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苍白发亮，太阳低低升起，浮出梅夏斯卡娅街拥挤的街巷，他不由自主闭上双眼。痉挛眩晕过去了，他几乎渴望起那种被人蒙住双眼，被一只手牵着走的惬意来。

他厌倦彼得堡这些祸乱。德累斯顿如同平和的珊瑚岛召唤着他———德累斯顿，他的妻子，他的书本，他的稿纸，只有家里才有的上百种小小惬意，更不消说在这当中穿上崭新内衣的快乐了。但是，没有护照，他无法离开！“巴维尔！”他低声唤道，重复着这个充满魔力的名字。可是，从逻辑推理上说，他与巴维尔之间已经彻底断了联系。现在，攫住他的不再是对巴维尔的回忆，甚至也不是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而是巴维尔的出卖者给他掘出的小阴沟。他不准备向左拐，拐向蜡烛街的方向。相反，他朝右拐去，朝着萨多沃伊街走，朝着警察局走。他焦躁不安，心里巴望着涅恰耶夫在后面钉他的梢，暗中监视他。

接待室像先前那样拥挤不堪。他在队伍中排好。大约二十分钟后，他排到了那张桌子。“陀思妥耶夫斯基，按规定来报告，”他说。

“按谁的规定？”桌子那儿的办事员是个年轻人，身上甚至没穿警服。

他愤怒得朝前挥舞着手。“我怎会知道向谁报告？你们规定我来这儿报告。现在，我要报告。”

“您请坐，有人会接待您。”

他气得唾沫星子乱飞。“我不需要接待，我来这儿就够了！你们已经看到一个大活人站在这里，你们还要我做什么？还有，没座位，你让我坐在哪儿？”

在他的火气面前，办事员明显退缩了。屋子里的其他人好奇地看着他们。

“把我的名字写下来就可以结束了！”他蛮横地说。

“我没法只写下一个名字，”办事员公事公办回答他。“我怎么知道写下的就是您的名字呢？让我看看您的护照。”

他憋不住自己的火气。“你们没收了我的护照，这会儿倒要让我自己生造出一本来！多么荒谬！让我见马克西莫夫督导！”

要是他以为办事员会被马克西莫夫督导的大名吓倒的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马克西莫夫督导不在。您最好坐下来平静一下。有人会接待您的。”

“什么时候？”

“我怎么知道？不光您一人有麻烦。”他朝拥挤不堪的房间指了指。“无论如何，有怨的话，按正常的程序走，都要写个书面的东西交上来。没有书面的东西，我们没法办事。听说话，您也是个有文化的人，当然应该明白这一点。”话毕，他就转向队伍中的下一个人。

毫无疑问，他心里会这么想，要是此刻能让他见到马克西莫夫，他会用涅恰耶夫去换取自己的护照。要是他犹豫一点儿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相信自己被出卖了———被他自己出卖了，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卖了———而这恰恰是涅恰耶夫所期望的。要么，事情会变得更糟糕，他们会更深地搅和在一起？涅恰耶夫那些多得过分的冷嘲热讽背后，那些讥讽他会去告发的言辞背后，有没有可能是故意迷惑他压制他呢？他每想到一点，就觉得自己被击败了。被击败了，也许是他有意想使自己被击败———被一个玩家击败。而这个玩家，从他认识他的那一天起，甚至更早，就意识到降服他人的乐趣所在———筹谋、唆使、诱骗———竭尽所知去套牢他。对于自己愚蠢到家的被动，对于自己意识上的半推半就，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解释呢？

巴维尔的情况亦是如此？在他内心最最深处，作为继父的儿子，他会易于受到花言巧语般承诺的诱惑吗？

涅恰耶夫说到金融家，把他们比作蜘蛛。可此时此刻，他感觉自己恰恰是涅恰耶夫蜘蛛网里的一只苍蝇。他能想到的蜘蛛，比涅恰耶夫更大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坐在桌子后面的蜘蛛马克西莫夫，吧嗒着嘴唇，盘算着他的下一个猎物。他希望自己能把涅恰耶夫当一顿美餐，活吞了他，咬碎他的骨头，吐出干巴巴的残渣。

这么看来，在一番自我满足之后，他已经堕落到这些渺小之极的报复中去了。他到底能堕落到多么低的地步？他想起马克西莫夫的评论：在这样的年纪，保佑女儿们的父亲吧。倘若有儿子的话，做父亲的最好别在身边，就像青蛙和鱼的关系。

他在脑海里描画了蜘蛛马克西莫夫在家里的情境。他的三个女儿们烦着他，下巴蹭着他，轻轻地嘘他，小心翼翼地对着他看，以不惹急了他为准。

他一直希望阿波隆·迈科夫快些给他答复；可公寓的看门人信誓旦旦地说，他没有收到任何信件。

“你能肯定我的信发出去了吗？”

“别问我啊，问问那个送信的男孩。”

