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他家里来念唐诗。在这四围荒乱破败中，疯爷撒下手里的种子。

居家的疯爷和在十二支队的疯爷判若两人，他反应很快，很坦率。

他说：「你写几个大字给我看看。」

我写了「柳絮因风起」五个字。他吿诉父亲：「教他写九成宫吧。」

他想了一想，「除了写欧，还可以写写八分。」他断定我的楷书难以出色，习八分以为救济，将来有人找我写字，可以用八分应付。「八分接近楷书，比楷书容易藏拙。」

习字，他老人家规定要悬肘、用中锋，而且握管要牢，别人无法从你手里把笔抽去。这个姿势很苦，几天下来，手指麻木，肩臂后颈都酸痛。我很纳闷，疯爷处处不拘小节，何以有「坐科」、「穿小鞋」式的书法教育。后来他说，中锋和悬肘始能训练出大书法家来，他的老太爷就是这样教他的。

习字的课程即定，接着选诗。最流行的本子《唐诗三百首〉为他老人家所不取，他指定念《古唐诗合解》。诗必盛唐，不必费辞，与古诗合读是明其源流大势。《合解》和《三百首》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元微之的悼亡、李商隐的无题、白居易的长恨都没有选，倒是「应制」「奉和」的作品收了不少。疯爷是性情中人，授诗却如此之有欠「浪漫」，也出乎我意料之外。后来他说，感伤、纤巧难成大器，他家老太爷也是这么教他的。

课程安排妥当，疯爷对我父亲说，最好的老师当然是他家老太爷，他自问不够资格，无奈别人比他更差劲儿。这孩子介绍，把自己写的字寄给衍公看，由衍公通信指点。后来，潘要求拜衍公为师，穿短衣、背书箱来挿柳口，见到衍公，立即跪下行了大礼。

潘先生由是在兰陵定居。回想起来，潘氏很懂得怎样在异乡生存，他攀上当地一位大老，该地的少壮精英全成了平辈，「人离乡贵」，的确是一着高棋。潘太太矮矮胖胖，和和气气，外表憨厚而内心精明，更是具备了做异乡人的条件，给丈夫很大的帮助。

潘先生在吾乡算是「生有异相」，他的脸型瘦长，宽额，尖下巴，鼻梁挺直，皮肤在白润中隐隐泛青，加上身高臂长，露筋露骨，一见之下，可以判定他不是农人，不是商人，也不是军人。还有，他不是本地人。他，也许天生的文人、诗人、艺人吧？他，也许正合做一个清客。

潘老师的见识高，他尊衍公而习唐隶，示不同流俗。他出入高明之家而挂牌作中医，示不寄食。他在最热闹的「大街口」有两间门面，整日镇坐，客人比病人多，写字比处方多，当时局势复杂，敌伪匪顽都向他伸出触角。他不动声色，写核桃大的行草养气，一张纸比桌布还大，信手挥洒密密麻麻。仔细看，主张抗战的人来了他就写「干城同抱寸心赤」，主张

和平的人来了他就把纸张换一个角落，写汪精卫的「经霜乔木百年心」，鬼子兵来东张西望，他也即兴写「武运长久」，等鬼子兵走了再撕下来点火。

我在疯爷和潘师之间做「诗使」，往返传递稿件。当兰陵附近的树木被乱兵砍光的时候，潘先生写了一首「伤伐林」，末四句我还记得是：

可怜栋梁材，竟委灶炉中，不闻风萧瑟，但见月朦胧

我很爱读。潘先生写诗，不过是凑疯爷的兴致，并不认真，没什么佳作。有一次他倒也有动乎中，自发了一首七律：

年来奔走半天涯，子夜扪心每自嗟，何地安身迷净土，感时游子易怜家，春营旧窟忻归燕，暮宿荒林栖惫鸦，凝盼岱宗惆怅久，阳光一线透窗纱。

潘子皋先生对我的习作从未表示过意见，也许他认为，我即由疯爷教导，他最好别再揷嘴，否则，他提出的意见和疯爷相左，岂不妨碍二人的感情？但我总有一个感觉，潘先生认为我学诗是「***不类」，那时代，在吾乡，若以文字谋生，应该念左传、东莱博议、战国策、秋水轩尺牍，学着写八行书、寿序、诉状、陈情表，他看不出诗对我有什么帮助。

我来学诗，引发了疯爷的诗兴，这段时间他经常有诗。他是才子型的诗人，成诗很快，看到潘子皋的感怀七律以后，略一沉吟提笔就写：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说酸辛，穷通夭寿随他去，诗酒琴棋自我亲，恣肆一生传李白，纵横半世笑苏秦，数来多少兴亡憾，若个能敎日日春

写好了，命我马上给潘先生送去。我一路上念他这首诗，越念越觉得他这第一句奇怪，疯爷的门第，家世，生活环境，怎么能算「天涯伦落人」？王氏住在兰陵至少已经五百年了啊！

有时候，灯下，他坐在我对面喝酒，喝着喝着就提起笔来，把他年幼时候作的诗写给我看。他十四岁有一首七律：

雨后崇朝天气新，欣欣万物自三春，鱼依荷叶为华盖，虾傍青萍作比邻。

鱼池的景观还记得，诗已忘了一半。十五岁时，他会喝酒了，五律里开始有酒:

一醉阴阳混，觉来日已沉，披衣偶得句，信口自长吟，残雪催诗兴，鸣鸡报夜深，口口口口口，何处找知音。

很惭愧，我把第七句忘掉了。第八句疯爷说原来他写的是「何处觅知音」，衍公把「觅」字圏掉，改成「找」，为了音节响亮些。

他写出这些「少作」给我看，大概是期望我「见贤思齐」吧，年龄相近的人互相观摩，写作容易进步。后来，他又把「心情微近中年」的吟哦写给我，我读了并不了解，也许正因为我浑沌未凿，他才放怀一吐为快吧？

很惭愧，第一句我是不记得了：

口口口口口口口，辱辱荣荣渐欲忘，尚有清狂左传癖，未登神妙右军堂，曲生自愿糈无路，泸水岂能清务光，潦倒年年何所赚，闲中赚得太憨郎。

中国诗人「题壁」的豪情，疯爷也有。在墙上写字，由于工具不同，姿势不同，心不同，能写出超乎平时的精神面貌来。他老人家的书法宜大不宜小，宜草宜隶不宜楷，才子的字，题壁时把一切成规抛弃了，创意很强。

有一首诗，是我从墙上读到的：

倒把金鞭下酒楼，知音以外更无求，浪游略似长安少，豪放拟猜轵里尤，菩萨心肠侠士胆。霸王魄力屈子愁，口口口口口口口，万劫千年忆赵州。

一般来说，疯爷的诗很有节制，他童年时期在大家庭中所受的委屈，他对日军暴政的愤慨，都不曾藉诗来表达。我看到两次例外，两次都是在烛光下，醉意中，他写诗给我看。我相信，我是那两首诗惟一的读者。可惜，我能记住的不多，太少。

