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毛泽东读《明史》品朱元璋朱棣

作者:卢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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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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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8 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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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7722字

毛泽东眼里“搞得比较好”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原名重八,后取名朱国瑞,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1328年10月21日)丁未时,出生于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东)钟离太平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排行第四,家族兄弟排行第八。


朱重八自幼贫寒,父母兄长均死于瘟疫,孤苦无依,入皇觉寺(位于凤阳城西门外)为小沙弥,兼任清洁工、仓库保管员、添油工。入寺不到两个月,因荒年寺租难收,寺主封仓遣散众僧,朱重八只得离乡为游方僧。后于至正八年又回到皇觉寺。因其友汤和的一封信,参加了反元起义军,改名“朱元璋”意为诛(朱)灭元朝的璋(璋,一种武器)。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蒙元暴政。


朱元璋在郭子兴手下,率兵出征,有攻必克,因此郭子兴便把养女马氏嫁与了他,军中称之为“朱公子”。郭子兴死后,朱元璋统率郭部,任小明王韩林儿的左副元帅。接着以战功连续升迁,至正十六年(1356年)诸将奉朱元璋为吴国公。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即吴王位。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在基本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和扫平元的残余势力后,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朱元璋是继刘邦之后又一个出身微细、起自草莽的平民皇帝。朱元璋和刘邦、成吉思汗一样,都属于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大老粗”,却创造了许多“秀才”(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伟大功业。《明史》赞誉朱元璋“当其肇造之初,能沉几观变,次第经略,绰有成算”,实非虚词。


毛泽东对朱元璋卓越的军事才能给予过很高的评价,曾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李世民创造了许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最符合毛泽东的军事思维;而朱元璋之所以能紧随李世民之后排名第二,是因为他的军事谋略也深得毛泽东的赞许。比如,朱元璋在北定中原之前,在江南主要面对两股势力:一是陈友谅,一是张士诚。本来张士诚尤为逼近朱元璋的地盘,所以有人建议他先打张士诚。但朱元璋经过分析对比,却先置张士诚于不顾,而首先解决陈友谅。其理由是陈友谅素性骄傲,而张士诚器量狭小,两相比较,“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先攻友谅”。果然,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决战时,张士诚徘徊观望,“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陈友谅既灭,张士诚顿成累卵,不久便为朱元璋击灭。朱元璋后来回忆说,如果先打张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


在北伐中原的过程中,朱元璋以其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对北伐又做出了精心部署,提出先取山东,撤除元朝的屏障;进兵河南,切断它的羽翼;夺取潼关,占据它的门槛;然后进兵大都,这时元朝势孤援绝,不战而取之;再派兵西进,山西、陕北、关中、甘肃可以席卷而下。这就是他的“次第经略”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吸纳并综合了李世民“以弱胜强”、朱元璋“次第经略”的思想,形成“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原则。朱元璋的成功经验,让毛泽东领略到在不同战略阶段分清主次、逐步拓展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的“不要四面出击”、“不打无把握之仗”等战略思想,显然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朱元璋打天下时十分注重知识分子的作用,善于将知识分子的谋略、智慧为己所用。刘伯温、宋濂、朱升、章溢、叶琛等一批饱学之士,聚集在他的周围以备顾问,使之左右逢源,如虎添翼。文武雄才极一时之盛,共襄盛举,方才成就了朱元璋奄有宇内的宏图。毛泽东更是这样,他在延安时期撰写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等重要文章,其着眼点也是文武并重。


1948年11月,明史专家吴晗辗转来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将他在当年8月份写完准备再版的《朱元璋传》的修改稿,送请毛泽东阅正。正在指挥解放战争的毛泽东于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仔细了书稿,还约请吴晗深谈了两次。隔了几天,毛泽东在退还《朱元璋传》原稿时,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信。信中说: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功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工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此信对吴晗苦心为朱元璋立传称道有加,但又指出吴晗“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显然,毛泽东和吴晗在对朱元璋的评价问题上,存在一定差异。在毛泽东眼中,唯物史观亦可称作“奴隶史观”,是底层人民在创造历史,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程度不同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朱元璋作为农民起义的首领,更是如此。而吴晗的《朱元璋传》却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显然没有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1954年开始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重新写了《朱元璋传》。1955年春,油印出100多份,再次呈送毛泽东请求指正。毛泽东又认真通读了一遍,在书中多处用铅笔画了直线、曲线等符号和着重号。如今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书房里,还保存着这本吴晗写有“送毛主席,请予指正”的上、下两册十六开油印书稿。


