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你已经是终身教授了，为什么不可以要一个孩子？为什么你的名字要出现在论文上？塞莉不是独自一个人完成所有的实验吗？

塞莱斯蒂娜把闹钟拨在早晨6点55分。昨天晚上，她等斯塔福一直等到过了午夜，却始终没有见到他的人影。7点差5分的时候，她朝着睡得正香的斯塔福侧过身去。“快醒醒！你这条小爬虫。”她爱怜地细声说，“你答应的正常性生活到哪儿去了？”

斯塔福纹丝不动。“喂，快醒醒！”她更加使劲地摇晃他。“你今天早晨不去实验室了吗？”

见他仍然没有反应，她从床上站起身来。“好吧，我去锻炼，你可以再睡一会儿。然后，你走着瞧。”

7点30分的时候，塞莱斯蒂娜大汗淋漓地回到床边，斯塔福仍然在酣睡。她把手在湿乎乎的身上抹了一下，然后掀开毯子，用她湿滑的双手开始推搡他。

“杰里，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他们一起淋浴的时候，她问道。他似乎仍然没有完全睡醒：惺松的睡眼并没有聚焦在她身上。“我差不多一直等到1点钟。后来实在太困了，才去睡的。“

“我在实验室里，3点钟以后回来的。”

“凌晨3点钟？我的天哪，你在那里干什么？在仓库里面与人***？”

“别胡说八道，塞莉，我这些天累坏了，顾不上这事。”

“你说实话，”她把肥皂抹在他萎软的xxxx上。“你到底在干什么？”

斯塔福仍然在往山顶攀登的时候，塞莱斯蒂娜已经在准备庆祝了。她取得了第一个重大的成功：测出了在蟑螂神经激素咽侧体抑制素链里全部氨基酸的排列顺序。在发现一种控制昆虫的新方法的道路上，它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咽侧体抑制素就像一条有64颗珠子的项链，那些珠子是由20种不同的石头制成的。”她在吃早餐的时候对莉亚解释说。“要想再制作一条这种项链，你必须弄清楚这些石头串起来时确切的排列顺序。这就是我在做的事情。”

“这事就这么艰难吗？”莉亚问。

“说起来或者写起来并不难。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可以测定实际的排列顺序。比方说，用一台氨基酸分析仪：这种机器几乎可以自动地一次切除一个氨基酸并且加以识别。别忘了，氨基酸是我的项链上的一颗石头。也可以用我采用的技术：局部酶分裂和高分辨率的质谱分析。”塞莱斯蒂娜拿了一支铅笔，把弄皱的餐巾纸铺平。她一笔画了一个圆圈，然后又把一系列小球添加到一个模拟的手镯上去。“酶把这64颗石头珠链变成几个小的碎片。”她用铅笔猛砍那链条，就好像酶早已把它弄碎裂了似的。“它们全都极其微小，实际上，只有几微微克重。我用质谱仪逐一分析它们。这不仅为我提供了每个氨基酸分子里不同原子的确切数目，而且可以弄清这种氨基酸的结构：弄清原子实际上是如何排列的。然后，我所要做的就是测定这些项链碎片在项链里面的排列位置。这就是我最后做的事。”她在餐巾纸上画了3个惊叹号。“也是为什么我邀请琼阿德利星期四晚上来的理由。”

原定四个人的聚会最终变成了三个人的晚宴。斯塔福在最后一刻打来了电话：“塞莉，不要等我。我现在还走不开。实验做到一半。我尽量赶回来喝咖啡。”尽管他的声音听上去满是歉意，塞莱斯蒂娜还是“砰”地一声把电话听筒挂上了。

她先去厨房里打开了一瓶酒，啜了一口，想让自己恢复冷静。她可以品尝出其中的丹宁酸。酒店里的营业员建议她在饮用之前先把这种红葡萄酒打开，让它通气透香。现在这酒的苦味与她的情绪正好吻合。塞莱斯蒂娜把酒瓶和酒杯放在托盘里，端着盘子稳步走进客厅。她的教授注意到只有3只酒杯，就问她：

“你那位斯塔福博士在哪儿？我很好奇，想见见这个把我最喜欢的合作者俘获了的人。”

