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毛泽东研读《二十四史》实录

作者:卢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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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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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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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8724字

毛泽东有着深厚的国学素养,这得益于他一生对中国历史典籍的浓厚兴趣。


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


毛泽东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


早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读过《二十四史》中诸如《史记》等部分专史,但系统地通读则是从1952年开始。毛泽东经常并做了大量圈画和批注的《二十四史》是清乾隆武英殿版的线装本,是1952年添置的。


芦荻,1931年出生于辽阳的书香门第,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从1954年起,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文革”期间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1975年年初,毛泽东因患眼疾而无法读书,芦荻被选入中南海,为毛泽东侍读古籍。


因此机缘,芦荻有幸多次聆听毛泽东畅论历史,讲读诗文,受益匪浅。芦荻又因给毛泽东整理书籍,得以了经他圈画批注的武英殿大字本《二十四史》和其他书籍。十分可惜,当时,他的那部《二十四史》已经丢失两部。经中办领导批准,芦荻和中办秘书处的胡永应特地跑到琉璃厂中国书店买了两部,补齐了这部巨著。


展阅毛泽东读过的《二十四史》,芦荻深为他在史海中辛勤耕耘的精神所感动。书中有些扉页已经磨损,从《史记》到《明史》,繁圈密点,画线加批,比比皆是,颜色有红有蓝,有铅有墨,新迹旧痕,判然可别。可以想见毛泽东在20多年中三复四温、经常在手的情形。


从圈画批注的情形看,毛泽东不仅认真细致地通读了这部4000万言的巨著,而且在每部书第一卷的封面上,都清楚地标写出卷、册的数目和分类,甚至某些传记所在的册数和卷数,也都一一标明。例如,在《辽史》的封面上,他除了列出“本纪三十、志三十二、表八、列传四十五,总计为一百一十五卷”的总目外,还写有下面一段话:


《辽史》总列一百一十五卷,而本纪、志、表、列传,分数总合为一百一十四卷,错在志十七上。又有十七下。和其他条例不合,按其他各项体例,则应为十七、十八,应加以改正。类推,则志当为三十二卷。


从这条按语看,毛泽东不仅在读该书时一一标出了目录,而且还做过仔细的核查。


《二十四史》是一部经传体的史书,由《史记》《汉书(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唐书(旧唐书)》《新唐书》《五代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部史书组成。其内容包括了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明朝崇祯十七年,长达4000年的历史。全书共有3200多卷,800多册,4000余万字。成书时间从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时开始到清乾隆时代止,长达1900多年,是一部史料极其丰富的历史巨著。


据逄先知回忆:《二十四史》中,毛泽东“次数较多的是《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旧唐书》《新唐书》《明史》,其中《旧唐书》《新唐书》《晋书》《明史》看的遍数更多,有的至少看过五遍以上,还特别喜读‘纪’‘传’部分”。“为了便于查找,他在一些列传、本纪的封面上,用苍劲的笔迹标出传记的人名;绝大多数书中,他都做了圈点、断句;有的封面和天头上画着两三个圆圈的标记,《旧唐书》《新唐书》从头到尾都有圈点勾画,有的地方,他还细心地改正了错字。”


1982年由中宣部借调到中南海毛泽东图书管理小组工作的张贻玖后来说:“对于这部《二十四史》,毛泽东从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生命历程结束时,无论在京还是外出,无论健康或生病,他都用了相当多的时间,锲而不舍地攻读不辍,几乎全都通读了一遍,重点史册、篇章还两遍、三遍、四遍地读。”


《二十四史》里,除了《史记》是“一家之言”的通史性质外,其他诸史均为官方组织或授意编撰的断代史。诸史书有优胜之处,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足之处。毛泽东怎么看待这部史书呢?


据芦荻在《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一文中回忆,晚年毛泽东曾说: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于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洋洋四千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


毛泽东这段谈话,道出了《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而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力量——人民群众则很少反映或被加以歪曲的基本事实,因此说“大半是假的”,不能信以为真;同时告诫我们,要想了解历史,就必须好好去读它,只要用正确的态度分析批判并加以识别,就能“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他举了正反两面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实际上讲的正是他自己读史书的方法和角度。


基于这样的观点,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有个突出的特点:他不仅认真地读那些所谓“正面”的材料,同时也认真地读那些“反面”的材料。在《二十四史》中,举凡奸臣、佞臣、叛臣等人的传记,像《新唐书》《旧唐书》里的安禄山、史思明等人的传,《宋史》里的《奸臣传》(秦桧、蔡京),《明史》里的《奸臣传》(胡惟庸、严嵩)等,他都在封面上专门标出卷、册、姓名,有的还在名字前面画了圈。他说,一要看看他们的奸法和坏法,二要和其他传记参照看,弄清楚每项历史事件的原委,分清主要的责任和次要的责任,不能只信一面之词。


毛泽东不仅在读《二十四史》时,“正”“反”不遗,参详互见,而且还大量的其他史籍,包括历史演义、笔记等,以充溢史闻,广驰视野,力求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剖析史实,评论人物。毛泽东认为,有些稗野史由于不是官修的,有时倒会写出点实情。所以,《二十四史》要读,《资治通鉴》要读,稗野史、笔记也要读。他还说,历史书籍要多读,多读一本,就多了一份调查研究。读得多了,又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进行判断和评论,就较少失误,这是辩证法,也是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重要的条件。


毛泽东对《二十四史》还做过如下具有代表性的评议:


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


《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


颜师古注《前汉书》,李贤注《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就是尽量使你了解,而且反反复复。特别是颜师古,他刚才讲这个字或者这一句是什么意思,下一篇没有隔好远,他又重复,然后又重复,甚至重复那么好几遍。


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


《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


《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


为了读《二十四史》时查找古地名方便,毛泽东在1954年还提出编辑一本《中国历史地图集》。


毛泽东非常重视《二十四史》的标点出版工作。全国解放不久,他就提出要组织史学家为《二十四史》加标点符号。首先指定标点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1959年后,齐燕铭、范文澜等历史学家建议将其余二十史,加上《清史稿》,全部加以整理,毛泽东深表赞同。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集中全国专家学者的力量,对这“二十五史”加以标点、分段、校字,大大便利了历史研究工作。


毛泽东有句话:“读史的人决不是守旧的人。”的确,他读史书是为了了解中国的昨天,以有利于建设中国的今天。毛泽东重视学习和研究历史,但决不是要人们食古不化,回到历史的后院;而是要人们批判地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为革命斗争服务,使人们从历史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前进。”


和其同时代的领袖人物相比,毛泽东可谓读史最认真、历史知识最丰富的一代伟人。在共产党内,大家都承认毛泽东是最懂得中国历史的领袖。周恩来建国初在共青团会议上介绍毛泽东时这样说过,第三国际派来的李德也承认这一点,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与彭德怀交谈时,彭德怀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文革”中邓小平疏散到江西时,他就带了一套《二十四史》去看,这大概也是受毛泽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