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生命都善于适应环境，人也不例外。

黄公愚很快就习惯了家中的新秩序。子女们各管各饭，大多早出晚归。新来的姜阿姨只做他和祁阿姨的饭，伙食明显比过去好了。院内也较以前安静些。只是夏平每日不在家中陪伴，颇觉孤寂。听说有个老年人俱乐部，不远，便与一两个老朋友晚上相约着去了。

一块钱一张门票。里面是个雅致的礼堂。中间是舞厅，有乐队，四面有些活动间。一桌桌围棋，象棋，麻将，扑克。香烟袅袅，茶气幽幽。围观的比下的、打的人更多，看样子都是些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热闹又不喧嚣。还有搞书画的，几条长桌上铺着白毡子和大幅白纸，摆着笔墨，围着一群老先生在写，在画，在评议，在切磋交流。有些字画挂在了墙上，众人指点。有一堆人在讨论气功，什么“内养功法”，“强壮功法”，“小周天练功法”，“放松功”，“意功”，“太极捧气功”，还有“因是子静坐功法”，一是静坐前后的调和功夫，二是止观法门，三是六妙法门。详而又详，玄而又玄。要买烟，买酒，买冷饮，买茶糖糕点，礼堂一角有个小卖部，全是高档品，年轻的女售货员冲你甜迷迷地微笑。舞池里不满也不空。有几十对在舞，多是老夫老妻——那是一眼就看出来的，也有不是夫妻的。来俱乐部的有不少单身的老头老太太，还有些不算老的五十来岁的妇女，他们都坐在舞池周围的一张张圆桌旁，看着聊着。“这倒是个说话解闷的地方。”他说。“可不光是说话解闷。”老朋友在一旁谑语道。“还可以活动活动身子。”他指了指舞池。“不，这还是丧偶的老年人找对象的地方。”老朋友点破道。他一听仰身哈哈笑了，表明这很有趣很可笑，心中却不禁浮想起在清华大学盛律明教授家做客的情景，那一对新婚的老年夫妻。

他来了几次，既不下棋也不打麻将。偶尔在书法堆中和人们聊聊，写几个字。慢慢，人们都知道了他，老干部，东方艺术协会的主席，有身份的人。他便得到了应有的尊敬。因为是老单身，也便有女人来认识他。

她，一个上了年纪的戏曲演员，五十多岁，胖胖的，白白的，见他坐在舞池边，便走过来坐下。谈谈艺术，挺投机。“黄老，您讲得真好。”她由衷地说。“不好，不算好。”他连连谦虚道。晚了，渐渐散场了，他们也常自然而然一起走出礼堂。“您是走着来的？”她关心地问，看着俱乐部门口的人流。“这么近，又不是开会，就不叫单位小车接送了。再说腿脚好好的，走走也是锻炼嘛。”他说。“那我送送您吧。”她说。两个人走了一段，随便谈着，多是她提问题，他讲。

偶尔，她也很随意地问问他家里的情况：“您和这么多子女住在一块儿，倒不寂寞。”

“住在一块儿有好处，也有不好处，互相太干扰。”

“噢……”

“他们有人劝我，把这一院房子换成几套房子，和子女们分开住。”

他站住了，到家门口了，看见夏平也刚从外面回来：“爸爸。”

“这是我的二女儿，夏平。这是黄阿姨。”

她也姓黄，叫黄桂花。

夏平越来越忙。要看的外文书很多，要参加的活动更多：听课，看未经译制的外国电影，外国艺术展览，贸易展览，书籍展览，参加外语学院的一些活动，和欧美留学生接触交朋友。她越来越主动地承担图书馆整理外文资料的工作。时间很紧，却比过去注意打扮了。乱买着吃饭，又要节俭，脸色倒比过去好了。中午，图书馆快下班了，她紧张而快乐地收拾着书籍，与她一起工作的莎莎笑着说：“你今天怎么也哼开流行歌曲了。”她一下停住，才意识到刚才一边摞着书一边在哼歌呢。从未有过。想着，笑了。

