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很有意思。”他犹豫不决地说。

“肯定很有趣！”我这回却迟疑起来了：“只是波尔不会骑自行车。”

“噢，不管怎么说，我度假并不非要跟她在一起。”他有力地说，“她到时去图尔，到她妹妹家去。”

出现了片刻沉默，我劈头问道：

“波尔为什么不愿再想办法重返歌坛？”

“要是您能跟我说清楚就好了！我不知道她这段时间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他失望地说，继而一耸肩膀：“她也许害怕，若她能建立自己的生活，那我肯定要抓住机会以调整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真是您内心的愿望？”我问道。

“是的。”他冲动地说。“又有什么法子呢？”他补充说道，“我早就已经不爱她了，尽管她拼命说什么也未曾改变，这她自己心里完全清楚。”

“我感觉到她同时生活在两个平面上。”我说，“她头脑完全清醒，可同时却又欺骗自己，认为您疯一般地爱着她，而且认为她自己可望成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歌唱家。我想清醒的头脑最终会占上风的，可到时她又该怎么办呢？”

“啊！我不知道！”亨利答道，“我不愿像个混蛋那样行事，可我也没有当牺牲品的天职。有时，我觉得事情很简单：一旦不再相爱，那也就不爱了。可有的时候，我又感到不再爱波尔是我的过错，波尔还是以前的波尔呀。”

“我想爱同样也是过错。”

“那怎么办？我还能有什么法子呢？”他问道。

他真的一副备受折磨的神态。我再次暗自庆幸自己是个女人，因为与男人打交道遇到的问题要少得多。

“无论如何波尔也得做出自己的努力。”我说，“不然，您就没有出路了。任何人都无法在良心不安中过日子，但也不可能总是违心地生活。”

“也许得学会违心地生活。”他故作放肆地说道。

“不！我认为不行！”我说，“若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我简直不明白该如何证实这种生活的意义。”

“您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

这一问倒把我卡住了。我刚才只不过以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信念来说话，可我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还守着这一信念呢？连自己也不甚清楚。我尴尬地说：“我反正没有不满。”

他审视了我一番，问道：“只要没有不满，你也就满足了？”

“这就已经不错了。”

“您变了。”他客气地说，“您过去对自己的命运是那么心满意足，简直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

“为什么非要我一个人保持不变呢？”我说。

可是，他没有因此而放弃追问。“我有时觉得您的职业不像以前那样让您感兴趣了。”

“我当然感兴趣。”我说，“可您不认为目前医治灵魂是不是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您医治的人来说，事关重大。”他说，“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都一样重要，不然区别何在？”

我犹豫了片刻说：“区别在于以前我相信幸福，我是想说，自己以为幸福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医治一个病人，是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能够赋予其生活的意义。”我耸了耸肩膀：“只有对前途充满信心才会相信生活会具有意义。”

亨利微微一笑，两只眼睛在询问着我。“前途并非那么黑暗。”他说。

“我不知道，”我说，“也许我过去把它看得太美好了，于是暗淡的前景令我害怕。”我哑然一笑：“正是在这方面我变化最大，我对什么都害怕。”

“这，您就让我惊奇了！”他说。

“我跟您说的是实话。噢，几个星期前有人建议我元月份去美国参加一个精神分析讨论会，我至今还拿不定主意。”

“为什么？”他诧异地问。

“我不清楚，我想去，但同时我又害怕。您不会害怕吗？若处在我的位置，您会同意吗？”

“当然！”他回答道。“您以为会出什么事情？”

“不会出任何特别的事。”我迟疑了一下，说道，“相互见见面，特别是见到生活在世界另一端的朋友，该很有意思吧？”

“肯定很有意义。”他对我微微一笑，以鼓励的口吻说道，“您准能有不少小小的发现，要是这会扰乱了您的生活，那我才觉得怪呢。无论是什么事情落到了我们头上，还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从来就不那么重要……”

我垂下了脑袋：“是的。”我心里想，“事情总不如我想象的那么重要。我一定要去，我也一定会回来的，一切都会顺利，决不会出任何问题。”面对面的倾心交谈结束了，该回家去吃晚饭了。这亲密无间、充满信任的时光，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一直延续到拂晓，也许可以超过拂晓。但是出于种种原因，不该这么做。真不该？反正我们没有试图这样去做。

