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毛泽东批注达25处的《南史·韦睿传》

作者:卢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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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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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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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9978字

韦睿是毛泽东赞赏的南北朝时梁武帝天监年间的一位名将。毛泽东读《南史·韦睿传》时,被韦睿的事迹所深深吸引,在该卷浓圈密点,文字批注达25处之多。


《南史·韦睿传》载:韦睿字怀文,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郊区汉宣帝陵墓)人,梁武帝任雍州刺史时,韦睿即遣其二子自结于梁武帝。后梁武帝“兵起檄至,睿率郡人伐竹为筏,倍道来赵,有众二千,马二百匹。帝见睿甚悦,拊几曰:他日见君之面,今日见君之心,吾事就矣”。可见韦睿与梁武帝关系之深。他“多建策,皆见用”,是梁武帝征伐四方、平定天下的得力助手。


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年)至六年,梁军在合肥地区最终打败了北魏的大规模进攻,巩固了梁在淮河流域的边防。


这一时期,正是南方齐、梁交替之际,北魏趁机蓄意挑起边境冲突,向南方施加他们的影响。北方的军事指挥官早期是任城王元澄,后期是中山王元英。天监三年的二三月间,任城王元澄率领萧宝寅等的军队在东线进攻,在钟离(今安徽蚌埠东面)打败梁军后,同时又派兵在西线进逼义阳(今河南信阳),与梁将曹景宗的军队在西线相持。这次进攻由于四月间大雨和淮水大涨,元澄不得不引兵后撤至寿阳(今安徽之寿县),失亡4000余人,元澄为此降三阶,北归。北魏转以中山王元英为统帅,继续增兵南进。同年八月,元英攻陷梁之义阳。十月间,梁武帝萧衍下决心派兵北上与北魏抗衡。这次梁军挂帅的是萧衍的兄弟,临川王萧宏;北魏则以中山王元英挂帅,为征南将军,率10万军队与梁军相峙。这次是南方进攻,北方处于防御,具体是韦睿督诸军在前方作战。


《南史·韦睿传》描述了他指挥作战的经过。《韦睿传》称:“睿遣长史王超宗、梁郡太守冯道根攻魏小岘城,未能拔。睿巡行围栅。”毛泽东在此处加旁圈,并在天头上画三个大圈,批注曰:“躬自调查研究。”强调将领要亲自调查地形和研究敌情。


正在此时,“魏城中忽出数百人陈于门外,睿欲击之。”毛泽东在此处加旁圈,并批注:“以众击少。”因为对方只有几百人,正好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


接下来,“诸将皆曰:‘向本轻来,请还授甲而后战。’睿曰:‘魏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保。无故出人于外,必其骁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毛泽东在“无故出人于外”加旁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并批注曰:“机不可失。”打仗要抓住战机,挫其精锐,则城自陷。


《韦睿传》接着说:“众犹迟疑,睿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睿之法,不可犯也。’乃进兵,士皆殊死战,魏军果败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毛泽东对“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睿之法,不可犯也”逐字加旁圈,批注曰:“决心。”韦睿若没有决心,那就很难取得这次初战的胜利,并攻下小岘城。


韦睿乘胜进攻魏军驻守之合肥城,梁军的先头部队在合肥,亦是久攻不下。于是“睿案行山川”。毛泽东在此处加了旁圈,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又一次批注:“躬自调查研究。”他还在批注“躬自”旁加了套圈,“调查研究”四字旁加了单圈。可见,毛泽东强调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司令员一定要亲自摸清敌情,弄清山川地形,才能提出正确的作战方案。


接下来,韦睿“曰:‘吾闻汾水可以灌平阳,绛水可以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堰肥水,亲自表率,倾之,堰成水通,舟舰继至。”那时,魏在合肥东西两侧分筑小城,韦睿决定先攻外围二小城。突然遇到魏援军5万人奄至,众将害怕不敌,请表益兵,韦睿不同意,他说:“贼已至城下,方复求军。且吾求济师,彼亦征众。‘师克在和不在众’,古之义也。”韦睿的意思,临战请援,时间不允许,应该积极应战。毛泽东对这段话也加了旁圈,批注:“以少击众。”即使敌众我寡,只要同心协力,同样也可以以少击多。