“‘俘获’这个词用得不恰当，阿德利教授。没有人能够逮住塞莱斯蒂娜普赖斯，”莉亚说，她今天晚上特意穿了一条宽松柔软的裙子、刚熨烫好的衬衣和一双平底休闲鞋，而没有穿她平常穿的衣服：牛仔裤和阿迪达斯运动鞋。“塞莉向来自作主张。”

“这还要你告诉我。”那女人笑着说，“说服霍普金斯大学未来最好的化学家从她的博士快车上跳下来的可不是我，是她自己决定加入我这条慢车道的。塞莉，这个选择还不算坏吧？顺便说一句，”她转过去对着莉亚，“叫我琼吧。只有本科生才称我为‘阿德利教授’。”

“好吧，那么，”莉亚回答说，“琼，我们吃饭吧。”

琼阿德利是位身材矮小、但比较圆胖丰满的女人，她喜欢穿裤子，因为在实验室里面比较方便，脚上喜欢穿半高跟鞋。今天晚上，她穿着剪裁得体的休闲裤、黑色的丝绸上衣，在这身衣服的映衬下，她那淡黄棕色的头发看上去几乎是金色的。在工作时，她的头发通常梳成马尾辫，或者挽成一个结盘在头顶。在比较正式的场合，包括讲课的时候，她会让头发披下来，恰好及肩。她的蓝眼睛和时尚的发型变化，使她的脸显得特别姣好。蓝色的眼影、长长的耳环，是她仅有的装饰。她的手上没有戴戒指。

三个女人吃完饭以后，莉亚从厨房里面拿来一壶咖啡。“琼，”她说，“希望你不介意我提个问题。你肯定已经有30多岁了。你究竟多大岁数了？”

“34岁了。你问这个干吗？”

“对渴望在大学里执教的女人来说很平常的理由：如何把事业与母亲的身份结合在一起。你已经34岁了，看来，你很成功——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你甚至获得了终身职位。所以，我的问题是：你打算要孩子吗？”

“琼，我一直不敢问你这个问题，”塞莉补充了一句。“其实，我也很想知道。莉亚提这个问题很唐突，你千万别在意。”

琼阿德利看着这两位年轻的女人，她们的眼睛全都紧盯着她。“我无所谓。”她慢慢地回答，“我想这事已经有几年——甚至可能有10年的时间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去年，我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

沉默良久后，莉亚开口说，“我知道这不关我们什么事——”

“说吧。”

“为什么要做绝育手术呢？为什么不——？“

“避孕？我吃口服避孕药已经将近18年了。你们看，我很早就来月经了。我觉得不应该再吃了，尽管我不是个吸烟者。我们可以换用其他方式，比方说用避孕套，可我最后得出了结论：只要我有专业抱负，就不可能是个尽责的母亲。”

“你丈夫为什么不做输精管切除术？”莉亚问。

“为什么要他做手术？是我决定不要孩子，而不是他。世事难料。他可能还会再结婚。也可能在20年以后，那他仍然可以有孩子——”

“对你的专业抱负我不太理解。”莉亚插嘴说。“既然你已经是终身教授了，为什么不可以要一个孩子？”

“这点你说得没错。在拿终身教授以前是不可能要孩子的。可以说在化学上，或者说在大多数实验科学里，在你当助教的6年时间里，你不可能既是一位母亲又获得终身聘任。至少，在大学实验室里是这样的。我的男性同事每星期至少工作8个小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之中许多人的婚姻都很失败，假如他们结婚的话。”

“除非他们与另外一位助理教授结婚，从事同样单调而永远没有完结的工作。”塞莱斯蒂娜插嘴说。

“而且还得很走运，能够在同一所大学里找到工作，或者距离很近，可以互相联络。”阿德利重又加入进来。“当然，你可能会很幸运，与像我丈夫这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他的职业比较机动。当然，我过分强调了这种情况：要一个孩子并且获得终身聘任，并非不可能，但是很困难。也许在你们这个专业比较容易做到这一点，”她转向莉亚。“因为你可以在家里搞研究。可假如你必须在实验室里的话，怎么办呢？”她耸耸肩。“现在，职称评审委员会据说会把怀孕的情况考虑在内，可评审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仍然都是男人，而且是年纪比较大的老头子。他们虽然接受过关于性别歧视的法制教育，却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你们知道，在美国主要的大学里面没有一所大学的化学系是由女性担任主任的吗？除了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吴健雄，物理系也基本如此。他们平常称呼她为‘吴夫人’而不是‘教授’，这难道不可笑吗？就好像她在管理一家妓院似的。”阿德利拿起她的杯子。