“该去和别人相聚了。”我说。

“对，”亨利说，“是时候了。”

他们默默地一直走到地铁，去和别的朋友相聚。

罗贝尔和拉福利争论激烈但不失礼貌，他们俩谁也没有提高嗓门，可谁都谴责对方是战争罪人。拉福利声音悲切地作出了决定：“我们将不得不发起攻击。”这并没有阻挡住罗贝尔，他仍然充满激情地筹备原定6月份举行的集会。可与萨玛泽尔及亨利那席长谈后的一天晚上，他突然劈头问我：

“我组织这次集会到底有没有道理？”

我惊愕地打量了他一番：“您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他微微一笑：“请您回答我呀！”

“您自己比我更清楚。”

“永远也弄不清楚。”

我仍然以困惑不解的目光审视着他：“放弃集会，这是否就意味着放弃革命解放联合会？”

“当然。”

“您与拉福利争辩之后，曾反复向我解释您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步。现在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新的问题？”

“什么也没有发生。”罗贝尔回答道。

“那么，您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您再也不相信有可能迫使共产党人同意？”

“当然相信。若取得成功，他们有可能不拆桥。”罗贝尔一时打住了话头，犹豫了片刻，继续说道：“我是就全局考虑这个问题。”

“就运动这个全局？”

“对。这个社会主义的欧洲，我有时不禁自问，是不是一种空想。不过，任何没有实现的思想都很像空想的。要是总认为什么都没有可能，那就永远办不成什么大事，除非世上已经存在。”

他仿佛在跟一个无形的对手争辩，为自己辩护。我纳闷他到底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这么些疑虑。他叹息了一声：“要明辨真正的可能性与梦想，谈何容易。”

“列宁不是说过‘应该梦想’吗？”

“说过，可条件是必须当真相信自己的梦想。问题在于我是不是当真。”

我惊奇地看了看他：“您想说什么意思？”

“我如此固执不是出于挑衅、出于高傲、出于对自己的纵容吧？”

“您居然有这种顾虑，真奇怪。”我说，“平常您从来不怀疑自己。”

“我对自己的习惯也是有过怀疑的！”罗贝尔说。

“那您就对这种习惯表示怀疑吧。也许是担心失败或害怕事情复杂化您才试图让步的。”

“也许。”罗贝尔说。

“我猜想您挂记着共产党人要向您发起攻击，心头不舒畅吧？”

“是的，是不舒心。”罗贝尔答道，“为了达到相互理解，作了多大的努力啊！而他们非要造成最可恶的误解不成。是的，”他补充道，“也许是我心头的那个作家在怯懦地劝告那位政治家就此罢休算了。”

“瞧您。”我说道，“若您开始严格地检查起您的思想动机，那就永远没个完。还是像斯克利亚西纳所说，脚踏实地吧。”

“可惜！这是一个变化不定的实地！”罗贝尔说，“特别当我们只掌握片面的情况的时候。对，我相信欧洲左派有可能成功，可是这难道不是因为我坚信它必定成功的缘故吗？”

罗贝尔提出这样的问题，真让我困惑不解。他愤然责备自己过分幼稚地相信了共产党人的诚意，可是这也不该气得他对自己怀疑到这个程度。自从我们共同生活以来，我第一次看到他试图采取一种偷懒的解决办法。

“您是什么时候想到要放弃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我问道。

“噢！我并没有实实在在地想过。”罗贝尔回答道，“我只是这么问问自己而已。”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问自己的？”

“两三天了。”罗贝尔说。

“没有特殊的原因？”

他淡然一笑：“没有特殊的原因。”

我打量了他一下：“是不是只是因为您累了的缘故？您看上去是累了。”

“我是有些累，真的。”他说。

突然，这在我眼里显得一清二楚：他一副倦容。他两眼发红，脸上虚肿，皮肤没有一点光泽。“因为他已经不再年轻了！”我焦灼不安地想。噢！他还没有老，可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无节制地工作了。可是，他硬是这么干，甚至还加倍地拼命工作。也许是为了向自己证明他还年轻吧。除了忙革命解放联合会、《警觉》杂志和他的书外，他还要接待来访、回复信函、处理电话，谁都有紧急的事情非要向他汇报，其中有鼓励、有批评、有建议，也有提出的问题。若不接待他们，若不发表他们的意见，那就无异于使他们经受饥饿与干渴，无异于逼他们去遭受贫困，去发疯，去死，去自杀。凡来客，罗贝尔一概接待，这占去了他夜晚的时间，他几乎从不睡觉。

