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1985年，当时的美国制造业受到日本的严重威胁，同时由于大量的贸易顺差日本还是美国的头号债权国，在这一背景下，1985年9月，在美国的策划下，美、日、英、法、西德五财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协议，这就是有名的《广场协议》[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

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签订后，上述五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跌幅20%。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代表的美国当局以及以弗日德·伯格斯藤（当时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金融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最低曾跌到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一倍。有专家认为，日本经济进入10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就是“广场协议”。

]。日本之所以要屈从于美国，一方面是由于在国家主权上美国对日本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日本国内市场狭小，而美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从经济上说日本也并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9月前，美元兑日元的汇率在1∶250上下波动，而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下跌至1∶200，跌幅达20%，此后，日元升值趋势大体持续了10年之久。

由此，日本人手中的美国债券由于美元大幅贬值而大大地缩水，日本制造业竞争力萎缩加之日元过度升值，其国内资本开始流向股市和房地产领域去炒作，金融市场价值出现严重虚高，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泡沫经济”[泡沫经济是指资产价值超越实体经济，极易丧失持续发展能力的宏观经济状态。泡沫经济经常由大量投机活动支撑，本质就是贪婪。由于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撑，因此其资产犹如泡沫一般容易破裂，因此经济学上称之为“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经常会由于支撑投机活动的市场预期或者神话的破灭，而导致资产价值迅速下跌，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泡沫破裂。

]，最终在1991年，由于日本经济软着陆失败，这个泡沫彻底破灭，日本出现了自战前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经济至此一蹶不振。这段历史我们都比较熟悉，在此之后，为了应对经济困境，1992年当时的宫泽喜一内阁首次实施10万亿日元规模的经济对策，通过补贴大的财阀企业来拉动出口，其代价就是大量中小企业纷纷破产。此后历任内阁纷纷效仿一直延续至今，积极财政政策俨然是日本内阁对付经济顽症的“祖传秘方”。但是，这1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花光了日本政府的所有积蓄。

而问题远不限于此，日元在国际金融中有稳定美元的任务，这就注定了日元的走势要时刻盯紧美元，日本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日元在一定程度上的贬值，有利于日本政府的收支改善。但是，为确保美元坚挺，美国绝不会容忍日元进行贬值。除此之外，日本财政还要面对高昂的养老金，面对财阀企业由于国外的竞争而利润减少，同时要面对国内人力成本提高、通货膨胀等问题，这些都进一步加剧了日本财政的困境。日本的国家与地方政府的债务总和大致为日本gdp的130%，从桥本到小泉四任首相六个振兴计划，走到现在，在日本经济走出低谷的表象之下，是传统的积极财政政策手段，日本已经做到了极致，到现在已经开始动用日本邮政银行——世界上最庞大的金融机构，也是日本最后的家底，日本政府必须要在邮政银行消耗完之前为日本找到新的经济发展之路。

仅从经济上看，不难看出中日之间并不存在太多的利益交集，相反，两国间的竞争关系是非常明显的。随着以后中国工业化程度的逐步加深，这个问题将越来越明显，也愈加对日本不利，而仅仅限于经济领域的话，日本并没有太多的手段来扳回局面，如此，中日之间的经济矛盾就必然要延伸至政治层面。日本在这场竞争中通过改善自身，以内功提高竞争力的余地并不大，时间上看更是遥遥无期，而如果自己无法做得更好，那就只能让对手变得更差——这就使得在中日交往中，很多时候日本所扮演的角色都是极具破坏性的，其目标就是要在政治层面给中国制造混乱和障碍，以期让政治问题再反作用于中国经济。

日本政府现在的很多作为，都正是基于如此的一种心态。早些时候的中俄石油管线问题，日本便是一个“纯粹”的破坏者，整个过程中日本完全是损人不利己，但以日本人的观点看，在现在这种大环境下，迟滞中国发展才是夺取东亚主导权的关键，在具体事件上是否“利己”反倒可以放到第二位去考虑；在历史等问题上日方屡屡“失言”，同样就是要反复刺激、激怒中国民众，借此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