其中一首，他说「且自闲情吟得得，任他虎豹视眈眈。」疯爷对时局家运自身处境很有了解。

另一首，他说「尚有闲情教孺子，更无本事学耕田。」诗中的「孺子」指我，耕田的慨叹，应该是在土改声中无可奈何的感到家世之累。

他又说：「忌我焉知非赏识，欺人到底不英雄。」

回想起来，「风雨危舟」的感受，疯爷也有！他只是不愿意别人再用语言文字加深他的忧念。他在逃避。

疯爷的诗自己不留底稿，他写给我看，是有意还是偶然呢？吾乡没有人收集他的诗，今日天地之间，有谁能够为疯爷的感情和心血作证？除了我，谁还能记下这断简残篇？

我非常希望能读到衍公的诗，可是残破的进士第竟无衍公片纸只字。衍公以篆刻名家，进士第也找不到一方印章。衍公留下的文物，只有一橱八股文，虽是木板线装，在康乾时代精印，却人人不屑一顾。我倒常常取来阅读，发现「八股」也有它的可取之处。

衍公的诗，疯爷脑中总该有几首吧？不错，有，并不多。

疯爷记得，衍公注释《老子》，九易其稿，费时十年。定稿之日，他老人家写了一首五绝：「十分三万日，九变五千言，自笑无为役，人称不动尊。」

疯爷还记得衍公一首七古：

人睡我起起我寐，一日常得强半睡，醒来羞随国举狂，醉后不愿人称瑞，妻孥本自是空花，诗画偶尔具富贵，但愿如此了一生，何为郁郁味无味。

这首诗真是「一肚皮不合时宜」。

东村有位孙先生，「有田六亩，室六间，食指六人」，自号「六六居」，跟衍公有些来往，衍公为他的六六居作了六首绝句，写成屛条，诗风之洒脱自然，在衍公的诗集里是少有的。例如：

绳床矮几是田家草草编篱掩掩花待我来时休劝酒骄儿五尺自煎茶

还有「何不开轩面敞圃，东西南面好风多，」都很可爱。

疯爷只能提供这么几首，他说，「这几首我喜欢，记得，不喜欢的都忘记了。」衍公的哥哥秀才公、倒有小品、为疯爷乐于传诵。他口授一首七律，相当迷人：

唐代离宫隋代堤，朝阳红到夕阳西，流云成阵留难住，芳草黏天唤欲迷，忽托好音呼梦里，有何春恨尽情啼，口口口口口口口，剩有心头一点犀。秀才公还有这么一首小词：

又是一年，熏风也似春风少，秋风来了，离离潇潇都是悲凉调，如何好，

离却烦恼，除上仙人岛。

秀才公的代表作，我想是「兰溪仙坛序」。

兰溪是指兰陵，仙坛是扶乩请仙的地方。从前士子喜爱扶乩，与仙人赋诗，秀才公就是这样。

扶乩的工具是，八仙桌上铺一层细纱或小米，制面粉用的旧罗一个，罗中心挿一根竹筷。扶乩请仙时，用两个童子站在八仙桌两旁，旧罗悬空，童子伸手扶住，焚香如仪，筷子会自动在桌面上画字，那就是神仙在作诗。

有人认为不过是乩童作弊，其实作弊很难。第一，乩童不识字，识字的孩子没这个资格；第二，两个乩童分别站在八仙桌两边，互不相谋，无法形成作弊的默契。童子似乎无法操纵筷子，最多只能阻滞罗动。

这件事有些奇怪。

不过，筷子画沙作字的时候，是不能离开桌面的，笔划相连，极难辨认，称为「乩字」。扶乩时，必须有专家在场解读，同一乩字可能有两种三种读法，解读人有「以意为之」的余地。因此，众口传诵的乩诗，大半都是神人合作的产品。

秀才公为兰溪仙坛写了一篇骈四骊六的序文，甚为清雅，原序是：

三千浩劫，不自我后我前，五百兴亡，奚知其时其数，乱离暮矣，治安未也，夫戴辽东之帽，管幼庵辗转篱床，披富春之裘，严子陵优游桐濑，固肥隐之盛节，高蹈之遗轨也，无如白袷宜人，淄尘迷目，青山碍我，黑眚惊心，茫茫，焉是濯足之地乎，顾念生既不辰，世将焉避，守一尺干净土那管兔走鹘飞，结几个烟霞交莫问人间天上，恍兮忽兮，是耶非耶，慕注经于函谷，关尹乐咏道祖之传，探畸事于漆园，梯米愿补太仓之数。

由秀才公所制的小令小序中，也可看出现实压力之难以抗拒，生活方式之难以改变，未来变量之难以掌握，因而渴望逃遁，寻求麻醉。疯爷所以喜欢这些作品，也许正是这种心态的认同吧？

秀才公的诗文比较能够呈现性灵，反映时代，文笔也较为秀巧宜人，但吾乡也没有谁收集他的作品。他的锦心绣口，归于尘土。文章一石，九斗速朽，我在这里略记所闻，聊尽后辈的一点心意罢了。

疯爷给我安排了一个极有意义的节目。他老人家认为，我即然到进士第来做小学生，总得看到进士衍公的手迹。他家在兵燹之余，文物荡然，但是族中巨室都有收藏。疯爷写信给他们，希望准许我到他们家中观赏书法。

那时我们不会照相，更不知有影印的技术，惟一摹留的办法是双钩，但双钩即花费时间又可能弄脏原件，收藏者多半不许。疯爷口授密诀，教我把字挂在墙上，用心细看，一直看到那字像用刀子刻在你脑子上。他说，现在用眼睛看进去的，将来会在腕底流露出来。

世上到处有聪明人，这种人认为疯爷派我来窥探他的家珍，下一步便是藉词索取，连忙一口回绝，说是连一个字也没有了。幸而还有忠厚人家，高高兴兴的把衍公写的对联、中堂、小屛、横幅挂满了客厅，由我玩索抄录。

我最感激的，是开馆教我读论语的那位长辈，我只记得日本飞机轰炸兰陵的时候，在他家天井中央炸了个深坑，很惭愧我忘了他的名字。他家东西多，我一连去了三天，见识了衍公的八分书和铁线篆。

衍公的八分十分俊美，和我后来见过的任何法帖不同，这八分应该算是他老人家书法的特色，可是世人只称道他的篆书，他有时用极细的笔画写很大的篆字，比李阳冰更细也更遒劲，涵韵聚气，疏中见密，乡人称为铁线篆。更能显现「铁线」风格的是，字的结体略痩，长条垂垂，令人联想邓石如，但邓的线条流动似水。据疯爷说，衍公作铁线篆，笔杆在指间

左右旋转，一笔到底，墨色不变，对水和墨的控制已到极致。

我还要感激杨本学先生。他受进士第雇用，本来是衍公的书僮，做些牵纸磨墨的事。衍公认为书僮应有些书卷处，亲自教他写字，还教他刻图章。衍公写字，有时自己不满意，吩咐本学拿去焚毁，本学「阳奉阴违」，悄悄带回家去。所以本学家中「收藏」极丰，大部份没落款，但绝对是真迹，我从他手中借到许多许多。

衍公晚年送给本学兄几件要紧的东西。他老人家有两部著作，一部是对《老子》的注释，题名《老子盲说》，一部是对说文的硏究，《文字盲说〉，据说是一生学问的结晶。这两本书都没有出版，他老人家亲手钞录了几份，送给他认为适当的人，本学兄有幸入选。我想，衍公以手钞著述见赠，或许隐然有付托之意？可见他老人家并没把本学兄当「下人」看待。