“您干得太多了！”我说，“要是您再这样干下去，那您就要没命了。总有一天您的心脏会突然停止跳动，而我却好好的！”

“还要再挤出一个月来，不能再多挤了。”他说。

“您以为休假一个月就足以恢复健康？”我思索片刻，说道，“应该想法子找幢郊区的住房。您每个星期去巴黎城两三次，其余时间不得接待来访、处理电话，要安心休息。”

“凭你就能找到房子了？”罗贝尔含讥带讽地问道。

跑住房介绍所、看房子，我实在没有多少兴趣，也没有空暇。但是看到罗贝尔那样劳累，我心都碎了。他已经拿定主意，集会如期举行，然而他心里却很不安，只有取得惊人的成功，共产党人才可能买账。万一他们过河拆桥，革命解放联合会该怎么办？我也一样，心里总挂念着能否成功。与罗贝尔相比，我对个人、对生活的各种财富，诸如情感、文化、幸福等更为珍视。我不由得想到即使到了没有阶级的社会，人类也一定会完善自己，而不会否认自己的这些财富。

感谢老天爷，纳迪娜不再向她父亲吹风，说她的那些共产党员同志对他如何谴责了；她也不再冲着我们大加讽刺，严厉抨击美帝国主义了，她的那部《资本论》也永远地合上了。有一次，她没头没脑地对我说：

“实际上共产党人和资产者是一码子事。”

我并不感到惊奇：

“怎么回事？”

我当时正在卸妆准备睡觉，她坐在我卧室沙发的边沿上。她往往选择这种时刻跟我谈盘桓在她心中的事情。

“他们都不是革命者。他们都赞成秩序、工作、家庭和理智。他们的公道是将来的事情，眼下，他们和别人一样，都勉强忍受着不公。再说，他们将来的社会，也只不过是社会而已。”

“显然如此。”

“也许等上个五百年，世界还没有变化，我对这不感兴趣。”

“你总不至于想象一个季节就可以重新创造一个世界吧。”

“你说话的口气就像若利，真好笑。看你说话的样子，仿佛我对他们那套玩艺儿了如指掌似的。可实际上，我并不明白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那个党跟别的党没什么两样。”

“又坏事了。”我卸了妆，遗憾地在想，“她多么需要成功一次啊！”

“最好是像樊尚那样独来独往。”她说，“他呀，是个纯洁的人，是个天使。”

一个天使，她过去谈起迪埃戈时常用这个词。她也许从樊尚身上发现了曾拨动了她心弦的那种宽宏大量，那种别具一格。不同的是，迪埃戈只将疯狂的爱倾注于作品之中，而樊尚恐怕就会在生活中发泄自己的爱了。他常跟纳迪娜睡觉吗？我并没有这样猜度，可这些时日他俩频繁幽会。我为此而庆幸，因为纳迪娜在我看来虽然显得狂躁，但也很开心。所以，当清晨5点听到这阵门铃声，我心里并没有半点担忧。纳迪娜夜里没有归家，我猜想是她忘带钥匙了。可一开门，我见是樊尚。他对我说：

“您别担心。”

他这么一说，倒使我马上局促不安起来。我急忙问道：“纳迪娜是否出了什么事？”

“没有，没有。”他说道，“她一切都很好。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他果断地朝起居室走去。“连纳迪娜也是个弱女子！”他以厌恶的神态说道。他从茄克衫的口袋里掏出一份地图，摊在桌上。“简单说吧，她在这个十字路口等着您。”他指了指尚蒂伊西北角两条小道的交汇处说道，“您必须弄辆车子，马上到那儿去接她。佩隆肯定会把报社的车子借给您的。可不要跟他解释什么，只向他借车，别的不要说，更不要提到我。”

他一口气交待了情况，声音沉着而又严厉，我怎么也放不下心来。我断定他心里充满恐惧。“她在那儿干什么？是否出了事故？”