在现在的东亚经济整合的问题上，日本和英国当初抵制欧洲一体化时的态度很相似，正是因为英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不占主导地位，故而常常扮演破坏者的角色。面对有利于中国的东亚前景，日本同样经常是经济整合过程中的破坏者，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暴后，日本在整合东南亚各国经济的过程中最终不敌中国，以后这个特点会表现得越发明显。2001年之前，中美关系尚不明朗，当时美国针对朝鲜半岛和台湾地区的种种举动都得到了日本的积极配合，例如前面提到的日美“22”会谈中的涉华问题，当时日本在遏制中国发展的问题上与美国有着同样的利益诉求，日本一面可以借此提升自己的区域乃至全球政治的投送能力，另一面可以借助美国迟滞中国经济发展，打乱中国整合东亚经济的进程。2001年之后，中美战略性接近的趋向逐渐开始变得明显起来，同时欧洲国家一面对中国施以激烈的言辞，一面却在悄悄加深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但是日本的利益诉求并未发生多少变化，在六方会谈中日本仍旧几次“不合时宜”地提出了人质绑架问题。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开始表现得甚至比美国还要热衷，也就有了前面所提及的容许李登辉访日。

典型的日本人的思维：刻板有余，灵活不足，思维十分僵化，因为执著于局部细节，往往就会忽略全局。因此，日本政府对东亚战略格局变化的反应似乎显得有点迟钝——日本政府之前的种种劣行并未真正阻止中国掌握币缘优势，但它的确成了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障碍，中日争端开始向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实力在增强，未来中、美、日三国关系中的变数也越来越大，此时将中日之争与中国的统一问题绑在一起，对日本而言无疑是十分危险的。

而这种危险是可以避免的，前提是中日双方都放弃零和博弈的思路，以共赢为基础来协调两国的经济政策，共同完成对东亚经济的整合。当然，这个前景至今仍很不明朗。

南亚变局与印度经济模式

2007年初，中印领土问题又一次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中国政府表现出了罕见的强硬态度。这里，我们同样有必要对印度进行仔细的观察。

话题仍旧从印度经济说起，自1947年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独立以来，印度的国家财政体系使得地方各邦对中央政府构成了极度的依赖关系。由于历史原因，印度中央—地方体系非常松散，这种财政体系正好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同时，苏联政府从地缘战略角度考虑，一直和印度保持战略靠近，最终印度选择了参照苏联的混合经济模式，而苏联在印度经济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苏联是印度当时最大的国际援助来源国，也是印度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当时仅仅用牛仔裤就可以换到苏联的米格飞机，进出口始终都是逆差局面，而填补贸易逆差所带来的外汇缺口,除侨民汇款和资本账目顺差，印度的主要经济来源渠道是国际援助。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使得印度失去了最大的国际援助以及出口市场，经济理所当然地受到严重的冲击，由于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最终导致印度爆发经济危机，这就是1991年印度经济改革的背景。

中国的经济改革要早于印度。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世界上来讲是非常特殊的，从未来看也是不可复制的，但我们仍可以将其归于东亚模式，即固定资产投资—出口增长—再投资，更具体的描述则是：巨额基础设施投资—吸引外资—扩大进出口—扩大就业—拉动内需—全面经济发展。1991年之后的印度经济发展则完全是另一套模式，1991年印度改革之初，它所面对的是其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东亚国家，超过50%的人口属于文盲。同时，印度的精英阶层从英国人手中继承了纯熟的英语思维以及金融传统。

基于这种状况，印度经济最终选择以服务业而非制造业作为突破口，改革前期的重点主要放在了软件业，之后利用其比较深厚的金融传统，印度建立起了十分完善的金融市场。相比较于中国，印度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作这样的描述：重点发展服务业—利用金融市场的发达刺激国际资本进入本国资本市场—刺激消费—拉动制造业—拉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全面发展。

对比之下不难看出，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在于进出口贸易，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汇率问题如此看重的原因。而对印度而言，最重要的是要保证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国内，这一点与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类似，只是印度是发展中国家，其保证资金流的方式主要是竭力使世人相信投入印度的资金将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从这个角度说，印度人的夸夸其谈和其民族性格未必有什么联系，这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是他们生活中很合理的一部分。

自本世纪初，印度的进出口贸易逆差开始迅速增大，2004年印度贸易逆差是200亿美元，到2006年为480亿美元，预计2007年将突破700亿美元。增额部分主要来自石油，这一方面源于印度国内石油消耗增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东乱局所导致的国际油价上涨，也正是这个原因，促使印度政府开始频频插手中亚事务。

相对于中国，印度经济模式的实质就是一种跳跃式的发展模式——印度人试图从传统农业经济直接跨过制造业阶段进入以服务业、尤其是以金融业为经济主干的服务业主导型经济，也就是虚拟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型经济。如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从过去所继承的金融传统，同时这也是为了回避印度基础建设薄弱的问题。