她试着翻译了一篇学术文章，想请羊士奇看看。他不是在《哲学社会科学译林》杂志编辑部吗？能发表吗？打电话，编辑部回答：他不在。又打一次，回答：他不在了。多了个“了”。怎么不在了？回答：他已调走了。调哪儿去了？调回原单位去了。原单位是哪儿？电话里没听清楚，是一个工厂。

他怎么了，出事了？电话中灰沉沉的口气让她有这感觉。那次在天坛公园的情景又在眼前浮现出来……

她若有所失地来到天坛公园的“英语世界”。这儿依然熙熙攘攘，松柏浓荫下，是密匝匝的人群和ABCD的声音。看了一遍，细细的，没有他。接连几个星期天都不见他了。周围接连有人与她用英语会话，她一一应对着，最后不再搜寻了，终于设法把他忘了，使自己逐步投入英语会话的兴奋中。她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人群外移动，她礼貌地终止会话，犹豫地穿过人群，来到“世界”之外。一个男人，高高瘦瘦的背影，垂着头在树下踽踽独行，偶尔往“英语世界”看看。那背影的每一线条都很凄凉，像是被人群遗弃了，又止不住想来看看。她迟迟疑疑走到他前面，是羊士奇：蓬头，胡茬很长，眼窝下陷，黯然无神。

“你怎么了？”她听见了自己绵细的声音。

“我……”他沉重地垂下了头，头发很乱地披在前面。

“你回原单位了？”

他慢慢抬起头，呆滞的目光好像在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打电话找过你。”

他又垂下头，手扶着树干。

“那怕什么？你回工厂还可以搞翻译嘛，人没有一帆风顺的。”她希望能安抚这个受伤的人。

他摇了摇头。

每个人的世界都不一样，他只有一个昏天黑地的世界。于粉莲又到出版社哭天喊地，掏出农药要仰脖喝，楼上楼下乌烟瘴气，出版社要炸了，可它不能炸，只好和他羊士奇谈话，只好又请他回原单位。你翻译了什么东西，还可以再送来的——这是最后的安慰之辞。他抱着自己的资料、笔记、书稿回家了。又到工厂上班了，顶着人们窃议的目光。不和任何人说话，像灰色的影子无声无息地移来移去。对女人，绝不抬头看一眼，回家也不说话。做家务，料理女儿，垂着眼皮在于粉莲的目光下干这干那。你怎么不说话？于粉莲瞪着他。他没反应，到厨房里洗碗。你哑了？于粉莲声更高了。他又坐到小板凳上洗衣服。问你呢，怎么不吭气？于粉莲好像又提高了调儿，其实是声小了些。他还是一件件搓着衣服。爸爸，你怎么了？女儿小心地走到他身边贴着他，轻轻摸着他的脸，不时怯惧地看看母亲。他没说什么，擦干双手，用毛巾揩拭着女儿小脸上的细汗。女儿不声不响偎着他，于粉莲站在一旁瞪眼呆看着。

都洗完了。女儿早睡着了，于粉莲也躺下了。他一个人缩在厨房里铺开书籍、资料、稿纸，还搞他的翻译。桌子太小了，灯光太暗了，空气太热了，他却在深夜的苦行中得点麻麻木木的安慰。我活得不像个人，可我能忍。厨房里满是油腻味，灰老鼠无声地溜来溜去。街道像铅色的剪纸，风一吹就皱了。一把大扫帚扫来扫去，一双老女人的小脚狰狞地从大黑袍下露出来。一个老头戴着黑皮帽，在严冬的城市中驼背走着。冥冥夜空中，一座剪影般的塔式高楼睁着雪亮的独眼，阴险无比……