“我告诉您没有？她脚坏了，没什么关系，只是走不动了。可您必须及时赶去。那地方您看明白了吧？我画个十字。您到了那里只要按喇叭或喊一声，她就在公路右侧的小树林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我要弄清楚。”我说。

“职业秘密。”樊尚说，“您最好还是马上给佩隆打电话吧。”他补充道。

我讨厌他这张苍白的面孔、两只血红的眼睛和这副漂亮的侧影，可这仅仅是一种毫无力量的愤懑而已。我拨了亨利的电话号码，听到了他那惊诧的声音：

“喂！是谁呀？”

“是安娜迪布勒伊。对，是我。我有件急事请您帮忙。请您别多问了。我马上需要用一辆小车，需要行驶二百公里的汽油。”

极为短暂的一瞬沉默。“正巧，昨天车子加满了油。”他声音极为自然地说，“我这就去开车，半小时后车子就到您家门口。”

“请把车子开到圣安德烈艺术广场吧。”我说道：“谢谢。”

“啊！好极了！”樊尚裂嘴大笑道，“我看佩隆看得很准。真的放心吧。”他补充道，“纳迪娜没有任何危险，要是您快一点就更好了。嗳，不要跟任何人说什么！她向我起誓可以完全信任您。”

“可以。”我跟着他向门口走去，说道，“可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向您发誓，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我真恨不得在他走后马上猛地把门关上，可我还是轻轻地关上门，免得吵醒了罗贝尔，幸亏他此时正在酣睡，我听他上床睡觉还不到两个小时。我急匆匆穿上衣服，脑中浮现出过去的那两个黑夜：我焦急地等待着纳迪娜，罗贝尔则在巴黎城四处寻找，多么可怖的等待啊。今天，情况更是糟糕。我肯定他们做了什么严重的事情，因为樊尚充满恐惧。也许是干了偷盗或抢劫那等事，上帝知道。可是，纳迪娜无法徒步去车站，必须让我在事情败露、纳迪娜被人发现之前赶到那里。纳迪娜孤独一人，已经在黑夜、寒冷和恐惧中等待了我几个小时。这是一个初夏的清晨，散发着柏油和草木的气息，再过几个小时，天气就要渐渐炎热起来。此时，河畔寥无人迹，鸟儿在清晨的凉爽与岑寂中歌唱。这是一个晴朗爽快的清晨，然而却笼罩着焦灼不安的气氛，犹如逃离巴黎的那个早晨。

我刚到了几分钟，亨利便抵达了广场。

“车子到了。”他乐呵呵地说。他手握方向盘没有挪位：“您不愿意我陪您走一趟？”

“不，谢谢。”

“真的？”

“真的。”

“您很久没有开车了。”

“我知道我自己会开的。”

他下了车，我坐到驾驶位上。他问道：

“是因为纳迪娜的事吧？”

“是的。”

“啊！他们利用她向我们下手！”他声音愤怒地说。

“您知道是怎么回事？”

“多少知道一点儿。”

“那快告诉我……”

他犹豫了一下说道：“只是猜测。听我说，我整个上午都在家，如果用得我的时候，不管什么事，就打电话来。”

“千万不要出车祸。”我叮嘱自己，驱车向拉夏佩尔城门驰去。“我极力强迫自己谨慎驾车，尽量安下心来。”亨利似乎猜测樊尚撒了谎：也许他们好几个人在等着我；也许纳迪娜压根儿就不跟他们在一起。“但愿如此！我宁愿疑心自己上当受骗，也不愿去想象纳迪娜在漫长的黑夜中被冻僵、被吓呆，经受恼恨的煎熬。

