒说他是到省城给母亲看病来的，很偶然地从医院大门口看到了成立新月沙龙的广告，就满怀好奇地找来了，还说他是冲着新月二字而来，它让人联想起泰戈尔的名著《新月集》在深蓝无边的夜空中，镶钳着一弯镰刀似的新月，春天就要来临，大地布满草香……啊，多么幽远美丽的意境啊！听着苏芒喃喃自语似的朗诵，我们被感染了，我们对苏芒说新月沙龙就是为他这样的人开办的，我们要为一些高贵而纯粹的心灵提供对话的场所。苏芒很激动，说没想到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居然找到自己的知音了。苏芒坐了一会儿，就准备离开了，他说他的母亲还在医院里，他要回去给母亲做饭。临走时，小北把一个签名簿递给他，说苏芒，你也签个名吧，我们会与你联系的。苏芒接过签名簿，写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他告诉我们说他目前与母亲在郊区租了一间很便宜的房子居住，如果我们若想找到他的话可以打电话给他的房东，他的房东是一个在劳改农场干了整整一生的男人，前额上有一块明亮的刀疤。他退休后开了一个小杂货店，还装了一部公用电话。当然，我每接一次电话他就会多收我五角钱，从月底的房租中一并扣除。苏芒说着，一边用欣赏的目光自下而上地翻阅着签名簿，短短两天，那上面又多了一些自命不凡的名字了：泽泽、龙龙、许剑、小岛、黑丫、白米……翻着翻着，苏芒的目光突然凝滞不动了，他脱口而出：安苹？

透过苏芒吃惊的表情，我想苏芒大概和安苹有过什么瓜葛。若真那样，我们的新月沙龙可就有好戏看了。一个星期以后，我们的新月沙龙在著名的金碗大酒店向全市人民正式宣告成立。那一天，我惊讶地发现金碗大酒店的一楼大厅里人头攒动，新闻记者、电视摄像、镁光灯和各种噪音交织在一起。大理石柱之间悬挂着千篇一律可想而知的大幅标语。这一切都是安苹一手操办的，为了搞好这项活动，她慷慨解囊，出资两万余元。我问她你一个穷学生，钱从何来？她有些生气地说我是学生不假，但你最好懂点礼貌把穷字去掉，明白了吗？我只好老实地点头回答，明白了。安苹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大光，你等着瞧吧，下次搞活动我可以把王朔和贾平凹都给你请来。她分配给我的任务仅有一项：宣读来宾名单。长长的来宾名单让我足足宣读了将近二十分钟，大多是本市的作家、记者和编辑。还有一些口衔烟斗油头粉面来历不明的人。他们纷纷坐在沙发里，说笑、调情、喝茶、吃水果，每人腋下都夹着一份价值不菲的纪念品。待一切程序进行完毕，我看到一位满脸粉刺疙瘩的电视台记者扛着摄像机追得安苹团团转。安苹今天打扮得恰到好处，既不过艳又不过媚，像中央电视台某个最受欢迎的节目主持人悄悄靠拢着，显然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只见她面对摄像机侃侃而谈，表情自如，偶尔还猫一样吐一下舌头做个可爱的小鬼脸。当记者问她作为一名大学生，怎么想起要搞一个这样高品位的沙龙活动的呢？是否有意识地在向当前一些媚俗文化挑战？这个问题嘛……安苹支吾了一下，目光开始往人群中搜索起来，最后将光焦聚集到我的身上，我想躲开，可已来不及了。她立即把手悠雅地一挥这个问题你去问我的合伙人吧！哎，大光，大光，快过来一下，记者要采访你。我犹豫着步子不肯前行实在是事出有因，不为别的，与安苹相比，我的口才太差了，即便有满腹经伦可一到了嘴边上就只剩下了声带的颤抖，一句成个的话也说不出来了，更何况我从未面对过神秘的摄像机说话。所以无论记者怎样折腾，失败是注定的，他录下的只能是我一头明亮的虚汗罢了。终于，我看到那位头戴一顶黑色导演帽的记者在皱了皱眉头之后脸上露出一副鄙夷的神情，他放下肩上的摄像机，说，算了算了，我干了这么多年记者，像老兄你这样的还是头一回见到，也算我今天开了眼界。嗯，这样吧，在节目播出时提提你的名字好啦。说着，就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绿颜色的小本本，用牙咬开圆珠笔帽，歪着头，用一种审案子似的口吻道，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我说我叫大光，今年二十六岁，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目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不耐烦地打断了我的话，你只说名字就可以了，我不是让你做征婚广告。然后刷刷几笔记下了我的名字，又画蛇添足地问，大，大小的大，那么光呢，光是哪个光？我脱口而出，光腚的光。