“琼，你的咖啡肯定凉了。我去给你再倒一杯热的。”塞莱斯蒂娜提出。

“不过，你已经获得终身聘任了。而且还很年轻就得到了。”莉亚发表了她的看法。“现在要个孩子不是比较容易了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只在霍普金斯大学只呆了3年就离开了的原因。现在这所大学提出给我终身职位时，我想，现在我终于可以一个孩子接着一个孩子地养了。他们奈何我不得了。但是，塞莱斯蒂娜——”她头朝厨房那里动了动，“她会告诉你现实是多么不同。我们整个研究小组的人都集中在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领域里，研究无脊椎动物的神经肽的化学性质。我比以前工作得更加努力，尽管现在我有5个研究生，还有几个博士后在协助我。我不知道你们那个领域是否也是这样。我猜想不会这样，在英国文学——”

“批评。”塞莱斯蒂娜打断她的话，她正好端着热咖啡进来，“实际上，是对话主义。”

“对话主义？”

“琼，我以后告诉你。”莉亚主动说，“你先把话说完。”

正在此时，门开了，斯塔福走了进来。“我很抱歉，”他气喘吁吁，好像一步跨越三个台阶冲上来似的。“阿德利教授，我是杰里迈亚斯塔福。”他一边说着，一边往桌子走去。“我一直想要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永远也不会遇见塞莉。天哪，我饿坏了。还有什么吃的？”

塞莱斯蒂娜跟在他后面走进厨房。“杰里，你真该死。”她低声地说。“我知道在实验室里面拼命工作是怎么回事。可你怎么就不能安排一下，回来吃晚饭呢？知道吗，今天的情况很特殊。琼第一次来。她以前从来没有来过。况且，”她抓住他的肩膀，“我们是在庆祝我在咽侧体抑制素结构上的突破。”

斯塔福极力安抚她。“塞莉，我说过了我很抱歉。你不知道艾西催得有多紧，对我施加了多大的压力。现在他每天都盯在我后面：问我实验怎么样，现在到了什么阶段，什么时候能够完成。他不是问行不行，而是问什么时候完成。我实在脱不开身——”

莉亚把脑袋伸进厨房间里，问：“喂，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阿德利和莉亚坐到沙发上去了；塞莱斯蒂娜坐在休闲椅上，仍然在生气，而斯塔福则坐在桌边，对着一盘剩菜狼吞虎咽。阿德利朝他说道：“我刚才对我们这儿的文学批评家说，塞莉干得漂亮极了。不仅仅是测定先后顺序。真正艰巨的是首先要分离出足够的咽侧体抑制素。我们花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在分离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必然会有一个很复杂的生物测定。”

“咽侧体抑制素究竟有什么好处？”莉亚问。

“对蟑螂，还是对我们？”阿德利问。

“两者。”

“嗯，我们还是从蟑螂开始说吧。咽侧体抑制素就像是激素信号，它在适宜的时候会变成咽侧体——一对内分泌腺体，分泌另外一种激素：所谓的‘保幼激素’。20世纪60年代，赫伯特罗勒描述了它的特征。我的博士后有一段时间就是跟着他做的。这种激素专管所有昆虫的幼虫特征的发展和维持。当昆虫到了成熟期时，保幼激素分泌必然会停止，出现咽侧体抑制素信号。喂，我对无脊椎动物内分泌的这段简要描述还行吧？”她微笑地看着她的听众。

“这对昆虫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否则它就永远不会长大、不能繁殖后代。对蟑螂来说，坏消息是我们会把咽侧体抑制素当作蟑螂的阿喀琉斯之踵。我们打算通过一些新的基因工程技术，克隆一种咽侧体抑制素基因，让它进入一种病毒里，然后这种病毒就将成为一间独立的工厂，专门生产这种64个氨基酸的咽侧体抑制素。我们选择的这种病毒是专门针对某些昆虫的，对其他有机物全然无害，当然对人也无害。病毒不断生产的这种咽侧体抑制素，将扰乱受影响的昆虫体内的激素平衡，最终导致它们夭折，不能够繁殖。”她双手不停地动作，就像一个拳击裁判在示意一次技术击倒一样。“如果这个想法可行的话，我们将在害虫控制上掀起一场革命，常规的杀虫剂将被淘汰。”

