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泛突厥主义者与民族行动党的联盟并不牢靠——1969年大选中，民族行动党公开倒向泛伊斯兰主义，而与泛突厥主义领导人的关系趋于冷淡。70年代末，右派民族主义者与左派组织发生公开的暴力冲突，这最终导致1980年9月军队接管政权。同年11月，军政府下令取缔所有政党和社会组织，泛突厥主义活动再次受到限制。这之后如前所述，土军方迫于欧盟的压力，放松了各政党和社会组织的限制，故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泛突厥主义组织在土境内仍有活动，但其影响已不及60~70年代了。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自1919年至冷战结束前，泛突厥主义事实上始终没有得到土官方的认同。这段时期，在土国内，支持世俗化、西化的土军方始终在政治上拥有主导地位，而出于地缘战略的需要，西方阵营总体上对土耳其融入欧洲的诉求也抱以相对积极的态度，因此西向战略在土国家决策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而泛突厥主义与国家的这一总体战略并不存在契合点，某些极端思想则和共和国所奉行的凯末尔主义相悖。

而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欧对土耳其态度趋于冷淡，土的西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受挫。同时由于苏联的解体，中亚地区出现了力量真空。在这种情况下东向战略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土耳其的视野，泛突厥主义与土国家现实利益找到了切合之处，泛突厥主义运动至此由民间行为上升为国家行为，并一度成为土耳其政府对外政策的重点。当时新独立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操突厥语的民族，这一地区成为了土耳其扩大政治影响的首选。

与此同时，为摆脱苏联的控制，以泛突厥主义为代表的中亚民族主义受到了上述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在苏联尚未解体的1990年12月，苏联中亚地区的突厥语族共和国和其他国家突厥语族代表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第二届突厥斯坦国际代表大会，鼓吹“各国突厥人要在政治上协调一致，建立以土耳其为模板的突厥人联合体”。这一时期，土耳其政府和民间通过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宣传泛突厥主义思想；通过公共媒体扩大影响，宣扬中亚的泛突厥主义活动，标榜中亚的泛突厥主义活动家；提出实现泛突厥主义理想的可行的纲领性理论；通过经济和文化交流（如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赠送书籍、接收来自中亚的留学生等）来增进与中亚各国的联系。需要注意的是，土政府所关注的范围并非仅限于中亚五国，而是“远达”中国的新疆地区，事实上在冷战结束之后，在有关于我国国内分裂势力的问题上，土官方一直或明或暗地在扮演着一种并不光彩的角色。

然而，土耳其的国际影响力毕竟有限，随着俄罗斯开始谋求在中亚“重新确立其影响”，中亚各国的外交政策开始逆转，“普遍强调需要‘平衡’它们与文化亲缘国家和与前帝国主人的关系”。同时，随着欧盟对土耳其关系重新升温，西向战略重新成为土外交政策核心，土耳其泛突厥主义作为土耳其的国际战略，在1993年以后渐趋沉默。尽管如此，土耳其仍然是世界各地泛突厥主义者活动的基地。

总体上看，在加入欧盟的“漫长等待中”，土耳其人的耐心已经被消磨了很多，如果土耳其一直看不到其愿望实现的可能性，作为“备选方案”，它很可能就要重新倚重泛突厥主义，再次将视线转向操突厥语的各民族，在黑海、中亚甚至中国的新疆寻求它的某种利益。而即使从更加现实的角度考虑，从围绕加入欧盟的西向战略考虑，土的地缘战略价值在冷战后开始在中亚方向体现，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开始重新崛起，因而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很可能成为欧盟外交政策中可资利用的资源（这也就不难从现实利益角度解释某些西方国家对于“东突”的袒护态度）。因此，泛突厥主义或者说是东向战略的成分在土耳其的对外政策中必将长期存在。