这两件钞本，我都从本学兄处见到。宋版线装书的款式，双行的小注写得那么小～

疯爷笑着说，衍公用的毛笔只有一根毛～而字的气势格局不减。

很不幸，我没看懂衍公说些什么。对《说文》，他老人家似乎是选出一部份字来讨论。对《老子》，他老人家是藉注释作论述，多所发挥。那时，老子有一段话受人诟病，说是「民之难治，以其多智」，因而主张愚民。我特别找这一段，看看衍公怎么说。衍公的意思似乎是，所谓愚民，是指向人民灌输一种学说思想，使民众想法齐一，惟命是从，治术自古如此。衍公问：「今有人创革命流血之说，驱无数青年而就死地，其所以智之耶？抑所以愚之耶？」难脱遗老本色。我只记得这么几句。

为了找衍公留下的字，我到四郊去看碑。那时大户人家为先人立碑、有一套隆重的仪式，不但题字的书法家落款，连刻石的石匠都留下名字。有几位石匠最能保有书家的原貌原神，远近知名，工资很高，但据说他们都不识字，更不会写字。据说，石匠若能读能写，对别人写的字就有喜恶有褒贬，他刻字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加入自己的风格，不能忠于原稿的形神。我奔波多日，对墓碑墓园有许多认识，衍公的字却是少见，大概请他老人家写碑很难。总算找到两处，和本学兄一同去偷偷的拓下来。那时，拓碑是对墓园的侵犯。

有一天，疯爷把我叫进他独自喝酒的小屋里询问所见，他听完了我的报吿，默然半晌，叹了一口气，慢慢的说：「老太爷的字太规矩了，太规矩总是不好。」他说话一向很快，嗓门又高，这次却是低沉缓慢，但是，给我的震撼却像是惊蛰的雷声。就在我惊魂未定之际，只听见他老人家又徐徐的说：「伺候皇帝，在皇帝身边写字，当然要规规矩矩，可是民国了，不做官了，何苦还那么规矩呢！」这几句话我没记错，他是这样说的，没有主词。

毫无疑问，这几句话，疯爷是当做秘传，说给我一个人听的。我觉得，他这几句话按捺在心里很久很久了。在吾乡，没有人敢说衍公的字不好，如今却由他的儿子口中道出！我不敢把这话吿诉任何人。

那是一个「危行言孙」的时代，可是疯爷常常语惊四座，奋不顾身。他说，孟子「人知之嚣嚣，人不知之亦嚣嚣」，这嚣嚣二字就是大声说话，说很多话。朱子批注「嚣嚣」为无欲自得之貌，疯爷认为是曲解，是捏造。

疯爷的「嚣嚣」外面一定会知道，那年代，隐恶扬善、说话成全别人等等已成禁忌，「闻过则喜」更是奇谈。你说出来的话自有人替你传扬，替你拿本子记着，如果这是「佯狂」，其结果一定无法「避祸」。而疯爷我行我素，不以为意。

疯爷之疯，除了使酒骂座，还有歌哭无常。夏日静夜，繁星临空，疯爷独立中庭，仰天引吭。他老人家中气充沛，声音洪亮，我相信整个揷柳口都能听见。

他老人家爱诵李白的「蜀道难」，说是「牙齿爬山，过瘾！」

他也爱诵《桃花扇》最后一折「哀江南」，这是一篇长诗，疯爷抑扬顿挫，上天入地，余音不止绕梁。

令他特别在朗读中激动的，是白居易琵琶行中那一段自述，他往往为之涕泪横流，悲愤超过文姬胡笳。

我很纳闷，依疯爷的诗学，他不致对「桃花扇」崇拜到如此地步。

疯爷在礼教管制下长大，没有任何韵事绯闻，对于前人发抒绮思幽恨的呻吟评价甚低，何以一反戒约，对琵琶女激情奔放、泪尽而后已？

这个奇怪的现象，我从未听到有人谈论，即使是潘子皋先生也未加注意。反正他是个酒疯子，见怪不怪。可是，天晓得，疯爷不疯。终于，我知道了一些事情。当年衍公在吏部服官，夫人并未随同赴任，在京物色了一位侍妾照料他的生活。这位如夫人为衍公生下一子，就是疯爷。庚子之变发生，衍公决定还乡隐居，就遣走小星，带着儿子离京。衍公这样做，引起乡人的揣测，认为那位如夫人来自欢场，不能适应乡村的生活方式，也不易见容于保守的王氏家族。

疯爷回家以后，家人见他头发稀疏，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京秃子，实际上他并不秃，这个绰号过分夸张他的缺点，通常这是表示歧视。乡相传疯爷幼年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怀，嫡母的爱并不等于生母的爱。

我想，疯爷一定非常思念他的生母。他长大以后，成为进士第的惟一继承人，对于亲生母亲不能共享安乐，觉得非常痛苦。他可能有时觉得他本来不该属于进士第，他是辞枝失根，身不由己。所以，他写给潘子皋的诗，才有那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

于生母，疯爷大概也听到种种传说吧，他对生母的命运大概也有种种揣测吧，他有亲不能养，一定因为「不可说」而加倍痛苦吧。甚至，我认为，他可能不爱进士第，他恨进士第，恨这么大的宅第不能容纳一个女人，恨自己的安富尊荣都是永远与生母隔绝换来。

也许，这样才能解释，他老人家为什么对进士第的家声并不珍惜，有时到了自暴自弃的程度。

也许，这样才能解释，他老人家对进士衍公的书画、诗文、篆刻、学术著作，完全没有注意保存。

也许，这样才能解释，他老人家为什么对孔尚任的李香君和白居易的琵琶女刻骨铭心。

夏夜中庭，他那吶喊式的朗诵，那呕肝裂腑的朗诵，正是对母亲的呼叫，而不幸，别人说他是疯子！

疯爷说：「任他虎豹视眈眈」，虎豹没来，来了狼。

这天，疯爷在家宴请兰陵的保安大队长。那时，在「大日本警备队」之下，保安大队长最有权势，日军有军事行动，总是带着保安大队一同出发。那时「皇军」已知道端架子，在外面杀个人，放把火，多半授意保安大队出手。每次「凯旋」，保安大队照例拿绳子拴住一串老百姓回去拷打审问，等人来活动关说。

保安大队长多半由外乡人担任，作恶要远离本土，免得结下子孙债。眼前这个大队长也不知道那里来的，单身到任，地方人士赶快凑钱给他娶了个漂亮太太～不知是他第几个太太～说是为了安民，意思是省得他侵犯妇女。这天他来赴宴，前呼后拥，威风凛凛，单是他的卫士就坐了三桌。

可是，日本人的翻译官突然不速而至，带着四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举座震惊。在我们那小地方，翻译官是日军和华人之间惟一的沟通管道，权势又在保安大队长之上，何况「皇军」亲临，很不寻常。那「皇军」还是孩子，顶大不过十八岁，佩上校领章的保安大队长立刻趋前行礼，小日本不理他，他连忙改为九十度鞠躬，小日本还是不理。疯爷连忙请翻译官入席，大队长连忙让出首座。翻译官面对疯爷昂然不动，以凛不可犯的声调说：「我是来办公事的！」

