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西莫夫白色的睫毛后面射出一瞥锐利的目光，接着又往下说。

“因此，我怀疑涅恰耶夫现象是不是您所说的那种精神的畸变。也许只是由来已久的父子之间的老问题，只不过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间更有破坏性、更不宽容。如果是那样的话，最聪明的办法也许最简单易行：那就是站稳脚跟，咬牙坚持———等他们长大。我们的历史上毕竟有过十二月党人，然后又有一八四九年派。如今还活着的十二月党人都是老人了；我敢说控制他们的、不管什么样的恶魔多年前早就逃跑了。至于彼得拉什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们，您有什么看法？”

彼得拉什夫斯基！为什么要提起彼得拉什夫斯基？

“我不同意。您说的涅恰耶夫现象有它自己的色彩。涅恰耶夫是个有血性的人。有幸被您提到的那些人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搞阴谋诡计的功夫还不到家（这也是他们的光荣），他们当然算不上血性汉子。彼得拉什夫斯基———你既然提起他，我们不妨说说———彼得拉什夫斯基一开始就反对那种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的耶稣会主义。涅恰耶夫是耶稣会的，耶稣会的居士，他相当公开地承认自己信奉那种不惜滥用拥护者的精力以达到自己目的的学说。”

“我还遗漏了一点。请您再向我解释解释：为什么您继子那样的梦想家、诗人、有才智的年轻人会受涅恰耶夫那样的匪徒吸引？依您看来，是不是因为涅恰耶夫之类的匪徒受过了一点教育？”

“我不知道。或许因为年轻人身上有些尚未泯灭的东西受到了涅恰耶夫的精神的召唤。或许我们大家身上都有那种东西：我们以为已经灭绝了几个世纪，其实只是在沉睡而已。我再说一遍：我不知道。我解释不了我儿子同涅恰耶夫之间的关系。我自己也觉得出乎意外。我来这儿只是想取巴维尔的文件，它们对我非常珍贵，您是不会理解的。我要的只是文件，没有别的。我再请问一次：您还不还给我？它们对您毫无用处。看了也不会明白为什么有才智的年轻人要倒向歹徒一边。尤其您更不会明白，因为您显然不会看东西。我不妨告诉你，你在看我儿子写的故事时，我注意到您离得远远的，建起了一道嘲笑的屏障，似乎怕书页上的字句跳出来扼死您。”

他说话的时候，身体里面有什么开始着火，他求之不得。他抓住椅子的扶手，探身向前。

“您害怕的是什么，马克西莫夫督导？当您读到卡拉姆津，或者卡拉姆佐夫，或者不管他叫什么名字，当卡拉姆津的脑壳像鸡蛋似的被打碎，您的真实感觉是什么？您和他一起感到痛楚，还是在那条挥起斧子的胳膊后面偷着乐？您不回答？那让我来告诉您吧：时的感受应该既是胳膊和斧子，又是脑壳，而不是隔得远远地冷笑。如果我问您，您一定会说您在追捕涅恰耶夫，要把他捉拿归案，加以审判，并且要有合法的程序，原告和被告都有辩护律师等等，然后把他终身监禁在一个清洁、灯光明亮的牢房里。但是您不妨反视一下自己：您是不是真的希望这样？难道您不想砍掉他的头，用脚践踏他的血迹吗？”

他往后坐坐，满脸通红。

“您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费奥尔多·米海伊洛维奇。但是您把说成像是恶魔附身。如果用那种标准来衡量，恐怕我是个很不够格的者，愚钝而缺乏想象力。可是我担心您此刻是不是在发烧。假如您照一下镜子，您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我们作了一次长谈，很有趣不过时间长，我还有许多公务需要处理。”

“听我说，您死抱着不放的那些文件可能是用阿拉米语写的。对您毫无用处。还给我！”

马克西莫夫格格笑起来。“费奥多尔·米海伊洛维奇，您为我不能满足您的要求提供了最有力、最善意的理由，那就是：在您目前的状态下，涅恰耶夫的精神能从书页里跳出来，彻底控制您。不过谈正经的：您说您会。改天能不能把这些文件，涅恰耶夫文件，统统读给我听听？这份卷宗只是其中的一卷。”

“读给您听？”

“不错。替我读一遍。”

“为什么？”

“因为您说我不会。请您演示一下，怎么。教教我。把不是思想的思想解释给我听听。”

自从电报发到德累斯顿以来，他第一次笑了：他能感觉到自己脸上僵硬的线条松弛开来。笑声刺耳，没有欣喜的味道。“我一向听人说，”他说，“警察是社会的耳目，现在您却叫我帮忙！不，我不会帮您。”

马克西莫夫点点头，两手合抱放在怀里，闭上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尊菩萨，辨不出年纪和性别。“谢谢您，”他喃喃说。“现在您得走了。”

他来到外面拥挤的接待室。他和马克西莫夫一起，在小房间里呆了多久？一个小时？更久？长凳上坐满了人，有些人倚在墙上，还有些人呆在新鲜的油漆气味刺鼻的走廊里。他出来时，外面的谈话声都停了；冷冷的眼光转向他。多少人要求主持公道，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吐！

快到中午了。他根本没有回自己房间的想法。他沿着萨多瓦亚街向西走去。天空阴沉，冷风飕飕；地上有的地方结了冰，踩上去很滑。他低着头，拖着沉重的脚步，天色显得更加灰暗。但他不能停，他不停地打量着从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寻找他儿子走路时轻快的步伐和肩膀的姿态。根据走路的样子，他就能认出儿子：先是步子，然后是体形。

他试着回忆巴维尔的脸。但是浮现在他眼前的那张特别鲜活的脸却是那个年轻人：眉毛浓密、胡子稀少、薄薄的嘴唇抿得很紧，那是两年前召开和平大会时主席台上坐在巴枯宁后面的年轻人。他皮肤上坑坑洼洼的伤疤由于天冷而发出青紫色。“走开！”他想驱赶那个形象，但是驱赶不掉。“巴维尔！”他徒劳地低声召唤儿子。