地缘战略与美土关系发展

从国际格局变化角度来看，从“二战”结束至冷战全面开始前的这段时期，其实质是苏、美两个新兴霸权从前霸主英国手中“接管”权力的过程，而土耳其与美国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在之前的雅尔塔会议中，美、苏两国对各自势力范围进行了划分，而这其中对于中东以及东地中海区域则并未明确，战后上述区域便成了苏美斗争的焦点之一。

1945年，苏联政府向土耳其提出共管黑海海峡和割让卡尔斯—阿尔达罕地区的要求，遭到土耳其拒绝后，苏联在苏土边境集结兵力，土、苏关系开始趋于紧张，土耳其的国家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而这为美国人创造了机会——很快，美国对苏联的这一举动便有了回应：1946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宣称，为了遏制苏联“共产主义颠覆”的威胁，应向土耳其和希腊提供大规模的军事和经济援助。随着杜鲁门主义[源于美国前总统杜鲁门1947年3月12日在国会上宣读的一篇国情咨文。其核心是：遏制共产主义，干涉别国内政，加紧控制其他国家的纲领和政策。美国提出“杜鲁门主义”被普遍地认为是美国外交政策上的一个急剧转变，其对全世界的影响相当于1823年宣布西半球不再受欧洲殖民主义支配的门罗主义。学者通常认为这是冷战正式开始的重要标志。

]的实施，1947年7月，美、土签订关于美国援助土耳其的协定，美国向土耳其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紧接着美国军事代表团抵达土耳其，改组并控制了土耳其军队，攫取了海、空军基地。这样，美国的势力渗透到土耳其，实现了把土耳其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体系的目标，同时也使得美国的影响力开始“登陆”中东地区。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冷战时期，对于西欧国家和美国，由于战略取向的不同，土耳其对其战略价值虽然都在于地缘，但仍旧是有所区别的。对西欧各国而言，土耳其的地缘战略价值体现于东欧方向，是抵御苏联军事威胁的屏障；而对美国而言，除遏制苏联之外，土耳其的价值同时还体现于中东和中亚方向，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土耳其与伊朗是美国在中东最初的也是最可靠的施力点。

随着美苏争霸的日趋激烈，美土关系随之变得更加密切。1952年2月18日，土耳其正式加入了北约组织，成为北约成员国中唯一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成为北约组织成员后，使爱琴海和黑海海峡完全置于西方阵营的控制之下，美国的军事力量通过土耳其可以直接到达苏联的南部边境。土耳其沿地中海、爱琴海和黑海的重要港口，如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伊斯肯德仑、萨姆松等都修建了美国和北约的海军基地；美国和北约还在土耳其修建了100多个机场，其中包括位于土耳其南部的当时规模最大的阿达纳空军基地。从土耳其机场起飞的美军飞机，可以使苏联的高加索地区以及乌拉尔工业区都在其威胁之下。

而为了进一步插手中东，同时也为了遏制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扩张，1953年，美国提出“杜勒斯计划”——在中东组建“北层防御集团”，即由与苏联为邻的伊朗、土耳其、阿富汗和接近苏联的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组成军事联盟；西方国家和“北层防御集团”诸国分别订立军事援助协定，通过这种双边军事协定，控制“北层防御集团”的武装力量；这之后，再由“北层防御集团”诸国与中东其他国家签订双边军事协定，进一步形成中东军事集团。出于融入西方的愿望以及传统上觊觎中东的南向战略的考虑，土耳其带头支持美国的计划，于1955年11月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改为中央条约组织）作为中东的一个区域性军事集团，它将北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两个军事联盟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形成了针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形大包围圈。其中土耳其既是北约组织成员又是巴格达条约组织的一员，它所具有的双重身份对遏制苏联的力量扩张到亚欧大陆边缘及其以外的地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土关系一度趋于冷淡。究其原因，首先是几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在中东的存在已经稳固，并且成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头号盟友，凭借着阿以冲突的反复张弛，美国已经可以在中东地区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其中东战略的主要施力点变成了以色列，土耳其在美国中东事务中的地位开始有所下降；此外，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美国经济上的颓势，美国的全球战略开始处于一种收缩状态，这就进一步地降低了土耳其对美国的战略价值。而至1974年，美土关系由冷淡开始变得趋于紧张——1974年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岛，这一军事行动客观上影响了美国在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利益，同时威胁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内部统一性，从而最终引起美国对土耳其的不满。1975年2月，美国对土耳其实行武器禁运。土耳其则以接管美国在土耳其领土上的基地进行报复。