他试图找到当初送信的那个男孩。可是，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

他该再写封信吗？倘若迈科夫收到了他的第一封求救信，却对他置之不理，他难道就不会拒绝第二封求救信吗？他并非是乞丐。可是，眼前的现实的确令人不快，日复一日，他要仰仗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施舍度日。这消息会传出去。倘若现在还没有传出，将来到了人人都知道的时候，恐怕会有半打的债主不会再借钱给他的。身无分文的状态也不会保护到他：一个狗急跳墙的债主，很轻易地就能估算出价码，估出他的妻子、他的家庭，甚至他的作家同道为了帮他洗刷耻辱能够筹出的钱数来。

更多的理由需要他逃离彼得堡！他必须重新拿回自己的护照。要是那样还不行的话，他必须冒险用伊萨耶夫的证件再走一趟。

他答应过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去看看那生病的孩子。这会儿，他发现凹室那儿的帘子拉开了，马特廖娜正在床上坐着。

“你觉得怎么样？”他问了问。

她没有吱声，出神地想着心事。

他走近些，把手搭在她额头上。她两颊有些红点儿，呼吸很弱，可并没有发烧。

“费奥多尔·米海伊洛维奇，”她慢腾腾地开口，眼睛没有看他。“死会让人痛苦吗？”

他颇为诧异，诧异于她想问题的角度。“我亲爱的马特廖莎，”他安慰她说，“你不会死的！躺下来睡一小会儿，醒来你就会觉得好些的。用不着几天，你就能回学校上课了———你听到医生这么说了吧。”

他边说，马特廖娜边摇头。“我不是说我，”她说。“会痛苦吗———你知道———当一个人要死的时候？”

他知道这会儿她是认真的。“此时此刻？”

“是的。不是说已经死了，而是面对死的时候。”

“当你知道你会死的时候？”

“是的。”

他心里充满感激。这些天来，马特廖娜一直躲着他，对他不冷不热，孩子气地沉浸在自己的怨恨中。她内心深处藏着对巴维尔的珍贵记忆。她始终在排斥他。现在好了，她重新恢复到先前的样子。

“动物们不会觉得死有多么难，”他的语调舒缓柔和。“我们也许得跟动物们学学。也许，这就是动物们能和我们在大地上共处的原因———它们向我们展示了生和死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难。”

他顿住，接着又说下去。

“死亡最让我们害怕的还不是痛苦。最让我们害怕的是丢下那些爱我们的人，独自上路。不过，事实不是那样的，不是那么简单。我们死的时候，心里会装着我们爱的那些人一起走。所以，巴维尔死的时候，他心里装着你，装着我，也装着你的妈妈。现在，他还装着所有我们这些人。巴维尔并不孤单。”

马特廖娜依然呆呆地出神。她若有所思地说：“我不是在想巴维尔。”

他心神不宁。他弄不懂。不过，这种情绪瞬间即逝，他意识到，他不知道的地方太多了。

“那么你在想谁呢？”

“想上周六在这儿的那个女孩。”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个。”

“谢尔盖·根纳德维奇的朋友。”

“那个芬兰姑娘？你是说因为警察把她带走了吗？你大可不必躺在这儿为那件事担惊受怕！”他把她的手拉到自己手里，向她保证似的拍着。“没人会死的！警察不会杀人的！他们会把她遣返回卡累利阿的，就是那样。最坏的结果就是把她投到监狱里，关上几天。”

她抽回自己的手，掉头看着墙。他逐渐明白一点，即便是到现在，他还没有全搞懂她。她可能不会再要求他作出保证，可能还没能从小孩子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实际上，她是在转弯抹角地告诉他一些他并不知道的事情。

“你是担心她会被处死吗？你所担心的就是这个吗？因为你知道她做过些什么事？”

她摇了摇头。

“那你就必须告诉我了，我再也猜不出来了。”

“他们都发过誓，他们是决不能让人抓住的。他们发誓被抓住之前就先自杀。”

“发誓并不难，马特廖莎，难的是执行它们。尤其是你的朋友已经跑掉了，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生命是宝贵的，她保自己的命是对的。你不必责备她。”

她眼睛亮了一下，接着就出神地摆弄起床单来。她边摆弄边喃喃开口，头低着。他几乎听不到她在说什么。“我给了她毒药。”

“你给了她什么？”

她把头发掠到一边。他看清楚她一直藏匿的东西：轻微之至的笑意。

“毒药，”她说，声音依然很轻。“毒药会让人很痛苦吗？”

“可你是怎么给她的呢？”他问道，迅速在记忆中搜寻着什么。

“给她面包的时候给的。没人看见。”

他回想起当时让他颇感诧异的场景：过时的屈膝礼，给囚犯送上食物的一幕。

“她知道吗？”他嘴巴干干的，低声问道。

她点点头。现在，他想起当时那个芬兰姑娘得到食物时是多么僵硬，多么不领情。他当时没法去质问她。

“可你在哪儿弄到毒药的呢？”

“谢尔盖·根纳德维奇留给她的。”

“他还留下了什么？”

“旗子。”

“旗子和什么？”

“还有些别的东西。他要我保管好它们。”

“给我看看。”

孩子爬下床，跪下，在床垫里摸索了一番。她摸出一个帆布包着的小包。他在床上打开小包，里面是一枝美国造的手枪和几个子弹夹。还有一些传单，一只用长丝线扎着的棉布小钱包。

“毒药就在这里面，”马特廖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