毛泽东对吴晗的修改表示满意,同时指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元璋的晚年)。”1964年,吴晗根据征集来的各方意见,利用病休时间再一次对书稿做了修改,并于1965年正式出版。


朱元璋晚年以猛治国,用严刑峻法惩治贪污,澄清吏治,结果倒使人人自危。但比起那些穷奢极欲、风流成性的皇帝来,朱元璋还算俭约自持。朱元璋晚年猜忌日甚,错杀了许多人,这一点特别为后来人所诟病。毛泽东并不是认为朱元璋没有过错,只是认为对朱元璋这位农民起义的领袖应采取基本肯定的态度,“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


毛泽东对朱元璋的经历研究得相当仔细,甚至一些具体的历史环节也不放过。比如,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春,朱元璋在即吴王位后亲自率兵征伐武昌,一举荡平汉、沔、荆、岳等地区。毛泽东读到《明史》涉及此事的记载时,批注道:“不令诸子孙统兵作战,失策。”在他看来,朱元璋应该让诸子孙在血雨腥风中经受磨炼,不能让他们坐享其成。


1953年2月,毛泽东与陈毅同游南京紫金山,共发思古之幽情。陈毅兴致勃勃地讲了当地关于朱元璋的一些传说故事。毛泽东接着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了民心,得了天下。”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提出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以及“备战、备荒、为人民”两个基本口号,显然是从朱元璋的策略中得到启发,并予以发展和超越。


明成祖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初封燕王。因太子朱标早逝,朱元璋死后即由长孙朱允炆继位,这就是建文帝。朱允炆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等的建议而削藩,以免重蹈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的覆辙。在此背景下,燕王朱棣身处危殆,于是以“靖难”、“清君侧”为名起兵造反,在建文四年(1402年)攻破南京,随后即皇帝位,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所谓“奸臣”,并灭其族。


毛泽东在读清人谷应泰所撰《明史纪事本末》时,仔细揣摩了朱棣造反夺取皇位的过程,并多有评论。


朱棣在与南京对峙的过程***生入死,打过许多漂亮的胜仗。特别是建文二年(1400年)的白沟河战役,朱棣将李景隆等率领的勤王之师打得“委弃器械辎重山积,斩首及溺死者十余万”。但在随后的东昌战役中,朱棣骄傲轻敌,结果被盛庸等击败,被擒斩万余人,“燕兵大败,遂北奔”。当时朱棣身处重围,左冲右突,奋力死战,才得以逃脱。


毛泽东在对比了两次战役之后评论道:“白沟河大胜之后,宜有此败。”这就是说,朱棣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注定会有闪失。这与毛泽东曾多次告诫军事将领不要“犯大胜之后骄傲的错误”的思想是一致的。


朱棣后来重整旗鼓,千里奔袭,竟然兵临南京城下。建文帝多次派人前往朱棣大营,许以割地求和。但朱棣不为所动,口口声声要捉拿“奸臣”,显出咄咄逼人的架势。毛泽东读至此写道:“始终以索战犯为词,使南京无法答允。”言下之意,朱棣是有意将矛盾尖锐化,以遂其夺取天下之志。


朱棣兵临南京城下,实际上是孤军深入,带有相当的冒险性。这时如果朱允炆弃城而走,作战略转移,不见得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可是方孝孺等人竟无半策以匡时艰,“唯剩一死报君王”。方孝孺以名节自励,一心想以死留名千载,实际上形同愚人。朱棣令其起草即位诏不果,威胁道:“你不怕灭了你的九族吗?”哪知方孝孺说:“灭十族又何妨!”结果陪方孝孺去死的亲戚、学生竟达八百多人!


毛泽东对这位智谋不足、迂腐呆滞的书生没有什么好印象。据陈伯达回忆,他有次向毛泽东推荐方孝孺写的《深虑论》,毛泽东不屑地说:“他自己的命运怎么样?他自己的命运都虑不到,还谈什么深虑?”


朱棣登上皇位后不久迁都北京,奠定了明朝近300年的基业。明成祖屡次北征,在其统治下,幅员之广超越汉唐,受朝命而入贡者几达30国,可谓武功赫赫,威震殊俗。其雄武之略不减其父朱元璋,所以毛泽东称赞朱元璋、朱棣父子“搞得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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