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讨伐李四喜

作者:熊培云

|

类型:生活·百科

|

更新时间:2018-05-02 20:30

|

本章字节:3953字

前面关于“为什么是土地拥有农民”的几篇文章被一些网站转载,有的网站在短短一天内便有近5000条留言,这多少让我感到有些惊讶,但并不意外。


故纸堆里听惊雷。就在我梳理我的过往人生、乡村记忆以及所能接触到的与时代命运相关的材料时,总有一些细枝末节会让我不得不停下来。而且那里并非只有董时进这样能够以笔作战的人物。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更要谈到一些平凡的人,比如李四喜。五六十年过去,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早已经忘记了李四喜这个名字。然而,就是他,一位卑微而纯朴的农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而他的观点也被时人称为“李四喜思想”大加讨伐。


1951年7月18日,《新湖南报》发表了长沙读者章正发的来信,信中称:


我们乡里有一个同志叫李四喜,他做了十多年的长工,受了一辈子的苦,解放后才娶了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小孩,去年我们乡里搞土改,他工作特别积极,又当选了青年团的支部书记。土改完成了,他分了田,就想专门回家生产,不愿意干工作,不愿意开会,干部去劝他,他急得哭起来说:“我一生受苦没得田,现在分了田,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还要干革命干什么呢?”


该信认为,李四喜分了田就不愿干革命的思想是不对的,但不知《新湖南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希望给予答复。


今天一些大权在握的乡镇干部一定很难理解李四喜辞官不做的行为。同样不难想象的是,在那个鼓吹“继续革命”的年代里这样一封读者来信将会引起怎样的重视。为此,《新湖南报》在“编者按”中着重指出:“章正发同志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就我们所知道的,乡村干部在土改后不愿继续干下去,思想已经开始产生,甚至有个别区干部也有这样的思想。”与此同时,编辑部还提出了三个题目希望广大农民参与讨论:一、你对李四喜同志的思想看法怎样?你们那里的干部有没有这样的思想?二、只顾埋头生产不管国家的大事行不行?三、分了田是不是就算革命成功?革命革到什么时候才算最后成功?次日,该报以“分了田不干革命对不对”为题,号召广大群众参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


读者们踊跃地参加讨论。从7月21日起,《新湖南报》第2版专门开辟了《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专栏,并选编了各地群众的来信,推动这一讨论的展开。7月24日,《新湖南报》发表长沙读者柳石泉的来信。柳石泉认为,李四喜同志要脱离工作、回家生产,这种思想也并不是完全不好的。在他看来,既然平常工作同志总是宣传说土地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人民政府奖励劳动生产,那么李四喜回家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前线,也谈不上有什么过错。该信同时表明在当时有些乡村干部认为干革命工作是一种“负担”,应该“轮流干”。如柳石泉所说,“农村中的农民很多,大家都翻了身,都分了田地。李四喜分的田并没有比别人多,他在土地改革中已经做了几个月工作,为群众出了很多力。革命工作是大家的公共事,现在让李四喜同志回去生产,轮流别人来做一做,不让一个人吃亏,也是很公平合理的。”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最开始的讨论还力图保持观点平衡。不过好景不长,为引导农民深入讨论,《新湖南报》为读者来信加上了“编者按”——既能为讨论增加某种方向感,又能及时“医治”部分不合时宜的观点。为了让更多农民及乡村干部参与到这场讨论,1951年8月8日,《新湖南报》发表题为“广泛展开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社论,指出“讨论的规模还不够广大,对群众的思想教育还不够深刻”,所以“希望各地的领导机关、本省各地报纸、农村干部或农民出身的干部,以及广大农民群众都来开展这个讨论”。在其后的编者按里又强调:“李四喜思想主要根源,是农村小生产者自私、落后意识的反映,没有看清革命的前途,对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希望大家对这方面,继续展开深刻的批判和讨论。”

是继续革命,还是安心生产?这场讨论最后被定格为政府与媒体对农民的思想工作,李四喜关于幸福生活的直觉开始让位于政治高高在上的说教。所谓李四喜思想被理解为“土地改革后农民的松气思想”,其主要表现是乡村干部分了田后,不愿再做工作,要求回家“埋头生产”、“发家致富”。对于这种思想,湖南省委及《新湖南报》的态度是明确的。8月25日,《新湖南报》发表王首道的《批判李四喜思想、加强干部思想教育》一文,指出像李四喜那样满足了现状,不愿继续努力工作去争取更美好的将来,只看到目前的个人利益,埋头生产,不关心国家大事,不过问政治,这种自私落后的松气思想,显然是错误的、有害的。


一个月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在“编者按”中指出:“所谓‘李四喜思想’不但存在于湖南的一部分农村干部中,而且也存在于土地改革完成了的其他农村的许多干部中。这些干部分了土地就心满意足,不愿意继续做革命工作了。为了纠正这种错误思想,我们把王首道同志的论文转载在这里,希望各地读者普遍加以注意。”翌日,《人民日报》又刊文将《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的经验向全国介绍和推广。