“现在我来谈谈这种咽侧体抑制素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它将是塞莱斯蒂娜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对她来说是好事。至于说我嘛，将变得更加有名。”她朝塞莱斯蒂娜莞尔一笑。

斯塔福一直在旁边听着，他越来越感兴趣。“塞莉，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你想在研究咽侧体抑制素时培育病毒。这主意真的很棒。”

“行了，我们还没有完成呢，”塞莱斯蒂娜反击说，“况且，你也没有告诉我过去几个月里任何你在做的事。真正的秘而不宣。”她对阿德利说：“他甚至没有告诉实验室里的其他人。”

“噢，真的，”她的教授说，“斯塔福博士，这是真的吗？”

斯塔福看上去很狼狈。他嗫嚅着说，“康托教授要我保守秘密。”

她执着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你们那里的人平时对于研究工作都这样保密吗？”

“不！教授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他总是说，‘如果你担心走漏消息，那么做研究的乐趣有一半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不正是你们现在所作的吗？”

“是的，但是这一次，这一次它不一样——”他抬起眼睛，环顾房间四周。“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发表塞莉的研究成果，在哪里呢？难道没有让你们喘不过气来的激烈竞争吗？”

“当然有。我听说在帕洛阿尔托的斯库利(Schooley)那里的研究人员也已经接近目标了。我们的论文下周末就将完成，然后就送到PNAS去。”

“谁替你们递送论文呢？”

“我想我会请拉霍亚的罗杰吉耶曼去送的。”

“干吗找吉耶曼呢？”斯塔福问，“你必须找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替你递送论文吗？”

“当然不需要。只是我正好认识他。我的第一个博士后就是跟着他的；他的专业是研究缩氨酸激素。”

“可是，你为什么不挑选一个近一点的人呢？那样可以节约时间。为什么不找康托教授呢？”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请他。他不是我们这个领域里的。此外，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不过，我猜想他会的，是吗，特别是当他知道是你女朋友的论文以后？”

斯塔福的脸涨得通红。“他不知道塞莉的事。”

“你是说你没有告诉他我们俩的事？”塞莱斯蒂娜似乎很吃惊。“他不知道我们俩同居的事？”

斯塔福摇摇头。“为什么要让他知道？他从来不曾与我们讨论他的私生活，所以我为什么要告诉他我的呢？”

“等一等！就一分钟。”莉亚再也按捺不住了。“在你们跳到另外一个话题之前，先解释一下PNAS代表什么？”

“代表《国家科学院学报》(ProceedingsofheNaionalAcademyofSciences)，”斯塔福说，“我还以为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我们这个领域最具声望的期刊。“

“既然我们已经弄明白这件小事了，”她不理睬斯塔福，转向阿德利。“请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要请别人替你把论文递送到PNAS去？如果我想送交一篇论文到我这个领域的一份杂志上去，比方说，到《批评探索》，或者《符号学》，或者《文学诊断》，我只需自己这么做就行了。是我，莉亚伍德森，而不是我的教授，也肯定不会是什么代理人，他与我的作品没有任何关系。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有第二个问题：你怎么会与塞莉一起发表她的研究成果呢？”

莉亚不相信伪装掩饰，无论是在与人交往，还是实际生活中。“你得学会接受我。”斯塔福搬进来的那天，她曾经告诉过他。她不拔眼眉毛、涂口红，她的嘴近乎完美，只是稍嫌薄了一点，她不剃腋毛，或者用化妆来掩饰雀斑。最后这一条很特别：那些雀斑全都堆在她脸颊的上部，只有当她激动的时候，它们才会在淡黄色头发的映衬下变得明显。现在她脸上的雀斑就凸显出来了。

“为什么你的名字要出现在论文上？”她继续咄咄逼人地问，“塞莉不是独自一个人完成所有的实验吗？我的指导老师提出了我博士论文的题目，但是她不会把名字放在我的文章上面。你们科学界的人士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要署名阿德利和普赖斯，康托和斯塔福……或者还有其他什么方式？”她身体向后靠，先看看阿德利，然后再看着其他人。

斯塔福沉默不语，但是很明显，他很高兴谈话的方向突然转变了。“莉亚，”塞莱斯蒂娜大叫起来，“你怎么回事？你这话听上去就好像琼沾了我的光似的。好像——”

