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要面对周边潜在的地缘威胁和国内民族主义的骂声，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维持着有些笨拙的隐忍政策，得到的回报是我们将东亚地区的贸易顺差高度地集中了起来，美国贸易逆差2/3来自东亚，其中中国一家所占份额超过了一半，一个延伸出来的效果是：由于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对其他国家保持着优势，使得这些国家不敢随意调整本币的汇率，必须紧盯人民币汇率，这就使得中国可以间接主导东亚各货币的汇率变动，从而建立了一套新的区域货币关系。就这样，原先西方国家想定的国际新格局被彻底颠覆了。整合了东亚经济的中国主导着世界2/3净储蓄额的流向，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对净储蓄的来源地没得选择。

至此，对比1971年，虽然环境和主题都已改变，但当时的那种感觉却又回来了：对美国而言，所谓的双赤字政策已经积累了数万亿美元的债务，而且正在以平均每秒两万美元的速度增长，而双赤字的扩大使得大笔的美元无法回流到美国，于是便造成了国际范围的美元过剩，在这之后，非常可能是一场世界范围的大通胀——现在从石油到食品一连串的价格上涨便是先兆，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则意味美元及美国的国家信用将迎来末日；欧元崛起之后已经成了欧盟内部的主要流通货币，一部分铸币权已经从美国手中滑落到欧元区国家，而且欧元的强势已经在此之前抵消了美联储数次加息的努力。

对中国而言，如前所说——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产业布局已趋于成型，围绕人民币的新的货币关系使得我们拥有了“中国特色”的币缘优势，离开中国，无论美国还是欧盟根本不可能完成与东亚的经济对话。与之相对的是，如果美元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最终崩溃，那么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肯定不能避免，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就过不下去了，中国13亿人的国内市场消费能力还没被开发出来——有人说中国经济会步日本后尘，恰恰是没有看到中国的这一潜在优势，美国在对日谈判上能压制日方，其根本在于日本国内消费早已饱和，日本在出口问题上没有退路，而中国并不存在这个问题。由此不难看出这轮中美战略接近，主导权同样在中方手中。

上一轮中美接近，中国解决的是地缘安全问题，而这一次，中国的利益首先着眼于“币缘”：从产业布局上说，目前中国所整合的制造业主要还只是居民消费类产品，在发达国家产业体系中，这块所占比重仅仅是1/4～1/3，真正的“大头”在于重化工业，以机床的数控化说，目前中国刚过30%，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60%，美、日为70%，换句话说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远远没走完。同样，发达国家的重化工业重新布局也才刚刚开始，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出口经济核心任务已经不是再去赚更多的外汇，而是靠内外需一同拉动工业化进程。同时，目前人民币的地位与中国经济规模是很不相称的，未来需要使人民币成为东亚地区储备货币之一。

从满足这两点诉求上说，中国可以有三套方案供选择：其一，与美国协调美元政策，保持现有的国际金融体制不被打破，以现有的经济秩序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其二，主动与欧盟协调，增加持有欧元的数量，使得外汇储备多元化，而其后果是美元大幅贬值，全球经济“硬着陆”，中国则在危机中利用储备积累获得利益；其三，保持对欧美的中立政策，在后续经济波动中左右逢源，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而相对于欧盟，美国的优势在于：早已进入“虚拟经济”阶段，拥有“先发”的优势；中国对外贸易80%靠美元结算，和美元完全割裂——在一夜之间仅仅去依赖剩下的20%的贸易额是不现实的，而且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客观上会推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美国的军事霸权是美元最有力的支撑，从这点上看，美元的稳定性会高于欧元。当然，这些并不能抵消前面所说中国在这场博弈中的“非对称优势”，这一优势是根本性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愈发明显地显现出来——中国对美国而言是唯一的选项，而对中国而言，前述的另两个选项则并不是不能接受的。

历史告诉我们，当我们处于国际格局重新洗牌的时期，在国家关系中任何对“长久”、“稳定”的追求都是不切实际的，甚至可能适得其反；美国与美元的前景至今仍不明朗，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使其国际形象变得非常地糟糕，大家都难以找到把自己和美国完全捆绑在一起的理由，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中美战略性接近”这个总的“纲领”对中国与欧盟国家，与俄罗斯等国的关系而言，所意味的是改变，但并不是疏远。而从历史来看，我们不能忘记：在“二战”战局尚未敲定的1943年，美英两国基于未来货币体系主导权的政治斗争就已经展开；而在冷战中的60年代和70年代，为分得部分铸币权，西欧国家刻意增加美元在金融市场的流通次数以加大同一时间内美元的流通量，以此引爆了美元危机……同样，中美战略性靠近不等于说中美棋局中对抗的成分从此就烟消云散了，合作与对抗必然将同时存在，中国在国家基本利益问题上，哪怕是一分一毫仍需要我们通过主动争取才能得以解决。

新战略格局下的东亚地缘

虚拟经济的产生、壮大对国际政治而言，其影响在于：大国间的博弈会同时在地缘与币缘两张棋盘上进行，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从20世纪的科索沃到现在的伊朗，无论是战争还是核危机，其目的与手段都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地缘因素。

