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经济的两次转型谈起

1976年之后，经济建设成为政府工作核心，当时许多问题随之摆到了中国政府的面前，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简单地讲就是没钱，国内建设缺乏资金，对外贸易缺乏外汇储备。70年代末，由于技术、设备引进的摊子铺得大了些，1978年、1979年、1980年出现3年贸易逆差，分别为11亿、20亿、13亿美元，1980年外汇储备就成了负数。20世纪80年代国防为经济建设让路的决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作出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一直很危险，我们的经济政策实质上是一种准战时经济体制，是立足于战备，但这并非是经济建设的常态。后来中央将立足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削减国防建设项目这种做法虽然现在看来有点“短视”，当时也是迫不得已，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国的外部环境又一次恶化，我们的国防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个教训值得我们牢记。

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解决工业化问题，和所有的经济体一样，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从历史上看，一个常规模式就是由农业为工业做积累，再由工业反哺农业，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工业化算是以农养工的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也一直在走这个路子，但是在现代社会这种积累模式的效率是非常低的，在中国这套“积累—反哺”的反馈过程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相反给农村工作制造出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证明了“以农养工”搞工业化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

原始积累在中国最终是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来解决的。1992年，随着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进一步放开，中国出现了经济过热的局面，经济面临着“硬着陆”的危险，作为应对措施，1993年、1994年两年，在收紧银行贷款政策的同时，政府通过人民币贬值和制定鼓励出口的政策，开始将过剩的产能转向了国外。当时正好赶上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和本国的资源进行产业升级。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集中资金与技术的优势，生产高端产品。按照萨缪尔森的比喻，这种世界分工就是“最好的律师同时也是打字最快的人，却不亲自打字”。

说白了，发达国家就是冲着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去的，低成本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人力成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值差距是由潜在生产力供需关系决定，简单地讲，发达国家既能生产飞机也能生产袜子，而发展中国家只能生产袜子但又需要飞机，自然定价权就在发达国家手里。这样的利润分配带来的一个远期后果就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国家内部可以通过税收政策、社会福利、转移支付来锉平高收入阶层，弥补低收入阶层。但世界范围内显然没有这样的机制，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际间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而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对此又并没有太多的选择，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经就说过：“我们准备好被剥削了，只是希望剥削得比较公平。”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一起投入到这轮全球化浪潮之中，我们当时确实是抓住了一个机遇。对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优势在于人口素质较高，就发展经济而言较传统东方文化的特性更为积极，除了中国，日、韩也是正面的例子。中国国内环境，以及周边环境都非常稳定，没有民族、宗教冲突和各种“游击队”的袭扰，此外，中国政府具备极强的行动力，在方向正确的前提下强势政权搞经济的效率是非常惊人的。1993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客观的现象而言可以拿比较经济学来解释，直接的表达就是：国家在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强投入，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换获得彼此的利益最大化。军事领域有句名言“乞丐不和龙王比宝”，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找到我们的优势——掌握技术和自主创新是两条可行之路，但这只能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当时我们还不够条件。中国最早在国际市场形成竞争优势的是纺织业这个低级别产业，除了人力成本外，就是前面提到的国家优势，还有政府的出口退税政策。

谁都明白，技术含量越高的产业，利润也越高,产业层次越高，对经济的拉动空间也越大，但是高端产业的高利润伴随的是高风险和更长的利润回报期限，除非像核工业、航天业这类事关国家安全不能拿一般经济标准衡量的产业，否则都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来支撑才有可能发展。而有了纺织业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之后，这些钱又进一步地投到了基础建设和产业升级之中。90年代后期，我们在更高一层次的机电行业形成了竞争力优势，至2004年机电产品出口额已经占外贸出口总额的545%，由逆差转为顺差，进而在2006年成为顺差主力。此时再将中国制造与鞋子、裤子联系在一起显然已经不合适了，“以战养战”的良性循环至此迈出了第一步。

2001年入世之后，中国基本融入了国际大市场，在这种良性循环体系下中国的产业升级一步一步地做了上来：2004年中国造船业接单量达到世界第三，次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2005年12月13日，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称，中国在200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其他通讯产品的出口国。2004年中国在信息及通讯技术产品上的出口额达到了180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只有1490亿美元。在产业升级的同时，基础建设也形成了良性循环：获利—基础建设投入增加—进一步产业升级—再次增加基础建设投入……中国制造已经逐步地在从单一的优势产业拓展为一套低成本的工业体系。与发达国家比，中国低在人力成本；与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则拥有更完整的工业体系、更完备的基础设施和更高素质的劳动者。

前面的几组数据都截至在2004年、2005年，这两年应该可以算作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性拐点：2005年，贸易总顺差超过千亿，达1019亿美元，而2004年时还为3198亿（另一说为321亿）。贸易总顺差包含两块：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90年代中国各个地方的政府领导都想方设法引进外资，引进来的主要都投入到了加工贸易中，主要是因为这一块投入成本低，无需自己建立销售渠道而且见效快。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加工贸易顺差中，外资企业所占的比重通常都要在7成上下——2000年到2005年6年分别为：636%、679%、701%、741%、778%、81%，前面我们说向发达国家贱卖劳动力主要就是指这一块，顺差很大但实际利润很小。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认定外资的标准和西方有很大不同,其中一条就是中方认定的外资方以公司注册地为准而不以公司母公司注册地点为准,也就是说中国公司在国外注册分公司再回来和中国注册的公司合资也是被算作外资公司，所以那种“钱全被外国人赚去了”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正确的。

长期以来外资占大头的加工贸易一直是贸易总顺差的主要来源，从2002年开始到2005年加工贸易顺差分别是577亿、788亿、1065亿、1426亿美元，基本上每年增长35%上下，非常平稳。而2005年的贸易总顺差跃上了千亿美元，这就表明以中资主导的一般贸易至此已经结束了大额逆差，出口增速变大，进口增速减少，就装备制造行业而言，2005年金属加工机床进口增幅降到了98%，2006年开始负增长。

在罗列出的这堆数字中我们不难看出，以中国自身的工业力量为基础的贸易模式在2005年之后已经基本可以独立地完成出口换汇—购买原材料和技术设备—再扩大出口这一循环过程，中资开始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意义终于实现了一个质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