这个翻译官到任不过个把月，疯爷还没有跟他攀上关系，动作是慢了一点儿。前任翻译官却是挿柳口的长客，进士第曾布置香闺一间，供他瞒着太太藏娇。可是那人走了，香闺当然也撤销了。新任翻译官铁面无情，令人棘手。

这翻译官高个子，方面大耳，中国话的发言极为标准，所以，当他对日本兵卑躬屈膝胁肩谄笑时，使人特别为中国伤心。他说前任翻译官盗用了公家的枪械，现在査明枪械藏在挿柳口，他奉皇军之命前来取回。

那前任翻译官在职的时候，常来挿柳口宿夜，他送了疯爷两只步枪，一则表示酬谢，一则加强自己外宿时安全。现在面对査案大员，疯爷爽爽快快的一口承认，吩咐左右把那有问题的两支步枪缴回。翻译官冷漠沉默，验看了两只步枪以后毫不客气的说：「还有八只手枪。」

这一来就麻烦了。

酒席照开，人人食不甘味。翻译官下令收缴挿柳口所有的自卫枪枝，扬长而去。我还以为保安大队长可以从中说个人情呢，没有，他噤若寒蝉，未置一词。

这一夜，挿柳口成为不设防地带，疯爷全家迁入兰陵镇暂避，同时奔走疏解。策士们设计了一套说词：疯爷好酒，日常事务由他的侄子～我的父亲～料理，赠枪之事，疯爷并不知情。他们保证由我父亲受两天象征性的拘禁，即可化小化无。

我父亲一生谨慎，谁也没把握敢说他会答应，而他老人家毫不迟疑承担下来。疯爷大为感动，保证宁可倾家荡产也不使我父亲受刑。总算父亲运气好，总算疯爷肯花钱，总算潘子皋先生门路宽本领大，人释放，枪发还。不过所有的枪都只能算是进士第向日军借用的，日军随时可以收回，这就为日后的勒索留下伏笔。

父亲在揷柳口与各种恶势力周旋，常替疯爷揑一把汗，所有的建议，疯爷一概不听，挿柳口早晚定要出事。父亲正想辞职，翻译官收枪来了，这时候他认为非但不能辞，还要共同赴难。官司解决了，这时候又那能马上求去？那不成了端架子、抬身价？

父亲决意不在挿柳口做一枚「死棋」，问题是时机。他预料疯爷还有灾难，他希望下一次置身事外。这时疯爷不理内忧外患，也不过问我的功课，天天摔东西骂人，逼迫二奶奶～爷的夫人～同意他纳妾，父亲就先打发我回家。

我在挿柳口与众不同的学习经验就这样结束了。临行，我呈给疯爷最后一次作业：

一代书香共酒香，人间劫后留芬芳，祖宗基业千斤鼎，乱世文章九转肠，盏底风波问醒醉，梦中歌哭动阴阳，无知童子有情树，回首凝望柳几行。

第十四章

母亲的信仰

除了冷僻的地方志，大概无人会记下这些名字了：

一八三二年，基督教德人传教士首先踏入山东境内，在胶东布道。

一八六七年，苏格兰圣经会传教士廉臣，美国长老会教士梅里士，由胶东烟台到临沂布道。

一九〇五年，北美长老会派叶克斯、范珍珠二人由临沂到峄县布道。一九一一年在峄城南关建造大教堂。

一九一九年，德人美籍护士万美利来峄县创办孤儿院、职业学校和诊所。

长老会在峄县建堂后，派传教士四出宣扬教义，大约一九三〇年左右，兰陵教会成立了，称为峄东支会。

那时吾乡一般人对基督教有种种猜疑，例如，他们听见男男女女在一间屋子里高唱「耶稣爱我、我爱耶稣」，产生想象，对前往参加聚会的妇女有轻蔑之意。幸亏早期教友中有一位王兴信先生，他当过保长，在地面上有些实力，那些游手好闲的人看他的面子，没有到教堂里来骚扰过。

我还记得，晚间聚会散会时，天地黑成一片，王兴信先生拿着三节电池的手电筒照亮道路，护送女教友回家。那时以吾乡的消费程度，这一举动甚为豪华，手电筒是奢侈品，大家相信「捏一捏，一个铜咯」，铜咯就是铜元。

另一位对初期教会有贡献的是宋师母，她一人住在教堂旁边的小屋里，专职传教，教友轮流供应粮食蔬菜，没有一文钱的薪水。

宋师母是一个温婉的小妇人，丈夫英年早逝，惟一的儿子又从军远走，就把对生活的热情倾注在教会里。但她说话的声音轻细，说话时也没有手势，跟一般传道士的风格不同。

我记得，宋师母永远是一个最清洁的人。朴素是必然的，不用头油，头发也能一丝不紊，粗布衣服浆洗得干干净净，手上脸上没有灰垢，达到城市中白领的水平。她并不像有洁癖的人那样难以相处，她平易近人。教会里有这样一位工作者，才可以深入家庭，劝导妇女。

教会初创，没有驻会的牧师，峄城的牧师杨成新、台儿庄的牧师翟庆峨，以及侯敬敏牧师、侯敬臣牧师等人轮流前来主讲。此外还有侯敬臣的父亲侯长老、乡村布道家张继圣先生，都很受教友欢迎。

这些牧师都是华北神学院的高材生。华北神学院设于滕县，院长赫士，是有名的神学家，我们用的赞美诗也是他主持编定的。

回想起来，侯长老讲道最是诚恳动人，他年纪大，阅历深，使你觉得他确确实实想救你。他的这份天赋由侯敬臣牧师获得，侯有神学院的底子，讲说的层次又高些。台儿庄来的翟牧师仪表最好，国学有根基，对基督教义和孔孟学说常作巧妙的融合。

我就在这些人的熏陶中渐渐长大。

兰陵教会的礼拜堂，盖在西北隅靠近城墙的地方，附近人家稀少。抗战爆发，治安问题复杂起来，那房屋就不常使用了。

我家有一排五间空屋，由一位本家借住，后来那人搬走，母亲愿意借给教会使用，教会又有了共同聚会的处所。这栋房子离我们的住屋只隔一个四合院，坐在客厅里能听见唱赞美诗。

教会久由王兴信长老当家作主，这时教友有了不同的意见。王长老的口才和仪表都很好，但他逐渐丧失了基督徒的气质，越来越像一个政客。这长老一职，就在一次选举后改由宗茂山先生担任。

宗王两人本是密友，皈主后，彼此的差异日益显着。宗先生勤勉谦和，有服务的热诚，把不相干的外务都断绝了，专心事奉。他以百分之九十的高票当选。

在吾乡，母亲归主甚早，参与了兰陵教会的创建。我不知道她老人家何时、由何人引领入教。

基督教发展的经验是，妇女儿童首先受到吸引，而妇女之中，又以贫穷的、识字不多的、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居多。若是主的救恩同时降临缙绅之家，有少数信徒来自名门大户，可以对教会产生庇护作用，教会在当地所受到的歧视因而减少。这就是母亲信教对兰陵教会的意义。