第二天中午，他下班一回来，看见家里烟雾腾腾，于粉莲站着，脚下一铁盆灰烬，有的还白中透红地微燃着。他疑心了，再一看，自己所有的书籍、资料、笔记、手稿——其中有他已翻译了三十万字的一部书稿，都不见了。

“你——……”他浑身哆嗦了。

“我把它们都烧了，我不让你再搞这些。”于粉莲说道。她恨这些书籍纸张，看着它们她就有不安全感。

“你这是干什么？”他突然大吼一声，从来未有过，吓得于粉莲一颤。继而他又发现不对：他的书籍、资料、手稿很多，就这么一盆灰？“它们还都在哪儿？”

“太多了，烧不过来，我都卖破烂了。”

他抡起手臂重重扇了她一个耳光，然后疯了一样跑下楼。

收破烂的去哪儿了？天昏地暗，凉风掠地嗖嗖吹过来，雨点打得脸生疼，哗哗几阵下成瓢泼了。雷电闪着，马路成了河。他像只瘸狗在街上挣扎着。废品收购站去过了，哪儿还找得着？满街一片灰冷。扑哧，他滑倒了，雨浇在脊背上像要掩埋他。活埋人，土落在身上大概也这样舒服？混浊的水在身体四周冲刷着，还不如埋在水中死了。有人蹚着水从旁边走过，雨靴，赤脚，男人的脚，女人的脚。这么多人都站着，他只能趴着。一道闪电照亮了灰暗的街道，他撑着爬起来，旁边就是法院，白底黑字的牌子。他跌跌撞撞往里走，他要离婚。离不了婚，他就不想再活了。

他不知道于粉莲打着一把伞在大雨中到处找他。他也不知道，他在闪电中挣扎着站起来时，她东张西望地看见他了。可她又看见他进了法院，她咬牙了，她再也不能失去他。她宁肯把他喂狮子，也不能让别人得到，她也上法院。他的离婚上诉被驳回；而她告他虐待罪的上诉则在受理中了……

他断断续续把情况简单讲了。夏平想安慰他，没找到话。两人在长椅上坐着。几个小男孩在近处玩飞盘，一个绿的，一个粉红的，飞来飞去。不时滴溜溜滚到这儿来，引来小孩急跑的脚步。

“你去人生咨询所了吗？”夏平问。

“去了，你介绍的陈晓时我见到了，他分析得很对。”

“他告诉你怎么办？”

“有些情况是谁都无能为力的。”

“你再找找他。”

“……好吧。”停了一会儿，他又摇了摇头，“我看清了，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法院判我虐待罪，劳改几年，这倒好，只要能离婚，关几年也算。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永远这样下去。”他微微抬起头，脸抽搐着，“天下还有比这不讲理的事吗？”

“……”

“我是人不是人，还有没有一点做人的自由？”

“你们好自由哇。”突然一声大喝，于粉莲凶神恶煞般出现在面前。

羊士奇僵了，夏平也呆了。

“上次我冤枉你们了，这次没冤枉你们吧？大天白日的在公园里胡搞，还有什么说的？”

小华呆呆地坐着。窗外下着雨，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电大补考总算及格了，有资格接着上下去了。暑假还有最后几天，这些日子每天下了班闲逛逛，胡乱温温书。怎么又翻开《精神病学》了？放下。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怎么又胡乱想开了？尽是女人的眼睛，女人的腿。不想了。