“等一会，塞莉，”阿德利的声音十分严厉。“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从这个重要的问题开始说起：究竟谁的名字应该出现在这篇关于咽侧体抑制素的论文，或者描述斯塔福博士神秘的研究工作的文章上面？作者署名的顺序应该如何排列？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在学术界，它们所产生的嫌隙，远比科学界其他任何事情都要多，也许除了优先权之外。莉亚，”她走过去碰到她的手臂以示强调，“这个课题是我提出来的——”

“我的指导老师也一样。”莉亚打断她说。

“请让我把话说完。我用我的研究经费提供了设备和塞莉的奖学金。向国家卫生研究院提出经费申请的报告是我写的。在报告中，我非常详细地说明了我的研究小组要做什么，为什么它很重要，以前有什么贡献，以及其他许多事情。我的申请经过同业学术评审委员会的评审。这是一个所谓的研究部门，负责审核成百上千项申请。其中四分之一可能会得到经费。没有这样的支持，塞莉什么也干不成。我不仅仅是在谈她的奖学金，而是说我实验室里面所有的仪器设备、化学试剂和玻璃器皿。你基本上独自一人工作，既是设计师又是建筑师。你有许多工作甚至可以在家里做。你只需要到图书馆——这无需由你的论文导师提供，要些纸和笔——”

“听我说！现在即便是人文学者也使用计算机。”

“对不起。但即使是一台电脑，恐怕也不是你的教授提供的。你要么从系里借，或者更加可能的是得自己去买一台。你属于哪种情况？”

“我妈妈买的。”

“好了，就是这样。塞莉用的那台是用我的研究经费买的。再说，我每天都要与塞莉见面；我们一起讨论她的工作进度，我建议采用某种技术，提醒她注意重要的参考资料。我的实验室里面还有其他许多人在研究类似的问题，塞莉不断地与他们一起交流。这种情况是人文学科里所没有的。我打赌你连续几个星期也不见你的论文导师一面。”

“我为什么要见她？我实际上是独自一个人在研究。”

“当然你是一个人在研究，“阿德利反唇相讥。“你无需学习新的技术、新的实验方法……你只需要能够，使用一台文字处理机就可以了。莉亚，很抱歉，我可能有点过分，可我这么说完全是出于自卫。在实验科学里，既有师生、师徒关系，又有同事关系。一般认为，教授作为作者之一是很正当的事情。事实上，在这个领域里的人——包括塞莱斯蒂娜在内——都认为我是资深作者。”

“资深作者未必是在作者署名中排在最前面的那一个，虽然有些资深的研究人员非常强烈地觉得他们的名字必须永远出现在最前面。其他人总是按照字母顺序来排列署名——”

“特别是他们的名字在字母表中排在比较前面，比方说是‘A’或‘C’的时候！”斯塔福出语惊人，塞莱斯蒂娜吓了一大跳。

“杰里，你这么说不公平！琼与学生一起发表文章的时候，总是把名字放在最后面。”

“嗯，我们实验室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他咕噜着，“我们始终是按照字母排列的。”这是在康托研究小组里唯一争论比较多的话题。实验室流传着一些流言蜚语，说从来没有什么叫艾伦(Allen)或者布朗(Brown)的人与康托共事。曾经有一个从布拉格来的人，名叫切尔尼(Czerny)，那是大家记忆之中，唯一一个与康托的名字按英文字母排列最接近的人名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去年道格卡特菲尔德(DougCafield)来了以后。

“我向你们承认一件事，但是请保证不要说出去。”琼阿德利已经平静下来，脸上泛起了和解的笑容。“斯塔福博士，你关于按照姓名字母来排列的说法很有见地。当我还在布朗大学读四年级时，我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野心大得几乎让人很不愉快，我很关注我的名字最终会在哪里出现。当然，我当时还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我当时甚至还没有决定到哪里去读研究生。有一天，我宣布我要把名字从琼亚德利(JeanYardley)改成为琼阿德利(JeanArdley)。我父亲简直气炸了。真的是这样！”