这句话把他噗哧一声逗笑了。是啊，除了光腚的光，我一时想不出我还能是什么光来。

这时人群里突然响起一个声音，吃饭喽，吃饭喽，旋转餐厅旋转餐厅。吃饭的号令一下达，满堂的噪音顿时小了下来，大家条件反射，口里生出些许津液，争先恐后地去挤电梯。旋转餐厅设在酒店的最高层，可以边吃边欣赏整个城市的无限风光。待大家坐好后，金碗大酒店的秃头老板粉墨登场，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很谦虚地称金碗大酒店不过是一茅草小店而已，今天有这么多名流光顾是本店的荣幸。话一出口，立即惹起一片抗议，说老板谦虚过头了，嗯，谦虚过头了就是骄傲，该罚酒的。秃头老板春风依旧，说哪里哪里，在下并没说错，与香格里拉北京饭店相比，金碗难道不是小店？说着，秃头老板拍拍胸脯，哎这就对喽嘛，凡事都要有个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这是毛主席说的。远的咱不提了，你比如在下吧，也曾写过文章甚至还获过什么什么奖的，可与诸位比起来，还能提这壶么！人生在世，友情为重，我敬大家一杯，来，干了！随着一阵掌声过后，大家喝了一杯酒。秃头老板又朝众人深鞠一躬，谢谢谢谢，来交个朋友，交个朋友，然后不辞辛苦地散发了一圈名片。我接过名片，朝上面瞄了一眼，发现在那一长串头衔中第一排就是市作家协会会员。我再抬眼看看秃头老板，他正穿过几桌宴席，与安苹答讪：怎么样苹苹，还可以吧？安苹朝他竖一下拇指，赞道：功劳大大的。通过他们双方的眼神和表情，我猜测他们之间不但熟悉，而且极可能还不是一般性的熟悉。当然，这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只是轻轻一闪，立即就觉得自己思想很不健康甚至有些卑下了。安苹所做的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我们的新月沙龙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么。她出钱出力，趁机风光一下也是无可厚非的，刚才电视台记者也打算叫你风光一下来着你却不会风光只会光腚。那还你酸溜个什么劲儿？你还是老老实实，光你的腚吧。就这样我自己劝好了自己，心踏实下来，举起酒杯对桌上的人说：喝酒。

宴会进行一半的时候，突然有几声嘹亮的尖叫自某个角落传来。我正在纳闷，只见小北神色慌张地跑过来，把我叫到一旁，说大光哥，苏芒在安苹过去敬酒时把桌子掀翻了，你快去看看吧。我慌忙站起身，在小北的引领下来到一个最为偏僻的角落，见那个桌上全是我们的沙龙成员，此刻他们都傻瓜似地站在那儿发愣。桌子已被扶正，服务员正收拾着满地的杯盘。苏芒被一个人搀扶着，他像一个儿童那样哭得鼻涕兮兮。我问是怎么回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没有回答我的话。我有些光火，说我找了你们半天，原来你们都在这儿藏着哩。你们不该喝这么多的酒，更不该把桌子掀了，这是在全市闻名的旋转餐厅不是在自己家里，你们懂不懂？我看你们是喝晕了头了。小北急忙解释，大光哥，这旋转餐厅一点好处没有，除了上厕所的人以外这个位置什么也看不见，反把大家给转头晕了，我们其实没喝多少酒。我说你们别嘴硬了，你们把桌子都掀翻了。小北说那是安姐的事儿，她过来敬酒，要每人喝八杯，说这个数字吉利；苏芒死活不喝，还说了一些讽剌性很强的话，最后就……

你们早就认识吧？我问苏芒。

苏芒点点头，我们一个县城的。她父亲是全县有名的大老板安大年，他、他把我们全家害苦了……不等苏芒说完，我一挥手打断了他的话，说，什么陈谷子烂芝麻的，过去的事不要提了，如今大家走到一起就是朋友，嗯，你们猜猜安苹给这次活动赞助了多少钱？他们先猜了个一千，后又猜了个两千，我嘿嘿地笑了起来，你们都没猜对，说出来吓你们一跳，是整整两万块钱。大家的脸上立即露出惊讶的表情，嘟哝道，这么多钱，她倒舍得呀。我说就是喽，没脾气了吧？他们点点头，说嗯，没、没脾气了。我又问安苹呢，她到哪里去啦？他们说安苹让一个留秃头的胖子给领走了。那是酒店的老板，你们装什么糊涂？他们摇摇头，说真的不知道。我这才意识到他们在这个位置坐着是根本目睹不到秃头老板刚才那一番出色表演的。