再过些天就三十周岁了。在内蒙建设兵团种过几年盐碱地，现在已是十三年工龄的“老工人”了。三级，铣工，工资四十五块，电大一年级，该上二年级了，再熬两年拿文凭，三十二岁了。身高一米七四，勉强够标准。相貌不错，二十岁时都说自己是漂亮小伙儿呢，现在胖了。从兵团那么苦的地方回来，能不发胖吗？体重一百五，裤腰二尺七。以后再节食吧。现在又上班又读电大，少吃了顶不住。头发还挺硬，说明自己肾气不亏，还结实，还有劲，还……这就不能说了，墙上贴了好几张半裸的女人像，健美运动员，芭蕾舞演员，电影演员。他的目光总是留在一张上，姐妹俩，外国的游泳运动员很丰满很健壮。他喜欢高大的女人，不喜欢太娇小的——没多大劲。身子有些热了，他索性脱掉背心长裤，穿着小裤衩在屋里走来走去。走走停停，看看那些半裸的女人，又垂下眼看看自己。确实太胖了，肚子都大了，没有腰。怎么才能不少吃又减肥呢？跑步？每天觉都睡不够。肚子上这块脂肪，如果能用刀割下去就好了，一下匀称了，显年轻了。这么个肚子把年纪全添上了。

外面走走。每日步行四十分钟以上，据说就能消耗多余脂肪。哗，自动伞打开了，斜着出门。院子里一片水泊，罩着千万条雨丝。到底有多少条？这不是不能算。眼盯着，看一平方厘米——面积太小，不好看，看十乘十，一百平方厘米中落多少雨丝，再一量院子的面积就有了。怎么又立在这儿呆了？穿过院门洞，推开沉沉的大门，门受了潮更涩重了，到了外面，好清凉。一个个院墙水洞往外急流着水，屋檐挂下一片片瀑布，胡同变成河渠，白汪汪的朝前奔，对面一个山洞，火车呜呜地进了隧道，憋一阵又钻出来，天光地明，又入隧道。这是什么时候了？

就是这个院门，自己来来回回过了几次。想遇见她？院门闭着，石头台阶冷水汪汪。嘎吱开了，出来个弯腰瘦老头，举着伞一跛一跛地走出胡同了。再也没人出来。见她几次了？四次？第一次她就冲他笑了笑，因为她从院门跑出来，差点撞上他的自行车；第二次两人在胡同口相遇，她又笑了笑，因为他们已经“认识”；第三次是在胡同里，两个人都骑着车，半夜，最初她有点紧张，及至认出是他，又冲他笑笑，这一笑最动人，她推车上台阶，进院门时又回头对他说了声“拜拜”，这是相互说的第一句话；第四次呢，怎么想不起来了？他虽然一直想再遇见她，可始终不知道她的行动规律，在她家院门口白白走了多少次。

雨没完没了，他走来走去没完没了。烦，没完没了。憋闷，没完没了。不在这胡同里来回走了，再走一个来回，碰不见她就上街。还是冷清清的院门，还是紧闭的红漆脱落的大门，再走一个来回。往东五十步，往西五十步，低着头只看自己的脚。院里出来人听声也知道，眼巴巴瞅它干什么？这院里的人都死了？不走了。再走最后一个来回，再不见她，就永远不想见她了。还是雨，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算了，上大街吧。天安门那儿多宽敞。不，再走最最后一个来回，往东一百步，往西一百步，这次不见她，就是她跪在面前也不看她了。可还是一个冷大门，他简直暴怒了。再走最最最后一个来回，如果再碰不见她，就视她为最大仇人。她就是裸体跪在面前，他也不瞅一眼，甚至还要唾她，一脚把她踹倒在水中。他发誓了。

魔鬼被神关在了瓶子里，扔到大海中。魔鬼发誓道：谁救出了他，他将把世界上一半金银宝藏送给那人。一千年过去了，没人救他。魔鬼又发誓，谁能将他从瓶子中救出，就把全世界的金银都献上。一千年又过去了，他还关在瓶子中。魔鬼在第三个一千年中发誓，谁救出他，他就甘做奴仆，让那人做普天下之王。又一千年过去了，他还在瓶子里。第四个一千年中，他恨怒地发誓道，谁救出他，他就让谁去死。一个农夫在海滩捡到了瓶子，打开盖，魔鬼飞了出来……