当肥水堰立,“使军主王怀静筑城于岸守之,魏攻陷怀静城……乘胜至睿堤下。军监潘灵祐劝睿退还巢湖,诸将又请走保三釜。睿怒曰:‘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因令取伞扇麾幢,树之堤下,示无动志。”绥,退却的意思,意为带兵的人死在畏怯退却上,只有前进没有退却的道理,古人有云:狭路相逢勇者胜。只有勇者才能以少击众。在此处,毛泽东加了旁圈,批注云:“以少击多。”在这四个字旁再加圈。这四个字无疑是对韦睿胆识过人、临危不惧的表彰,唯其如此,才最终拿下了合肥城,取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


韦睿所以能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还与其善于调和部属诸将领之间的关系有关。《韦睿传》中说:“初,胡景略与前军赵祖悦同军交恶,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啮其齿,齿皆流血。睿以将帅不和,将致患祸,酌酒自劝景略曰:‘且愿两武勿复私斗。’故终于此役得无害焉。”


韦睿在攻打合肥这个战役的过程中,处处都能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在拿下合肥班师回朝时,由于两军相距很近,担心为魏军所追袭,韦睿遣辎重居前,自己乘小舆殿后。魏人惮于韦睿威名,望之不敢逼近,梁军全军而还。


韦睿攻克合肥时,“城溃,俘获万余,所获军实,无所私焉”,这与曹景宗贪财好色的作风不同。毛泽东在这里逐字加旁圈,天头上批了“不贪财”三个大字。


韦睿既好客又爱护部属,《韦睿传》称其:“睿每昼接客旅,夜算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修立,馆宇藩篱墙壁,皆应准绳。”他能勤奋持事,主动关心别人。毛泽东在这段话旁逐字加圈,并批注曰:“劳谦君子。”勤劳而又谦逊,才能团结人,保持队伍的战斗力,并吸引更多有谋之士围绕在自己身边。


韦睿能在进攻时居第一线,躬自调查研究;班师作殿后,临危不惧;不爱命,不贪财;对士兵仁义,对属下的将领加强团结,顾全大局。这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卓越将领,难怪让毛泽东流连瞩目呢!


天监五年(506年)十月,北魏为了洗刷合肥战役的失败,再次派中山王元英会同萧宝寅围梁之钟离。梁武帝萧衍这次又让韦睿将兵救钟离,并受曹景宗节度。


《南史·韦睿传》称:“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围刺史昌义之于钟离,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毛泽东在“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处逐字加旁圈,并加批注:“虽众,何所用之。”人多,不一定管用,打仗还得靠智慧和勇敢。这次是曹景宗与韦睿两支梁朝最精锐的部队联合作战,而萧衍则在首都建康指挥。在《南史·曹景宗传》中讲到萧衍“诏景宗顿道人洲,待众军齐集俱进。景宗欲专其功,乃违诏而进,值暴风卒起,颇有沉溺,复还守先顿。帝闻之曰:‘此所以破贼也,景宗不进,盖天意乎。若孤军独往,城不时立,必见狼狈。今得待众军同进。’”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到这次战役的最高指挥官是萧衍自己。在《南史·韦睿传》称:“帝怒,诏睿会焉,赐以龙环御刀,曰:‘诸将有不用命者,斩之。’”于是韦睿带兵很快就赶到邵阳洲,与曹景宗的军队相会合。


《韦睿传》称“睿自合肥径阴陵大泽,过涧谷,辄飞桥以济。师人畏魏军,多劝睿缓行,睿曰:‘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旬日至邵阳洲”。毛泽东在这一段文字的开头,批注道:“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


与此同时,梁武帝敕曹景宗曰:“韦睿卿乡望,宜善敬之。”景宗见甚谨。帝闻曰:“二将和,师必济矣。”梁武帝萧衍在这里是调和前线两位主将韦睿与曹景宗之间的关系,二将和是打胜仗不可或缺的条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讲到这件事,他说:“曹景宗骁将也,韦睿执白角如意,乘板舆以麾军,夫二将之不相若,固宜其相轻矣。武帝豫敕景宗,得将将之术矣,敕睿以容景宗易,敕景宗以下睿难。然而非然也,睿能知景宗之鸷,而景宗不知睿之宏。景宗之气敛,而何患睿之不善处邪?”王夫之这段分析有相当道理,梁武帝赐龙环御刀给韦睿是以防万一;给曹景宗的敕文,是要他敬重韦睿,韦睿当然会宽容他。二将和是这一场战争胜利的保障,结果是“睿以景宗之下己,而让使先己告捷”,“如其不然,睿愈下而景宗愈亢,睿抑岂能为人屈乎?”二将所以能和衷共济,是因为萧衍在二将之间,处理得当。