至于母亲为什么信教，那倒不难了解。

母亲于归甚早，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不幸早逝，我这个小不点儿才成为长子。

我一点也不记得哥哥的影子，大姐二姐倒有眉有目。我记得，大姐已经出嫁，常常哭着回来，再哭着由家中套车送走，母亲陪着哭。

对二姐，印象更清楚些。记得她生病，医生说必须常吃鹅肉，家中特地养了几只鹅。不知，鹅总是把它的长长的脖子伸得很直，贴近地面，蛇一样游动，又大声喧哗，常常追我赶我咬我的小腿肚子。这个经验很恐怖，我长大成人以后还常常做这样的恶梦。

二姐死时还没出嫁，所以我约略记得她的葬礼。至于死因，说来就可怜了，她的病中医束手，转求西医，那时吾乡能够找到的西医，不过是在街口开了个西药房，顺便向病家推销成药。他给了一瓶药水，回家服用，二姐含了一口马上吐出来。家人不知道她的牙床已经脱皮出血，还在劝她、哄她、哀求她，吿诉她良药苦口利于病。二姐奋勇的再呑一口药水进去，这回吐出来的是血，是血……

二姐死后，母亲要拄着拐杖才站得起来。一群亲邻来我家大骂庸医杀人，一左一右架着母亲往外走，后来知道她们把那家西药房砸烂了，那个卖药兼行医的家伙本是外路人，从此无影无踪。

母亲大病一场，然后黄着脸、拄着拐杖行动，整天不说一句话。咳！她当然需要宗教。

还有，母亲婚后的境遇相当痛苦。我说过，大家庭好比一只猫，努力扭曲身体以各种姿势去舔掉身上的肮脏，呑进肚里，有些事是要隐瞒的，有些话是不外传的。

后来，父亲唤母亲奉命从大家庭中分出去，彼此距离拉远，压力减轻了，每年仍有一些活动，像祭祖、拜年、庆寿，暂时恢复大家庭的形式。由于活动集中，加上「我又逮着机会了」之类的想法，大家庭制度的负面功能也就即兴发挥，淋璃尽致。当然，这些也必需舔个干净、呑进肚里。

这时，基督教来了，它说，你不可烧香摆供，你只能跪拜真神。

这时，母亲说，我信主了，你们的什么什么我都不能参加了。

对母亲来说，这已是一种拯救，不必再待来日。

母亲的心底，也许还有更复杂更隐微之处，是我所不能觉察的吧？有人问她为什么要信基督教，为什么不信佛教，我清清楚楚听见她是怎么回答的。

她说：「我不要来生」。

不错，基督教的教义里只有今生永生，没有前生来世。对熟知轮回的中国人来说，这的确是它的特色。

母亲是把新旧约全书看了一遍才决定信主的，她对教义领悟得很快。

那时，教会初立，有思考能力的人对这个外来的宗教抱着挑战的态度，提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转弯抹角、或早或迟传到母亲那里。

有人提出：耶稣本是一个人，为什么拿他当神敬拜呢？

如果那人信佛，母亲就反问：释迦牟尼岂不也是一个人？如果那人好道，母亲就提醒他：太上老君岂不也是一个人？母亲指出，灶神姓张，不但是人，而且不成材；送子的张仙不但是人，而且是亡国之君。关羽、岳飞、姜太公、杨二郎那个不是人？它们不是一直在受中国人的敬拜？

耶稣是外国人，中国人怎可奉外人做教主？这不成问题，佛教在中国有无数的信徒，佛祖乃是印度人。

有一位大婶当面问我的母亲：「神在那里？我怎么看不见？既然看不见，我又怎么能信他？」她拿这个问题问倒了好几个教友，言下颇为自负。

母亲慢慢的吿诉她：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眼睛的用处有限。

你可以看见我的嘴在动，你看不见我发出来的声音，声音要用耳朵听。

你可以看见花，你看不见花香，花香要用鼻子闻。

你可以看见盐，你看不见咸，咸味要用舌头尝。

我们不能用肉眼看见神，我们是用心灵去感受神，神确实存在。

那位大婶仍然不服，可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拿这个问题去质问别人。

潘子皋先生是我们镇上的明白人，谈吐有听众，他也把新旧约大致看了一遍，吿诉我：「基督教谈人道不如儒，谈神道不如佛。」

我急忙把这话吿诉母亲。母亲沉吟片刻，认为潘先生的话有道理，「可是，他的话也证明基督教谈人道胜过了佛，谈神道胜过了儒。」

基督教分成许多教派，互相攻击。据说，某地有一群信徒对他们的教会不满意，自立为「耶稣教会」。不久，他们内部闹意见，有一部份人分出去自己聚会，大门外挂了块牌子，写的是「真耶稣教会」。

到底那个是真的？教我们信那一个？出外传道的人碰见这样的问题不免啼笑皆非。母亲的意见是：没关系，你愿意信那一个信那一个，只要信。

母亲认为，儒家和释家不是都有许多流派吗！百岳朝宗，万水归海。

那时兰陵西门里建立了天主堂，新旧之争本已过时，后进地区照例补课。这边说，你是早该推翻的魔鬼，那边说，你是被我们开除了的劣等门徒。

母亲从未批评过天主教，她认为天主教也是神的使者，若非天主教教士将福音东传，我们也许至今不知道耶稣的名字。

回想起来，母亲是个有智慧的人，在那样封闭的环境里，她老人家无从发展自我，服务人群，只能为这个简陋的小教堂添一分力量。这也真是委屈她老人家了！

在这期间，母亲认识了万美利女士。

万美利原籍德国，抱独身主义立志不嫁，本来在教会医院当护士，工作之余也下乡传道。那时有弃婴之风，被丢弃的多半是女孩。有一天，她在医院门外拾到一个女婴，动了不忍之心，就回到美国募集了一笔捐款，在峄县设立孤儿院。

她的孤儿院规模不小，能收容三百名弃婴，为了支持孤儿院，她又兴办了牧场、酱园和纺织厂，以外围企业的收入作孤儿院的经费。孤儿长大了，可以进纺织厂学习一技之长，也可以由她送进教会办的职业学校。

万护士后来声望日隆，众人尊万老姑。一个女子，不必坠入男人的掌握和大家庭的牢笼，另有一条光明大道可走，使母亲非常惊讶感动。就拿孤儿院收容的女孩来说，虽不幸而为弃婴，但日后有专长，有收入，对婚姻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在家庭中可以有独立的人格，可能比那些由父母和丈夫主宰命运的女子要幸运些。

万老姑的生活方式显然给母亲很大的震撼。我以今日的理解力猜想当日的母亲，她一定立刻想到她那惟一的女儿长大后的出路。但她回家以后绝口不提这些，她谈的全是反面教材。

当我和她老人家单独相对的时候，她没有引言，不加预吿，自说自话一般讲述某些女孩子的故事。某一个女孩何等温婉，何等有慧心，可惜一顶花轿把她抬给一个不认识也不了解的男孩，男孩那里懂得夫妇爱情，而婆婆寡居，也还年轻，对这等事又太敏感了。「钟鼓乐之，干坤定矣」的后续发展竟是母子连手虐待这个可爱的小鸟。那日子怎么过，日起日落，令人心裂。我知道他说的是谁。