没有，灰青色的雨幕中，那个院门还像坟墓一样。他盯着那扇门，充满了仇恨。他该跑上去连踹它几脚，把它踹得七零八碎，他该找一个绳索，勒住那院门，把它勒得粉碎，他该抱根大电线杆，一下，两下，三下，把它撞个稀巴烂。结果，他是抡起了双拳，狠揍起自己来。胸口，肩，大腿，发疯般捶着。你混蛋，你什么玩意儿，你没出息，你就知道揍自己，你白痴，你没种，你见人连话都不敢说一句。雨浇着他，拳头如雨点，他喘着疯着。一辆自行车远远停下来，犹犹疑疑往这儿推着，绿雨帽下有一张清秀的脸，正是她。

她认出他了，惊惶变成了关心：你怎么了？

他僵住了，直愣愣地盯着她。

你为什么要冲自己发火啊，遇到什么事了？

他垂下头，身子因为发热又发冷而猛烈战抖着：“我……”

你到底怎么了？

“我在这院门口已经来回走了一百遍了……”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姑娘愣了。

冬平接到了毕业分配的通知，很快就报到上班了。中国生态保护基金会，一个经常有外事往来的单位。不错。

下了电车，十层的办公大楼就在路边。绿栅栏院墙围着一块方方的楼前区，敞开的绿栅栏大门，直直的甬道，两边是草坪，桐树，然后是平整的水泥场地，停着一辆辆高级小轿车。轻轻盈盈上了几级台阶，旋转式玻璃大门，随人流鱼贯而入。挺凉，门厅就有冷气？电梯，一按键纽，抬头看，门上闪亮的红色指示数字跳着，6，5，4，3，2，1，电梯下来了。里面人彬彬有礼出来，外面人热热闹闹进去，各自在键盘上按亮自己要上的层数，你五楼，他三楼，她是十楼，平稳地上了最高一层。一出电梯就是她上班的地方：外联部秘书办公室。一墙大玻璃窗，敞亮极了，全北京都在阳光下耀眼地展开着。

“你好。”招呼她的叫薛彩明，三十来岁的男性，宽额头，微呈褐红色的鬈发。

“你好。”她笑笑。薛彩明是她的顶头上司，办公室的副主任。主任是个老头，姓查，十天有九天半不来上班，大权便旁落在年轻的副主任手中了。

薛彩明对她很好，有些殷勤。不仅介绍情况、教授工作，还指点她知晓各种人际关系。她不反感，这是她在这个大楼中的第一个立足点。要不刚来乍到，人地两生，还不是睁眼瞎？

明天查主任来，你先穿一身朴素点的衣服，带一身漂亮的放柜子里。查老头喜欢年轻人朴素。他见了会高兴，可接着就会批评你。薛彩明瓮起嗓音拖腔拖调地模仿起来：“年轻人穿着朴素是应该的，我一贯主张这样，可你现在从事外事工作，就要变通一下，穿着漂亮点，讲究点，为了工作嘛。”那时，你再装着不得已地换上一身漂亮衣服。他认为你本质又好又听话，就高兴了，对你满意了，从此你就有了任意穿着的权利了。

果然，第二天一个秃顶的和蔼老头来了，一切都如薛彩明预料的发展，简直是在照排一场有台本的戏，真有意思。

咱们办公室还有个干事，姓花，大家叫她花大姐，四十了，出差，这两天就来了。你和她相处稍微注意些，她这个人肚量小，喜欢嫉妒人。

“我又没惹她。”

你也是女的呀，而且你比她年轻漂亮，所以，什么事你和她多商量。她虽然不是领导，可她是老同志嘛，你就是会的事也请教她，她这个人好为人师，又喜欢抱团儿，所以，如果她真把你当成铁哥们儿，还是对你挺热心的。还有一点，如果她帮你买点什么便宜东西了，千万别推辞，像毛毯厂内部处理的毛毯啦，保温杯厂内部处理的保温杯啦，需要不需要，你都要感激不尽地要下。可以再转手卖给别人嘛。她最爱搞这个，大家背后叫她“处理品经理”。嘘——她来了。