大公路上寥无人迹。我向右转弯，驶上了一条小公路，继又行驶在另一条小公路上。十字路口也空荡无人，我按了按喇叭，仔细看了看地图：我没有走错。是不是樊尚搞错了？没有，他指点得很精确，根本不可能有错。我又按了按喇叭，接着熄了马达，走下车子，进了右侧的小树林，呼喊着：“纳迪娜。”开始轻轻地呼唤，继而越喊越响。沉寂。死一般的沉寂：我终于明白了这些词的真正含意。“纳迪娜！”没有回音，仿佛我呼唤的是迪埃戈。她也一样，已经化作了一团气息，无影无踪。她应该就在这儿，完全应该在这里，可她却不在了。我急得团团转，折断了枯枝，踩着新鲜的苔藓，不再呼喊了。“他们肯定把她抓起来了！”我恐惧地想。我回到了车边。也许她等得太累，等得不耐烦，鼓足了勇气独自一人找附近的车站去了。必须追上她，无论如何必须追上她，此时呆在空荡的月台上，别人会认出她来的。去尚蒂伊，她可能不被发觉，可那儿太远了，我路上也会碰到她的呀。她也许选择了克莱蒙站。我紧紧地盯着地图，仿佛可以从中挖出答案。去克莱蒙有两条路可走，她很可能抄了近路。我拨了点火开关钥匙，启动汽车，心脏怦怦地开始绝望地跳动起来：马达竟没有发动起来。车子终于启动了，在公路上颠簸着向前奔驰。我湿乎乎的双手在湿漉漉的方向盘上滑动。我的周围仍然笼罩着沉寂。可阳光已经不可阻挡，村庄里各家各户很快就要开门。“他们就要逮捕她。”沉寂、空荡，这份宁静显得多么恐怖。公路上，克莱蒙的街道上，车站里，都不见纳迪娜的踪影。她可能身边也没有地图，对这一地区也不熟悉，正在村野里盲无目标地乱闯呢，他们就要抢在我的前面把她抓住。我掉转车头，准备抄另一条路回到十字路口去，然后再设法在周围的大路小路上寻找，直到油箱用干为止。那该怎么办？不要再问自己了，大路小路都得找个遍。车下的这条公路伸向一块高丘，两旁是绿油油的庄稼。突然，我瞥见纳迪娜向我迎来，唇间挂着微笑，仿佛我们早就安排了这次约会似的。我猛地停下车子，她不慌不忙地慢慢走了过来，声音十分自然地问道：

“你是来找我的吧？”

“不，我是自己在兜风玩儿呢。”我打开了车门，“上车。”

她坐在我的身旁，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还搽了粉，好似已经休息过了。我脚踩油门，双手过分有力地紧握着方向盘。纳迪娜露出一半讥讽、一半宽容的微笑，问道：

“你生气了吧？”

涌上眼角的那两滴酸楚的泪水，确实是气愤的眼泪。车子突然偏了一下，我怀疑是自己的手在颤抖。我放慢了车速，尽量放松手指，克制住自己的声音问道：

“你为什么没有在小树林里呆着？”

“我呆烦了。”她脱掉鞋子，往座位下一塞，“我没有想到你会来。”她补充道。

“你就这么傻？我不是来了嘛。”

“我当时不知道你会来。我想去克莱蒙乘火车，我怎么也会设法走到那里的。”她向前倾着身子，揉着双脚：“我可怜的双脚啊！”

“你们到底干了什么事？”

她没有答腔。

“行，那就保守你的秘密吧。”我说，“今晚就会见报的。”

“就会见报的！”她遂挺起身子，大惊失色，“你觉得女门房已经发现我昨天夜里没有回家？”

“她没法证实的，必要时，我还会发誓证明你在家里。可我想知道你们到底干了什么事。”

“你反正怎么都会知道的！阿兹古尔有个臭女人，”她声音忧郁地说，“她告发了藏在一家农场的两个犹太儿童：这两个孩子都丢了命。谁都知道是她的罪过，可她死活不认账，想逃脱追究：这又是一个卑鄙的行径。樊尚和他的那些伙伴们决定惩治惩治她。这事我早就知道了，他们也清楚我想帮他们。这次他们需要一个女的，我便陪他们来了。那个臭女人是一家小酒店的老板娘。我们一直等到最后几个顾客离去，正当她关门时，我央求她让我进去喝杯酒，稍微休息一下就走，她给我上酒时，其他几位走进了酒店，一起向她扑去，把她拉到了地窖。”

纳迪娜打住了话头。我连忙问道：“他们没有把她打……”