“你真的改了？”斯塔福结结巴巴地问。

“是的。我到法院去，合法地更改了姓氏。我告诉法官：‘最好当第一，自从史前时代以来一直如此。’他没有问我怎么知道的，反倒哈哈大笑起来。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是，其实我这么做完全没有必要。最终，我继续留在布朗大学。所有的人都敦促我到别的地方去，你们知道在美国科学界是怎么回事：我们非常害怕近亲繁殖，总是建议学生到其他地方去接受研究生教育。可我当时想要找一个女性作榜样，可美国只有几所大学有有机化学女教授，而布朗大学就有一位：凯特琳巴克(CailinBarker)，所以我选择了她。”

“幸好你改了名字，”斯塔福说，“否则的话，你的论文就变成了巴克与亚德利了。”

“你错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其实我叫亚德利也没关系。你瞧，巴克教授总是把她的名字放在最后面。从此我也一直这样。我认为，把年轻的合作者和学生的名字放在前面是一种很好的姿态，表明了你对他们的鼓励——甚至是赞许。因此在PNAS上出现的名字将会是普赖斯和阿德利。”

莉亚在沙发的角落里插话说：“多谢你告诉我这一切。可你为什么不能自己把论文送到那家杂志去呢？”

“PNAS是唯一一家你不能这么做的杂志。要想在那里发表论文，你必须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或者，可以这么说，找一位院士，他愿意代表你递送，并且担保其内容。”

“你不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你在开玩笑吗？”

“为什么这么说？女人不能当院士？”

琼阿德利耸耸肩膀。“噢，她们是允许当院士的。目前，在1610名院士中有50位女性。其中有一位在化学部。我打赌这50名妇女全都是绝经期后的。”她说了一半就止住了。“这是个很无聊的玩笑，我不该这么说的。那些男人也全都年事已高——平均年龄应该是60岁了。总有一天我也会成为院士的。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不要孩子的理由之一。我要成为最年轻的国家科学院女院士。然后我将把我们自己的论文递送到PNAS去。否则的话，我为什么要忍受这种势利呢？”

莉亚露齿一笑。“因为，骨子里面你也是一个势利之徒。”

“对极了！但是难道我们不全都是这样的吗？”

斯塔福仍然坐在桌边，两只手臂交叉在一起，下巴搁在手臂上。他一直非常专注地听着，一笑也不笑。“你认为什么能够使你进入国家科学院？”

阿德利用讥讽的口吻回答：“噢，几个咽侧体抑制素，一两种成功的病毒组合，一次证明这种想法在实践中切实可行的演示……几枚奖章和大奖……作许多邀请报告……发表大量文章……然后找到两个国家科学院院士，最好是地位显赫的院士，写我的提名信并且签上他们的大名。”

莉亚继续问：“琼，为什么国家科学院的女性这么少？”

“为什么化学部的171名院士中只有1位女院士，其理由——”

“你看来很清楚确切的数字，”斯塔福评论说。

“我想计算成功的可能性，”她转向莉亚。“迄今为止，在一流大学里只有很少数女性获得化学方面的终身职位。哈佛大学没有，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耶鲁大学没有，斯坦福大学有一位。而院士都是从那里选出来的。没有爱达荷或者肯塔基来的院士。”

“我没有想到在化学方面的女性如此之少，”莉亚沉思道。“这肯定与我所在的领域截然不同。”

“我并不是说化学界的女性非常少：只是在最高层才很少。如今招进来的研究生几乎有四分之一是女性。我的研究小组里就有三名。莉亚，谈谈你们那里的情况。今天晚上，好像尽我一个人说了，简直可以说是在讲课了。你答应告诉我关于对话主义的。”

“这很公平。我一直在想我的批评工具里面哪样工具最合适你。”

斯塔福站立起来。“请原谅，我很疲倦了。我想上床睡觉去了。”

“你是说你不想了解对话主义？”阿德利的声音听上去很惊讶。

“我已经听莉亚解释过后设论述和巴赫汀的对话主义了，还有什么性别符号学、隐喻、转喻等等。”斯塔福听上去略微有一点歇斯底里。“这是住在这里难以推辞的额外好处之一。”他经过沙发的时候，用肘轻轻推了莉亚一下。

“小心！”莉亚说，一把抓住他的衣袖。“坐下。你没有听过这种说法。这会对你有好处的。实际上，它会对你们全都有所裨益的。准备好了没有？”

“好吧，”斯塔福说，嘲弄地呻吟了一声。“尽量爽快些。后设论述有一种趋势，快成为最长论述了。”他坐在休闲椅的扶手上，用手指梳理塞莱斯蒂娜的短发。

“呆在这里，”她动情地瞥了他一眼，“规矩一点。”