有一个媳妇，产后坐月子，丈夫在千里外混差使，婆婆不准产房里生火。那气候滴水成冰，媳妇住的是南屋，寒气森森，俗语说西屋、南房、不孝的儿郎！好狠，儿孙可是自家的骨肉哪。一冬下来，产妇冻坏了一条腿，孩子咳嗽，咳嗽，咳嗽了几年还是没保住一条命。媳妇连哭也得小心翼翼，哭多了是对婆婆抗议，哭少了证明自己冷血，都是罪，难赎难救。我知道他说的是谁。

母亲说这些事，多半在她做针线的时候。有一次，我看她和面，一大团湿面，放在瓷盆里用拳头捣，再放在案上用手揉。那团面好像自己有主意，想维持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忽而这边翘上去，忽而那边涨出来。母亲不停的揉，还加上摔，终于，面团柔软了，弹性恰好，不大也不小，周身润滑光亮，很乖，饺子面条由你。母亲这才抬起头来～打倒的媳妇揉倒的面

对娶进门来的媳妇要千方百计的找理由折磨她，直到她没有个性，没有自己的人格，做驯伏的奴隶，这是做公婆的哲学。乡下小媳妇挨打多半因为在厨房里偷嘴，而偷嘴是因为她天天都吃不饱，规矩大，饭桌上不敢多吃。毎年到罂粟收成，鸦片烟膏随手可得，你就听见这一家的小媳妇服毒死了，那一家的小媳妇也服毒死了。

这一次，母亲多说了几句话，那一定是她心中最重要的几句话：

「等你妹妹长大，我不慌慌张张的把她嫁了，我要撑到她师范毕业，或者是护校。你可要跟我一块撑呀！」

我含糊答应，实在没弄清楚撑什么，怎么撑。

供教会使用的这几间房屋砖墙瓦顶，门窗严密，冬天足可抵挡寒风。院子平坦宽大，院中又有两棵老槐遮荫，夏天正好乘凉。有了这样一个地方，听道的人慢慢多起来。

我记得，夏天证道的时间以日影为准，浓荫满院的时候，牧师说：「上帝吿诉我们可以开始了。」树荫退走了，证道也就结束。奇怪的是，这两棵槐树上似乎没有蝉，从来没受过蝉声的干扰。有时候，讲道的人语重心长，恨不得把肺腑掏出来，有些听道的人正双目微合，口涎拉成有弹性的细线缓缓垂下，那情态，你不知道可笑还是可爱。

翟牧师说：「不要推她，他的灵魂听得见。」农家妇女起五更睡半夜，那有功夫午睡，能让她打个盹儿，就是天国。

张继圣先生不这么想，他把他的演讲分成几个段落，在两段之间领导大家唱一首歌。那时我们教会连一架手风琴也没有，仍然有许多人为了歌声而来，大多数是妇女。依照习俗，她们不准「无故唱曲」，要抒散内心的抑郁，只有哭泣。唱总比哭好一些。教会是她们惟一可以唱歌的地方。

张继圣先生的歌喉很好。那时，他大概有四十岁了吧，从歌声里听不出他的年龄，只觉得嘹亮充沛。他可能有一副男高音的声带。可惜没有机会学习声乐。他描述耶稣受难的歌曲，唱那呼唤浪子回家的歌曲，常使女教友泪流满面。午睡？当然忘了。

我们唱诗的本子叫《赞神圣诗》，由华北神学院院长赫士主持编定。这个本子的特色是，曲谱采用西方的名曲而以中文填词。多年后，我接触西方音乐，才发现有许多调子是我早就熟悉的。但是这个本子通行的范围很小，我离开鲁南以后再也没见有那座教堂采用。

在那座简陋的小教堂里，日子随着唱诗和祈祷流逝。每周一次，牧师来为我们梳理麻乱的人生，我顺着他的思路过日子，觉得妥妥当当，舒舒服服，一切也简简单单，问题都可以解决，或者可以等待解决。

我们的座位是长条的木凳，坚硬，没有靠背，然而那是很舒服的地方，这就是牧师的魅力。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接收了美国教会。惊人的消息不断传来，连万老姑也进了集中营。谁也不知道还要发生什么事情。

这天寒风凛冽，忽然进来了一个日本兵，而教堂里只有宗师母和我，我们觉得不寻常，倒也不敢惊慌，好在他徒手而来，未带刀枪。我们都不会说日语，用起身让座表示了礼貌，他大概也不会说中国话，没答理。

这日本兵响着靴声里里外外看了一遍，站在教堂中央点着了一根烟。他那傲慢的样子引起我们极端的厌恶。

他向宗师母要纸笔，写了几个字给我看：密侦的有

密侦就是侦探、间谍，必须坚决否认。在这时刻，我认为不妨卖弄一点小聪明，就在纸上写下：带刀

一面用手势向腰间比画，那是佩带刺刀的位置。

他摇摇头，脸色和缓下来，把半截香烟丢在地上。

日兵走后，宗师母说：「我看他最多十八岁，看他走路的样子！拖不动那一双皮靴。这么小就出来了，教他爹娘怎么放心！」

那时，日军已经感到兵源不足，连未满十八岁的孩子也征到中国来做占领军，腾出老兵来上前线，这些娃娃兵容易对付。

没几天，有个小青年来听道，他人小名气大，是保安大队长的干儿子，一张脸干净秀气，谁见了都想疼他，可惜他在落座时先从腰带里抽出手枪来放在大腿旁边，吓得没人敢挨着他坐，让他一人坐那么长那么长的板凳。

带枪的小青年一双眼睛骨碌骨碌转，最后盯住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小姑娘。那小青年，也许是有任务的吧，他现在只记得小姑娘了。

以后他常来，听说也常到小姑娘家烤火，两人隔着火盆坐，在火盆上空捏她的手，她父母急得在卧室里流汗。

日军责成保安大队「清乡」，保安大队就出动抓人。抓人总要有个理由。日本人来了，你为什么逃？莫非是抗日军？你为甚不逃？莫非留下做间谍？都抓回来。有一个人挨了五花大绑，因为他家里有一本圣经。

风声紧，倒也不怎么怕，还敢营救被捕的教友，至少也派个人去探监。我的同学张宝来在保安大队做文书上士，没他陪着我还进不了牢门。被捕的教友鼻青脸肿，还连声说「我很好」，比起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人，他的确很好。

我和宝来都还不懂事，谁也没带礼物打点守卫，也没人提醒我们，没几次，守卫不耐烦了：「张上士，你进进出出真方便，像是你的家一样！」终于，有一天，我们受到很不客气的拒绝。

长老们开始为教会的前途忧虑。也许，有一天，所有的教会都要关闭，所有的牧师都要改业，圣经唱诗都要烧掉。也许有一天，基督教要像回教一样，父承子继，单口秘传，对外绝不谈论。也许像襌宗那样，相会于心，不着一字。

那时有一种说法，信教的人都亲美，都不爱国，如果中美两国作战，信教的人都会通敌投降。但是，看在日本人眼里，信教的人反日，为中国流血汗，个个是嫌疑犯。那时，我想，这两种下判断的人最好一块儿琢磨琢磨，再作结论。