“没有。”她赶紧说，“他们把她的头发剪光了……我还不怎么孬，那场面还经受得住。”她突然以自愿承担责任的口气说道：“我关上了门，灭了灯。只是我觉得时间太长了，我边等边又喝了一杯白兰地。显然，我没有牵扯进去，我是清白的。由于从克莱蒙出发就走了许多公里路，他们还要再去尚蒂伊，我实在是再也走不动了。他们把我扶到小树林，让我等着你。我有了充足的时间慢慢恢复……”

我打断了她的话：“你要么跟我发誓与这帮家伙一刀两断，要么今天晚上就离开巴黎。”

“不管怎样，他们再也不会要我了。”她带着某种积恨说道。

“这还不行，我要你发誓，要么我告诉你，你明天就得走得远远的。”

我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这种口气跟她说话了，她用一副乖顺而又哀切的神态看了看我。

“那你也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也别对爸爸说。”

纳迪娜干的那些蠢事，我很少瞒着罗贝尔。可这一次，我想他实在没有必要增添新的忧愁。“你答应我就答应。”我说。

“你要我答应什么都行。”她神态悲伤地说。

“那我就什么也不说。”紧接着，我局促不安地问了一句：“你肯定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樊尚说他什么都防备了。”她恐慌地问道：“要是抓到我，会有什么事？”

“不会抓你的。你说到底只不过是同谋犯，而且你年纪也很小。不过，樊尚危险就大了。要是他在牢房了却一生，那活该。”我气愤地说，“这事，真恶劣，又蠢又恶劣。”

纳迪娜没有答话。一阵沉默过后，她问道：“亨利借车的时候什么也没问？”

“我想他心里清清楚楚。”

“樊尚嘴巴也太不严了。”纳迪娜说，“像亨利或你，知道了没关系。可塞泽纳克那样的家伙就危险了。”

“塞泽纳克没有参与？真不可思议！”

“他没有参与，樊尚毕竟也知道对一个吸毒的家伙得提防着一点儿。不过他俩挺要好的，总是在一起。”

“必须跟樊尚谈谈，无论如何要说服他洗手不干……”

“你说服不了他，”纳迪娜说，“我也罢，你也罢，任何人都说服不了他。”

纳迪娜上床睡觉去了，我告诉罗贝尔我出门玩儿了一圈。这些天来，他心事重重，因此对此事没有发现什么疑点。我给亨利打了电话，三言两语含糊其辞地请他放心。把心思用到我的那些病人身上去，这谈何容易。白天里，我一直等着晚报出来，报上还好，只字未提。可夜里，我还是基本上没有合眼。“再也不可能去美国了。”我心里在想，因为纳迪娜处于危险之中。她已经答应我洗手不干了，可上帝知道她还会做出什么蠢事来？我痛苦地想到，自己呆在她的身边也纯属枉然，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保护她。只要她感到幸福，感到有人爱她，也许她就会停止自己毁灭自己。可是我既不能给予她爱，也不能给予她幸福。我对她来说毫无用处！对别的人，对那些外人，我可以诱导他们开口讲话，理清他们记忆的乱麻，打开他们的情结，最后把一些一清二楚的难题交给他们，由他们各自去解决，去清理。有时，这与他们确有好处。可纳迪娜，我虽然不费气力就可看透她的内心，然而却不知为她做些什么。过去，我常常对自己说：“一想到心爱的人正在把自己不朽的生命当作儿戏，怎么还能安心呼吸呢？”信教者可以祈祷，也可以跟上帝做交易。对我来说，世上决不存在什么圣人，我暗自在想：“此生乃是她惟一的机遇，世上除了她最终认识的真理之外，别无真理，除了她最终信仰的世界之外，也不存在别的世界。”第二天早上，纳迪娜两只大眼睛带着浓浓的黑圈，我心底仍然经受着煎熬。整个白天，她呆呆地坐着，空对一篇化学论文。到了夜里，我卸妆时，她垂头丧气地对我说。

“这化学简直是个噩梦，我肯定这次过不了关。”

“可你每次都过了考试关……”

“这次不行。再说，过还是不过，都是一码事。我决不会以化学为职业。”她思索了片刻：“我干什么都一事无成。我不是一个有头脑的人，而且做起事来又总泄气。我是毫无用处了。”

“在《警觉》杂志社，你干得很好，而且一干就会。”

“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爸爸说得在理。”