通过多年的努力，中国获得了国际币缘战略棋局棋手的资格，从利益诉求上讲，中国不同于发达国家之处在于，除了币缘利益问题，中国周边还有一系列地缘安全问题亟待解决。

198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种种恶劣举动，使得一些人总会将中国崛起和中美军事冲突联系在一起，类似的声音在中国之外也有，比如说：中国将在21世纪最终取代美国成为头号大国，许多人甚至将此描述成一个非常恐怖的场景，美国当然不能容忍，动用了一切手段来遏制中国的发展，中美免不了发生一场大战……最后对结局的预言各有不同，但无论哪一种都在明确告诉我们——中国没有可能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对这种预言我们不做评论，通过前面的分析我看这样的结论并没有依据，仅仅从动机看，很难给美国找到一个必须与中国交战的理由：目前的中国正处于物流经济阶段，美国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是货币霸权受到挑战，挑战者主要是欧元——欧元区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之后也走上了虚拟经济道路，而美国已经吸纳了全球净储蓄额的80%，自冷战结束、地缘安全影响消除之后，没有什么可以继续掩盖这一矛盾了，欧美所争夺的净储蓄额中有2/3受中国影响，中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使用手中的币缘优势。

从长远来看，美国货币霸权肯定会终结，这并非靠消灭谁就可以避免，美国的症结在于其双赤字经济本身，在于对铸币权无节制地滥用：长期超额发行美元造成国际市场美元过剩导致的世界范围的通胀，最终必然会消磨掉世人对美元的最后一点信心，随之而来的，美国的战略性收缩将在所难免。对此美国没有更多的选择，它所能选择的是收缩的具体形式：是自由落体，还是更为舒缓地软着陆？而经济的软着陆同样依赖低价消费品来平抑国内通胀，这还是绕不开中国。不难看出，无论是近期还是远期，美方的利益只能通过和中国的合作才能得以实现，中国掌握着此轮中美战略接近的主导权，对中国而言，这其中所蕴藏的战略红利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中方完全有必要将利益延伸到地缘战略问题上。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美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鲜的现象——中美两军开始进行联合军事演练了，美国军方先是邀请中国加入“千舰海军”计划[“千舰海军”计划最早是在2005年一个国际海军研讨会上由马伦提出，即“在自愿基础上建立一个由海军部队、海岸警卫队、航运业及执法部门联合组成的跨国网络，打击恐怖主义，维护海上安全”。可是，其目的并非马伦表面上所说的那么单纯，该计划背后其实蕴藏着更深层次的战略意图。中国海军指挥学院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对《国际先驱导报》说，一旦别国加入该计划，就必须与美方签署许多协议，其中包括港口准入协议、基地使用协议、后勤支援协定等。这样，美海军就可以打着反恐的旗号，使用他国的基地和港口。

]，之后美国太平洋区司令基廷在来华访问***人意料地表示“美国乐意帮助中国研发航空母舰”。如果局限于就事论事的范畴，那么美方的这些说法尤其是航母的话题，都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这一系列举动背后真正的含义在于，美方主动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美国开始认可了中国在地缘战略方面的利益诉求。基于币缘战略的利益，美国必然要在地缘安全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较之以往更为积极的态度，除了因为中国把握着东亚净储蓄流动的主导权之外，中美在具体的地缘战略问题上，会因为“币缘”因素而出现利益交集——中美战略接近基于“币缘”因素，但必定会延伸到“币缘”战略之外的领域，一个新的战略格局正在中美之间形成，并最终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

由这一宏观环境变化所导致的一个问题，现在已经开始浮出水面，那就是美台之间出现战略割裂。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被视作是中美之间的首要问题，20世纪末，美国对台独势力一直采取一种纵容和支持的态度，自2001年之后，中国主导东亚净储蓄流向已经是一个无法逆转的事实，伴随中美经济共生关系的加深，原先美国支持台独势力的利益基础已经不存在了。

当然，以美方观点看，维持所谓的台海现状，在和中国政府的利益博弈中，操作台海局势仍然可以作为一种战术级别的手段——也仅仅是一种战术手段而已。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战略利益，如果中美要深化战略性接近，那么就得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对此美国没有更多的选择，因为中国的未来币缘战略有多种选择。在这一大环境下，台湾及“台独势力”对美国的价值只能一路贬值下去。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日“22”会谈的联合声明中明确删除了有关台海问题的内容。所谓“22”会谈，就是美、日双方的外长和国防部长的年度会谈。而台海问题则是上一届“22”会谈的一个主要内容，当时中国表示了强烈反对。美日把台海问题列入双方共同战略，其战略背景已经在前文提到过，就是美国要通过政治甚至军事手段来打散东亚的经济整合步骤，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准备联合干预台湾问题的政治姿态——美国是否真的军事干预，日本是否真的参加，并不是由一个会谈能决定的，但是这种政治表态无疑是一个军事威胁。时过境迁之后，原来的战略环境已经变了，无论具体情况如何，单就删除台海问题这一举动本身而言，是大势所趋，其中变数无非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相应地，岛内“台独势力”也开始以各种方式加紧对中央政府进行挑衅，不外乎是想做最后一搏。另一个原因在台湾当局领导人身上——面对以贪渎案为引子的政治斗争，陈水扁必须要给台湾制造一个非常时期的局面，才可以趁乱自保。但是岛内的这些问题始终不会对台海局势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所谓的红线最终是由我国政府来划定，中央政府不会被台湾当局牵着鼻子走，不会单单因为他们的狂言而决定“对台用兵”。

与之相比，更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李登辉访日事件，币缘新战略格局下的中日格局同样在发生着改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迅速从一片瓦砾中崛起，从一个战败国成功地跃升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1952年日本的gdp仅占英、法的1/3，10年后的1962年其gnp就超过了法国，1967年和1968年又先后超过了英国和德国，从此长期稳坐资本主义世界二号经济强国的位置，这不仅得益于东亚文化在经济领域先天的优势，也得益于冷战环境下日本对西方阵营的地缘战略价值。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咄咄逼人地向全世界发起扩张，“日本天下第一”、“亿万国民皆为中产阶级”、“日本经济殖民美国”这样的口号在当时的日本非常普遍，国内上下信心空前膨胀；西方国家媒体也随着惊呼“日本人来了！”、“联合舰队没做到的，由株式会社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