土美关系再次升温则是1979年之后的事情：1979年2月11日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随后美国在伊朗的军事基地全部被收回，这危及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美国将可能因此而完全丧失在苏联南部的立足点，因此作为补救手段，必须重新恢复美国在土耳其的军事存在。同时，土耳其政府也希望美国解除武器禁运，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增强其防务力量（事实上在此之前，土耳其也表示愿意在塞浦路斯问题上作出让步，1978年9月美国取消了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此时美土关系已开始回暖）。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出于中亚方向的考虑，美国进一步加强了美土两国的防务合作——1980年1月10日，美土正式签署了《美国和土耳其防务和经济合作协定》。1987年3月，两国续签防御与合作条约，规定美国可以使用土耳其军事基地，并向土耳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帮助土耳其建立军事工业。

冷战结束之后，苏联的军事威胁不复存在，而美国新一轮的战略扩张随之开始，土美关系因此并没有像欧盟与土耳其的关系那样出现“降温”——在中东和中亚两个战略方向，土耳其都是美国必须要倚重的盟友，而土耳其如前文所述，同样希望在这两个方向谋求自己的利益。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事入侵科威特，图谋中东地区霸主地位，美国借机开始大举进军中东。海湾危机中，土耳其加入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参与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关闭了经过土耳其的两条属于伊拉克的输油管。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土耳其为美军和多国部队提供空军基地，允许美国使用在其南部最大的因切里克空军基地（这是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空军基地）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并在土伊边界地区集结了12万军队，从北侧牵制伊拉克兵力。此外，土耳其在波斯湾派驻有两艘护卫舰。1991年7月，美国总统布什访土时曾表示，“如果没有土耳其作出关键性的贡献，多国部队就不可能解放科威特”。

之后，在美国的支持和参与下，1996年2月，土耳其和以色列结成军事同盟。1998年1月，美国参加了土、以两国在地中海举行的海空联合军事演习。这一方面可以帮助以色列摆脱在中东地区的孤立境地，另一方面则有利于对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实施遏制。

而在中亚方向，1999年11月，在美国直接参与下，土耳其与阿塞拜疆签署了修建从阿塞拜疆经格鲁吉亚通往土耳其的杰伊汉的输油管道的协议，从而使里海的石油和天然气输出有了绕过俄罗斯和伊朗的新路线；“9·11”事件之后，为配合美国的“反恐”战争，土耳其同意美军随时使用土领空和军事基地，以供美军飞机起降和输送战略物资。而作为回报，2001年10月，土耳其政府“应美国邀请”决定派兵参加“反恐”战争，同年11月初，土派遣90名官兵前往阿富汗，成为第一个出兵阿富汗的伊斯兰国家，同时得以进一步插手中亚事务。

作为政治筹码的亚美尼亚屠杀事件

2007美土交恶，发端是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于近日通过了旨在把历史上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杀害亚美尼亚人的事件认定为“种族屠杀”的议案。

这里我们首先来简单地说说“亚美尼亚屠杀事件”：亚美尼亚位于外高加索南部，与土耳其东部接壤，在历史上，这里曾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据亚美尼亚官方史料记载，在1915~1923年期间，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政策，最终导致约150万人死亡。对此，目前史学界的确存在学术争议，而联合国、欧洲议会、比利时、法国、希腊和俄罗斯则均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事件”，称这一事件为“违反人性的罪行”，联合国于1978年将此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