这一场南北双方的决战,北魏这次是其勇将杨大眼与元英亲自参战,对双方而言,都是一场硬仗和恶仗。在《南史》的《曹景宗传》和《韦睿传》中都记载了他们的战况。


《曹景宗传》中说:“及韦睿至,与景宗进顿邵阳洲,立垒与魏城相去百余步。魏连战不能却,伤杀者十二三,自是魏军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夺气。”


《韦睿传》中说:“魏将杨大眼将万余骑来战,大眼以勇冠三军,所向披靡。睿结车为阵,大眼聚骑围之,睿以强弩两千一时俱发,洞甲穿中,杀伤者众。矢贯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旦,元英自率众来战,睿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以麾军,一日数合,英甚惮其强。”野战的重任都落在韦睿指挥的军队身上。


这一次战役最后是梁武帝定下火攻的计谋,《曹景宗传》称:“梁武帝令景宗与睿各攻一桥。睿攻其南,景宗攻其北。”毛泽东在此处批示:“此时梁武犹知军机。”


《韦睿传》载:是时,“值淮水暴长,睿即遣之,斗舰竞发,皆临贼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于是,“魏人大溃,元英脱身遁走。魏军趋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其余释甲稽颡,乞为囚奴,犹数十万”。这些描述,毛泽东在逐字加旁圈后,批注曰:“百万之众皆尽。”


王夫之认为,即“钟离之胜,功侔淝水,岂徙二将之能哉!”把这一次胜利比作淝水之战,不仅是韦睿与曹景宗在前方作战的功劳,也有梁武帝运筹帷幄,调遣二将指挥得当的功劳。


毛泽东通过比较韦睿与曹景宗这两个将领,认为曹景宗只是一名好色贪财的勇将,这种人不是不能用,但得防着点,所以毛泽东批注说:“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


天监七年(508年),韦睿还碰到一件事,那时,“司州刺史马仙琕自北还军,为魏人所蹑,三关扰动。诏睿督众军援焉,睿至安陆,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堑,起高楼。众颇讥其示弱,曰:‘不然,为将当有怯时。’”是时,元英复追仙琕,将复邵阳之耻,闻睿至,乃退。


毛泽东在“为将当有怯时”句的天头上批注:“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致军败身歼。”此事见《三国志》的《夏侯渊传》。夏侯渊是曹操的勇将,战数胜,曹操戒之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匹夫敌耳。”曹操这个话有道理,夏侯渊领兵在汉中因这一弱点被刘备所袭杀。


《韦睿传》还称韦睿:“居朝廷,恂恂未尝忤视,武帝甚礼敬之。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毛泽东在这里逐字加圈,并批注曰:“仁者必有勇。”对上恭敬,对亲人慈爱,能散财于亲故,这是仁者的表现;仁者无私心,故作战有勇气,这是其在战争中不断打败敌人的力量之源泉。


韦睿因疾寿终于普通元年(520年),终年78岁。遗令薄葬,敛以时服。


《南史·韦睿传》说韦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与裴邃俱为梁世名将,余人莫及。”毛泽东读到这里,逐字加旁圈,挥笔写下:“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赞许之情,溢于言表。


纵观毛泽东对《南史·韦睿传》的圈读及批注,其重点不在战争如何进行,而在优秀的将领应该具备怎样的素养和品质。


一部《二十四史》,人物纷纭,论地位,韦睿说不上显赫,但毛泽东对他如此情有独钟,不惜笔墨地批注,原因何在?首先,韦睿善于处理军政的大局,处理好军队官兵的关系,处理好将领之间的关系,以保障战争的根本胜利;其次,在韦睿的身上,体现着作为领导干部的种种美德与素养,诸如谦逊朴实、率先垂范、节俭廉洁、团结同事、勤奋工作,还有毛泽东素来推崇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等。这些,在当今乃是涉及党风、政风、军队作风的原则问题,所以毛泽东十分看重,更值得我们今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