然而，任何跳跃形式的行为都必然会在稳定性上有所欠缺，印度经济也不会例外。近年来连续高速增长的贸易逆差进一步放大了印度经济的不稳定性。同时，制造业的发展问题始终是无法回避的，印度现有的250多个经济开发区中，除了服务业就是i和金融行业，受益者仅限于占社会少数的精英阶层，要改善绝大多数国民的生活，要创造就业机会就必须发展制造业。所以印度政府期待一次危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危机来使印度获得必要的资金，完成向制造业的转型。仅从经济角度说，这样巨额的资金并没有必须流入印度的理由。印度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中印之间的问题早已不再限于领土争端，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对华问题上，印度会和日本有着那么多的共同语言；而印度选择在2011年试射“烈火”导弹，并特别强调北京在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内，这可不是简单的炫耀。

对于这种危机，印度只能企盼但绝不能把自身卷进去，缺少制造业这一根基的经济模式在高贸易逆差之下很难经得起任何波动——即使爆发登革热都是很危险的。1991年的改革，改的不仅是经济模式，过去地方对中央高度依赖的财政体系同样也不复存在了，而从历史上说印度在文化上也缺乏如中国那样的“大一统”传统，对平均每月爆发一次民族冲突的印度而言，这无疑是相当危险的一个信号。也正因此，印度才会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与中国、巴基斯坦缓和关系——当年费尔南德思在“非典”期间访问中国，恰好是在差不多同一时间，美国开始兵进伊拉克，国际油价应声而起……显然，我们很难把这些举动简单地理解为印度人热爱和平。

最终，我们的话题还是要回到中国。先对前面提到的东西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从经济角度说，中国已经走过了一个困难阶段，随之而来的，我们的周边地缘环境正在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而作为这一改变的直接驱动力，是币缘格局的改变，究其根本是中国制造业经济的崛起以及虚拟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

然而，危机并未离我们远去，中外在经济尤其是金融领域的暗战一刻也未曾停息过。最起码，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媒体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言并未停止，显然这种唱衰不能简单理解为一种“酸葡萄”心理。

伴随着中美战略对话，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公众对这种经济暗战也越来越多地存在着一种担心。这很好理解，西方国家的金融传统远比我们深厚，对方拥有着更为完备的金融体制、法规，以及雄厚的人才资源。但是，当话题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时，这一问题就不再会局限于单纯的金融操作。所谓虚拟经济，只有当其游戏规则被所有参与者所认同，并一直进行下去，那些变化的数字才会最终转化为实际的利益，否则，就不存在任何意义。20世纪60至70年代，在既定规则之下，西欧国家刻意提高了国际市场中美元的流通数量，从而加剧了美元危机，进而开始动摇美国的国本——货币霸权，而美国政府的应对手段最终并没有局限于规则之下，而是在1971年和1973年分两步彻底摧毁了规则——布雷顿森林体系。这就像一个人在面对黑客攻击时，并没有在电脑上与对方斗法，而是一把扯掉了电源插头。

伴随着最新一轮的全球化发展，现在的大多数国家实际上都是虚拟经济的参与者。但是，并非每个参与者都有资格去作这种拔插头的选择。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东南亚国家就只能眼看着多年积累的财富随着一连串的数字变化而消失掉。究其原因，不外乎这样几点：首先东南亚国家的政府都缺乏足够的行动力，是典型的弱政府——连日常政令下达都无法做到如臂使指，在面对金融危机时自然难以作出果断的反应，特别是某些措施将使特定群体的利益暂时受损的情况下；其次，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体系一旦与国际市场割裂，将很难维系；从主观上说，危机不会单单因为金融游戏的停止而消失，它会转移到战场上，一旦美国大兵压境，要对东南亚国家“强制执行”，以这些国家的军力同样无力抵挡。

前文中说中国的崛起是世界币缘战略格局中棋手的变化，中国之所以有资格做棋手，一个重要原因就在我们可以做出超越一般的金融规则的选择：中国政府具有足够的行动力，无论是亚洲金融风暴还是非典时期，政府的表现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而如前文所说，中国在币缘问题上对欧美具有“不对称”的优势，我们有13亿人的国内消费市场，在国际币缘问题上具有多种选择，而我们的对手恰恰没得选。除去消费市场之外，另一个问题在能源，从这一点看，近些时候中国政府连续宣布发现大型油气资源、可燃冰，同时开始建立战略石油储备，这一切的背后，恐怕都有深远的考虑；我们同样还要看到，地缘安全环境的改善并不意味着可以就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相反，我们不寻求美国式的货币霸权，但在中国本土与外资所进行的金融博弈中，需要军事力量作为最后一道战略威慑。由此而言，未来中国的军事力量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都不能再局限于考虑周边的地缘安全问题，币缘因素同样需要被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