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之则来，挥之则去”

三年内有近2000万人口转回农村，在《大迁徙——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一书中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尽管该书为我写作此文提供了不少素材，但是个中部分观点着实不敢恭维。比如作者在结束语中说：

中国人民是最识大体、顾大局的，他们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强烈的爱国情怀，没有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这样大规模的精简要顺利进行是不可想象的。这么多的职工和城镇人口回乡、下乡，相当于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上也是没有的。精简工作结束后，感慨地说：我们的中国人民、我们的广大干部，好啊！叫做两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掌权，哪个党能办到？！的确，只有中国才有这样的魄力，才有这样的群众基础。

然而，在我看来，这次大搬迁所能反映的恰恰是一种强制下的无序。此时的计划亦不过是命令而已。当农民成为被驱赶的一群，只能服从而不能自主选择，所谓“政治觉悟”其实是和他们无关的。

关于中国人口由乡村到城市，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张五常有十分精辟的论述，部分观点更可被视为对五十年代末农村人口“大跃进城市”的一种批评。在《中国的前途》一书中，张五常这样写道：“中国十亿人口，八亿以上是农民。假若中国要在二十年后有足以炫耀的经济表现，以我个人的保守估计，在这二十年间必须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去……假若这个大搬迁不出现，经济现代化就难有大成。”但是张五常坦言，“我不是建议中国当局要开始策划一些庞然大计，招兵买马，引进外资，在城市盖上高楼大厦，然后上山下乡，用精明的干部从农民中大量挑选适宜于工商业的人材，然后以徙置的办法，把他们安置在城市，分派工作单位。这是行不通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改变制度，让大搬迁由市场自动调节，由人民自己开动脑筋，自由选择，顺其自然地进行。一个骤然看来差不多是无法办到的大搬迁，只要制度一改，对症下药，其发展的顺利及神速，是会超出一般人所能想像的。”张五常开出的药方是要让资产有自由买卖的权利。这些资产不只包括土地及房屋，还包括劳力及知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将土地加上了转让权，农民及武士就大量涌到城市。明治政府事前并不知道这个大搬迁会发生，没有半点策划，但跟着的惊人经济增长率，一年之内就极其明显。在私产制度下的市场调整，反应之快之准，是远胜于任何政府策划的。这是因为市场是无数人的讯息组合，通过市价，不共谋而传达了可靠的信息。每个人看看油价，看看地产市价，看看就业机会，自作打算。

归根到底，社会有自我拓展的秩序与生长的节奏，非权力一厢情愿所能单方面完成。这也是我在乡村生活所获得的有关生命与繁荣的最直接体验。走进山野，不用你安排，万物自会生长。而小堡村的农民，在社会渐次开放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地走出乡村，体会杨万里写在《桂源铺》里的禁忌与解放：“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