我怀着不安的心情去找安苹，穿过油光可鉴富丽堂皇的走廊来到总经理办公室虚掩的门前，透过缝隙，我看见秃头老板与安苹正坐在沙发上谈笑风生，安苹手持一根袅袅燃烧的香烟，咯咯笑着，说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不许反悔。秃头老板则拍一拍安苹的头，说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哥什么时候骗过你？你们尽管把沙什么龙搬到酒店来办，也算哥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尽了一点绵薄之力。难道他们是兄妹关系？听了他们的对话，我的毛病又犯了，就又狠狠地谴责起自己来。我想，眼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说不清楚的，它可能今天是这种关系，明天又成了那种关系。

就这样，我们的新月沙龙一下子登上了大雅之堂，每月三十日晚上的一次聚会在金碗大酒店如期举行。你可以想象一下，自那以后，原本平凡的每月三十日这一天被我们赋予了怎样的光芒、激情和期待。夸张点说，在这一天，为了迎接金碗大酒店那顿五颜六色的晚餐，我们常常把早餐和午餐都悄悄省略掉。我们会早早地把自己收拾一新，像赴约会一样地来到全市最著名的酒店，一边吃一边大谈艺术，这不是一种奢侈是什么呢，或者说，这不是一种幸福是什么呢？当然，不愉快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比如大家会因为某个艺术观点的不同而争执，争得面红耳赤，有时甚至会忍不住动起手来。好在大家彼此并不记仇，过后该怎样还怎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彼此之间熟悉程度的加深，类似的事件频频发生。这真令人头痛。为此我常常忧伤地想，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城市里，我们原本是一些为数不多的同类，却怎么就这般斤斤计较如此合不来呢？苏芒由于要照顾病重的母亲，很少来参加活动，但每来一次都要和安苹之间发生摩擦，说一些只有他们二人才听得懂的话，有时会突然大吵起来，致使沙龙活动不欢而散。渐渐地我了解到一点情况，那是在我和小北去医院看过苏芒的母亲之后的事情了他母亲的病一天比一天厉害，已瘫痪在床，说话不成语句，神志昏迷不清。苏芒流着眼泪，送我们从医院出来，我就问他和安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苏芒告诉我说他父亲原来也开办着一家公司的，在一次跟安大年合作搞一个项目时被安大年坑了，致使他父亲的公司一夜之间就倒了闭，他的父亲一时想不开，就在一个晚上从楼上跳下去自杀了。妈的，就这么回事儿，苏芒忿忿不平地骂道，安大年个狗日的坑去了我父亲的好几十万元钱，那是他们公司十几口子人多年的血汗钱。如今我的母亲住在医院里，我们连三十块钱的房租都支付不起，呜呜……大光哥，我对你说一个感觉你别介意，行吗？我拍拍他的肩膀安慰着他，苏芒你说吧，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苏芒说我每次参加沙龙活动看到安苹这样的人坐在那儿大谈艺术就觉得极不舒服，她怎么配！她大把大把地挥霍的钱是从哪儿来的？那、那是我父亲的钱和他的一条命。

我无言以对，只好安慰他，商场如战场，有什么办法。苏芒，你是太纯洁了。

那天晚上，我与小北围绕着苏芒一家的遭遇谈了整整一夜，我对小北说我一辈子都不会去坑害人。小北说那你就永远做个穷人吧，当个中国梵高也很光荣。我说我也当不成梵高，无论怎样模仿，咱们都当不成梵高。在这个人口密集的世界上，光荣的梵高只有一个。