一个身子与门等宽的矮女人，手里提着黑包，嗓门挺洪亮：“你就是新来的黄冬平吧？”

“是。”她尊敬地答道。

“花大姐，咱们这儿的工作情况你给冬平介绍介绍吧，我正忙，顾不上，也没你熟悉。”薛彩明为冬平铺垫着。她明白，笑笑接上话：“花大姐，我正愁你这两天不来呢。”

“哟，还非等我给你介绍？我也没啥经验啊。”一张原本很生硬的胖脸立刻笑出花来。……

“冬平，你今天准备和苏兆年一起去林老那儿吧。”薛彩明打完招呼后，说道。

“我？那也要翻译？”她不解了。苏兆年是生态保护基金会的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其实就是这个部级单位的真正部长。

“不是，苏兆年原来想让我陪他一块儿去。待会儿他来了，我推荐你去。你需要多见见世面嘛。”

“我去能起什么作用？”

“这就不用问了，一会儿就明白了。”

小薛，小薛。兴冲冲推门进来的正是苏兆年。四十多岁，稍胖，戴眼镜，大学生样儿。你们看看，咱们机关这体制改革表怎么样？来来，你们进来。他招呼着，进来两个挺腼腆的小年轻，一左一右地举着一张很大的绘图纸，上面画着表格。基金会所有的机构，部、处、科、室，都成了一个个小长方格，它们之间画满了密如渠网的箭头、联线，横的，竖的，实线，虚线，单向箭头，双向箭头，主线分出支线，支线又分出小支线，小支线又分出更小的支线，落实到每个工作岗位，然后又一层层汇合向主线，又交叉，又环形，有些地方还搞了“立交”，各种图示说明，各种标记，红蓝黑多种颜色，一切隶属关系、权力关系、责任关系都表明了，每项工作的调查、请示、汇报、决策、下达、执行、追踪、反馈都规定了。详细得很，复杂得很。

薛彩明后仰着认真看了看，笑道：挺好的，是个了不起的创举。

其实，这个表格草案早已试行了一个月，除了让人们痛感繁琐啰唆、滑稽可笑以外，再没起过什么作用。明明是一句话可以解决的问题，却必须照程序转七八个办公室，经好几个环节。可苏兆年每天就背着手在各层楼走来走去，检查人们是否执行。发电影票，原本是后勤福利处一个小干事的事，把票送到各科室一分了事。经他一检查，不对，照章办。各科室先上报实到人数，汇集到各处，再汇到各部，再到基金会，由会长办公室转后勤福利处，经处长签字，再交给分管的干事；再发票，程序与刚才逆行，到会长办公室，分到各部，再分到各处，再到科室，再到每个人；然后，再来一次反馈：票是否发到每个人头，科室，处，部，逐层汇集，又到后勤福利处，作为下次发票的参考依据。这分票是小事，可养成按程序工作的习惯是大事，人人都有明确的岗位责任。他训导道。

真不错？他听了薛彩明的称赞笑不可支，左右端详着图表，这是他上任两个月来的心血啊。夜以继日的设计构思，伏案制作，汗流浃背，把他这个理工科大学生的才能全面用上了。“那就这样吧，再一个个办公室巡回征求意见，都没意见了，就做个大镜框，挂在一楼大厅的墙上，大家一目了然。……小薛，走，跟我一起去林老那儿。”

薛彩明笑了：“今天让黄冬平陪你去吧，让她也锻炼锻炼。”

“嗯？”没反应过来。

“去老头子们那儿，有个年轻姑娘气氛会轻松得多，说话要款也容易些。”

“啊……”苏兆年不完全自然地笑了，“好吧。”

小轿车平稳驶过街道，苏兆年兴致勃勃没点官架子，一路上又说又笑。他是怎么来基金会的，他是如何不爱当官，林老过去是他父亲的老战友，基金会有事就去找林老，中国太落后，思想不解放……