莉亚平息下来。“请允许我对你的话作一个解构。”

“先是说巴赫汀的对话主义，现在怎么谈‘解构主义’了？”

“嘘，嘘，阿德利教授，你没有听说过巴赫汀(MikhailBakhin)，这位著名的俄国人吧，”斯塔福故意把“俄”字读得很夸张。“文学理论家，对话主义之父。当今的学术界杰出人物中的大热门。哎呀，阿德利教授，我一定让你很惊讶吧。塞莉和我全都知道他。在这间房间里面，巴赫汀的名字我们每天至少听见两次。”

莉亚宽容地看了他一眼。“不好意思，杰里。这次我要说的是个法国人，德里达(Derrida)。不过，这个想法的由来无关紧要。阿德利教授，”她继续以一种与斯塔福同样诙谐的风格说，“既然你已经听了20秒钟的巴赫汀，那我就用5秒钟的时间来说明一下解构主义：揭开说话的人所使用的语言中被掩饰或者‘被抑制’的意思。”莉亚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问号。“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在讲课，让我来解析你们这几位科学家整个晚上的谈话。”她看着她的三位听众，逐一看着他们，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琼，开始的时候，在解说你们的昆虫研究、资深作者的问题，以及你为什么认为一个化学教授把名字加在一篇论文上很合适的时候，你总是说‘我们’。”

“那我该怎么说？”

“为什么不可以用第一人称单数‘我’呢？”

“但是我们——”她立即打住，缩了回去。“在科学界从来不这么说。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在科学论文或者在演讲里，不要那样做。哪怕没有任何合作者，”

“可谁是那个‘我们’？你在对谁说话？是某个想像中的科学团体？还是尊贵的由校长或者政客或者编辑组成的‘我们’？我怀疑事情是否真的就那么简单。在我看来，那个‘我们’实质上是根据听众而定的。如果是一次演讲，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听众，从你的合作者——比方说塞莱斯蒂娜普赖斯和你的学生，到专业上地位与你相等的同行。对于塞莱斯蒂娜来说，你想在所有人的面前表明你对她的成就和贡献的肯定和赞扬。可是在有权势或者有广泛影响的大人物面前，在那个有一天将会提名你为国家科学院院士的人面前，情况又是怎么样呢？他应该知道你才是那位真正的资深作者。我敢说，对于他来说，这个‘我们’就意味着一些别的意思。在这里，‘我们’的确切意思是，‘不管怎么说，你我都知道那其实是我的想法。’——”

“等一等，莉亚，你这么说不公平。”

莉亚举起手来。“别急，琼，不要把它当成你个人的事。假设这真是一堂课，现在‘我们’实际上真的是表示‘我们’。不同的听众会如何诠释你所说的‘我们’呢？当然，在写作的时候更加困难：你根本不了解读者的身份。它始终在变化。那个‘我们’就相当有趣了：如何理解它，就取决于听众对你的研究的投入，以及你花了多少工夫让他们投入了。我的意思表达清楚了没有？”

塞莱斯蒂娜始终保持沉默，她的眼睛像在网球比赛中那样在她的教授和莉亚之间来回移动。琼阿德利最后终于打破沉默。“其实，那只是说说而已。在现实世界里是不一样的。我们全都知道我们所说的意思。”她皱着眉头。“告诉我，是什么促使你下决心进入文学批评领域的？”

“这可不是什么心血来潮的事。在奥伯林大学读二年级时，我把专业从英国文学转到了女权主义研究。我父亲大发雷霆。他说：‘你将来靠什么养活自己？这个专业比英国文学还要糟糕。’”

“你怎么说的？”

莉亚耸耸肩膀。“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告诉他这实际上是一门关于权力关系的学问。目前，当代批评理论中最激动人心的运动是后结构女权主义。这就是我在论文里面所要探讨的。伍尔夫(Virginiaoolf)和对话主义对我正合适。我们看看究竟谁能够在大学里面得到更加好的职位，是塞莉还是我。”

“你这是第一人称复数，抑或是另外一种类型的，高级的‘我们’呢？”说完，琼阿德利又急忙加了一句。“别介意。这个问题很愚蠢。”

莉亚久久地凝视着她。“实际上，一点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