六月中旬的一天深夜，苏芒的母亲在抢救无效后含恨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就在苏芒生命中最为悲痛的这个夜晚，我却意外地交上了桃花运，与安苹开始了突如其来的恋爱，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天傍晚，我正在自己那间孤独的小屋里读里尔克的《给一位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安苹提着一兜水果来了，她好像哭过，一双眼睛红红的，一屁股坐在藤椅上，嚷着要酒喝。我说你除了喝酒之外，还有别的爱好吗？你最好少喝点酒，这样下去身体怎么能受得了。安苹说大光，谢谢你的关心，我今天有不顺心的事儿，只有喝了酒以后才能说给你听。她扔给我一张百元钞票，说大光，你要多买些酒来，我发誓我今晚是最后一次喝酒，从明天开始我就把酒戒掉。听了这一席话，我禁不住动了恻隐之心，只好到街上去买了整整两大捆青岛啤酒，用一辆出租车拉回家来。然后，我陪着安苹喝起了酒，显然，这是一次以喝醉为目的的痛饮，一上来就拉开了大干一场的序幕。终于，在喝光了整整一捆啤酒之后安苹哭了起来，边哭边说人活着真是没劲啊，干什么都没劲不是？我不劝她，由着安苹泪水横飞，还随着她说道，是、没劲，要这么有劲干什么？接下来安苹就开始骂人了，连她的父亲安大年也不放过，成了首当其冲的目标。她说这些年她的父亲赚了不少黑心钱，这她比谁都要清楚。她抬起一双迷离的眼睛，问大光，面对这样的钱，你说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不等我作出反映，她就快刀斩乱麻般地做了了动作，花掉，只有花掉，才能、才能解我心头的疙瘩。我说你有什么疙瘩，你是富家小姐，命运宠儿，有疙瘩的应该是我，我是穷光蛋一个。安苹，你听听我的名字吧，嗯，大光，光腚的光。安苹嘿嘿地笑起来，笑完了又接着哭，骂秃头老板不是好东西，今天居然提出了跟她上床的要求，若不是突然有人敲门，差一点就把她给强奸了。我吃惊地问他不是你哥吗，难道他是畜牲？她使劲摆了摆手，说狗屁，谁说他是我哥，他什么时候成我哥的？我们是在酒桌上认识的，互相玩玩而已。不瞒你说，大光，那家伙沾了我不少便宜，他亲过我也摸过我，可他休想占领我最后那块阵地。今天他以让我们离开酒店相要挟，我说去你妈的吧，酒店又不是你家的，谁有钱都可以住。我说明天晚上我就带我男朋友一起来住，气死你个狗娘养的。说到这儿，安苹往我的脸上吻了一下，立即把我吻迷糊了。安苹，你这是……你是不是喝醉了？安苹，你知道我第一次见到你时的感觉吗？你的声音像雪地里的凌霄花一样动人。安苹说没醉，我没醉，你才醉了。安苹说傻瓜，我今天要把最后的阵地献给你。我们明天就住进金碗酒店，你放心，那家伙是不敢把我们怎么样的，他有许多把柄在我手里。

往下发生的事情不言而喻。当苏芒在母亲咽气后前来求助于我的时候我正与安苹相拥而眠，他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目击者。当时，他愣怔在那儿，先是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然后梦呓般地咕哝了一句：原来……这样。

我想，这大概是导致苏芒不辞而别的一个直接或间接的原因吧。时间与上帝制造了多么大的误会。

最后该说说我和小北的那次寻找苹果园的旅程了按照苏芒信封上提供的地址，火车在运行了八天八夜之后，先是在北方那家最大的车站停了下来，然后我们又坐了差不多整整两天的长途汽车，后又步行了几十里平坦的雪路，周围竟没有见到一个行人。终于，伴随着眼前一阵明亮耀眼的雪光，我们知道大概是到达梦中的雪米小镇了。旅途的疲劳顿时被一阵强烈兴奋所替代，小北甚至大声地唱起了歌。时值黄昏，雪米镇果然像苏芒在信中描绘的一模一样：坦荡洁白的雪地之上，生长出片片矮小的木头房子，远远看去像一朵朵盛开的白色蘑菇；炊烟的气味在空气中浓郁地随风弥漫，一群孩子嚷叫着在青色的光线里玩着打雪仗的游戏；一切都显得温柔而宁静，多像是一幅列维坦笔下的油画啊。我们急于见到苏芒，就走过去向一个男孩打听苹果园的方位，那男孩听后竟像打量怪物似地看着我们，然后茫然地摇了摇头，最后嘻嘻笑着跑开了，跑出好远又停下来朝我们看着。无奈，我们只好去敲一幢木头房子的门，开门的是一位白须飘飘的老人，他热情地把我让进了暖烘烘的屋里。老大爷，我们要找镇上最大的苹果园。他好像有点儿耳聋，把一只手搭在了耳朵上，你们说什么？你们再说一遍。我们只好又说了一遍，这回老人听清了，脸上的皱纹先是很古怪地抽动了两下，接着呈现出一副慈祥的笑容。孩子，这儿一年四季都这样冷，哪里会有什么苹果园？我都快九十岁了，这辈子才只吃过三回苹果，那真是很好吃的东西，我做梦都想再吃一回。说着，他伸出了三个指头，可我这辈子就吃了三回苹果。嗨嗨，孩子，这里从来没有过苹果园，你们肯定是找错地方了。

我们一下子懵了，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急得额头上布满了汗水。啊呀，老大爷，你行行好帮帮忙吧，我们没找错地方，怎么会找错了地方？我们赶了两千多里路呢，来找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噢，他的名字叫苏芒，他和他的恋人快要结婚了，他们就生活在苹果园里，瞧，白纸黑字，这是他给我们的来信。

（原载《鸭绿江》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