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青年》虚构了“潘晓”这个名字一样,“李四喜”同样是《新湖南报》编辑部虚构的名字,此人真实名字叫朱中立,是长沙县十五区乡村干部。之所以取了“李四喜”这个名字,是因为编辑部认为朱中立有四喜:翻身、分田、娶妻、生子。这个秘密直到1952年1月7日《新湖南报》刊发《过去是“李四喜”,现在是好干部》一文才为世人所知。此时朱中立已经成为从“李四喜思想”中被改造过来的典型人物,开始在一些县市做积极分子训练班报告,讲述他此前如何悬崖勒马,由“李四喜思想”的代言人转变成为一位合格的新社会的建设者。


半年后的7月9日,新华社编发《农民朱中立加入了》一文时作了如下按语:


朱中立是湖南长沙县十五区的一个农民出身的干部,他原是“李四喜思想”的代表人,在土地改革后曾产生了松劲、“退坡”思想。现在他克服了这种有害的思想,具备了员的条件,光荣地加入了。最近他向长沙县乡村干部和积极分子训练班报告了他由“李四喜思想”代表人转变成为一个员的思想过程。


透过这篇报告,读者了解到时年25岁的“李四喜”的一些身世:四岁半的时候,“李四喜”的母亲难产死了,做漆工的父亲将他寄养在外婆家七年。


十二岁起,我就开始了雇工生活,一直做了十二年,换了六个主人。去春土地改革时,工作同志三番四复地把我喊醒过来,使我曾积极领导农民斗争地主,分配土地。后来,我分得了两亩多田、四间大瓦屋,还娶了妻子,生了小孩,给我成了家。解放、分田、娶妻、生子,真是“四喜临门”,我感到心满意足。我的个人发家致富的念头在土地改革刚胜利结束时就开始作怪了。去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全乡庆祝土地改革胜利大会上,我当选了副乡长,大红花挂在胸前,心里欢喜了一阵,但立刻就后悔起来。眼睛老是望着鼻子尖,担心干了工作会耽误家里生产。


……干了个多月,生产没有结合工作,自己的生产果然落了后,眼望着人家田里禾苗“发乌”,自己禾苗“变黄”,心里更不耐烦,就干脆开什么会都不去了。工作同志找我谈,我就直截了当对他说:“要开会八升谷一天。”有人问起我:“假如大家都不干工作,反动派来了怎么办?”我说:“有在。”我忘记了自己翻身作了主人,忘记了地主阶级、反革命分子时刻在阴谋死灰复燃,忘记了保田、保翻身果实是每个翻身农民自己的事,更看不到革命的幸福前途。这自私落后的念头,一直害了我好几个月。


??……


但我开初转变时,我还只知道要“保家”,还看不清革命的远大前途。区委书记就介绍我看苏联《红十月集体农场》的画片,叫我到长沙市参观了许多工厂,还看了《锦绣河山》等影片,使我不仅到了长沙,还看到了祖国人民两年来的伟大建设和美丽的远景。当我第一次坐上工人老大哥制造出来的汽车,走进工厂,我心里更明亮了:工人兄弟是一天到晚和机器大生产在一起的,因此他们对革命事业坚决、勇敢、忠诚,毫无个人顾虑。这又使我联想起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农民才能洗刷缺点,走向社会主义。于是我要求加入中国。


教育了我,挽救了我,使我没有做一个只看见自己鼻子尖下一点利益的糊涂虫,而且初步树立了的人生观,成了一个光荣的员。我自己走了一段弯路,感到痛心。所以我常常用现身说法,耐心地帮助想“歇劲”的农民兄弟醒过来。


“李四喜”现象并非孤案。土地改革完成后,在当时有许多农村干部产生了“革命成功论”,比如山西襄垣县一个党支部书记公开宣布解散党组织:“我们支部参加了抗日、打老蒋,现在分了地,日本、老蒋都打倒了,任务完成了,所以我们的支部宣布解散。”


透过“李四喜思想”大讨论,不难发现建国初期部分农民与乡村干部有着怎样的简单与纯朴。对比其后岁月里农民群体乃至各个阶层所遭遇的挫折,这场讨论的本质其实是革命者如何退出革命的问题。这些人因为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而参加革命,又因为不断革命回不到自己的土地上。他们本来只是需要土地,却被告知还有天堂。几十年后,当历史翻过国家全能而社会无能的一页,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早已领悟:让本国国民能够自由地生活与生产,自主地选择留在乡村还是进入城市,才是中国当下最重要的政治,也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最需要完成之革命。


革命的目的不是革命,而是生活本身。任何高蹈理想的政治最终还是要回到可以感知的现实的大地上来。毫无疑问的是,每个人对幸福的体验源于切身感受,而非一堆有关主义与幸福的公式或者推理。正如你可以分析出一个柠檬有什么化学成分,却不能分析出它是什么味道。事实上,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些农民开始以自己的方式组织生产、分田单干,同政治性生产或者命令型经济脱节,也正是基于农民自主的生活、理性与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