“一旦找到你真正感兴趣的事，我坚信你一定干得很出色，你定会找到的。”

她摇摇头：“我怀疑自己说到底是个生来嫁人生孩子的命，跟所有的女人没有两样。我一定把锅勺擦得亮亮的，每年生个崽子出来。”

“要是你为结婚而结婚，那也不会幸福的。”

“噢！放心吧！没有哪个男人那么蠢会娶我。他们爱跟我睡觉，可睡完觉就了事。我可不讨人喜欢。”

我对她的这一套十分了解，再不愉快的事情轮到她自己身上，她说起来总是一副再自然不过的口气，仿佛她通过了这般洒脱便消除了不愉快，便超脱了那辛酸的事实似的。不幸的是，事实终归是事实。

“那是你自己不愿讨人喜欢。”我说，“即使有人一个心眼爱着你，你也不肯相信的。”

“你又要跟我唠叨朗贝尔爱着我了。”

“整整一年来，除了你，他没跟一个姑娘出过门。是你自己告诉我的。”

“他显然是同性恋。”

“你疯了。”

“既然他只跟小伙子出门。再说，他爱着亨利，这再清楚不过了。”

“你忘了罗莎。”

“噢！罗莎那么漂亮。”纳迪娜带着怀念之情说道，“哪怕搞同性恋的也会爱上罗莎的。你不明白，”她不耐烦地补充道：“朗贝尔对我怀有友情，这不错，可这就像他对其他男人一样。再说，这样也很好。我可不愿当替代品。”她叹息了一声：“小伙子们机遇多极了，他就要跑遍法国，搞一次大的报道，涉及遭受战争破坏的地区的振兴及其他问题。他买了一辆摩托车。瞧他那副得意的样子，当他骑着那堆烂铁到处乱窜，他还自以为是洛伦斯上校呢。”她气冲冲地添了一句。

她的话语中含着多少嫉妒，我顿时生出一个念头。第二天下午，我到了《希望报》报社，要求见朗贝尔。

“您有事要跟我谈吗？”他彬彬有礼地问道。

“如果您有一分钟空暇的话。”

“您愿意到楼上酒吧间去吗？”

“上楼吧。”

酒吧招待刚把一杯柚子汁放到我的面前，我便开门见山问道：“听说您要跑遍法国搞一次大的报道？”

“是的，我下周就出发，骑摩托车去。”

“没有可能带纳迪娜一块儿走吗？”

他带着某种责怪的神态瞥了我一眼：

“纳迪娜想陪我一块儿走吗？”

“她想得要命，可她决不会先开口问您的。”

“我没有提出来，是因为她要是同意才怪呢。”他声音不自然地说，“我跟她提什么事情，她难得同意。再说这些日子我很少见到她……”

“我知道，”我说，“她常跟樊尚和塞泽纳克一起混。那些人对她来说不是应该结交的好朋友。”我犹豫了一下，很快接着说道：“甚至是危险的朋友。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来找您。既然您对她富有友情，那您就带着她离那帮家伙远远的吧。”

朗贝尔遂变了一副面孔，他突然间显得十分年轻又十分温和：“您言下之意，不是说纳迪娜吸毒了吧？”

他的这种怀疑恰巧帮了我的忙。我以迟疑不决的口气说道：“我不知道，我想不会吧，可纳迪娜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眼下她正经受危机。我有话对您直说吧：我真害怕。”

朗贝尔一时缄默，然后他显得很激动地说：“若纳迪娜跟我一起走，我是多么幸福。”

“那就试试吧。不要灰心，我猜想她一开始会拒绝，她向来就是这个德性。要再三坚持，也就是您会救她一命。”

三天后，纳迪娜漫不经心地对我说：

“你想想，那个可怜的朗贝尔想带我跟他一起去旅行！”

“搞全法国范围的大报道是吧？这倒挺累人的。”我说。

“噢！累我不在乎。可我不能整整半个月把杂志丢下不管呀。”

“你有权利休假，这不成问题。可要是你不乐意，那就算了。”

“要知道那是很有意思的。”纳迪娜说，“不过，跟朗贝尔一起呆三个星期，代价可大了。”

我千万不能显出催促她去旅行的样子。“他真的那么讨厌？”我以幼稚的口吻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