很不幸，这两种人是从不坐在一起开会的。

那年头，乡下人常常挨打。如果他遇见一个穿制服的，他赶快祷吿，希望那人没扎皮带，皮带解下来拿在手中就是鞭子。如果扎着皮带，他赶快祷吿，希望那人不使用有铜环的那一头。

大牢是个有设备的地方，花样很多，使你无法祈祷。最常用的是「压杠子」，刑具不过一根扁担，一根杠子，几块砖头，虽在穷乡僻壤也可以就地取材，使用的方法却有赖天才发明家。先把犯人的衣服脱光，把他的两臂平伸拉直，绑在一根扁担上，上身维持十字架上的姿势，双膝却是跪在砖上，杠子穿过腿弯，杠子两端站人，以扁担作扶手。这样，犯人丝毫动弹不得，着力处全在砖上的膝盖。如果犯人很强壮，杠子两端可以由两个人增加为四个人，叫做四人担，再增为六个人，称为六人担，也许膝盖从此压碎了，终身残废。

还有一种经典之作叫「灌凉水」，把赤条条的犯人固定在门板上，朝天平放，开始灌水，等到肚皮高高的胀起来，再派几个汉子抬着木杠放在肚子上滚来压去，这时候，水从口中射出来，灌进去的是清水，射出来的是血块屎浆。这一套程序可以重复施行，周而复始。

这是「大件」，至于「小件」，在屁股上割一道血口，填进去一点石灰之类，行刑的人可以即兴发明。这才是被捕最可怕的地方。可怜那些乡巴佬，一向以三代没进过官府衙门为荣，忽然捉将牢里，教他们怎么办？

遇这等事，信众就在教堂里哀吿上帝。单单哀吿是不够的，母亲就回到家里发呆。发呆是不够的，我就到大队部门口逡巡张望。张望有用吗？有用吗？

无巧不成神迹，这天恰值大队长送客到门外。那客人五短身材，加上马裤的裤管左右膨胀，看背影像日本人。大队长比他高，就算鞠躬的时候也比他高些。看大队长那客气劲儿，他是日本人无疑。可是一转身，我认得他，他是日军的翻译官，中国人。

这翻译官跟挿柳口进士第有来往，我在进士第跟他同席吃过一次饭，他瞒着太太在进士第藏了个女人。也许是这个缘，他对在进士第读书的我另眼看待。他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我说想来探监。那人跟你什么关系？对呀，什么关系？只能说是朋友。他犯了什么事？有没有杀人？是不是抗日份子？我说都不是。

大队长在旁边听看，没有马上走开。翻译官说，大队长，这小兄弟教我为难，我既然碰上了，不能不说个人情。大队长说，翻译官，大队部的事，还不是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他问我，你那朋友叫什么名字，那里人。我说他叫田老憨，住在田家村。大队长吩咐他身旁的一个军官：那田老憨，教他家里来个人，把他领回去。他又加上一句：这事今天一定要办好。声音很高，是希望翻译官能听清楚。

翻译官说，大队长，谢了。他对我说，这里不是你常来的地方，下次不要再来。他也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希望大队长听见。

我在教会上一下子出了名。可是任何人都料得到，我不能再创造第二次奇迹，翻译官已经把他开的路随手堵死。有人病急了信偏方，提着老母鸡到我家，坚持要我们再试一次，管它死马活马。我母亲也急了，急中生智，想起大队长的干儿子。

提起这位干儿子，教会上没人敢理他，只有宗长老跟他说过两句话，表示欢迎他来听道。我母亲走的也是步险棋，好在我家没有十七、八岁的女孩子。那小青年，坐在长板凳上也是怪寂寞的，母亲跟他一谈，他居然大为兴奋。他说：「你们等着」，起身就走，聚会未散，他就把一个半百老汉带回来，这老汉有几处皮肉淤血，走路带点儿跛，此外能吃能喝，能说能笑。大家又是唱诗，又是祷吿，感动得如醉如痴。

倒也没什么后遗症。慢慢的，小青年在教会里也有了朋友。几个月后，小青年托朋友来我家说，想借些粮食拿到市上变钱应急，母亲欣然答应。小青年带着工人来扛粮食的时候，一直面红耳赤，于是母亲高高兴兴的吿诉人家，这孩子很纯洁，心地不坏。

空中好像真的有神，但空中也有铅块罩着压着，令人心情沉重。以后这段日子，大家特别爱唱诗篇第一百二十三篇，尤其是最后一段：

耶和华啊！

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已到极处，己到极处！美国长老会在峄县投下大量资金，对各支会并没有多少资助，但这些支会总是美国教会的支流。

远在抗战发生以前，中国教会即要求脱离外国人的支配，改以中国的长老牧师为主导。

当然，中国人若要自己当家作主，必须不再依赖美国捐款。后来这观念凝聚成六字真言，那就是自立、自养、自传。

美国教会默察形势，顺应潮流，宣称逐步退出中国教会，与此同步进行的，是分期减少经济援助，喩之为「断奶」。太平洋战争发生，日本人粗暴的拔掉了教会的奶嘴，教会立即展开倡导，要求信众养成捐献的习惯。

信徒捐款维持教会，圣经中有此主张，中国教会一直避讳不谈，初期的教会甚至以「散财」为招徕的手段，信教可以收到种种「救济品」，被国人目为「吃洋教的」。教会迁入我家时，这种现象已成过去，教会逐渐成为信众的共同负担。

时势造英雄，那时有几位全国知名的牧师鼓动了信徒捐献的风气。宋尚节牧师绰号「送钱包」，他到那个教会讲道，那个教会的财务困难立刻解除。还有一位赵世光牧师，绰号「赵开荒」，也能化无为有。

乡村教会的开支很少。房舍有了，最大的问题已经解决，日常费用不过是晚间聚会的灯油，星期天聚会的茶水，每周一次例行的乐捐足够。后来有了驻会的传道员，教会要付薪水给他，这笔钱全靠捐款，母亲每年三季都派人扛着口袋往教会里送粮食。

虽然有了全职的传道员，各地布道人员的交流并未中断。翟牧师，侯牧师，他们仍然常来主持礼拜，晚间把礼拜堂里的长凳子拼并起来当床铺，草草一宵。他们不要酬劳，但是这一日两餐必得由教友轮流供应。那年头，人对人轻易不肯留饭，为了把客人在饭前赶走，民间故事里不知有多少笑话。何况还有农忙、冬天太冷、住处太远等等困难。我家和教堂只隔一个院子，母亲总是说：「由我做饭送来吧。」地利人和理当如此，大家都没有异议。

但是还有问题。

那几年，我是说家乡成为「沦陷区」的那段日子，常常有人背着简单的行嚢、手持一本圣经走进教会，自称布道人。他是谁，大家不认识；高姓大名，从没听见过；从那里来，往那里去，没法子査证。根据圣经，耶稣生前设计过这种模式，云游布道，不带盘缠，没有多余的行李，望门投止，由信主的人随地接待，接待这等人等于是接待了耶稣。