林老耳朵不太好了，苏兆年要对着他耳朵大声说话，也介绍了冬平，她拘谨地坐在一边。林老很和蔼，谈笑风生，她听着苏兆年汇报这汇报那，林老是基金会名誉会长，许多老大的事情随随便便就谈了，解决了，或没解决。挺有意思。

上班这些天，就是认识一个又一个人，见识一个又一个场面。她生性温和，话不多，倒很适合这个环境。遇到要翻译的活动她就认真了，全力以赴，有时太紧张，译错了，中国人，外国人，都对她和蔼地笑笑，她年轻，她美丽，因而不仅能得到宽谅，而且还增加了谈话的愉快。慢慢她懂得了这一点，便更从容些了。

基金会特别注重从海外和港澳募集资金，她也便很忙。北京饭店又召开基金会成立一周年纪念会，请来海内外各方名流，济济一堂。认识了这一位，香港巨富，迪耀宗，个儿不高不矮，人不胖不瘦，线条坚挺有力，有鹰的神情，又挺温和。他也是基金会副会长，金色的头衔，荣耀的位子，如此隆重的集会，有上百名中外记者，有摇来摇去的摄像机，有明天报纸上的新闻和照片，有遍及全世界的电讯，有刻在历史的名字，有纪念碑，于是，他便在上台讲话时豪爽地认捐一亿港元；于是便有热烈的掌声，就有闪光灯一片耀眼；于是就有一桌桌人在低声议论：这才是实质性的呢。于是他便感到安然，当然也略有一丝不安：钱是不是捐得太轻易了？于是他下台来坐下了，很谦虚，双手放在身前，但却感到自己很有身份；于是他听到还有人认捐百万，十万，就感到有一种从容的优越；于是他感到有更多的人在注意他，想到用钱买来的知名度；于是他想到自己祖先的贫困和自己坎坷艰辛的发家史；于是他想到嫁女时婚礼的豪华如何惊动了香港；于是他想到为福建故乡捐赠的一亿港元，在那里受到的欢迎使他热泪盈眶，他还看到了故乡的穷困；于是他又想了想自己的财富，有百捐一才是舍得的；于是他又想到钱这东西毕竟是身外物，死后带不走；于是他又想到自己对中国文化、教育、体育的捐款，他希望中国人扬眉吐气；于是他想到中国首脑人物对他的器重，一次又一次接见，这是极高的礼遇；于是，他想到，可以凭借这些优势，在中国大陆捕捉更多的机会，赚更多的钱；于是他想到自己死了要落叶归根，还埋到闽江边的故乡，那里会给他树个纪念碑；于是他想到到八达岭登长城时，如何想捐钱修长城；于是他想到自己文化很浅，把一个个子女送到美国去读硕士、读博士；于是他想到自己还能活多少年，身体怎么样；于是当他从走下讲台时的发热、矜持中轻松过来后，和身旁这位叫黄冬平的大陆小姐交谈时，觉得自己更有脸面。

“迪先生，您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笑笑。

“我看过写您的一部长篇传记文学。”

“大陆也登了？”

“好几家刊物都转载了。”

“哦。”钱还是该捐的。

“我很敬佩您。”

“我没做什么……黄小姐，欢迎您以后到香港来玩玩，我邀请您。”

“谢谢，有机会我一定去。”

黄冬平非常乐意接受这邀请，到基金会上班没多少天，她已接到好几个这样的邀请了。一位美籍华人，一位泰国籍华人，都这样热情邀请她。

一个个新认识的人在她眼前叠印，苏兆年隔几日就来找她打乒乓球。薛彩明那微呈红褐的鬈发更常在眼前晃动，殷勤文雅的微笑。

陈晓时来电话了，问：有个讨论会愿不愿去参加？她这才想到他，查了查台历，回答说：我正好有事，没时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