这等人何以应运而生，想来有些奇怪。依宗长老的主张，一律不予接待。有一天晚上，这样一个人进入教堂，要求投宿，宗长老表示只能请他喝一杯茶。那人立刻在地上跺脚，然后退出。这也于经有据，耶稣说过，如果有人不肯接待你，你赶快离开他，连脚上的尘土也给他留下。这时我母亲也在座，两人望着那为夜色呑没的背影，半天不发一语。

母亲本来主张接待这等人。那时人口流动又快又远，不比战前，教会也还没有发证件、写介绍信之类的办法，想知道一个人是不是教友，的确困难。但是，母亲说，就算有人混吃蒙喝，他既然奉主的名，也就给他。若是有人短了饭钱，教会也算赒济了他。终于，母亲说服了宗长老。

这件事间接改变了我的生命。

一九四二年春天，我们接待了一个人。我至今不能透露他的名字，甚至不能描述他的容貌。由于现实的原因，我必须继续为他守密。

我只能说，他穿着长袍，拿着圣经，是那种个子不高的山东人。他大概三十多岁，脸上风霜之色并未完全掩盖了读书人的气质。

他和我父亲谈得来，不觉多住了两天。他到附近的支会讲道，又回到兰陵。这期间，他对我的家庭了解不少。

那时，日人推行怀柔政策，命令每一区公所保送两个学生进临沂五中，所有费用由区公所拨款。区长跟「大老师」璞公商量之后，提了我和管文奎的名。

五中是山东的名校之一，若在平时，我们未必考得进，即使录取，家里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所以，这是一个好机会。不过？

现在家乡沦陷，五中是所谓伪校，这怎生是好？

区长说，你可以指校长是伪校长，不可以指学生是伪学生，「正如我这个区长是伪的，那八区的老百姓一点也不伪！」

他又说，「学生不伪，知识不伪，咱山东教的几何代数跟重庆教的一模一样！」

父亲想来想去，最后决定：「我进城去亲眼看看再说。」他老人家披星戴月的去了，又风尘仆仆的回来，他对五中的事一字未提，从此不提，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些，那云游客看在眼里。他在辞别的时候握着父亲的手说了一些悄悄话。

他的话是这样开头的：「有一件事，我只能让你知道，不能让令郎知道，他的口风不紧。」

他走后，父亲还是把他的话吿诉了我，父亲说：「我要你知道别人对你的看法。」

那云游客，他从安徽阜阳来。阜阳有一座中学，管吃管穿，专门收容沦陷区的青年。校长是山东人，叫李仙洲，一员名将。云游客主张我赶快到那里去读书。

云游客说，到了阜阳，提一下他的名字，入学没有问题。可是，令郎……「我跟那边的关系绝对不要泄漏出去。」

云游客匆匆上路，他给的资料太少，还有些问题找不到答案。这时五姨来了，她吿诉我们，二表姐已经在阜阳进了高中。

那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学校？据五姨介绍，那是按照教育部中学课程标准办的学校，加上军事训练。男生女生一律穿军服，佩手枪，上午上课，下午打靶，晚上演戏，将来是个文武全才。高中毕业以后，你想升学由政府保送，你想就业由政府分发，到那时候，当然是抗战胜利了，日本鬼子打跑了，你站在山头上看吧，东西南北全是出路。

当然，重要的是，这个学校是不收费的，我们明白五姨也没有钱。

简直十全十美！简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是，怎会有这样的学校？怎么会？

父亲说，就算打个折扣，只有七成，也该教孩子到那里去。

母亲说，就算打个对折，只有五成，我也主张孩子快点动身。

我呢，我是信任二姐的，她去的地方一定值去，应该去。

五姨问我：你想不想去？

我说不出话来，我早已醉在浪漫的想象里，如果一觉醒来好梦可以成真，我连这一觉也嫌太长了。

我是一九四二年暑假期间到后方去「流学」的，花了两个月的功夫准备。

所谓准备，在我不过是和早已在后方的二姐通信，在母亲则是给我缝几件衣服，一床棉被。身在沦陷区，做这等事未免心惊胆怕，表面上竭力掩饰，不敢真正准备什么。

可是，外人恐怕已看出我们神色有异，也许发现我们的生活秩序大乱，因而有了揣测，而那揣测又接近事实。我家的房子大部份租给一位本家开点心铺子，连客厅也和他共享，如果他坐在客厅里，看见父亲和母亲一同进来，必定连忙起身躲避，意思是不妨害你们的机密。

亲友的反应使人不安。我们尽其在我，一直紧紧的瞒着，尤其是妹妹和弟弟，始终没得到半句消息，他们年纪太小，可能成为某种「导体」。我连啃教科书都怕人看见，有疑难也闷在肚子里，幸而入学并不举行甄试，否则一定名落孙山。

父亲设计了离家的方式：黎明，城门刚刚打开，趁着行人稀少。空着手上路，不惹人注意，行李另外补送。第一站峄县南关教会，由杨成新牧师安排，找同路作伴的人。

半夜，妹妹弟弟睡熟了，父母把我叫进客厅。「你再想一想，后方的生活很苦，也许还有危险，你怕不怕？」

「不怕！」我很坚决。

父亲转向母亲。「你再想一想，他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再见，抗战胜利遥遥无期，就算胜利了，他也未必能马上回家。这些话，我早先都对你说过。」

母亲点头。

「我再说一遍：他走了，将来如果你生了病，想他念他，见不着他，那时候，你可不要怨我哟！」

这时母亲泪流满面，但是说出来的话清楚明白：「我不想他。」

父亲像完成了重要的程序，长吁一口气，放松了表情。他抽了一支烟，捻熄烟蒂，对我作了如下的叮嘱：

「这些年，青年没有出路，人都快憋死了。你是长子，家有长子，国有大臣，你有出路，才可以把担子挑起来。咱们这个家是不行了，你别再依赖这个家，你的妹妹弟弟还小，他们以后有些日子还得靠你。你出去奋门，咱们不求富贵，单求你有一技之长，能拉他们一把。要是你有文凭，他们白丁，你也亏心。他们不如你，你要多为他们想，前头的要给后头的修桥补路。仗总有打完的一天，以后年头儿不知变成什么样子，人心人情万古千秋不变。皇天不负苦心人，好心自有好报。」

然后，父亲要母亲交代我几句话。母亲这才擦干眼泪，教我在外面勤读新约。她老人家还重复了平时的一些教训，《新约》里未必会有：

行万里路读万遍经，笨鸭早飞，笨牛勤耕，让小的敬老的，拿次的留好的，宁欺官不欺贤，宁欺贤，不欺天，人多的地方不去，没人的地方不留，赞美成功的人，安慰失败的人，犯病的东西不吃，犯法的事情不做，不要穿金戴银，只要好好作人，墙倒众人推，我不推，枪打出头鸟，我不打，种瓜得瓜瓜儿大，种豆得豆豆儿多

千叮万嘱，看着我喝了稀饭，逼着我吃了包子，母亲为我作了祷吿。

父亲说：「你走吧，不要回头看。」

我一口气奔了五里路才回头，已经看不见兰陵。

回想起来，离家这一幕还是草率了。这等事，该有仪式，例如手持放大镜，匍匍在地，寸一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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